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金融机构的效率权衡：财务效率与社会效率——以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江苏省论文,为例论文,权衡论文,金融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满足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焦点问题，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MFIs)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虽然MFIs已从最初提供小额信贷拓展到增加存款、转账汇款和小额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但是，人们对这种金融服务能否持续产生疑问，于是从MFIs的社会拓展目标的关注逐渐转向财务持续目标，对MFIs的资金支持也从提供补贴资金转向鼓励MFIs商业化融资和运营。商业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的大量商业资金的介入扩大了MFIs的覆盖面，信贷总量快速增加。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MFIs的信贷质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1]加上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所特有的高额成本，人们对MFIs财务持续目标的关注从强调盈利转向注重效率，区分财务持续和效率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凸显。但是，多数研究MFIs效率的文献仍遵循传统的金融机构财务效率的分析思路来讨论MFIs的技术效率、成本效率等，[2][3][4]并不具体区分财务持续和效率，只有少量文献开始关注财务持续和效率两者之间的差异，涅托等人(Neito et al.)在财务持续目标下将MFIs效率分成狭义的财务效率和广义的经营效率，[5]并进一步将效率分析和MFIs的社会拓展目标相结合，提出了MFIs社会效率分析方法。[6]安内姆(Annim)则进一步将MFIs社会效率拓展为范围、深度和广度3种类型，并结合狭义和广义两种财务效率，提出了MFIs效率分析的5种类型。[7]
中国于2005年开始商业MFIs试点，小额贷款公司进入人们的视野。2006年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之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MFIs大量涌现。中国的MFIs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最为迅速，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贷款余额4892.59亿元，其中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430家，贷款余额969.13亿元，分别位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与此相对应，国内学者对MFIs效率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仅有的几篇文献仍注重于传统的财务效率分析，如杨虎锋和何广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技术效率；[8]卢亚娟和孟德锋以每万元贷款成本度量效率，分析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额度与其贷款成本之间的关系；[9]刘志友等人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在测算小额贷款公司成本效率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发展、支农目标和融资结构对其成本效率的影响。[10]这些研究都没有涉及MFIs社会效率，更缺乏相关影响因素对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的分析，对MFIs效率的讨论尚不全面。
本文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在MFIs双重目标框架下，从效率角度分析小额贷款公司在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上可能存在的目标权衡问题，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1)商业化运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是否有明显差别？如果有，那么小额贷款公司是否更注重财务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率，即财务效率值偏高而社会效率值偏低？(2)外部金融环境，即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有显著的不同影响？(3)小额贷款公司的自身特征，如经营目标、经营规模等，对其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至少能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对于MFIs管理者，可以调整财务持续目标和社会拓展目标，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战略或策略，提高MFIs效率水平；二是对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可以对影响MFIs效率的因素展开政策讨论，有利于后续出台的MFIs管理政策的改进。本文以56家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理论分析
(一)微型金融机构财务持续、效率与社会效率
为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持续地提供金融服务，是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拓展和财务持续双重目标，形成了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类观点。福利主义强调社会拓展目标，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社会拓展深度目标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包括政府补贴、捐赠、低息贷款等)；而制度主义者偏重于财务持续目标，认为微型金融机构的目标是扩大覆盖面，追求盈利性甚至最终全面商业化是最好的方式。[11]
1.财务持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MFIs受到减少补贴和捐赠资金依赖的内外部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微型金融的主流观点集中于MFIs财务持续目标上，认为这一目标是为低收入者成功提供金融服务的关键因素，而财务自给是MFIs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12]MFIs应实现财务自给来保证其可持续性，即收益应能够覆盖运营成本。[13]因此，微型金融商业化融资趋势显现，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更加关注MFIs的成本收益，不仅从盈利角度使用盈利能力、财务自给和经营自给等指标考察MFIs财务持续性，而且从成本角度使用效率指标来衡量财务持续性。
2.效率和财务效率。近年来，MFIs商业化融资趋势下微型金融经营成本的提高渐趋明显，促使人们对MFIs可持续性和效率概念差异的认识逐渐加深，有学者认为范围大小不同的财务持续性度量了MFIs的长期和短期的财务绩效。[7]巴尔肯霍尔(Balkenhol)认为，在范围上，MFIs可持续性的两个指标(经营自给和财务自给)与效率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融资和违约的来源和性质都不同，前者暗示依赖于捐赠或补贴的MFIs能够持续的可能性很小，对贷款风险的考虑不当则威胁着MFIs的长期经营。[14]安内姆(Annim)认为，效率是MFIs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MFIs的“效率”是使用一组最优的投入组合(员工工作时间、员工人数和经营成本)，来支付数额最大的贷款以及获得数量最多的客户，特别地，对贫困户还提供一系列有价值的服务。[7]涅托等人(Neito et al.)认为，在MFIs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应该考虑不同范围和层次的经营成本，把财务效率进一步细分成广义的经营效率和狭义的财务效率，前者的经营成本为总成本，而后者仅为财务成本。[5]
3.社会效率。在MFIs的双重目标基础上，对MFIs效率的分析从财务效率延伸到MFIs的社会效率。社会效率是运用建立社会福利前沿面的帕累托最优分配来解释的，所以它是和运用效率来度量扶持穷人和降低管理成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相联系的，[15]是在寻求商业、工业等产业的效率度量方法和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基本思想的相似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效率是通过技术效率的方法来衡量社会因素的管理效率。涅托等人强调MFIs双重目标，将社会效率的一般理论引入到微型金融的经济系统中，基于帕累托—库普曼斯理论的技术效率，将资产、营业支出和员工人数作为投入，妇女权益和最贫困人口收益作为产出，较为准确地分析了MFIs的社会效率。[6]安内姆则进一步依据社会拓展目标总结了范围、广度和深度三个方面的社会效率，重点度量了广度方面的社会效率，并且考察了经营持续目标、金融发展水平等社会效率的影响因素。[7]
(二)小额贷款公司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影响因素
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区分使人们能从效率角度考察MFIs双重目标的成本收益，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更关注提高两种效率的途径，这需要分析两种效率的影响因素。结合文献研究和笔者的理解，本研究关注MFIs金融发展环境和内部的经营目标、经营规模等特征因素。
1.金融发展。文献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MFIs效率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这取决于业务相似度最高的商业银行进入微型金融市场后所带来的三种影响产生的综合效果，即商业银行和MFIs之间竞争的影响、商业银行对MFIs的正向溢出大小以及政府对MFIs监管程度。[3]对于目前处于起步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受到商业银行竞争的负向影响大于商业银行对其正向溢出和较弱的政府监管的正向影响，因此，金融发展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成本效率)产生负向影响。[10]就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效率而言，金融发展对其影响可能也为负向，因为在“重审批、轻监管”的较弱的监管水平下，商业化运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能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财务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率。
2.盈利能力。一般地，提供市场资金的投资者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要求会对MFIs的经营形成外在约束，促使MFIs降低成本，提高财务效率。而且，盈利能力高的MFIs会不断寻求新的客户群体，扩大其覆盖面，或提高妇女贷款者比例，[11]所以，盈利能力水平提高，有助于提升MFIs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7]就小额贷款公司来说，商业化经营不仅可以提高其财务效率，而且，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可以扩大其贷款覆盖面，同时向更低收入的群体提供贷款服务，[9]因此，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其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
3.支农广度。一定程度上，相对于数量巨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潜在金融服务需求，扩大社会拓展广度，增加微型金融服务对象的数量，要比社会拓展深度更重要，特别是在重视财务持续性的趋势下，扩大微型金融机构的覆盖面更为迫切。社会拓展在中国表现为支农，因此，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的覆盖面成为政府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总体上，小额贷款公司支农广度对其自身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监管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下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经营策略。
4.资产规模。向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其服务成本显然要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服务对象。和一般的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一样，MFIs的贷款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即MFIs可以通过扩大资产规模来降低其经营成本，不仅是流动资产的扩大可以提供更多用于贷款服务的资金，使数量更多的潜在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成为可能，而且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大除了能够在数量更多的低收入人群中分摊成本从而扩大社会拓展的覆盖面外，还可以增加金融服务的种类，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存款、小额保险等多种服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利用DEA方法测算效率。(1)DEA模型形式。非参数的DEA方法可以测量具有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决策单元的效率，和MFIs具有多重目标的特点相一致，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对应不同产出的MFIs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依据规模报酬假定不同，DEA模型可以分为固定规模报酬CRS模型和可变规模报酬VRS模型。CRS模型度量MFIs综合技术效率，可以分解为VRS模型度量的纯技术效率和两者共同确定的规模效率(SE)，即SE=CRS/VRS。纯技术效率多数可以归结于经营管理决策或执行决策的水平，而规模效率是和经营规模关联的，通常和高级管理层或股东的角色联系密切。
MFIs效率采用投入取向模式来计算效率得分值，其线性规划模型如下：[7]
(2)选取投入要素和产出指标。测量金融机构效率时，一般采用生产法或中介法来选择投入产出变量，一些学者认为，对MFIs效率应该基于MFIs的双重目标，使用微型金融范围(财务层面和经营层面)和微观金融目标(财务持续和社会拓展)来选择投入要素和产出，简称为目标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基于MFIs取向的政策动向。[5][6][7]安内姆认为，在MFIs的双重目标——财务持续和社会拓展框架下，效率可以细分成五种——广义和狭义的财务效率，以及规模、广度、深度三个角度的社会效率。他的研究只考察了其中的三个效率，即广义和狭义的财务效率，以及拓展广度上的社会效率。[7]鉴于经验计算的复杂性，本文借鉴安内姆的方法，也只考察这3种效率，各种效率的具体定义参见理论分析部分，此处主要说明投入要素和产出指标的选取情况。
财务效率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由于两种财务效率的计算都在考察财务持续目标，所以两者的产出指标是相同的，都包含财务收益和未结算贷款余额两项指标。两种财务效率的区别主要在资本投入要素上，狭义的财务效率使用财务支出和人员数量两种要素，而广义的财务效率，即经营效率，使用总支出和人员数量两种要素，其中总支出包括了贷款损失。[7]
社会效率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安内姆的研究中，社会效率是在广义的财务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基础上增加了代表社会拓展目标的新的产出指标，即社会效率的投入指标为总支出和人员数量，而产出指标则在财务收益和未结算贷款余额两个指标基础上，加入了代表社会拓展广度的第3个产出指标。[7]笔者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产出指标进行了拓展。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拓展表现为不同层面的支农目标，笔者分别加入农户贷款数量和涉农贷款数量作为第3个产出指标来考察拓展广度方面的社会效率，成为社会效率Ⅰ和社会效率Ⅱ。
综上，笔者需要从DEA方法上将MFIs效率分解成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种效率，从MFIs的双重目标上，将MFIs效率划分成两种财务效率和两种社会效率，对某一个MFI总共需要计算8个方面的MFIs效率指标。
2.分析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MFIs的DEA效率得分值是取值范围在0～1之间的截尾数据，使用Tobit模型估计比OLS估计更优。出于简略起见，将MFIs效率影响因素的讨论限定于纯技术效率。Tobit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式中，TE为第i家小额贷款公司的DEA效率得分值；ε为误差项；β为估计参数；LOANGDP是金融发展变量；采用县市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OSS为盈利能力变量，采用经营自给指标，用营业收入占支出比重来表示；OUTREACH为支农广度变量，本文分别选择农户贷款数量变量FARM和涉农贷款数量变量AGRI来表示；ASSETS为资产规模变量；AGE为经营时间变量；REGION是徐州和南通两个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无锡为参照。各个变量的名称、指标说明及描述统计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2011年5月对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该调查选择了2010年年底之前苏南地区的无锡市、苏中地区的南通市和苏北地区的徐州市已经投入运营的所有56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中无锡28家，南通14家，徐州14家。调查收集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财务数据，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业务数据表，并选择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访谈，了解其资本来源结构、经营策略、客户选择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做法和措施，以及对目前政策环境的认识，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体会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估计结果
表2给出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同类型效率的频数分布，这些不同类型的效率值是在财务持续的不同范围和MFIs的双重目标下被测量的。总体上，纯技术效率值为0.72～0.73，小于0.76～0.86的规模效率值，这和规模效率是由CRS和VRS计算得出有关。纯技术效率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0.66～0.69，低于规模效率值0.69～0.93的变动范围，说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管理决策水平和技术革新程度上的差异，要小于由经营规模不同所带来的差异，也可以说，由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都处于起步阶段，由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要高于加强管理、应用新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因此，扩大经营规模应该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理性选择。
进一步考察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频数分布。可以发现，在纯技术效率条件下，不同范围的财务效率和不同层面的社会效率，它们的效率值的数量分布趋同，不仅效率值较高而且分布较为集中，超过五分之四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值大于0.5，还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效率值超过0.9。这说明，开业时间不长的小额贷款公司对财务持续和社会拓展的双重目标都比较重视，采取的经营管理策略或应用的金融技术工具都具有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从而减小了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之间的差异。在规模效率条件下，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效率值分布呈现出较大差异。狭义财务效率的效率值分布最分散，分布范围从0.07～1.0，而且多数效率值集中在0.7以上，而广义的财务效率和两种社会效率的效率值的分布类似，不仅分布范围缩小到0.24～1.0或0.29～1.0，而且多数效率值集中在0.8以上。笔者进一步比较了同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的两种社会效率和广义财务效率之间的效率差值。在纯技术效率上，社会效率Ⅰ和广义财务效率的差值在0.01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有6家，占比为10.7%，对于社会效率Ⅱ，这一数字为12.5%；在规模效率上，社会效率Ⅰ和广义财务效率的差值在0.01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有19家，占比33.9%，而对于社会效率Ⅱ，差值在0.01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扩展到21家，占比上升到37.5%。这说明在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的效率度量上，是否考虑社会拓展目标，即支农目标，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对规模收益度量的规模效率上。
从规模效率值反映的不同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报酬变化情况来看，多数小额贷款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就财务效率而言，在狭义财务效率上，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最多，占比接近80%，而在广义的财务效率上，这种情况趋于下降，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小额贷款公司占比提高了9个百分点，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占比也提高了3.6个百分点。这说明尽管从财务支出上看，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空间，但考虑包含营业成本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总支出，这些公司已经达到了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阶段。
从社会效率和广义财务效率的规模效率对比来看，将农户贷款数量作为产出之一的社会效率Ⅰ中，有1家小额贷款公司由规模报酬不变进入到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两者总体差别不大，而考虑到涉农贷款数量的社会效率Ⅱ，则在广义财务效率的规模效率分布的基础上，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进入到规模报酬不变阶段。由于本文社会效率的计算是在广义财务效率的投入和产出变量基础之上的，加入了代表社会拓展目标的第3个产出变量，所以，尽管从数量上看，不同效率测量方法下小额贷款公司规模报酬变化情况总体差异不大，但考虑了社会拓展目标的社会效率有助于使一部分已经达到最优经营规模的小额贷款公司控制继续扩张规模的冲动，尽管从财务效率上看，这些公司还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表3比较了不同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效率值。在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无锡经济发达，徐州经济相对落后。2010年，徐州、南通和无锡三地的人均GDP分别为24959.63元、37668.21元和107198.97元。从表3的纯技术效率上看，三个地区中徐州小额贷款公司的广义财务效率值以及两种社会效率值最高，无锡次之，而狭义财务效率值则恰好相反；从规模效率上看，徐州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值和社会效率值都是最低的，而无锡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值都是最高的。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主要来自于当地民间资本的条件下，资金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更注重规模的扩张，而资金相对缺乏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有限的自有资金约束下，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更注重改进经营管理策略和金融技术工具。进一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管理中注重提高社会效率和经营效率，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则注重提高财务费用的成本效率。
(二)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效率影响因素的6个Tobit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2考察狭义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模型3和模型4分析广义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模型5和模型6分析社会效率Ⅰ和社会效率Ⅱ的影响因素，同一种效率的两个模型区别在于分别加入了农户贷款数量指标或涉农贷款数量指标。从表4可以看出，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对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目前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商业银行(含农村信用社)贷款业务竞争的影响，要强于商业银行(含农村信用社)对小额贷款公司所输出的不熟悉小额贷款业务的金融人才和未加改造的通用的银行技术的正向影响，以及“重审批，轻监管”的政府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较弱的激励效果，从而使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对于社会效率，小额贷款公司在金融欠发达地区可以在数量众多的客户群体中遴选培养重点优质客户，扩大拓展广度动力不足，而在金融发达地区，激烈的贷款市场竞争面临着拓展客户对象的高成本，从而商业银行(含农村信用社)贷款业务的竞争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效率影响为负向。另外，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注重不同贷款对象的贷款额度比例限制而不是客户数量要求，如2009年江苏省《关于推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三个不低于70%”，即小额贷款余额比例、“三农”贷款余额比例、贷款期限在3个月以上的经营性贷款余额比例均不低于70%，伴随着江苏各地区贷款额度“小额”标准的提高，小额贷款公司在监管约束下扩大覆盖面的动力减弱，促使其关注财务效率，从而对社会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盈利能力对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商业化融资和经营条件下，注重盈利最大化，的确提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而且这也有利于社会效率的提升。从实际经营来看，小额贷款公司扩大非农客户的平均贷款规模，或者涉农客户中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的贷款额度，可以取得较好的盈利。为了更好地满足政府监管的要求，这部分盈利可以通过交叉补贴的方式被用于绝对数量较大的农户群体或涉农群体上，从而拓展了服务广度，提高了社会效率。
支农广度，无论是农户贷款数量，还是涉农贷款数量指标，只对广义的财务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狭义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影响都不明显。这说明在江苏监管部门“三个不低于70%”的要求下，江苏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业务中缩短贷款期限的做法受到了限制，贷款业务量的增长主要是通过降低贷款额度、增加客户数量获得的，这一做法提高了贷款交易成本，降低了财务效率，但没有明显提高社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刘志友等人认为，支农广度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效率的正向影响，是基于全体客户数量的支农广度，[10]和本文仅采用农户贷款数量或涉农贷款数量来表示支农广度，在目标对象的范围上有较大差别。这一差别可能表明，尽管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于涉农对象会损害一部分财务效率，但是可以通过服务于其他群体获得的收益来加以弥补，进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
资产规模对广义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狭义的财务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扩大资产规模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率提升，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前面的判断。扩大资产规模不仅可以增加可贷资金量，获得规模经济，而且还可以扩大客户群体规模，分摊固定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广义的财务效率考虑了贷款损失，这一结果暗含着扩大资产规模，有利于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抵抗信贷风险的能力。从表4还可以看出，经营时间变量对小额贷款公司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在2010年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要高于在2010年之前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出现这一结果除了开业时间较短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支出可能没有完全显性化外，可能的解释是刚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面对数量较大的客户群体，开展业务相对容易，而后续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比之前开业的同行经营更规范，更多享受了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红利。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1)在经营策略和技术进步差异上，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平均值基本等同，而且效率值的数量分布趋同；在经营规模差异上，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的平均值要小于社会效率，其数量分布范围比社会效率更大。(2)地区差异上，经济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注重经营规模扩张来提高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则注重改进经营策略和技术进步来提升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3)金融发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产生负向影响。(4)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目标有助于其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而支农广度目标对财务效率影响为负，但对社会效率影响不明显。(5)资产规模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影响为正。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政策启示：(1)引导小额贷款公司依据政策目标提高效率，特别是社会效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监管。如果政策目标重在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那么确定贷款额度“小额”标准就需要在考虑地区差异化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需要把各地区监管部门确定“小额”标准后上报省级监管部门的“备案制”，改为由省级监管部门考虑各地区差异后的“核准制”，强化监管的权威性。另外，省级监管部门要密切注意小额贷款公司1个月～3个月贷款的比重，防止贷款“过桥化”。(2)小额贷款公司通过交叉补贴的方式，可以通过自身盈利水平的提升来促进效率的提高，但过多增加涉农客户数量则会降低其财务效率，因此，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可以通过直接实施差异化的财政奖补措施，依据支农目标完成程度，实施不同的奖励惩罚措施，激励小额贷款公司扩大涉农客户的覆盖面。(3)适度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规模，有序拓展多种业务经营。处于起步阶段的小额贷款公司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适度放开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数量的限制，积极做好与商业银行的沟通获得批发贷款等，拓宽融资来源，扩大自身资产规模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理性选择。除贷款业务外，可以扩大多种中间业务来提高资本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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