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经济与新城市化的动态关系研究_旅游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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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日益严峻，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紧迫，但同时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综合协调经济之一，旅游产业不但推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在传承历史文化、提升幸福指数和促进城乡统筹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1]。加强中国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力度，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发挥旅游经济在推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逐步实现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一、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

       王亚力等[2]研究发现，2001年以来，环洞庭湖区城镇化进程加快，但经济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效率明显低于湖北、湖南和全国平均水平。曹文莉等[3]研究发现，江苏省城镇化进程可以依次划分为人口城镇化主导阶段，经济城镇化主导阶段，土地城镇化主导阶段。马孝先[4]认为要素投入、消费需求、金融深化、空间聚集、人口素质和政府作用等因素对于城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要素投入、人口素质和空间聚集等因素效果最为明显，近年来人口素质和城镇的空间聚集效应等因素的作用不断增强。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对城镇化的作用提出质疑。李江苏等[5]认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促使河南省各城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而生活质量、社会发展、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因素波动较大。蔺雪芹等[6]认为，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本、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还不强。Gallup等[7]认为，与其说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其只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种现象。Henderson[8]认为城镇化对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城镇化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强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除了经济增长以外，人口结构、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城镇化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运用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待城镇化的发展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

       徐选国等[9]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以农村转移人口为核心，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元目标协调推进，实现城乡民众在公共服务获取、社会保障供给以及其他公民权利均衡分配等目标，以达致幸福生活的状态。刘静玉等[10]认为，新型城镇化不但在经济发展方面要求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集约高效，在资源环境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应有所兼顾。赵永平[11]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实现集约高效、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城乡一体、环境友好、生态宜居、社会和谐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优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蓝庆新等[12]从基本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投入水平、环境友好水平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发现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有高水平区域集中、低水平区域聚集的特点。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具有更为丰富的外延与内涵，新型城镇化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集约发展的同时，更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文化等民生福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三)旅游城镇化

       Frank Sabouri[13]认为城镇化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进入生态文明的今天，城市发展必须思考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发展旅游业是最佳选择。钟家雨等[14]研究发现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会加快城镇化进程，旅游直接投资额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李志飞等[15]认为旅游引导的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余凤龙等[16]认为旅游业在调结构、保增长、扩内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但是城镇化释放潜力的重要载体，更是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标志。赖晓华等[17]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是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结合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开发条件不足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改善建议。马晓龙[18]利用因果检验发现，张家界的城市旅游发展影响其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进程并不影响其城市旅游发展。总的来说，学术界普遍认可旅游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因此，加强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二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机制、特点、规律等方面的认识。

       二、协调度分析

       (一)指标构建与说明

       1.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不仅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还与人口结构、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方面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此，本文以旅游经济发展为核心研究对象，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角度探讨它们与旅游经济间的互动关系。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选取年份为1998—2013年，指标选取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指标选取说明 多数学者是将旅游业收入、从业人员、旅游企业以及国内外旅游接待情况等作为解释指标，但从业人员、旅游企业以及国内外旅游接待情况等指标与旅游收入有极强的相关性，最终体现在旅游收入上[19]。基于此，选取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作为旅游经济的二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原始的旅游经济相关指标只是名义变量，且国际旅游收入的原始数据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名义变量，为了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按照年鉴中公布的每年货币汇率年平均价将国际旅游收入换算为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变量。同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又将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按照每年的CPI指数进行CPI平减，最终得到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的实际变量。

       人口城镇化通常用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故选取市镇总人口比重为其二级指标之一。同时为了体现人口就业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又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纳入二级指标当中。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动力，其三项二级指标分别反映了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性的特点。针对人均GDP和货物进出口总额两项指标，也需要进行CPI平减转化为实际变量。生态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二级指标的筛选，以反映生态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

       (二)功效函数计算

       本文一共有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5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均有特定的二级指标。各二级指标的指标属性不同，当指标值越大，子系统功效越好的时候，该指标为正指标，反之为负指标。各二级指标的指标属性在表1中有具体体现。指标的功效函数计算方法为：

      

       不同

的表示不同子系统的综合功效值，每个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是各系统内所有二级指标对该子系统贡献的综合，其计算方法为：

      

       式(2)

为系统i中j指标的权重，本文用变异系数法为各二级指标取权重，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值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变化情况

       由图1可知，从1998—2013年，生态城镇化的综合功效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其余各子系统综合功效均呈现出不同的上升迹象，其中人口城镇化的综合功效上升较为平缓，经济城镇化综合功效在2010年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的水平；社会城镇化综合功效从2008年开始在各子系统中就保持领先地位；旅游经济综合功效增长幅度较大，在2011年超过了人口城镇化水平，但稍稍滞后于社会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来说，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旅游经济的综合功效近年来有趋同倾向，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其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三)协调度计算

       协调度是在耦合度和综合协调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所得，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3)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说明耦合水平越高。本文依次检验旅游经济分别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度，故n为2。协调是指系统演变过程内部各要素相互和谐一致的属性，协调度模型可以更好地评判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20]。其计算公式为：

      

       式(4)～(5)中T为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D为协调度；α和β为待定权数。由于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同样重要，在这里认为α和β相等，均为0.5。D的取值也在0～1，数值越大说明协调度越高，反之协调度越低。采用中段分值法可以将协调度划分为4种类型：0＜D≤0.3为低度协调的耦合；0.3＜D≤0.5为中度协调的耦合；0.5＜D≤0.8为高度协调的耦合；0.8＜D≤1为极度协调的耦合[21]。

       按照上述方法分别计算旅游经济和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某些子系统在1998年的综合功效值为0，在后期的运算中会导致公式3的分母为0，为了保证数值的准确性，故只保留1999—2013年协调度的计算结果，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

分别表示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通过观察可知，旅游经济和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在15年中(1999—2013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1999—2004年，旅游经济和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均属于低度协调的耦合，此时旅游经济发展与各类型的城镇化互动较弱。在2005年，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旅游经济、社会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率先进入了中度协调的阶段，旅游经济和经济城镇化也在2006年进入了中度协调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间的协调度较上一年有所下降，且旅游经济和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在这一年均超过了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在2010年，旅游经济和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双双进入了高度协调阶段。截至2013年，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均处于高度协调的水平，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间的协调度明显低于旅游经济和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而同年旅游经济和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度仍处于中度协调水平。

       总的来说，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处于较高水平，近年来旅游经济和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超过了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而旅游经济与生态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则明显滞后于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间的互动发展。

       三、动态关系研究

       前文已经对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5个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水平和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然而，5个子系统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联，旅游经济是否与其他子系统存在单向或者双向的影响，影响的效果有多大，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序列单位根检验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故将旅游经济的综合功效作为因变量，将其他新型城镇化子系统的综合功效作为自变量，在实际分析中，变量常以对数的形式出现。由于对数据取对数后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因此本文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22]。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除含截距项以外，其余序列均含趋势项)。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经检验可知，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4个子系统均为同阶单整，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整检验。由于社会城镇化与其他子系统不为同阶单整，所以无法进行协整检验。由此也可以判断，尽管旅游经济和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度较高，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必然的联系。基于该分析结果，对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4个子系统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多序列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由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可知，无法拒绝“至多2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表明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4个子系统中最多存在2个协整向量。由于本文重点讨论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故写出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的长期均衡方程，方程表达式如下：

      

       由式(6)可知，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均存在正向关系，其中旅游经济对经济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弹性系数最大，经济城镇化子系统综合功效每增长1％，旅游经济子系统则有高达6.92％的增长。从经济城镇化的二级指标来看，人均GDP的提高、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扩大分别说明我国人均生产能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改善、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国内与入境旅游活动的开展，使得我国总体旅游收入显著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人口城镇化子系统综合功效每增长1％，则旅游经济子系统增长近1.93％。从人口城镇化的二级指标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下降意味着就业人口的增加，更多的就业人口预示着国民经济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对旅游经济产生正面影响。市镇总人口比重的提高说明更多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逐渐向城镇居民靠拢，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增加了旅游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说明农村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激发更多的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然而，旅游经济和生态城镇化却拥有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生态城镇化子系统综合功效每增长1％，旅游经济子系统会有0.93％的下降，该结论说明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基础卫生设施配套的不足、公共卫生服务的落后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游客的活动、旅游景区的开发等因素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压力，旅游经济和生态城镇化这种重叠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旅游经济和生态城镇化间协调度的中低下水平。

       (三)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确定了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4个子系统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后，可以利用误差修正模型确定旅游经济与其他子系统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误差修正模型的F统计量为7.7761，其相伴概率值为0.0054，调整

为0.6758，说明估计模型整体显著且拟合程度较高。由表5可知，

的系数估计统计值十分显著，为0.0383。说明短期内人口城镇化子系统综合功效每增长1％，旅游经济的综合功效会增长1.09％，稍微小于长期中1.93的增长幅度。其他如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在短期内并没有对旅游经济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误差修正项ECM(-1)的系数估计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该系数反映了对旅游经济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如果该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则说明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就越快。误差修正项系数估计值为-1.4535，符合反向修正作用，即当旅游经济的发展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时，误差修正项将以1.4535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的状态，反向修正力度较强。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发现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在不同阶段的深层次互动关系，故将继续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4个子系统展开进一步研究(表6)。

      

       由于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在4阶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上表只展示了4个子系统2阶和3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6可知，在2阶滞后的时候，旅游经济对人口城镇化拥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可见旅游经济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尤其是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城郊旅游的扩张，使得大量农民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旅游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就业门槛较低，可以吸纳更多的从业人员，对解决城乡居民就业问题大有裨益。同时又因为就业问题的解决，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有所提高。总的来说，旅游经济对人口城镇化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在3阶滞后时，经济城镇化对旅游经济，旅游经济对生态城镇化均拥有单向的因果关系。从长期均衡来看，经济城镇化综合功效1％的增长会带来旅游经济综合功效6.92％的增长。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外向贸易的扩大，都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与入境旅游的发展，经济城镇化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从旅游经济和生态城镇化间的长期均衡来看，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游客活动和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旅游经济成为了生态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总的来说，经济城镇化直接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明显，而对生态城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综合功效与协调度

       从各子系统的综合功效值变化情况来看，旅游经济、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值增幅较大，近年来有趋同迹象。人口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值变化较为平稳，生态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值降幅明显，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的综合功效水平明显滞后于其他3个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水平。

       从协调度来看，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间的协调度均处于高度协调的状态，而同年旅游经济和生态城镇化的协调度仍处于中度协调状态，明显落后于旅游经济和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度水平。

       (二)长短期与因果关系

       从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旅游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并不存在长期必然的联系；旅游经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旅游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生态城镇化存在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

       在短期中，旅游经济对人口城镇化的综合功效弹性系数值略低于长期的水平，旅游经济和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的短期关系并不显著。旅游经济拥有反向修正作用，且修正力度较大，调整回均衡关系的速度较快。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旅游经济在2阶滞后时即对人口城镇化产生带动作用。在3阶滞后时，旅游经济对生态城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而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旅游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凸显。

       (三)对策建议

       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优势，鼓励各地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缓解就业压力，提高旅游从业者的收入。重点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小城镇和旅游乡村，挖掘本地的优势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产业，通过旅游城镇化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并推动农民向城镇居民身份的转移。

       在经济城镇化方面，要不断夯实经济基础，提高经济产出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尤其要促进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产业(如旅游餐饮、食宿、交通等)的跨越式进步，为旅游业的升级突破奠定产业基础，不断提升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对外商贸合作的扩大，尤其是要通过国际性的专业展会、商务交流等形式，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前来中国，充分开拓我国的入境旅游市场。

       在生态城镇化方面，需要提高游客的自身素质，规范游客的行为，鼓励游客文明出行。对生态环境脆弱的旅游景区进行重点保护，通过门票价格调节、提前预约等方式控制游客规模，尽量减少旅游活动对该类旅游景区的环境影响。鼓励游客采取低碳旅游的方式，如自驾外出时，尽可能地多采取拼车的方式；在旅游目的地，多采取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游玩方式；在旅途中，自带必备生活物品，不使用酒店的一次性生活用品。对旅游企业的景区开发等行为进行严格的审批与监管，避免商业开发过程中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现象的发生。倡导旅游景区开发低碳旅游线路、低碳旅游导览系统，通过低碳旅游树立景区低碳、环保、智能的品牌形象，以此扭转旅游经济与生态城镇化协调度低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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