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几篇魏金枝作品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枝论文,新发现论文,几篇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金枝(1900—1972)是现代著名作家，最初主要创作新诗，先后加入晨光文学社和湖畔诗社；1924年后主要创作小说，从此以小说闻名于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较大，受到鲁迅、茅盾、苏汶等人的好评。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杂文，儿童文学与纪实文学也都颇有成就，且创作过戏剧。魏金枝到底创作了多少作品呢?至今还不十分清楚。因为目前还没有出版全集，只有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奶妈》《白旗手》《制服》《魏金枝短篇小说选》、杂文集《时代的回声》、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古代寓言》《越早越好》以及理论著作《怎样写作》《编余丛谈》《文艺随笔》和《魏金枝选集》等面世，许多作品还散落在尘封的报刊中。但有两项研究成果，对魏金枝的创作目录作了收集：一是张惠达的《魏金枝文学活动年谱》①(以下简称“年谱”)，二是魏德平出版的《魏金枝选集》②中附录了《魏金枝著作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张惠达的年谱，只列出了一些篇名，没有标明具体的时间和出处，据他说是因为当时版面有限，将这项内容删除了；魏德平的年表则是比较规范的，时间和出处都齐全。客观讲，魏德平的年表参考了张惠达的年谱，两相对照，二者在篇目收存上相差不大。那么，是不是魏金枝创作的篇目就收集齐全了呢?当然不是。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了160多篇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认识魏金枝的人生及其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先将其中几篇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一些考证和论述，以期与大家分享。
一 新诗《家居》八首以及新笔名
张惠达在他编写的年谱“1922年”中，明确写着魏金枝在“年初，放假回家，写了一组诗《家居》”；魏德平在他写的年表“1922年”中也载：“家居(诗四首) 署名魏金枝 1922年7月《诗》1卷四号。”其实，这四首诗发表于1922年4月15日《诗》1卷4号上，题名为《家居——十一年冬假》。
然而，笔者发现，早在1922年3月14日《民国日报·觉悟》的第四版上，也发表了《家居——十一年寒假》组诗八首，署名裴村。这组诗，因为张惠达的年谱没有标注诗歌的出处，姑且不论，但魏德平的年表中提到的则不是这一组，因此，这是一组佚诗。
两组诗各自的前三首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符号，说明它们都是魏金枝创作的。《诗》是1922年1月15日由中国新诗社编辑，创刊于上海，刊登新诗和诗评，也对日本的小诗、美国的新诗运动和法国的象征派诗歌等进行评论。撰稿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因为这是专门的白话新诗社编辑的刊物，其发表的诗歌注重使用纯正的白话，所以魏金枝将新诗寄给该刊，可能是编辑修改了。而发表在《觉悟》上的八首诗，应该是最初创作的，因为从前面三首的语言来说，留有文言的痕迹。但是，从这三首诗的比较来说，发表在《觉悟》上的诗，第一首意蕴比较模糊而宽泛，更有韵味，而发表在《诗》上的，则显得更加畅白，韵味不足。第二首，《诗》发表的，换了两个词的位置，改了两个字，但发表在《觉悟》的诗，虽然用了一个“底”，留有五四新诗白话语言不纯正的痕迹，但总体上显得更加自然，更加符合当时诗人的真实状态。诗人正在窗前读书，突然传来被虐待的小孩的哭声，这深深地刺痛着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这时的书，自然是开着的，用一个“翻”字而损害了诗意，而这哭声是首先从窗外传来，然后才不绝地刺着我的心，无疑更符合诗人当时状态，而将“不绝地”置于“从窗外”之前，反而不顺畅。第三首也是这样。而且，总体看，发表在《觉悟》上的诗，比发表在《诗》上的，主观情绪更浓烈，更符合作者的主体状态。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发表在《诗》杂志上的三首诗，应该是编辑改的。因为他对诗人创作的具体情境没有体验，就根据一般的情形作出了修改，然而这一修改，尽管只改了几个字，但与作者的原意有了疏离。这就告诉我们，具体真实的生活体验，是文学创作的基础。
这组诗的发现，更有意义的是真实地反映了魏金枝的人生处境和思想状态。魏金枝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一度因家庭矛盾而辍学，最后谋职不成，又返校复学，这些诗正是他在复学之后的寒假写的。这时回到家里，自然家里也不能消停。一方面就是婶婶们的趁机指桑骂槐，有意虐待小孩，实际上是指向他，这深深地刺痛他的心，而他又十分无奈，只能饮泣吞声，眼泪把开着的书打湿了。另一方面，他的父母亲和祖父母也会习惯性地不停地在他面前唠叨，这使他很难受，他要排遣自己的心情而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好“到死一般的田野来闲散”。可以说，这几首诗，展示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心路历程。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魏金枝的思想状况与人生状态。
这组诗的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发现了魏金枝有一个笔名裴村，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魏金枝提供了新的信息。他为什么要用“裴村”做笔名呢?这是有来历的。白泥坎村魏氏家族是从黄泽江边的裴村搬迁来的，裴村有渡口，是清代以来公路交通开发以前的交通要道，是黄泽江上四大古渡口之一。因为裴村当时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但也多水患，所以魏氏宗族后来迁居白泥坎村。魏金枝这个笔名，正是以他的祖居地来命名的。这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发掘魏金枝的散佚的作品提供一个路向。
二 新诗《开除与放火!》及其笔名
《开除与放火!》发表于1922年3月13日《民国日报·觉悟》，写于1922年2月23日，农历一月二十六日，署名莫干。莫干是魏金枝的笔名，这首诗在张惠达的年谱中没有提到，在魏德平的年表中也没有提到，应该也是一首佚诗。
这是至今发现的魏金枝最早用莫干的笔名发表的作品。陈玉堂在《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魏金枝”词条中说：“笔名莫干(见1922年3月《民国日报·觉悟》)。”③他没有说明是从1922年3月哪一天起，其实就是这一首诗的署名。在1922年3月，以“莫干”为名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的诗文，就这一篇。这并不是魏金枝第一次用笔名发表的作品。在此之前，魏金枝还以魏拟庸的笔名在1921年3月29日出版的《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纪念号》上发表过新诗《记忆!回忆!》；之后，即第二天，他又在《民国日报·觉悟》以“裴村”为名发表了前文所述的《家居》八首。这首诗1922年2月22日写于汉口，即阴历正月二十六日，应该是开学之前，魏金枝去走访他在汉口任职的堂兄魏颂唐时写的。这首诗歌的发现，对于研究魏金枝来说，具有较强的意义。
首先，显示了魏金枝的诗歌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指向。这首诗歌后面有一个后记：“武昌高师校长谈锡恩利令智昏，倒行逆施，借用暴力开除学生，他那无理非法的举动，引取(起)全校学生和大多数教职员底公愤，和舆论底攻击。事后教员群起责问，他便信口胡诌。有人问蔡某绝不问事，何以也被开除?他吞吞吐吐地弄了一回，竟诬说他想要放火。闻者莫不失笑。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有所感，草成此诗。”显然，这首诗歌是直接批判现实丑恶的。当然，作者并不是机械地照搬生活，而是通过主体的想象和构思，揭露了黑暗的专制势力对民众进行有意诬陷的罪行，对现实丑恶予以强烈的批判：“哪管人们莫名其妙，/我自有我的主张呵!/他若不开除，/恐怕连我底身子都被烧着。”作者这里采取让丑恶势力自我暴露的方式，收到了显著的讽刺和批判的效果。
其次，显示了魏金枝诗歌创作思想上的启蒙主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魏金枝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倡导民主、平等、自由、进步，提倡正义和博爱，反对强权和阶级剥削，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愚昧迷信，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唤醒国民精神④。这也成为魏金枝文学创作的一条思想红线。这首诗歌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我们仍要接着放那真理的火，/把反进化的邪说攻破。/我们仍要接着放那自由的火，/把害死人的制度焚过。/我们仍要接着放那平等的火，/把重叠的阶级烧堕。/我们仍要接着放些正义的火，/把灭绝人道的强权摧挫。/我们更要大放博爱的火，/把冰天雪窖的人们救活。”在这里，诗人鲜明地表现了“五四”的时代强音，不仅表现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进步和正义的强烈呼唤，而且对统治阶级的强权与压迫发出了挑战，表现了为社会解放坚决斗争的精神，表达了为唤醒民众、激发群众奋起反抗黑暗统治的坚定决心。他在诗歌中最后写道：“呵!最可爱的光明火，/红光何等灿烂啊!/光到处何等愉快啊!/大家赶快起来，/接二连三地放着，/待到‘祥光普照’时，/就好携手同游乐园呵!”这不仅显示了诗人坚定的思想启蒙立场，而且表现了对光明世界的渴望与向往。这种思想取向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强劲地显现着。
第三，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显示了自然奇异的特点。魏金枝的诗歌，全部都是用现代白话创作的，十分自然，非常清新。这在早期白话诗歌中能够如此熟练地运用现代国语，是非常难得的。同时，魏金枝的诗歌还显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新异奇崛。他不是能够发现一种非常的题材，就是能够抓住一些非凡的意象，要么就是用一种打破常态的语言表述，或者就是用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因此总是显得很奇异。从《泉水》到《饿狗》，从《不爱了》到《母亲的悲哀》，从《想》到《死》，无论是表现母子亲情，还是表现夫妻爱恋，或者是表现理想心志，以及表现人生感悟，都给人一种陌生化的刺激。这首诗也显示了这种特点，就是艺术形式上新颖独特。他不是运用通常的描写或叙述方式，而是运用戏剧体，以甲、乙、丙三个戏剧角色在特定场景中的对话形式来表现，突出人物描写，从而传达出思想主题。这种形式，在初期白话新诗中，是很奇异的。正是这样一种戏拟的艺术形式，使作品摆脱了直白单调的不足。因此，这首诗虽然畅白，但并不枯燥无味，而是在清新奇中特显示出美感。
三 成长散文《心变》
《心变》发表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1922年9月第9卷第1号，该杂志是由1917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的杨贤江编辑的，作者署名金枝。这篇文章在张惠达的年谱中没有提到，在魏德平的著作年表中也没有提到，应该是一篇佚文。从这篇文章的内容看，多是对自己求学的回忆，无疑是魏金枝的作品。
笔者认为它是魏金枝的作品，一是因为，在“五四”时期，“金枝”的署名就只有魏金枝。魏金枝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的一系列诗文，绝大多数署名为“魏金枝”或“金枝”。二是因为文章是回忆在“师范学校”求学的生活，魏金枝是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而且，他说“进师范学校的第一个年头，我还去蹴球打球跑步”，“第三个年头的前半期，也好像没有更变过，逢着开会集议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间，我总要说几句公平话；有几个朋友也着实佩服我”。这和后来他在纪念柔石的文章中所说的“喜欢运动，喜欢写诗，也喜欢参加一些政治活动”⑤的表述是一致的。同时，他说“我从进小学就在校里住宿”，这是与魏金枝的求学生涯是一致的，因为当时白泥坎村还没有小学，魏金枝是在离白泥坎村15里的邻村东明小学插班读小学的。这篇文章是魏金枝对自己在浙江一师时期生活与思想的回忆。魏金枝1917年秋天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2年夏天毕业。文章所说的第一年头是1917年，第二个年头是1918年，第三个年头是1919年，第四个年头是1920年。以此类推，第五个年头是1921年，第六个年头是1922年。因此，这无疑是魏金枝的文章。
这篇文章没有标明具体的写作时间，但大致可以看出并不是在浙江一师就读时写的，尽管文章是发表在《学生》上。应该说，这篇文章是1922年毕业之后写的。首先，从发表时间看，应该写于魏金枝1922年在浙江一师毕业之后。其次，文章是回忆体。凡是回忆，一般来说是事后的。作者是对自己在浙江一师求学时期的生活和思想发展历程的回忆，显然是在毕业之后。第三，文中的措辞也告诉我们是毕业之后写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为什么进了师范学校，现在也记不起了；大约总为着一般朋友们的怂恿。”这里的“进了”和“记不起了”标明是离开了一师的时候的回忆。如果当时作者还在“一师”求学，那么就不会用“进了”这一词，而会用“进”或“来”。文章快结尾时说：“后来，有几个四年的同学毕业了，第二天来和我告別。那夜，我又睡不着，又为他们想起那种可怕的庙宇和祠堂，校里的大树和神位；又想起他们别我时的情景。”这里的“那夜”，也表明这是事后的回忆。
这篇散文，不仅让我们理解了魏金枝在浙江一师求学时的生活境况以及当时学生思想的一个侧面，而且还让我们认识到了清末民初时，中国教育事业的落后与从教、求学的艰难。因此，它为魏金枝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和现代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真实的材料。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显示了魏金枝散文创作的另一形态的起点：清新的叙述、深挚的情感，反映了魏金枝散文在那种以议论见长的路向之外又开拓了一个路向，从此，他的散文形成了双线并进的态势。
四 抒情散文《不祥的预兆》
《不祥的预兆——为雷峰塔而作》发表于1924年10月6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魏金枝，这是他1924年9月在上海完成的。这篇文章在张惠达的年谱和魏德平的著作年表中都没有提到，应该说也是一篇佚文。这篇散文当中的描写显示了很强的文献意义。
这篇散文是为雷峰塔的倒塌而写的。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吴越国王钱俶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佛塔，以祈求国泰民安。因该塔在雷峰之上，民间均呼之为雷峰塔。它原名皇妃塔，又名西关砖塔，也称“黄妃塔”，是西湖的标志性景点。它与北山的保俶塔隔湖相对，呈现出“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美景。原塔共七层，重檐飞栋，窗户洞达，十分壮观，有“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之美誉。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别有一番景色，故被称为“雷峰夕照”。至明朝嘉靖年间，塔外部楼廊被倭寇烧毁。塔基砖被迷信者盗窃，致使塔于1924年9月25日倾圮。这篇文章的意义起码有两点：
一是显示了魏金枝的文学创造力。魏金枝从1920年起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那些从旧文学进入新文学的“五四”文化先驱们相比，他的生活体验与文学经验都是有限的，但是经过五年的创作积累和多年的新文学熏陶，他已经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学功底，形成了较强的文学感悟力。这篇文章既描写了雷峰塔虽然脚“踏在地上”却“幻想天”、 “和人们立在一处”却“头向着天”的怪事，批判了那些无视大众、“升高孤往就是他们的生命”的社会现象，又表达了雷峰塔的倒塌将“我们的希望和幻想”带去，它使“我们只有恐惧，只有为伟大和美丽而恐惧，为骄傲和孤洁而恐惧”的失望情绪；而且指出，不仅那些高高在上的天上星宿、高危山头要崩塌，高跟鞋上醉酡朱颜的妇人们要翻倒，小孩子们不切实际的“生翅向天高飞的梦”也要惊醒，而且预示着“更有在这继续，崩坏中压死的事情发生!更有从美魔变为平凡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凡是脱离民众，无视普通平凡的社会大众、漠视基层的行为和势力，最终都要被推翻，使其“从美魔变为平凡”。全文以丰富的想象、强烈的抒情、优美的文字和反讽的手法显示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篇具有现代特征的优美散文，完全没有“以议论见长”的特点，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魏金枝散文创作的多样化的风格，也显示了他在早期白话散文中被遮蔽的成就。
二是开启了以雷峰塔倒掉为题材的文学写作。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掉的那一天，《东方杂志》发表了补白《雷峰塔得经记》，但不是就雷峰塔倒塌这一事件来展开文学创作的。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就雷峰塔倒塌这一题材来展开文学书写和议论的，就是魏金枝这篇文章。接着有平襟亚1924年10月12日在《红玫瑰》第15期上发表的《雷峰塔考》，这是一篇学术文章。1924年10月28日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1924年11月17日发表在《语丝》第1期上，提出了反对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压迫劳动人民的主题。至此，对于雷峰塔倒塌这一题材，现代文学史上就出现了两种创作路向：一路是以魏金枝开启了想象、抒情和描写的美文和诗歌创作，一路是由鲁迅开创的杂文创作。雷峰塔倒塌后，很多人写了相关文章。对于这一题材，不同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主题不一样，路向也不一样。如鲁迅1925年在《语丝》第15期又发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仍然坚持着那种杂文的创作路向，严肃地批评了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两个问题，一是只知破坏不知去建设；二是事事求全的“杭州十景病”。而徐志摩则走着抒情、描写的路向，1925年9月他写了诗歌《再不见雷峰》，10月5日发表于《晨报副刊》，徐志摩由此表现的是“信仰理想的幻灭史和心路历程的自叙状”。刘大白1925年在《复旦季刊》第2期发表《雷峰塔倒后》，针对雷峰塔倒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看法，指出“这样趁现成的快心，实在是可羞的事情”，而且将雷峰塔视为西湖软山柔水中一个“垒坷不平的英雄，也许是看饱了世间的不平，被他胸中满贮着的垒块给轰炸而崩坏了”，呼唤不屈一格降人才，号召人们要有雷峰塔似的侠骨，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后来还有很多关于雷峰塔倒掉的诗文，但及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是魏金枝，后人由此展开的描写和抒情，其路向应该说是魏金枝开创的。
五 记人散文《潮海老伯那一辈》
《潮海老伯那一辈》发表于《文艺画报》1935年第1卷第3期，署名魏金枝，是他在上海完成的。这篇文章在张惠达的年谱和魏德平的著作年表中也没有提到，应该说也是一篇佚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既有很强的文学价值，也富于民俗学和文化学意义。
全文以深挚的情感回忆了故去的乡亲潮海老伯。潮海老伯的一生非常悲惨，“他原是一个光蛋，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村里演戏时，虽然他准备了招待客人的饭菜，“然而并没有人跑进他的门里去”。“他是个勤快的男子，他用自己的气力吃饭辛勤了一世”，靠“替别人耕田，下种，采桑，打短过日”。然而，他却具有侠义性格和英雄气概，他有智慧，又敢作敢为，敢于担当，有自我牺牲精神。正是这样，他被人尊敬，“凡是他所到台下，总是争先恐后的拉他吃饭喝酒。尤其是各村的那些青年们，每是成群成群地挨在他身边，看他的脸，听他的说话，再送他花生米和葵花子那些消遣的东西”，然后请他去喝酒。然而，他本来也该好好活过一世的，却自己吊死了，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文章充满着深沉的悲伤情绪，不仅显示了作者对潮海老伯的深深的怀缅之心，也反映了魏金枝对乡亲的深厚情谊。
当然，这篇文章也为我们把握魏金枝的成才环境提供了生动的史料。这样的环境，不仅让魏金枝较早地接受了艺术熏陶，而且形成了自己热情、诚恳、质朴的性格，也形成了英雄侠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和谐的环境，在魏金枝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他说那时节“乡村还是完好的”。演戏时，村民们为了客人来看戏，不仅自己忙着招待，无暇看戏，而且连晚上休息的床铺都让出来给客人住宿，“后半夜溜到台下去等天亮”。这不光是一种热情、仁义和好客所能概括的，还显现了淳朴的浙东村民克己为人的精神。所以，他感慨地说：“那些年代呵，真是黄金的年代，村子和村子，这家和那家，正是发狂地举行着一种热烈的竞赛，每村都想弄得比别村热闹，每家都想比别家待得客气。所以在这些狂欢的日子里，你是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哪村的穷乏，和村人们终年辛苦的痕迹的；所看见就是许多醉得红红的脸，以及满台下云雾般的烟，把这些喧哗，嘈杂，黑压压的人群融合在一种柔和的空气下。”尤其是潮海老伯英雄侠义的行为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大家，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楷模，令人敬仰。魏金枝从小耳濡目染着这种环境气氛，其主体的精神性格自然接受了影响，尤其是潮海老伯的影响更深。因此，当他听到潮海老伯自己上吊死了时，首先感到“这是可惜的，死了这样的英雄!”魏金枝后来的种种表现，都与潮海老伯的精神相似。譬如对茹志鹃的庇护，对青年作家的提携，为《沙桂英》辩护，都显示了这样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侠义的精神性格。
六 短篇小说《家庭琐事》
《家庭琐事》⑥也写于1935年，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署名魏金枝，篇幅近8000字，也是他在上海完成的。同样，这篇小说在张惠达的年谱和魏德平的著作年表中也没有提到，无疑也是一篇佚文。这是一篇不可忽视的佳作，既显示了较强的文学价值，也具有很强的民俗学和文化学意义。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讲述了一个母亲对长大的两个儿子到外地工作由失望到认同的艰难而曲折的转变过程的故事。小说写“我”和老二到外地工作了，一个到上海教书，一个到杭州做了警察，都不在母亲的身边，因此母亲不爱我们了，对我们失望了。母亲希望我们在家里种田，孝顺她，可我们一是田少，没田可种，二是身体病弱，不适合种田。后来她召开家族会议，试图说服我们放弃自己的工作，回来种田，没有结果之后，她就不和我们说话了，我们走时她就躲到亲戚家去，这使我们走后不敢回家了。后来，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又复活了。她总是教他长大以后要跟着父亲种田，养母亲，孝顺母亲。小弟弟很听话，从小就帮着去放羊。六年后母亲特地叫人带了信来，我们才回去一趟，母亲高兴地要小弟弟叫我们，我们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天天跟着小弟弟去牧羊。这次我们走时，母亲就不再躲避，殷勤地料理我们出门的行李，而且特意携着小弟弟送到大路边。可是后来小弟弟得传染病死了，母亲又疯了，天天跑到小弟弟的坟边去哭泣，头也不梳，饮食也不进。我们在年底回家，她一见我们，便伤心地大哭起来了。家里没有过年的准备，她就叫我们去杀了那只羊。因为我们不忍心，她就叫来杀羊人杀了，说“除了这一次，我不会再伤心了!”但因“我”看到这羊尸就恶心和呕吐，就要老二背着母亲将羊尸买了，母亲也装作不知道，只是常常疑问地幽静地看着“我”和老二。当我们故意暗示快要出门的意思的时候，她竟径直地说：“去好了!我留不住要死的，自然也留不住要走的!”于是一过了年，我和老二又出门了。
应该说这篇小说显示了魏金枝短篇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魏金枝对于短篇小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短篇小说所负担的任务，只能限于有代表性的有限人物，只能截取最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某些情节，自然也只能选定最接近于主题或最具有故事的高潮性的某一时间。”⑦这篇小说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形成了一种精致严密的文本。小说总共只有五个人物，集中描写的就是母亲这个形象，其他人物，如父亲、小弟弟、“我”和老二都是次要人物，都是为了描写母亲这个形象而出场的，而描写母亲又集中在她的现在的情形。这就使小说情节非常集中。而且，小说在描写母亲“现代”的一段中，也让读者看出了她的过去，显示她的人生进程中的历史印痕。这充分体现了魏金枝的艺术主张：“应努力刻画的固然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但也应该着重于主人公的现在的这一截，而且要求从现在的主人公身上看出他的历史环境。”⑧同时，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但“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叙述人，而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种方式不同于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侧重于叙事而表现功能弱化的做法，“我”是置身于事件其中，有深切的体验和感受，性格非常鲜明。正是这样，小说通过“我”的叙述，使文本故事显得更加真实，而且具有一种情感的张力和情绪的影响力，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而故事的讲述又是从“我”做了教书匠、老二做了警察老爷后开始的。这时母亲已失望了，不那么爱我们了。这是矛盾之中的一段，是“最近也是最具有故事的高潮性的一段”。而文本讲述的故事，其情节则是截取了“我”和老二的三次回家的情形。因此，小说以其“极其巧妙而经济的艺术技巧”，使结构很匀称，成为一个有机的结合体，⑨显示了鲜明的艺术特点。
总而言之，这些作品的发现，无论是对于我们把握魏金枝的成长环境和人生历程，还是对于认识魏金枝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全面审视魏金枝的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深化对初期白话诗、现代散文以及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限于篇幅，这里只做简单的分析，其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待广大有兴趣的读者来完成，这里不再赘述。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考论的作品，只是新发现的魏金枝作品中的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几篇，更多的作品以后将陆续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那样不光能帮助我们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和理解魏金枝，甚至对于理解和把握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帮助。
注释：
①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②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73页。
④参见刘家思、周桂华：《论魏金枝“五四”时期的思想与人生取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⑤魏金枝：《柔石传略》，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⑥原载《第一线》1935年第1卷第4期。
⑦④⑨魏金枝：《编余丛谈》，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