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与世界化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地方性论文,历程论文,特征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初始阶段，整个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然而，古希腊哲学确实是一种“地方性思想”(哲学的本质是思想而不是知识，故笔者不用学界近期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地方性知识”——而以“地方性思想”代之)，具有各种“地方性”特征。“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①而在希腊哲学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过程中，希腊哲学的“地方性”逐渐消退，而“世界性”逐渐增强，具备了诸多“世界性”的价值。
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在现代人心目中无疑拥有世界性的价值，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哲学冠有“希腊”二字而认为它只是地方性的。若我们对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地方性思想。
希腊哲学源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希腊哲学思想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黑格尔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的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只在希腊世界和希腊生活方式内，就可以追寻出：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之内。”②
黑格尔的观点是典型的“西方(希腊)中心论”，与历史事实不符。在古希腊所在的地中海区域并存着多种古代文化，希腊文化并不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化的后起决定了其来源有非希腊的一面。“希腊古典世界并不是一切事情的开端，相反，希腊人是在东方其他早期民族尽力投出的飞标所达到的地方拾起了这支飞标；这是一个白温克尔曼和赫尔德以来就得到承认的真理。表明这一点的，部分是在希腊文献本身中已有的对埃及古代文明的回顾，部分可以从宗教诗中，尤其是从赫西俄德的诗中读到。”③
关于希腊哲学思想的起源，公元3世纪时即有“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说法，即认为希腊哲学的起源是非希腊的。持有这一说法的古人看到其他民族的思想家有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相同之处，于是就认定这些非希腊的思想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波斯人的祆教僧侣、巴比伦人的迦勒底学派、印度人的苦行僧、凯尔特人的神圣一族、埃及人的祭司，等等，都被他们抬出来作为“希腊哲学始于蛮族”的证据。④
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是个“希腊中心论”者。他反对“蛮族起源说”，认为“这些作者忘记了，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⑤。他批评“蛮族起源说”的方法是：承认这些非希腊人的观点与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指出这些非希腊的思想还不是“哲学”。“那些将哲学的源起归于蛮族的人又抬出了色雷斯人奥菲斯，称他——这个人距今年代久远是毫无疑问的——为哲学家。现在考虑一下他说的关于神的一些东西，我几乎不知道是否应当称他为哲学家。”⑥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的是毕泰戈拉；因为，他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很快，人们就把研究称作智慧，称其专职者为贤者，以表明他达到了精神完美的境界；而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者。”⑦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用过“哲学”这个词，但它在文中的意思是“智慧”或“教诲”。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71-公元前400年)也用过这个词，意思也是“智慧”。⑨由此可见，哲学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是不确定的，哲学的最初表现形态是“智慧”和“知识”，最初的“哲学家”是“贤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第一章记述的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各位希腊“贤者”，而非哲学家。
考察希腊哲学的起源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讨论希腊哲学的策源地。希腊哲学并非源于希腊本土，而起于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城邦，带有种种地方性特征。
希腊哲学的策源地是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而不是希腊本土的阿提卡半岛。早期哲学家大都来自希腊人在伊奥尼亚地区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而非后来被政治家伯里克利称作“全希腊的学校”⑩的雅典。“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有着双重的源起：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泰戈拉。”(11)阿那克西曼德的家乡是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12)毕泰戈拉出生于小亚细亚沿海的萨摩斯岛。(13)塞诺芬尼生于科罗封。(14)赫拉克利特是爱菲索人。(15)巴门尼德是南意大利的爱利亚人。(16)
早期哲学家拥有的知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五花八门的、缺乏理性论证的。阿那克西曼德“发明了日晷指时针，将它安装在拉栖代蒙的日晷上，用以测定冬至夏至和昼夜平分点；他还造了一个计时器。他又是第一个画出陆地和海洋轮廓的地图的，并且造了一个球体”(17)。毕泰戈拉去过埃及，通晓埃及文字，当过埃及僧侣，向他们学到了许多数学知识。(18)塞诺芬尼是个吟游诗人，主要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活动。(19)赫拉克利特“长大后宣称自己什么都懂”(20)。恩培多克勒对各类自然现象做了大量观察和解释，在天文、气象、生物、生理和医学等方面有过许多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掌握的科学技艺夸大到近乎江湖奇术的地步，并公然以“不朽之神”自命。(21)总之，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充满着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观点对世人来说是新颖的、无法理解的。
第欧根尼说：“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22)这一说法的要旨不在于否定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而在于强调希腊哲学的原创性。确实可以认为，承认希腊思想来源的非希腊性并不会导致对希腊思想原创性的否认。希腊哲学确实是古希腊民族的原创。罗素说：“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23)那么，希腊人为西方，乃至于为全人类提供的这种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逻各斯”(道)，就是理性，就是理性思维。希腊哲学的诞生就是将希腊各城邦的那些原有的地方性“智慧”上升为一般的“逻各斯”的过程。
哲学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这一认识内容本身决定了哲学必然采用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方法。理性思维在西方始于古希腊，始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早期思想家处在人类认识从前逻辑思维向逻辑思维发展的过渡阶段，在他们那里，非逻辑思维仍占主要地位，逻辑思维则处在萌芽状态。“伊奥尼亚思想家有关宇宙和自然本身起源的思辨起源于一种以荷马、赫西俄德和‘奥菲教的诗歌’等希腊思想为代表的、古老的宇宙论传统，一种与埃及的神话体系和近东文明有相当大亲和性的传统。”(24)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成果更像智慧，而非理论，把它们放回广阔的智慧语境中加以理解更为妥当。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哲学家有过一个很奇怪的评价。他说：“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还不是哲学家。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思者。”(25)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哲学兴起之前，还有思想。希腊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早期思想家那里。人们通常称他们“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但海德格尔认为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思者”。不过，否认希腊早期思想家是哲学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希腊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起作用，因为没有过渡和预备也就没有真正的开端。如果我们认定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理性思维方式，那么在爱利亚学派那里，这一特征已经明显表露。这是寓于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之中的“世界性”。
理性是人类文明中现有的最高成就，它的发展过程和迄今为止的文明史过程同步。“哲学思维并不从某个零点开始，而是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26)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喜欢把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称作“逻各斯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之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前身。以此为希腊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那么巴门尼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希腊思想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已经迈入了理性思维的门槛，其主要表现是形式逻辑在思考中的不自觉的运用。在巴门尼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临界点。他的《论自然》从形式上看是诗歌，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散文。大量的抽象概念，连篇的假设、推理、证明。从假设存在的单一、不动的属性开始，推论出存在的各种标志，演绎出一系列的结论。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是真正的“概念的劳作”(黑格尔语)。古希腊哲学从他那里开始真正迈进了理性王国的大门。
希腊哲学的主要思想成就
希腊哲学兴起于伊奥尼亚和南意大利，辉煌于雅典。公元前500年，伊奥尼亚诸城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这是希腊城邦制度从繁荣到衰落的时期，被史家称作古典时期。“希腊古典时代大约只有一个半世纪，但这阶段的哲学发展在历时千年的全部希腊哲学史上却占着最显著和最辉煌的地位。”(27)在这一时期，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从殖民地区转向希腊本土，雅典经历了希波战争的考验，成为希腊民族的文化代表。与此相应，希腊哲学的中心亦从海外殖民城邦向希腊本土转移，向雅典汇聚。
阿那克萨戈拉是把哲学引入雅典的关键性人物。他本是伊奥尼亚的克拉佐门尼人，(28)成年以后去了雅典，在那里待了30年。希波战争的胜利为雅典赢得了全希腊的尊敬，给她带来了空前繁荣，但此时的雅典公民思想却仍旧很保守，无法理解阿那克萨戈拉带来的原产于伊奥尼亚地区的科学知识。比如，阿那克萨戈拉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的金属，雅典人对此大惑不解，有人控告他不敬神，连伯里克利也无法保护他，最后被逐出雅典。(29)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出现了一批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安提丰、塞拉西马柯、克里底亚是其中的知名者。他们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收费授徒，传授修辞、演说、辩论、诉讼的技能，传播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提高了雅典公民的文化素质。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许多新观念，对雅典的现实生活产生广泛影响。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智者运动”，也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从智者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从宇宙转向人，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有吸引力的理性问题转向更迫切的人生事务和行为的问题”(30)。希腊哲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31)。
经历了这种启蒙和哲学转向以后，希腊哲学成形了，涌现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希腊文化经典，是希腊哲学的代表性成就，对后世，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
西方学者对柏拉图的溢美之词无数。伯奈特说：“柏拉图曾经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32)这一评价着眼于文化，柏拉图是西方文化之源头，就好像中国文化中的孔子。怀特海说：“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33)这一评价着眼于西方哲学的传承，认定由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波普尔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分好坏)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不是非柏拉图的。”(34)这一评价着眼于柏拉图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对后世西方哲学所起的定型作用，你再怎么反柏拉图，也摆脱不了理性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是后人对西方哲学自发端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概括。本质主义认定并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隐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essence)，从而把揭示事物的本质作为哲学认识的根本目的，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称为真知识，其他知识则是意见或谬误。
追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起源，许多人将它归于亚里士多德，而实际上应当归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在青年时代，柏拉图开始熟知克拉底鲁，也赞同赫拉克利特的意见，即一切可感事物都在不断流变，关于它们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却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把思考集中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教诲，不过他认为定义不是关于可感事物的，而是另一种存在者。由于可感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定义。这样，他把这另一种存在者称作型相。”(35)亚里士多德的阐述符合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寻求一般的定义就是寻求共相。柏拉图看到普遍的定义不能归于可感的事物，因为它们是变化的；普遍的定义只能归于另一类存在者，这类存在者就叫做型相；可感事物的变动不居表明它们不真实，而事物的名称、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型相是事物的共相和本质，型相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恰恰相反，型相就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柏拉图是第一位专心思考这些事情的西方哲学家，而且他的型相论就试图解释这些事情的存在。”(36)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它之所以能发挥长远的影响，不在于柏拉图提出了“型”和“相”这样的本体，而在于他确定了一个求真和求实的基本思维模式。任何有时空限制的在者都不是本质，驱除了时空的限制方能达到本质。只要我们像柏拉图的“型相论”一样设定一切“存在者”均有真实程度之别，并将最真实的“存在者”规定为追求的目标，那我们就是柏拉图的学生。抛弃了“型相实在论”的思维框架，就等于彻底放弃理性思维，而诉诸其他。作为西方哲学最根本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由柏拉图奠定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思维达到了一个高峰，“希腊哲学达到完善”。(37)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分析，那么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里士多德铸就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建立，是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而结出的硕果，标志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升华，奠定了西方分析理性的传统。”(38)创建系统的逻辑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领域，并且它掌握了各种知识的早期发展线索，同时对这些线索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详细阐述。它对每个知识领域都有同样的兴趣并给予了同样的理智上的评价。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全面地满足了知识发展的需要。”(39)得益于推理和证明，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这样具有严密公理化的数学演绎系统。天文学已经从对天体现象的零星观察进入对天体的系统研究，提出有关天球模型的假说。生物学的经验性知识快速积累，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知识。物理学知识虽然仍以自然哲学的形式表达，但已具备理论物理学的科学价值。可以说，希腊古典时代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为逻辑学的诞生准备了大量思维材料，而逻辑学的创建又为当时的科学知识系统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独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彻底的发展。由于他广泛的科学成就，他成为希腊科学的化身，并因此在两千年的时间中充当‘哲学家’的代表。”(40)
亚里士多德在纯粹的哲学理论中也有重要贡献。“本体问题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核心。”(41)他最先把“本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出有一门专门研究本体的学问，即“本体论”(ontology)。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哲学是“第二哲学”，本体论和研究终极因的神学则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尽管他本人没有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
柏拉图的“型相实在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是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楷模。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希腊的，仍然是地方性的，但却具备了世界性的价值。而在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中，这种世界性的价值日益彰显。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2年逝世。这个年份是整个希腊哲学两大部分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之前”(含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早期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是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y)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统称“晚期希腊哲学”(Later Greek Philosophy)。
学界长期存在着“重希腊、轻罗马”、“重古典时期、轻晚期希腊”、“重哲学、轻宗教”的倾向。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重视“古典时期”，忽略长达八百年的晚期，重视“纯希腊”的东西，忽视希腊哲学走向东方，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后的情况，重视“纯哲学”，忽视哲学与宗教在罗马帝国文化环境中的内在联系、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哲学在罗马帝国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代基督教哲学家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超越。产生这种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了解古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不了解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嬗变。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出发看问题，从希腊哲学的世界化角度去看待晚期希腊哲学，我们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判断。
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步伐传遍整个亚历山大大帝国(希腊化时期)；第二步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传遍整个地中海世界(罗马帝国时期)；第三步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进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西方中世纪)。
“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era)的时间边界很清晰。“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42)希腊文化在这一时期传播至北非和亚洲，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原有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它虽然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言，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从雅典转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希腊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并存。
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特征一样，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罗马一体化与地方多样性的结合。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拥有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从此时算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帝国的历史长达5个世纪。再往后，则有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长达1000年的延续。帝国建立之初，罗马帝国文化实际上处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状态，而以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为主干。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帝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统一的罗马帝国文化基本形成。再往后，罗马帝国文化由盛转衰，而基督教文化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上升为帝国文化的主流，完成帝国文化的转型，经过帝国晚期的动荡，向中世纪文化过渡。
希腊哲学是“希腊精神的嫡子”。(43)广义的希腊哲学不仅是指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而且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在内。晚期希腊哲学是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产物，它已不是纯粹的“希腊哲学”。把握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方能准确认识晚期希腊哲学。“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通称晚期希腊哲学)，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44)
把握了地中海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状况，描述希腊晚期哲学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框架。首先，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对晚期哲学有重大影响，晚期哲学是古典时期哲学的延续，晚期各个哲学流派的表现形式受到古典时期哲学体系的制约；其次，晚期哲学受时代变迁的影响，哲学的社会功能突显，因此，各种哲学普遍具有伦理化、实用化倾向；再次，处在一个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时代，晚期各种哲学必然要反映时代的变化，要对当时的宗教浪潮作出回应，因此在观念交流与精神融合的过程中，哲学与神学的界线消融。希腊哲学经过晚期的发展，多样化、非希腊化了。斯多亚学派对伦理学的重视及其世界主义、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怀疑论对不可信与不可知的探索、新柏拉图主义中哲学与宗教的合流，所有这些有关晚期希腊哲学发展的具体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哲学有比较宽泛的理解，不能把晚期希腊哲学问题仅限于所谓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希腊哲学的发展在外在形态上走向终结，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和论证方法并没有死亡。它们被基督教思想家系统地吸取并加以运用，成为建构基督教神学教义体系的根本方法。奥古斯丁在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他用基督教的教义精神重整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理论，终于把基督教哲学扩展到自成家数的阶段。他是西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大都继承这一路线，其融合古典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的努力贯穿于整个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让理性服从信仰，但并没有驱逐理性。所以，整个中世纪虽然没有独立的希腊哲学研究，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院哲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
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希腊哲学的遗产在地中海世界大部分佚失，但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却得以保存。“当哲学正象科学和艺术一样，在西方由于日尔曼民族的统治而枯萎的时候，它就逃奔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并且在那里达到一种美好的繁荣；并且正是从他们那里，首先有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来到了西方。”(45)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世界开始对希腊哲学著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扩展了阿拉伯词汇，形成了与希腊概念相对应的哲学概念。“阿拉伯人主要地是通过落到他们的统治之下的叙利亚人得知希腊的哲学。叙利亚人是有希腊的文化教养的，并且形成了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在安提阿，特别是在贝鲁特和以得撒，有很大的学术机关。叙利亚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间的联接点。”(46)到了公元9世纪末，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阿拉伯人积极主动地掌握希腊文化的遗产，并且创造性地将其推进。
阿拉伯人对希腊哲学的兴趣集中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人之获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件事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最初乃是通过这条道路，西方才知悉了亚里士多德。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和亚里士多德的章句的彙编，对于西方各国，成了哲学的源泉。西方人曾在一个长时期里面，除了这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译本和阿拉伯人的评注的翻译之外，半点也不认识亚里士多德。”(47)以翻译希腊哲学著作为基础，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对希腊哲学进行研究。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才得以重新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宝藏里把希腊文献发掘和迎接回来，使之在欧洲重新得到研究和发展。希腊哲学在阿拉伯文化中的传播过程告诉我们：希腊哲学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它也属于东方，属于全人类。
希腊哲学的世界化历程
把握了希腊哲学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否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性？
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确实丧失了它的地方性特征，但是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以后依然是希腊哲学。为什么？因为希腊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并没有丧失其基本特征，希腊哲学锻造的理性思维方式没有被后人抛弃，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没有被后人遗忘。而且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它的世界性价值才体现出来，才令后人“感念古代的崇高成就，始终不忘希腊思想为人类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48)。“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49)
哲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与宗教同处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希腊哲学一旦发育成形，它就越过民族文化的藩篱，在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以后，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就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拉丁文化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一站，整个地中海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二站，阿拉伯世界是希腊哲学向外传播的第三站。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希腊哲学继续向全世界各个地区传播。希腊哲学在其向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地方性，甚至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乃至于最终将会失去它的希腊名字，但它的基本精神已经化为更新中的其他文化的基因。
什么是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黑格尔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正如希腊人在生活上安于家园一样，哲学也是畅适自足，哲学上的畅适自足，亦即人在精神上的畅适自足，怡然如在家园。如果我们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就应该对他们的哲学特别有家园之感，——不过哲学并不只是在希腊人那里有如故乡，因为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我们在哲学里所从事的，乃是思想；乃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乃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思想的发展，在希腊人那里，是从他们最原始的素质中启发出来，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必远求于外在的机缘，便可研讨希腊哲学。要了解希腊哲学，我们必须亲身流连于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之中。”(50)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希腊哲学的特征是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希腊哲学“地方性”特征的消失正是其“世界性”特征增强的同一过程。
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可以跨文化传播，也可以跨文化穿越。以中国文化为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希腊哲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基督徒李之藻与耶稣会传教士傅汛际合作，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文《名理探》和《寰有诠》。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的希腊哲学原著，撰写出一批研究性的著作，如朱公振的《希腊三哲》、李石岑的《希腊三大哲学家》、严群的《希腊思想》、李仲融的《希腊哲学史》，等等。(51)陈康先生于40年代出版了《巴曼尼德斯篇》，在翻译之外对原著作了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表现了中国学者翻译、诠释希腊哲学典籍，勇攀世界学术高峰的气概。中国学者坚信希腊哲学是人类智慧的伟大宝库，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基因就包含在希腊哲学之中。如果我们对希腊哲学加以认真的研究，对希腊哲学经典作现代诠释，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文化的更新都是极为有益的。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为世人所称道。中华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一样是一种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诞生的原创性的文化。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希腊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终结了，融入到其他文化中去了，而以先秦思想为精神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延续。然而这一状况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学者只需要追溯中华文化传统，不需要接触外来的精神文化，而只意味着中国学者在现代条件下研究古希腊哲学需要具备全球文明对话的跨文化视野。中国现代哲学史告诉我们，自“西学东渐”以来，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前辈在引介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有句名言：“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52)哲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希腊哲学世界化了，其他民族的哲学也要沿着世界化的道路前进。在此意义上，希腊哲学的世界化历程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家们借鉴。
注释：
①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8页。
③伽达默尔：《黑格尔与海德堡浪漫派》，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④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Ⅰ.2，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⑤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Ⅰ.2，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⑥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Ⅰ.5，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⑦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Ⅰ.11，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⑧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页。
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2页。
⑩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3页。
(1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Ⅰ.13，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2)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Ⅱ.1，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13)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Ⅷ.1，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1页。
(14)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Ⅸ.17，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5页。
(15)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Ⅸ.1，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5页。
(16)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Ⅸ.21，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8页。
(17)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Ⅱ.1，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18)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Ⅷ.3，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2页。
(19)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Ⅸ.18，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5页。
(20)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Ⅸ.6，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7页。
(2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Ⅷ.68，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6页。
(22)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Ⅰ.5，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页。
(24)泰勒主编：《从开端到柏拉图》，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韩东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5)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第52页，转引自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80页。
(26)伽达尔：《论哲学解释学的起源》，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5页。
(27)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8页。
(28)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Ⅱ.6，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29)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Ⅱ.12，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30)Guthrie,W.K.C.,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1,1971,p.8.
(3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7页。
(32)Burnet,J.,Platonism,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28,p.1.
(33)Whitehead,A.N.,Process and Re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p.53.
(34)转引自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9页。
(3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32-b8，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36)泰勒主编：《从开端到柏拉图》，《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韩东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7页。
(37)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209页。
(38)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39)(40)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213、214页。
(41)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第2页。
(42)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43)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3页。
(44)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希腊哲学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45)(46)(4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1、252、261页。
(48)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序言，第2页。
(49)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5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9页。
(51)参阅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52)马克思：《博士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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