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令世人瞩目。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过渡年，真正的21世纪从2001年开始。展望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呈如下三大趋势：即民营化的改革趋势、被动式的开放趋势和次高速的增长趋势。
一、民营化的改革趋势
纵观我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目前，在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市场化的程度已达70%左右。中国已跨入市场经济门槛，不再是计划经济国家了。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对中国经济来讲，将是个市场深化的过程。包括产品市场深化和要素市场的深化等。特别在产权市场化方面，将表现为民营化的过程。
民营化，此指政府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逐步退出控制地位，变为非国有企业。从绝对控股来说，政府股份低于50%。如果是相对控股，则政府不做企业的最大股东。中央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国有经济逐步民营化的决定。十五大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其实已经承认了混合所有制，而不再是单一的国有制或公有制。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决定，提出“有所不为有所为，有进有退”。“退”，就是退出制造业、服务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政府可继续留守公共服务部门、自然垄断部门、安全军工部门和高科技部门的骨干企业。但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公共部门、军工部门等也都不一定全由国家垄断经营。至于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发展更需要民营经济的参与，尽管其初期需要政府的扶植。
过去20多年中，我国民营化的进程并不比东欧国家慢。例如工业产值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增量已达75%。如果除去乡镇企业这一块，狭义的民营经济增量也已有35%左右。我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国企改革20多年来，从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其基本走向是民营化。尽管有些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某一行业仍是龙头老大，但从市场竞争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国企的优势是在封闭条件下靠政府垄断形成的，其利润属于垄断利润，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允许民营企业参与平等竞争，国企的优势就将逐步丧失。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外来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将使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几年内不复存在。
上海的国有企业，与其它地区相比，数量较集中，效益也算是较好的。但与民营企业比，尤其是与跨国公司比较，其竞争优势就不见得强了。上海近十年经济发展迅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量外资涌进，通过中外合资、合作与外商独资加速了民营化的进程。上海近年外贸出口的增长和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也主要得益于大量“三资”企业。
江苏的乡镇企业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90年代以来作为“二全民”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毛病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还要大。目前苏南90%以上的乡镇企业已转制，即已经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民营化。其中经营者控股、持股的比例很高。苏南等发达地区传统乡镇企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目前已经或正在股份合作化、甚或私有私营化的乡镇企业，其产权大都已落实到了个人，乡镇政府不再控股。从转制的效果看，乡镇企业的民营化，即将带来苏南经济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浙江的民营经济最有生机和活力，后劲最足。浙南地区基本上是民营经济的天下。其中温州、台州和金华等是民营经济发展最快、最成功的典型。经历过曲折的温州民营经济已经上了台阶，上了水平和规模，前景可喜。
上述三种模式，浙江由民营经济起始，江苏由乡镇企业转制，上海通过国有企业的中外合资，一个共同的趋势是民营化。无论是民营化在全国的实践，还是从中央关于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领域退出的理论和政策看，都表明民营化是21世纪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被动式的开放趋势
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全球化在历史上至少已出现过二次。第一次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冲破了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的束缚，建立了世界市场，使得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生产与消费突破地域界限而带有国际性。第一次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是贸易自由化。这次全球化进程缓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止。五百年前曾是世界强国的中国由于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等因素，阻碍了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落伍。在第一次全球化中，我国没能抓住机会。
第二次全球化开始于1990年代，以柏林墙推倒为标志，世界东西方二大经济板块一体化了。除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在搞市场经济。这次全球化除了贸易自由化外，还有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是第二次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已远远超越国标贸易。
中国20世纪后期20年的开放，初步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国际化。目前，我国的外贸出口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外资引进已达3000亿美元左右。外贸和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大功率“发动机”。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成定局。“入世”，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国际化，是我们融入和参与全球化的标志。“入世”前，我国的开放是局部、初步和表层的。“入世”后，这种开放将是全方位和深层次的。
前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开放是主动开放，即开放什么、开放多少、对谁开放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是可控的。而加盟WTO后，中国经济的开放将是被动的，即开放什么、开放多少和对谁开放等，已不由我们自己单方面决定。如开放哪些领域、开放到什么程度和开放的先后次序等很大程度上都将不可自控，受WTO的支配。“入世”后，国家的一部分经济主权要让渡，如关税政策的决定等。还有国内的法律法规等，也要遵守WTO的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
被动式和深层次的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从中长期看，从宏观全局看，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从短期和局部领域看，可能弊大于利。
先说农业。“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性负面影响很大，因为中国的农业落后。但这种影响不会大到致命。原因在于，尽管美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明显，然考虑到农产品的运输成本问题，还有民族消费习惯即口味上的差异等，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会大大减弱。中国的农业长期没有过关，主要是因为缺资本、缺技术。从积极面看，“入世”给我们的农业带来了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大量引进外国的农业资本和农业技术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连合资合作的农业主体都缺少。
受WTO冲击性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服务业。在我国金融和贸易等服务业的很多部门中，至今仍是国有经济居垄断地位，民营经济进入很少，缺乏竞争，市场机制不能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起有效的调节作用，导致目前大多数服务业部门经营效率低下，国际竞争力弱。如电信服务、尽管已从国家独占垄断改变为多家寡头垄断竞争，但由于长期受政策保护，拒绝民营经济参与竞争，遏制了行业的良性发展。加入WTO后，外国电信企业的进入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当然外国电信同时也会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与优质的服务，使消费者受益，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所面临的挑战同样是巨大的。以银行为例，相对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资本金充足，业务多元化，操作规范化，管理现代化，服务优质化，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率为0.67%，而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高达20%之多。而且外资银行由于其优厚的待遇，必将使我国银行业在人才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会流失一大批业务骨干。总之，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只有加速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民营化，转变经营机制，才能迎接这种被动式开放所带来的挑战。
在加工制造业领域，也于各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优势等存在差异，“入世”后受到的影响也不同。总体上，相比较于农业和服务业，制造业的开放已不是很被动了。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服装业等，我国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家电工业为例，十年前我国家电产业与日本差距很大，后来通过引进外资，提高技术，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三大家电生产国。中国民族家电工业已成长起来了。当然，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我国的竞争力弱，将受的影响较大。
尽管加盟WTO，逼使中国经济波动式开放，但从总体开放的效果后，积极作用是主要的：①将拉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据估算，“入世”后每年将增加800-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②整体上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虽然工业等领域下岗失业人数将增加，但服务业的发展将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只要能转业，就会补缺而有余。③带来外资的进入高峰。市场的开放必将引来大量的外国资本。④加速技术引进与技术进步。中国开放20多年，我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引进，而不是原创的。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转移会大大增加。⑤被动开放后，大部分商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剩余增加，13亿消费者的得益最明显。⑥有利于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因为可借助外资外技的进入推进国企改革，促使产业结构优化。
三、次高速的增长趋势
根据中国的情况，如果将国民经济10%以上的增长速度界定为高速增长，那末6%-10%可视为“次高速”(Second-high spead)增长。中国前20多年的增长是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一、二十年将转入8%左右的次高速增长。
从总量扩张看，经济增长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先递增后倾向递减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平均长度约为5-6年。这一次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是建国后的第9个经济周期，长达8年。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掀起的高速增长，是这次周期的开端。随后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94年政府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三年后成功“软着陆”。但不久又滑向通货紧缩，98年政府再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到目前为止，通货紧缩已经缓解，已开始进入第10个经济周期。98年我国经济增长为7.8%。99年7.1%的增速更为真实。2000年估计在8%左右。从趋势讲，中国经济增长已很难再出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因为，一方面从投资需求看，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开始递减。投资在以前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变量。什么时候要增长，只要增加投资就能马上见效。但现在投资需求的作用减弱了，因为中国经济已不再是短缺经济，不再是投什么、长什么。也就是说，首先，经济增长已不是主要取决于供给，而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其次，已不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总量，而是取决于投资结构，包括需求结构（最终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供给结构。由于政府投资的比例和作用下降了，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明显减弱了。98-9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从消费需求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消费需求不足。就目前已走出“短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中国经济而言，投资的拉动作用相对缩小，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在中国的总需求中，消费是最大的变量，一般要占到60%以上。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巨大。但这一市场是潜在的，正在开发中。从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力看，有效需求的成长有一个过程，在吃、穿等温饱问题解决后，短时期内很难再快速增长。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价格；现期和预期收入与消费率等。目前消费需求不旺首先在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是居民收入中用于子女教育和养老保险等的积蓄比例较大，即期消费减少。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率低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是渐进的，所以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而拉动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势必将进入次高速状态，而很难再出现“排浪式”消费相应的高速增长。
从结构消长看，如下四大结构的转换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次高速增长。
1、产业结构的消长。经过20多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调整。但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模式”相比仍有较大的编差，其中主要是GDP中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偏高，1998年二者为67.2%，服务业的比重偏低，1998年为32.8%。21世纪初，工农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放慢，服务业的增长会加速。
2、地区结构的消长。中国地域辽阔，由于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及国家政策存在地域性差别等，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呈东部高、中西部低的态势。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而中西部的增长速度将加快。今年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发达而且地域禀赋差异较小的国家，东、西、南三地区缩少差距、平稳发展也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国西部地区的条件差，没有几十年的努力，难有所成。开发初期的政府投资主要在于公共基础设施，市场化导向的民间资金的介入是西部开发的关键。可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短期内这种民间资金大量涌入的可解性不大。尽管如此，西部地区由于后发优势及国家政策导向，其增长速度必将快于东部沿海地区。
3、城乡结构的消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很快，但城市化步伐相对较慢。而且以前城市化主要只是发展小城镇，致使我国现在还有70%的人口在农村。目前我国小城镇数量已接近2万个，而且每年以数百个的速度递增。但这些“小而全”的城镇在布局、规划及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某领导在浙江考察时曾颇有感慨地说：“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镇；看了一镇又一镇，镇镇象农村”。实属不伦不类。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能带动公共投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据统计，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49年初我国城市数量139个，目前发展到700个，预测到2020年，我国城市将达到1400个左右，其中大城市176个，中等城市490个，小城市730多个。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将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积极地引导民间投资的参与，推进城市化进程。这对拉动我国经济的次高速增长将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4、所有制结构的消长。前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拉动的。接下来的10-20年将主要由非公有制部分即民营经济领长。以工业为例，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大约为2.2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将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