同性恋的出柜与家本位的纠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同性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文“出柜”之说法源于英文，有从藏有秘密的衣柜中走出来的意思。①当用来表达有关性别身份或性取向时，它特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在私人交往空间或公共领域对他者披露自己性取向的行动。本文讨论的出柜问题指中国同性恋身份的公开与中国家本位的纠结。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自我认同被视为出柜的起点。在从对自身性取向的困惑之中摆脱出来、建立自信、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之后，对他者出柜的形式和目的一般有以下三种：一是私下的出柜，以亲朋好友为告知自身性取向的对象，在有限的人际关系内赢得他者理解；二是公开的出柜，在同事、同学、熟人的范围内终止对自身性取向的隐瞒，以期在更为宽广的人际网络中得到认可；三是基于政治考虑的出柜，通过大众媒体或重大公共事件将隐蔽的性取向公布于众，以作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反歧视姿态(Plummer，1995：57-58)。这三种出柜形式，既标志着有层次的身份认同转变，也反映着试图公开性少数身份的人们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 研究同性恋出柜的学术意义之一在于理解一种有可能变化的特殊身份认同，深化我们对一系列社会、文化以及法律问题的认识。一些西方学者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对不同民族中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差异加以考证(Greene，1997)；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把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出柜的问题放入身心健康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剖析(Dempsey，1994)；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以出柜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法律环境的变化如何作用于性少数人群的生存状态(Halley，1988；Seidman，2001)。 在目前十分有限的相关中文文献中，一部分学者已注意到中国男同性恋出柜之艰难。王晴锋认为，中国男同性恋的普遍生存状态是认同而不出柜。对性少数身份有良好认同的男同性恋者仍然不愿意向周围的人透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尤其不愿向父母出柜，因而许多男同性恋在形同虚设的婚姻状态中挣扎(王晴锋，2011)。富晓星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研究时也注意到，男同性恋普遍认为隐蔽的性取向等于压抑的个体欲望，但由于害怕公开身份会导致父母极度的失望或愤怒，因而家庭仍然是同性恋身份公开难以穿越的关口(富晓星，2012：171-174)。 对中国同性恋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中国香港学者周华山认为，作为西方同性恋争取合法权利的一部分，“出柜”一词涵盖的基本理念扎根于西方特有的民权概念、言语文化、大都市的高度隐秘性以及个人主义话语中。但中国文化对个人的定义基础是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而不是个体。这要求研究者将中国同性恋的自我放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情境中解读。他认为，中国同性恋面临的主要问题乃是家长的不理解或排斥，而不是来自国家机器的迫害、就业单位的歧视或宗教信仰的压迫。他同时也承认，由于孝文化的特殊作用，中国家长因孩子的同性恋取向而感到难过必将导致后者自身的极大苦痛(Chou，2001：34-35)。 针对周华山提出的观点，魏伟表示部分赞同并提出一定程度的修正。在思辨和长期实地调查基础上，魏伟认为周华山对同性恋身份公开作出的定义过于简单机械。首先，魏伟认为同性恋身份的公开不是一目了然的过程，公开与不公开没有绝对的差异。身份的公开通常发生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层面上，要经过阶段性努力和时间考验，而且有直接与不直接公开身份的区分。魏伟在研究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已在私人范围内和同性恋人群中公开了身份，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出柜，因为他们尚未在公众面前曝光(魏伟，2007：88)。 虽然观点或关注点有所不同，周华山、魏伟以及其他学者的观察都说明，出柜在中国涉及特有的人伦问题，首当其冲的纠结是在多大的人际关系范围内公开身份(刘靖等，2011；佘文斌，2013；刘颋颋，2008；白璐等，2013；王晴锋，2013年；陈繁，2007)。尤其在是否告诉父母的问题上，身份纠结导致的精神挣扎为极致，表现之一即比较严重的自杀现象。据一项在长沙市完成的精神医学研究，诱发中国男同性恋自杀行为的首要危险因素源于出柜的决定和随之遭受的家庭排斥(庾泳，2010)。 为更清晰地梳理出柜与家庭的矛盾，本文作者将用家本位作为分析框架。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家本位以对先辈孝敬为核心，以家庭血脉延绵为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家本位意识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思潮的相互作用之下，男同性恋面临婚姻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局面，而且越演越烈。一方面，社会期待男人作为孝子完成婚姻大事、养育下一代、扶养老人；另一方面，男同性恋处在一个经历全球化、市场经济及个人主义思潮冲击的欲望生活世界。曾在北京研究同性恋社群的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将这一冲击的影响描述为“欲望生产”。她认为，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清醒身份意识的同性恋在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多地出现；同性恋可以自由交往的社会空间激增，以同性恋酒吧和浴池的大量出现为明显标志。互联网的平民化也为同性恋生活增添了更多跨文化交流的条件。在波及其他社群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的财富观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直接作用于同性恋者的情感和欲望(Rofel，2007：85-86)。 同时，人口迁移的自由使得大批身份为“外地人”的同性恋者出现在城市同性恋的朋友圈内；在法律层面，同性恋的非罪化保障了同性恋交往的人身自由。尤其由于对艾滋病问题的担心，国家防控艾滋病的愿望与同性恋渴望远离艾滋病的愿望不谋而合，出现了一个可以合作的机遇，由此涌现出大量以防治艾滋病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同时肩负着维权的责任，发挥着互助的功能，履行着反歧视的使命，因而成为了同性恋者的精神家园和社群整合的智囊机构。 上述社会变迁极大地改变了青年同性恋有关个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认知和话语。但在这一系列认知转变和话语建构过程中，家庭责任仍然占据中心位置。尤其在出柜与不出柜问题上，对家庭责任的考虑继续处在首位。所以，家本位意识形态如何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男同性恋青年出柜愿望和行动的问题将作为本文的核心问题而提出讨论。在讨论中，本文高度关注老一代和新一代男同性恋之间的代际差异如何影响他们对出柜的态度和抉择。 二、对口述材料的分析和解读 本文对出柜和家庭发生的纠结加以系统讨论的实证基础为实地调查收集的深入访谈材料。其来源有三个。一是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2007年在成都市从27名中青年男同性恋收集到的深入访谈材料；二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一个学术合作单位于2011年在北京、西安、成都等城市从31名年龄大多数为65岁以上的“老同志”收集到的深入访谈材料；三是本文作者之一于2012年在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支持下对16名生活在北京地区的男同性恋者进行的深入访谈。三次深入访谈调查包括74名访谈对象，本文直接引用其中6人的陈述材料。 为了深化理解，本文作者查阅了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于1998年创办的《朋友通信》。这是一份以同性恋者为读者群的双月刊。由于经费问题，该刊于2009年停刊。后经张北川授权，青岛“阳光朋友网站”刊出全部70期电子版。在挑选出该刊发表的一次出柜讨论会记录以及部分读者来信和杂文后，我们集中研究了31人有关出柜的陈述，本文引用其中7人的陈述材料。 在分析口述材料时，我们参考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的结果，主要目的是检查口述材料难以说明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比例问题。该问卷调查在2013年展开并完成，共从青岛、广州以及重庆的3个同性恋网站收回301份有效问卷。②虽然这次网络问卷的调查结果只能代表参加网络调查的同性恋者，而且局限于3个城市的3个网站所吸引的同性恋人群，我们仍然认为将一些比例问题作为参考有一定价值，但的确只能作为参考或启发，而不是定论。 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301名填答人中，216人表明已经出柜，其中18-25岁的出柜者占该年龄组的64%，26-35岁的出柜者占该年龄组的75%，36-45岁的出柜者占该年龄组的96%，45岁以上的出柜者占该年龄组的90%。这说明，在这些人中，随着岁数的增大，出柜者的比例上升。至于出柜对象是什么人的问题，45%的问卷填答人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告知了朋友，告知同学的比例近30%。告知异性伴侣(包括配偶或女友)的比例最低，仅为2%。告知父母的比例近7%。告知兄妹的比例近10%。告知其他人的比例为16%。 我们从上述描述中还看到，虽然表明已经出柜的人们占很高的比例，但出柜的行为属于一个按人际关系分为不同层次的举措。一旦涉及亲人，如妻子、女友、家长或兄妹，出柜者的比例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相比之下，告知同学或朋友的难度较低，说明在非亲人关系的人伦秩序中更容易实现出柜，而在亲人关系范畴之内，出柜十分困难。 我们针对个人陈述材料作出的定性分析也表明，男同性恋的性倾向公开常常局限于极其有限的朋友们之中。例如，一位自称为“雨天”的同性恋青年这样说道：“我曾经向三个人出柜，一个是我大学同学，另两个是网友，他们也算是我的朋友吧，一个高中生，一个高级白领。我出柜的对象不是父母。相对于父母来说，对朋友的出柜或许比较容易和简单，有时一时冲动或许就会出柜”。③值得强调的是，在朋友中较容易出柜的说法具有普遍性，在我们收集的深入访谈材料和男同性恋陈述材料中屡屡出现。 一位自称为“萧风”的男青年专门讲述了仅仅对朋友出柜的道理以及不能在工作场所对同事出柜的原因：“现在我在北京，今年大部分大学中要好的同学都知道了，我是主动向他们说的，因为我越来越不想隐藏，想在好朋友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同事当然不知道，因为我和同事的关系，近不到说出这个话题的程度，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而且同事嘛，其实是有利益冲突的，以防万一有人利用这件事进行排挤或打击”。④ 在出柜的告知对象问题上，口述材料显示同性恋者对家人出柜的心理纠结最为激烈，一旦对家人出柜，结果往往是一次告知者与告知对象在情感层面的极度震荡。一位署名为“霍达”的男青年这样回忆了自己的出柜经历：“说到损失，是对父母的。对他们的坦白，造成的震惊和痛苦虽然早已料到，但仍然是窘迫和难挨的。三口人生平第一次聚在一起哭得那样难以抑制。特别是父亲的坚决抵制，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料”。⑤ 一封读者来信的作者更为详细地讲述了对家人公开身份何以难之又难的原因：“我在电话里向姐姐说出埋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个人隐私。后来姐姐告诉了我父母。他们三人都无法接收和理解，尤其是我父母根本就无法接受男同性恋。我父母已经五十多岁，学历不高，他们对我很难接受，觉得我不正常，甚至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没有成家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使得他们经常失眠，思想包袱非常重，在熟人和邻居面前抬不起头，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心灵枷锁。只有我成家了，他们才能对我放心，他们肩膀上的担子才能卸下来”。这段出柜回忆涉及值得注意的几个重要细节。一是父母甚至会认为表明同性恋取向的孩子一定有心理疾病，需要治疗。二是家长会为此感到极端难过或不解，尤其害怕熟人和邻居歧视。三是家长仍然希望出柜的孩子能够成婚生子。这三种反应在我们收集的个人陈述中不断出现。⑥ 对于在农村或县城长大的男同性恋者来说，对家人出柜，则面临更大的阻力。这是因为村落、乡镇或小县城一般都是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空间，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农村的熟人社会压力导致男同性恋的父母不仅受到孩子公开身份带来的心理冲击，还要面对面地忍受“家丑”曝光后招致的社会偏见。在上面提到“萧风”就是来自一个小县城的同性恋青年。他的叙述提醒我们，同性恋者在农村被接受的难度可能远远大于城市：“我自小就生活在县城里，属于那种半城市半农村的地区，家里人很保守，整个小城的人也很保守。出柜，会让我父母难堪，毕竟大部分人是鄙夷同性恋”。⑦ 陈述材料还显示，一部分家长甚至采取相当极端的手段逼孩子找对象。如一位自称“北林”的这样叙述一个朋友所遭遇到的极端的家庭干预：“(我的朋友)在26岁时经历了第一次性行为，那是他偶然发现一个同性恋基地之后的事情。直到36岁，(我的朋友)才结婚。周围的人把他看成怪物，怀疑他有病。他父母甚至在夜里掀开他的被子，查看他的生殖器”。北林的那位朋友最后在家庭压力之下成了家并生下一个孩子。⑧ 如果身份问题对健康的同性恋者而言已经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病，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者则面临更为难忍的煎熬。以一位昵称为“小亮”的四川男同性恋者为例，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我们见到了小亮。他当时28岁，农民子弟，独生子，父母中只有母亲在世。小亮在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酒水和日用品销售。我们见面时，他正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销售员，月薪3000元，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里当时绝对属于中产阶级的一员。我们还了解到，他先后有过5个性伙伴。2004年，他在一个关爱组织的号召下做了艾滋病检测，结果是阳性。知道结果后，小亮说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相信会被感染。他原来一直认为自己在同志社区属于洁身自好的那类人，即性伙伴较少的男同性恋者。他说知道阳性结果后，想得最多是母亲，因为他是独子，需要供养老人。 同许多30岁上下的男同性恋一样，小亮也承受着来自家庭要求他结婚的巨大压力。2006年，家人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为了不伤害母亲的感情，他与那位女士来往了半年，慢慢将对方原来以为要建立的夫妻关系变为了朋友关系。小亮表示，人生苦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帮助艾滋病感染者，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挣更多钱，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尤其要送给母亲。小亮同时坚定地说，他不会主动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或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告诉家人。⑨ 中国男同性恋者对家人出柜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必然与中国的家本位意识形态有关系，但同时也涉及出柜作为一种外来话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在西方同性恋话语中，彻底出柜被视为个体独立性的具体表现，蕴含丰富的政治意义。例如，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性别政治运动中，同性恋组织通过号召个体出柜或组织集体出柜，宣告自身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自觉存在。而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单元和基本的社会单位并非属于孤立的生活空间，而是被视为亲朋关系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认知之下，照料长辈并抚育后代仍为家庭生活的核心任务。 对当代中国的很多同性恋者而言，他们同时作为家庭的成员和欲望的个体，而这是两个有扭力的社会角色，前者具有压倒后者的文化根基。正如一位中国人类学家所言，“传承下来的家庭文化模塑的人格更占上风。它呈现为一种超越于社会的稳定性，即同性恋个体并不完全因为他人的想法而随波逐流，而是从主观意识来说不想破坏既定的家庭秩序”(富晓星，2012：174)。一些同性恋者的自述也证明这一点。例如，一位自称为“亦良”的男青年说道：“我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如果说我走上这条路是个错误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尽我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错误造成的后果减少到最小”。这段话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家庭责任的个体性内化；对父母的报恩之心远远高于个体独立性的重要性，所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需要最小化。⑩ 在男同性恋青年中，在欲望个体和家庭成员这两个角色之间发生的冲突表现得较为充分。一旦我们将老年男同性恋者的生活经历放入考虑之中，我们会发现一条明显的社会变迁轨迹贯穿于新老两代同性恋人群。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年龄介于20多岁至30多岁的青年男同性恋者对有特点的性取向和别致的生活方式持肯定态度。这是因为可以表现个体独立性、独特性、现代性以及超越性的可能就在于自身性取向与有特点的生活方式之结合。而在强调个体独立的现代意识表达中，倡导同性恋合法婚姻的声音最具典型意义。另外，在同性恋文学、电影、网站文章、选美比赛以及学术著作中，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个体独立性之表达更为丰富。这些言论和观点或行动为同性恋者勾画了一个理想化的浪漫生活世界，一个可以充分展示独立人格的世界。 然而，在老一代同性恋所经历的成年礼中，有特点的性取向和别致的生活方式被放置在一个不可选择的位置。男性之间的情欲被视为不能对婚姻或家庭构成威胁的额外快感。所以，一位岁数较大男同性恋在访谈中提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异性组成的家庭生活和同性性行为之间依然是一种包容关系。这位自称为“杨先生”的访谈对象特别指出：“我觉得男性找男性跟异性恋的丈夫出去找女人区别好像不大”。(11)至少对这位“老同志”而言，在男男性行为和异性恋者的婚外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老一代同性恋者中，家庭生活被更多地理解为一种需要处理好亲情关系的责任。例如，一位自称为“张老师”的老年同性恋这样讲述他如何和妻子讨论自己的性取向：“老伴后来怎么知道呢？她就发现我跟年轻人在一起比较多，我喜欢年轻的(男人)，她就有一次在我参加(同性恋组织)接热线工作两年以后，趁着家里没有人问我，我发现你喜欢男的。问这个话也在3-4年前了，后来我就说是，我喜欢男的，(她就问)哎，你喜欢男的怎么还跟我结婚，我说俗话说年轻夫妻老来伴，我说咱们都60来岁了，想当初，跟你结婚，我说影响咱这个家庭没有，我说咱这个家庭，姑娘孙子不都有了吗？我们不是很好地过了这几十年吗？不是过得很好吗？我跟很多男同志在一起，对咱这个家庭没有影响，是不是？”(12)我们可以从这段个人陈述中感觉到，在改革开放之前进入成年期的男同性恋中，将男男性生活放置在婚姻生活之外的意识较强，同时可能性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出柜选择。 此类特殊爱好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即便身份暴露，最好的应对策略仍然是回避。一位自称“黎哥”的老年同性恋者在访谈中说，即便家庭成员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也需要采取不正面承认的方式，以便顾全自己的面子和家人面子。(13)一位名叫“小魏姐”的老年男同性恋者对此也十分赞同。这位访谈对象在男同性恋社群生活中偏向女性身份的呈现，所以自称并同时被熟人称为“姐”。在回忆他的同性恋身份如何被家人知晓的经过时，他特别提到：“当时我妻子还是也接受了一些，就不再谈了，彼此回避一下。我女儿问过我，爸，你是不是同性恋，我就说，你愿意让我说是还是不是，就是这么回答一下。她没说话了，她大了才问这些问题，但并不想听到她要的那个答案，我采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去反问她，她为了她的面子，她也不可能想去认可”。(14) 在以上段落提到的“杨先生”、“张老师”、“黎哥”、“小魏姐”的个人经历提示我们，老一代男同性恋不但将婚姻视为必须迈过的人生门槛，而且将顾及自己和家人面子的考虑作为处理身份暴露的绝对优先考虑。这四位“老同志”在接受访谈时，他们的同性恋身份均已被家人察觉，但他们的对策都是迂回的、掩饰的、得过且过的出柜方式。作为整整一代“老同志”的一个共识，他们的既定生活目标是保持家庭内部的一团和气，让大家都有面子，努力过好夫妻有亲情的生活，照顾好下一代。这一切不能因为对额外快感的爱好而放弃。 我们应该指出，中国的老一代男同性恋者属于家庭多子女的一代人。而在20世纪70年末期及之后出生的男同性恋，则属于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301位填答人中，50.33%为独子，这一半为独子的局面使得新一代男同性恋者在婚姻和生育问题所面临的家庭压力远大于老一代。一封读者来信的匿名作者甚至说：“我是独生子，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很高。要是妈妈知道我是同性恋，该怎么办？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很伤心难过。他们是那么爱我疼我，我还这么伤他们的心。我想过要自杀，但是我要死了，我爸爸妈妈怎么办？”(15)这段个人叙述从侧面说明，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家庭的延续、孝道的张力、婚姻的压力、对生育的渴求、顾及父母的面子等考虑反而更为紧迫。若与家庭的幸福相比，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则显得过于自私，所以即便在年轻男同性恋中，传统的家庭责任观与个体化的家庭责任观之间发生的冲突也不断出现。 出柜与不出柜的问题与家本位的纠结并非一把永远打不开的铁锁，但要找到开锁的钥匙需要一定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条件就是家长从高度情绪化的拒绝或否认转为爱子如命的容忍或默许。例如，一位喜欢健身、唱歌、练跆拳道、学习韩语的小伙子说，一次有两个女生去他家玩耍，被母亲误解为三个人在乱搞，“后来在一次快使我崩溃的争吵中，我一气之下大声一喊：我是同性恋者，我不喜欢女生！那声音连一楼及四周都听得见。公开后，我哭了。妈静了几秒钟，问我：同性恋是什么意思？我晕死。事后，通过我姐，我妈都知道了。她明白后反而让我和男女生都保持距离，不过没以前那么严。欣慰的是，我活得更轻松，妈也奇迹似地表示了理解。她说，只要你不去学坏，走入社会和谁恋爱与我无关，这是你的自由。后来，她开始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男同与艾滋的文章。那两个月的时间，她一直念叨我，叫我对感情专一，别乱来，现在病很多，花钱不说，命没有了一切空白”。(16)由于有了母亲的默认，这位小伙子认为自己变成了一名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但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补充说，身份的公开不意味逢人就说，最好有一个带有试探性、融入性，让人接受慢热的过程。 能够打开身份认同铁锁的另外一把钥匙就是将个体性欲望与家庭责任视为人生如戏与戏如人生的关系加以处理。以自称“阿哲”的一位小伙子为例。(17)已经三十多岁的阿哲出生在农村，从小喜欢读书，在研究生期间攻读中国文学。其父在阿哲15岁时去世，其母此后长期生病。在谈到自己的性取向时，阿哲说：“我现在接受自己很晚，但是一旦接受就是100%了，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纠结和烦恼，没有任何的接纳自己方面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也没有困惑，就是找男朋友的时候会麻烦一些，因为岁数大了，而且我还想拥有一个完美的爱情”。阿哲期待的完美爱情却迟迟没有到来。一方面，他觉得他遇到男同性恋对性生活的态度过于随便，所以他在同性恋中一直洁身自好；另一方面，他更喜欢岁数较小的“直男”(即异性恋男性)，然而屡遭情感挫败，结果他仍然是处男。 虽然阿哲对很多私人关系较好的朋友和同事表明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对亲人选择了彻底的沉默：“他们都是小县城的或者是农村的，有的很多的从小他们就没听说过这个什么是同性恋，所以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理解不了的，肯定是理解不了的，告诉他们就是自找麻烦。而且像我母亲这么大岁数，身体又不好，这对她不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肯定是个打击”。 对阿哲而言，从家庭的纠结和身份的挣扎摆脱出来的关键性事件是一次听到李玉刚表演的《贵妃醉酒》曲目之际产生的顿悟和联想。他这样说道：“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主要是被李玉刚在男女角色之间那种游刃有余、自由的那种态度所打动了吧……(此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更从容了，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18)通过舞台艺术带给他的感悟，阿哲对出柜与不出柜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类比：“我没有和家里人出柜，以后也不会，一方面是接受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说没有必要。我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在家里就是亲情，和亲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都是在做自己，以接纳自己的态度来生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阿哲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的方式在我们接触到的男同性恋中是普遍现象。在这种处理身份的方式中，能够游刃有余地对待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的诀窍如同旦角演员在台上与台下的角色转化一般。这意味着在属于舞台下的个人生活中保持自我的真实，而在属于舞台上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则以粉墨登场的姿态出现。 三、商榷与反思 在结束本文讨论之际，我们希望回应周华山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来自西方的出柜理念意味着游离在家庭之外，在中国文化中甚至带有性行为属于越轨范畴的意味。一旦游离在家庭之外，出柜就意味着游离在主流社会和文化之外。因此，中国同性恋者需要打造自己的本土化词语、概念以及策略，用于展示身份认同，同时使同性恋身份的公开紧紧地同中国家庭文化的语境连接在一起。周华山继而建议，中国人常常说的“回家”一词完全可以作为建构中国同性恋认同的本土化词语之一。他特地指出，如果身份认同仅仅被界定为性趋向的另类，告知家庭意味着背离家庭；而一旦镶嵌在亲属语境之内，同性恋伴侣关系可以编织成为亲属关系的一部分。这需要从认亲开始，以孩子的角色或姐妹以及兄弟的身份通过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交活动(如一起吃饭、购物、消遣)，慢慢赢得双方家长和家庭的认可(Chou，2001：35-36)。 “回家”观点之核心在于指出中国家庭关系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伸缩性的关系分界，所以同性朋友在某些中国家庭内完全可以被接受成为变相的家庭成员。但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即便在家庭网络中被变相地接受，中国同性恋者可以迂回的社会空间仍然十分有限。如果可以将自己的同性伴侣纳入亲人的范畴，同性恋的“回家”策略(相对“出柜”策略而言)，当然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典型意义。然而，“回家”作为一种话语虽然可以被打造，也有可能作为行动被一部分家庭接受，然而，这样的中国家庭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与绝对多数的反差恰恰体现着个人权利的多寡以及社会歧视的巨大压力。 家庭作为社会的缩影，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家庭能否接受同性恋身份的公开反映着家庭成员对社会是否能够接受同性恋者的判断。除了考虑到孩子是否会结婚生子的问题，家长还要考虑社会歧视可能导致的伤害，考虑到孩子的同性恋身份公开是否会导致亲朋好友的疏远、名誉的毁坏、升职机会的丧失、法律的处罚、乃至于整个家庭的社会边缘化。所以，也许只有当一部分社会名流主动曝光自身的同性恋身份、媒体变得更为宽容、反歧视政策法规能够出台且有效实施时，来自家庭的压力和源于家庭关系的纠结才有可能大幅度减少。 换言之，任何传统或惯习都具有保守或守旧的性质，否则不能称为传统或惯习。突破传统或惯习的力量虽然需要价值观的转变，但如果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以及配合法律措施的新文化思潮，我们难以期待传统的思维方式或惯习会自动地消失。因而，中国同性恋社群的政治化实属一副必要的催化剂。欲望的生产、回家策略的可能、社会宽容度的提升或个体独立话语都难以代替彰显着人权和性权利的政治化过程。再换一种说法表达，西方同性恋积极争取自身权利的努力对中国同性恋社群具有借鉴价值，有潜力变为一笔可以分享的财富。 改革开放后，同性恋的个人自由空间明显扩大，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领域：由于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被松绑，农村或小城市的男同性恋者可以自由迁移到同性恋生活相对自由的大城市；由于同性恋的非罪化，中国刑法不再包括鸡奸罪，同性恋者交往的人身自由得以保证；由于同性恋行为的非医学化，同性恋者不再被视为性变态者，从而获得摆脱精神病污名的自由；由于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度不断扩大，个人或合伙经营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如酒吧、会所、浴池)才有可能大量出现；由于有创办同性恋网站的自由，同性恋社交媒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发挥着交友的功能，同时起到维权的作用。 在上述五个领域中，同性恋权利的获得和自由度的提升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同时也受益于同性恋社群本身的积极努力。这一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证明，彰显人权和性权利紧密结合的政治化过程确实不可缺少，否认它的重要性将意味着对中国同性恋身份社区的否定。 ①“出柜”一词的英文为“coming out of the closet”，其中“closet”(即衣柜)暗示着藏有骷髅的意涵。 ②这次男同性恋网络交友调查的负责人是本文作者之一景军。其他参与研究的学者包括张军、薛伟玲、张良敏。本文作者感谢张军、薛伟玲、张良敏作出的前期研究工作。 ③匿名，《出柜的一身三角》，《朋友通信》(十年选萃：生命篇)，2003年，第138页。这是一份出柜谈论会记录，共包括二十多人的发言记录。由于该文作者没有留下名字，所以用匿名标注。 ④萧风，《出柜的一身三角》，《朋友通信》(十年选萃：生命篇)，2003年，第140页。 ⑤霍达，《出柜的一身三角》，《朋友通信》(十年选萃：生命篇)，2003年，第141页。 ⑥匿名，《读者来信》，《朋友通信》，2009年，第71期，第50页。 ⑦匿名，《出柜的一身三角》，《朋友通信》(十年选萃：生命篇)，2003年，第140页。 ⑧北林，《老G这一生》，《朋友通信》，2004年，第39期，第38页。这段陈述提到的“同性恋基地”指男男同性恋经常出没的场所，有可能是会所和浴池，也有可能是公园或公共厕所。 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深入访谈调查记录：小亮访谈记录，2007年。参加此次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深入访谈调查的学者有景军、张玉萍、何明洁。本文作者感谢何明洁的支持。 ⑩匿名，《出柜的一身三角》，《朋友通信》(十年选萃：生命篇)，2003年，第138页。 (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同志口述史汇编：杨先生访谈记录，2011年。参与老同志口述史研究项目的中外学者分别包括Heath Worth(新南威尔士大学)，景军(清华大学)，Karen McMilan及A.Kelly(新南威尔士大学)，苏春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富晓星、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张玉萍、赵芮、崔佳(清华大学)。作者感谢上述学者在研究项目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对本文使用项目部分材料的支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口述史研究共包括31个访谈对象，年龄在58岁至83岁之间，其中65岁以上的老同志占大多数。 (12)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同志口述史汇编：张老师访谈记录，2011年。 (1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同志口述史汇编：黎哥访谈记录，2011年。 (1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同志口述史汇编：小魏姐访谈记录，2011年。 (15)匿名，《读者来信》，《朋友通信》，2003年，第51期，第77页。 (16)匿名，《长大后，前后两个我不一样了》，《朋友通信》，2005年，第46期，第68页。 (17)王晨阳，同志交友行为深入访谈记录汇编：阿哲访谈记录，2012年；另外可以参考，王晨阳，2012年，第53-65页。 (18)李玉刚，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以融合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歌剧艺术元素为一体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