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新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我国论文,新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九五”计划实施的5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一些重大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归纳起来，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主要有五大政策：即1.扩大内需；2.西部大开发；3.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4.突出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5.在对外开放中“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这五大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从实施效果来看，五大政策的贯彻推行，有力地推进了“九五”计划的实现进程，并且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五大政策的出台是我国宏观调控在新时期的重大进展，对其进行认真地研究、总结，将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这些政策的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突出反映宏观调控长期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是有相关部署或目标、方针为依据的。这些政策，既不是针对经济运行中某些局部性、偶然性问题的短期行为，也不是为解决某些全局性、阶段性问题的临时应对措施，它们所具有的综合性、战略性特征，使其突出了作为长期性政策手段的地位和要求。
宏观调控的三大工具之一是国家计划。国家计划是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综合表现形式。国家计划及其政策从本质特点来看，应当是长期的、动态的。我们将国家计划作为经济纲领，正是从长期计划的地位和特征出发的，年度的、短期的计划和政策，显然不能担此重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都是国家行使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形式。宏观调控，有长期调控、中期调控和年度、短期调控，以及相应的政策和目标。有的国家只重视短期调控，而不强调宏观调控在长期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在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宏观调控只是短期调控，目的就是为了熨平周期，克服衰退，实现市场均衡。后来又提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但是，如现在仍把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的作用限于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则显然已无法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有三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一是科技发展迅速；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深远，竞争激烈；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要驾驭这样的社会、应对这样的挑战，绝非短期调控所能奏效。这就促使一些学者的认识有所改变，也促使许多国家的政府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些学者和政客在理论上提出、论证甚至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拼命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但在本国的实际经济操作中却极其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美国经济自1991年起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这种“新经济”之所以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1991年以前从基础入手，采取了发展教育、科技，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行结构调整等长期性的宏观战略和政策。
90年代，“新经济”及经济全球化趋势对美国当局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课题。美联储频繁地调整利率以协调经济增长，并力求使物价稳定和就业增长之间保持平衡。这是短期调控。同时，又强化财政政策的长期影响。例如，使巨额财政赤字转变为财政盈余，进而降低了资本市场上的长期利率，刺激了社会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活跃了证券市场，放大了消费需求，推动了生产和供给。政府还进一步增加了对科技研究与开放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和通用技术的开发，并从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角度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国内的竞争，强化在全球的技术垄断等，这些都是加强长期调控的表现，旨在增进国家的潜在经济效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巩固经济霸权地位。
可见，长期调控要依靠长期政策体系的支持，是为长期发展目标服务的。在长期政策方面的远见卓识，才能获得战略上的成功；这是任何短期调控不可替代的。当然，突出长期政策的战略地位，并不否定中短期调控的作用，后者要以长期目标和政策为依据，并保证长期目标的实现。我国在“九五”期间提出的几项长期政策，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新经验和新水平，也一定会在21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个特点：坚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需求。消费和投资是国内市场需求，出口是国外市场需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政策动力实际上经历了从两个市场——外向型——扩大内需，作为“特定举措”——“长期战略方针”这样一个过程。“九五”期间，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首先，满足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和目标。我国是一个12亿多人口的大国，但经济落后，人民消费水平低，城乡差距大，基础设施落后，因而，潜在的国内需求很大。发展和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我们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正是经过温饱，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刚刚开始向这个目标迈进。因而，经济增长立足内需，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内需不足，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弊端。现阶段在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而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势属必然。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和不断完善、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且适时地通过宏观调控，对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使潜在的国内需求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现实需求，就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能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大体平衡，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再者，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立足内需”方面有必要的准备。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平均为37%左右，其中1994年曾达到创记录的43.59%。可见，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比较高。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确实曾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过令人振奋的业绩，但是，巴西等拉美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结果，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应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国内储蓄并通过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和公共支出促进国内需求。
第三个特点：抓住时机，迎头赶上，提高国家竞争力
经济结构调整本是宏观调控的永恒主题。在我国“九五”计划和十五年规划中，已经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实行根本转变”的指导方针，着眼于“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如对农业侧重在数量上“登上一个新台阶”；对基础设施建设要求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对能源工业要求“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动力是机械、电子、石化、汽车、建筑业等支柱产业；对高技术产业，则要求“取得明显进展”、“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显著提高”；第三产业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然而，在计划执行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供求状况由商品短缺向有效需求不足转变，价格信号则由上涨转向低迷。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发展加快；亚洲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沉痛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政策及时作出了全新导向的战略性调整，这些政策的突出之处在于：
1.把对若干产品的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如粮食、煤、钢等。
2.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如提高工资、养老金、为农民减负增效、西部大开发等。
3.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处理好信息化、工业化与现代化三者的关系，以信息化推进工业化，加速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
4.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以高新技术优化并提升传统产业。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
5.对某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仍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业，如汽车、纺织等，进行战略性改组，以充分利用参加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应对国际竞争的冲击。
这些政策提出的出发点，是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通过对一、二、三次产业全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战略调整，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浪潮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以提升国家综合优势代替比较优势，从整体上提高竞争力。
第四个特点：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进行了有益的创新
为使现阶段我国经济迸发活力，提高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我国改革中的重要经验。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及时、正确和有力的宏观调控，这也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九五”期间，我国的宏观调控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既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创新之路。
宏观调控在5年中有效地实现三大转变：由治理通货膨胀转向制止通货紧缩趋势；由抑制投资、消费膨胀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由财政、货币的双“从紧”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宏观调控方向的转变由来于经济环境的转变。新的形势酿造出新的调控政策，引发出宏观调控的创新。
首先是思路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控，西方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需要研究、借鉴。当然，由于社会基本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决不能生搬硬套。目前，需要通过宏观调控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仍存在一些思想障碍。比如，“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时如何如何，我们也只能如此”；“国际惯例如何，我们也只能（不加区别地）完全照办”；“宏观调控就是短期政策”，“宏观调控就是需求政策”；“通胀不可怕，通缩更危险”；“应对通缩应采取双松政策”等。假如我国的决策者也被这种思维方式和结论所束缚，其宏观调控政策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冷静地应对国内外形势并取得良好成绩。比如，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旨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我国政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引进来”，而是根据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内条件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走出去”，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把“对外开放”的实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次是手段创新。1998年以来，我国果断地作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决定，并注意继续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样，计划、财政、货币三大政策工具相互协调，加强配合，充分发挥了其综合效力。又如，应对通货紧缩，一般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双松”。但我国从实际出发，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选择。一般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应当减税，我们却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职工工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工、农企业减负，扩大出口退税。这些政策既符合国情，又实施有效。
再有是体制创新。改革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制创新不仅是为了提供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环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技术创新的需要。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大前提下展开的，通过兼并、重组、有进有退等方式，增强了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以巩固公有制的基础地位，而并非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一律退出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只搞公共服务”，“国有经济控制在百分之几以下”乃至“一卖了之”等。又如，人民币自由兑换，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趋势，但其进程要根据国情与银行监管能力等条件相适应。我国首先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放宽了外汇管理中的某些具体规定，但对开放资本项目持谨慎态度。
经验还证明，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还要有相应的手段，政策的基点要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同时，宏观调控要有所创新，必须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才能进行的创新，这样，可以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西方国家的更好和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