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研究中若干热点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严重曲折以来，人们思想上产生许多疑难和迷惑，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本文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对其中十个问题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探讨，希望有助于为人们释疑解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有助于使我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欢呼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则宣称社会民主主义战胜了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崛起和腾飞，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这个严重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反倒使人们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这种曲折发展，毕竟感到迷惑不解，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国资本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也有疑虑，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和生机，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更迫切要求得到具体的回答。凡此种种形成为社会主义研究中一系列的热点问题，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指针去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为人们释疑解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也有助于使我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问题之一，为什么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发生在马克思所没有预期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在马克思所预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发生？
应当说，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热烈关注的问题，西方资产阶级就是以此为据，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十月革命是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因而原苏东国家剧变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事实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预计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一些国家首先取胜，但他们也考察过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例如，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序言中，他们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的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不仅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还阐述过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暴露出来了）”②。
当然，形势的发展毕竟和马克思恩格斯预期的有所不同：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俄国无产阶级，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因为预期和现实的这种不同，并不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误，而是根源于时代的发展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预期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一些国家先行取胜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当一个国家爆发革命的时候，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同那里的统治阶级勾结起来去进行干涉和镇压，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动起来，相互声援，才能按各国经济水平和工人运动发展情况，陆续取胜。而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冲突和战争重新分割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分裂、国际资产阶级力量的相互削弱，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出现，这就使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个别国家首先取胜。而这种革命之所以会在俄国首先取胜，那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虽然在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比西欧来得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力量却比较先进。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毫无出路的处境更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这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作为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经济和文化上追上先进国家。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苏联的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过程，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的历史的必然性，而不是什么“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在这里更不存在后来苏联剧变解体的不可避免性。
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符合事实。
就在俄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芬兰无产阶级在1918年1月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年11月，德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1919年3月，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7月，波兰无产阶级建立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1923年10月中旬，在德国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地区建立了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工人政府；10月23日，德国共产党人台尔曼领导汉堡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60年代末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地方又相继发生过震荡社会的学潮、工潮，尤其是1968年5-6月间在法国巴黎发生的“五月风暴”最为著名。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象俄国那样取得胜利，甚至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也被颠复和推翻呢？
原因在于，尽管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革命的物质前提比俄国更加成熟，但其革命的主观力量却弱于俄国。在那里，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或在革命爆发时，还没有一个战斗的革命的党（如德国1918年11月革命时），或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时，取消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如1919年3月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或在革命和起义借以成功的主客观条件还不充分具备的时候就仓促举事（如在1921年3月德国中部起义时），或不考虑这些国家不同于俄国的特点，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或革命的主力既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成熟的革命组织，又没有关于未来的战略，致使在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时失之交臂（如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时）。总的来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没有创造性地制订和执行一条切合本国实际的革命路线的缘故。
问题之二，人们常常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却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因此，人民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反之，资本主义却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理想，不能摆脱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所以，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社会主义容许生产力以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的速度发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屡屡得到证明的。
至于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里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就客观原因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方面的基础本来就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要在经济超过它们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有几代、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就主观原因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有些方针政策，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即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把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区别开来，从实际出发去制订发展规划。
正因为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超越的，因此，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要经历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去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等在旧社会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它既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又要从物质上为社会主义本身创造前提。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要经历的这个过渡性阶段，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即不发达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却是一种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要是离开了这个客观实际，去制定一些急于求成的方针政策，那就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就会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要在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因为只有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朝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向前发展；但又不能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地去盲目追逐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只有在废除私有制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以后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要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去做只有将来才办得到的事情，那只会招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原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都没有把上面讲的可以超越的和不可超越的明确区分开来，以致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一直存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例如，苏联在1939、1952、1959、1961年曾多次宣布要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国在1958年也说要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如此等等，应当说，这种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的想法和做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论断以后，日本报纸当即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而对第三世界则“将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③。
问题之三，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发达国家仍然实行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迫切任务。因此，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能否坚定不移地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就成为关系着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战略转移的实现却一再受到阻挠。就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要顺利实现这种战略转移，就必须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在诸如此类因素的干扰下，人们往往会忘记社会主义的本质，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越来越来尖锐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错误认识，在苏联导致了肃反扩大化，在我国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它们都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甚至排斥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但在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可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始终想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力量还弱于资本主义，不靠革命的专政是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防止不了腐朽东西的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的，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这更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问题。
其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我国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也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由于发展战略失当，招致失败，使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受到阻挠，再次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去。
再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必须坚持社会的全面进步方针，使政治与经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获得协调的发展。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④，“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⑤。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对社会主义民主宣传和实行得都不够，而在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着眼于从各个方面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各种相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以及对国家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现实可能。但是，这又不意味着要去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要是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必须把它和资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问题之四，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节节取胜的社会主义苏联，到了20世纪下半叶，却会渐渐地败下阵来？
在20世纪上半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苏联的国民经济曾经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发展成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如果与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降37.2%，失业半失业人数达4500万的情况相比，苏联的发展更显示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接着，苏联又主要依靠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奠定的基础，赢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能够由一国实践发展成为多国实践。然而，从20世纪中期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使其经济在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较快的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如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由1951-1955年间的11.5%，不断下降到1981-1985年间的3.1%，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丧失了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优势，从1983-1984年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美国，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所占份额由1970年的占15.9%，下降为1980年的占11.6%，到了1989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人均商品和劳务产出略高于哥斯达黎加，在世界上排到第八位，而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则从1917年的占世界第七位，降为1990年的占世界第七十七位。
为什么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苏联会由胜转败呢？这首先是由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所固有的缺陷所决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适应于以战争与革命为世界主题的战备模式，在那样的环境里，它曾经有效地调动苏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在同时，它又包含有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就经济体制来说，它过早地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消灭其它经济成分；它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的决策机制，而排斥市场，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它还决定由国家统一调拨资金和物资，规定工资和物价，并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制。就政治体制来说，它以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强制为特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乃至出现个人专断，用专政手段解决党内意见分岐，导致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就对外关系来说，它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在扩军备战上耗费巨额资金，给经济带来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就发展战略来说，它不仅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而且实行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经营，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更严重的是，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绝对化、凝固化，在世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陷和弊端以后，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以后，仍拒不对它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谓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格局，在经历了50年代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立，60年代三个世界的鼎立以后，在7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东西南北关系凸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⑥。就东西之间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来说，由于世界上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就使避免世界大战具有了现实的可能；就南北之间的经济发展问题来说，民族独立运动在革命浪潮过后，进入了从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摆脱贫困的阶段，但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极其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又在严重阻碍着南方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尽管暴力和冲突乃至各种性质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但是，和平与发展却正在日益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主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是，当着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和斗争的形式却发生了变化，使它们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让位给了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的斗争，国际斗争的主舞台由战场转到市场。然而，在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首要的关键因素、经济优先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的这种情况下，苏联却仍然坚持其适应于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具有战备体制特征的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把其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不是用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面，而是用在发展军事工业、搞军备竞赛上面，这就成了它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由胜转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外有一种舆论认为，苏联是被和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的，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问题之五，为什么原苏东国家的改革以剧变解体告终，而我国的改革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是由改革的性质、方向和轨道的不同所决定的。
从50-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就相继对它们的经济体制进行过改革。这种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南斯拉夫按照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基本框架内进行改革的苏联体制；三是实行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匈牙利模式。虽然这些改革的探索曾在不同程度上取得过一些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甚至还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引发了一些新的困难和危机。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面对着苏联经济不断滑坡的形势，曾提出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但由于其严重脱离实际，致使农轻重原来已经失调的比例，达到更加严重的地步；随后提出的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新思路，又因宏观改革措施没有相应配套等原因，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把他遭到的挫败归咎于“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限制社会改造”的“障碍机制”，认为“只有通过民主与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于是就转向了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说，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形成的官僚主义命令体制，几十年来构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其弊端是“人与政权的异化，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异化、人与精神财富的异化”，纠正的办法是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而民主，则既是“改革的目标”“实质”，又是“改革的主要手段”，“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障”。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三项倡议，去揭露“黑暗面”，根本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的变形”：它是一种“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却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的“僵化的权力体制”；他说，“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由于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理想中抽掉了主要的东西——人本身，人的需要、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为此“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他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消党的领导，转移权力中心，实行总统制。到了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他完成了改革方向的转轨，于是就正式竖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必须加以“根本改造”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官僚体制”，从宣传人道主义价值观发展为在国内鼓吹超阶级的民主自由，在国际上鼓吹全人类的价值观，要求在政治上排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从倡议社会多元论发展为鼓吹政治多元论，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鼓吹用私有化去“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论，要求“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在党的问题上，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起议会党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还通过支持东欧国家党内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召开圆桌会议、拱手出让政权，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把那些不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领导人搞下台，以此去推动和影响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改旗易帜成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致最后酿成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十分明显，原苏东国家的改革之所以会以剧变解体告终，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的缺陷和弊端记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账上，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接着又用什么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多党制把反共势力召唤来形成政党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由科学社会主义改宗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转到社会民主党摧毁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这是促成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反之，我国的改革却是一种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统一起来的性质的改革，这就使我们的改革开放成为一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既包含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是我国的改革能够结出丰硕果实的奥秘所在。据统计，从1978年以来的16年中，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二番，年均增长9.4%；199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367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我国累计利用外资181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22万家；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在16年中扩大了12.7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17.2%；16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10倍，年均递增15.5%，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人均纯增9倍，年均递增14.8%；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加102倍，年均递增33.5%。我国用十年多的时间，达到了美国曾花50年、日本曾花30年才达到的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均寿命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儿童死亡率下降了75%，成人文盲减少了近2/3，自从1978年以来，已有1.8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
问题之六，为什么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列入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却没有明确提到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特别是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端的矫正物而出现的，它的意思是要以合作为基础，以公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去集体管理人类事务，尤其是为了提高下层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所以，早期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仅限于强调社会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提出来⑦；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强调说，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⑧。
就此而论，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显然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论证和强调的上述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但与此同时，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又是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伟大创举。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陆续取胜的前提下谈论问题的，因此，他们的视角就主要放在阐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劳动解放、消灭异化和分工、消灭阶级差别、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的作用上面。
而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突破，尔后又在欧亚拉一系列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还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遇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再三强调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⑨。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尔后的发展中却出现了偏离这一点的种种现象。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而获得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不断下降，而在我国则出现了一种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公平，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种搞平均主义的平等乐园、实际上是共同贫困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更把这种倾向推到极端，“四人帮”提出什么“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等荒谬口号，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牢牢把握着世界主题的转换，从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优势的高度，大声疾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进而把它们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而不是象传统作法那样把社会主义规定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这又并不意味着把它们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在生产关系方面，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就要求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作为前提和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时而把它们说成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⑩，时而把它们称作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两条根本原则(11)。那为什么不把它们明确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呢？应当指出，正是在这里，凝结着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最新认识成果，它体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又一时代特色。
《共产党宣言》曾经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进行的社会化，都是适应于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相反地，要是不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何，一味追求更大更公更纯的公有制形式，那只能招致破坏生产的结果。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中，这是一种着眼于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采取的举措，它既贯彻了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必须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去确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
问题之七，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原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什么区别？
作为市场经济，不论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之下的市场经济，是有其共性的，这就是：它们都以企业为法人主体，自主地决策、经营和自负盈亏，让产品和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依据价格成本自由流动；并通过市场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社会需要。
但任何一种市场经济又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都是与某种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不同社会制度之下的市场经济就又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例如，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和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基本特征，使得它在处理整体和局部利益、长期和近期利益的关系上，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微观搞活与宏观协调的关系上，在刺激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系等方面，可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得更好、更有成效。
所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原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首要区别在于，原苏东国家是用“休克”疗法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谓“休克”疗法，就是先实施直接的快速私有化，然后减少需求、放开外贸、货币贬值直至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提高现实汇率和采取其它一些紧缩金融措施。这种作法的结果是生产的不断滑坡：从1990年到1994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多，其中机械工业的产值下降了6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三年多来生产下降一半的这种幅度已经超过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四年中生产下降23%的幅度。而在东欧国家，从1989年到199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率，保加利亚为40%，罗马尼亚为32%，斯洛伐克为28%，捷克、匈牙利各为21%，波兰为15%，在目前的东欧国家，70%以上的居民感到生活不如剧变以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到总人口的20-30%。反之，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不是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去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使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从而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
这里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有人认为主要在于改造的途径较温和，但德国的报纸不同意这种看法，说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的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12)；联合国的报告认为，区别主要在于搞不搞私有化：“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前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而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13)；匈牙利报纸则认为，区别主要在于原苏东国家“轻易地摧毁了旧的机制，此后却没有能建立起更好的、更健康的架构来代替它”，反之，中国并“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14)。
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所以在原苏东国家造成经济不断滑坡的恶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那里，出现了从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的极端，跳到放弃宏观调控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极端的现象。反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如市场结构本身难以达到完全竞争和提供完全的信息，市场调节本身又具有自发性和后发性等特征，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难以实现长期经济稳定，难以防止两极分化，更难以应付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对于未来的重大挑战，因此，就必须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计划调控，来干预市场的运行。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强调市场机制调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要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用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解决国民经济宏观平衡，收入分配合理化，实现公平，发展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仅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所难以奏效的问题。
匈牙利报纸在回顾东欧国家向市场转轨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历史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少数几个最发达的国家中才获得成功，而且还使西方在过去经历过多次萧条。与此相对照，“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经济环境困难、经济任务繁重的国家则选择另一种市场经济模式：‘调节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更为有效”：它“并不改变市场的独立性，但国家可用干预手段来补充”，这家报纸特别提出了“难道中国15年来所作出的榜样不值得我们更加注意吗？”的问题(15)。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也指出，“中国所使用的有针对性的补贴、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体政策以及对进口的控制的例子，说明它们的经济奇迹，不完全是市场的奇迹”，相反地，“这些经验强调经济和政府之间密切结合的重要性。政府控制市场力量，以确保各公司不仅从直接的自身利益出发行事，还要同整个长期的经济利益协调一致”。
应当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原苏东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又一重要区别。
问题之八，国内外有些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到底应当怎样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
有些人之所以会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因为混淆了不同层次上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界限问题。而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求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来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反之，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因而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特别在我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资本主义是邪路。在这个层次上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是在抹煞对立、混淆界限。
第二个层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方法的层次。问题是从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上提出来的，邓小平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16)。
关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成就的问题，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就已提出来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重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能设想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苏维埃政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等等。只是在尔后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长时期内，人们才形成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的片面认识和态度。所以，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谓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一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没有阶级性的；二是指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它既可为资本主义、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三是指市场经济，传统观念给它烙上资本主义印记，实际上只是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方法，其性质取决于为谁服务；四是指外国资本，本来它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来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情况下，在作用上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7)。
在这个层次上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基本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混为一谈了。
第三个层次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等消极因素。要是我们不能正视这种情况并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那么，它们就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变质而成为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18)但是，即使在这个层次上，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党正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来杜绝让资本主义腐朽东西蔓延开来，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愿望罢了。
问题之九，为什么在东欧剧变中纷纷落选的社会党人（前共产党人），近年来又相继东山再起？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1989-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纷纷落选的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从1992年以来，又在议会选举中相继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
先是立陶宛的劳动民主党，在1992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在141个议席中获73席，超过了半数；接着是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一起组成民主左派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获2/3的选票，从而得以取代团结工会而组阁执政；随后是匈牙利的社会党在1994年5月的两轮议会选举中得票54.1%，在386个国会议席中获209席；斯洛伐克民主运动也在1994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保加利亚社会党在1992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获49%的选票，在240个议席中获106席；爱沙尼亚左翼联盟在1995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在101个议席中获43席，右翼执政联盟“祖国联盟”仅获8席；除此之外，德国民主社会党也在1994年6月在东柏林的特鲁普托行政区举行的欧洲议会议员选举以及前东德的地方选举中获胜……。
为什么东欧国家的社会党会一个又一个地东山再起？根本的原因是东欧剧变使那里的经济不断滑坡，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由尼古拉斯·巴尔领导的专家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欧各国人民怀着能过更好的生活和有更多的公民自由脱离原先的制度。然而，东欧的激烈改革带来的却是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和许多人贫困”(19)。这就使东欧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怀旧情绪迅速滋生和蔓延起来。
东欧人民怀的什么旧？
在原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历史被抹得一团漆黑，至今没有在人民心目中恢复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把人民的怀旧理解成要求恢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所怀念的，是他们认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生活有保障的安定感。克罗地亚青年社会学家米·卡萨波维奇在《东欧人民为何怀旧？》一文中，分析这种现象说：
东欧人民原希望在剧变以后“很快能提高生活水平，赶上西欧，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失业，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于是人们头脑开始清醒了，随之是失望，是幻想破灭。这种失望和破灭使人开始对过去社会的怀念。这种怀念在东欧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大部分人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这种社会保障现在丧失殆尽，而希望在新制度中得到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是怀旧的根源”。“人们感到丢失了哪些好的东西呢？首先是全面就业和可靠的工作岗位”，它使人们“有一种生活安定感”，此外还有“收入差距不大，有一种平等感”，“免费教育”、“全社会共同合作的精神”、“一人有事大家帮助的友爱态度”等等，“然而，上述这些好处被现在的政府用无情的方式在短期内夺走了，对此，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在这方面，私有化起了主要作用”(20)。
正是这种怀旧情绪使东欧许多选民在议会选举中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那些由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党等等。
然而，在实际上，当这些前共产党人改旗易帜成为社会党人时，他们从组织到纲领政策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组织上说，他们在东欧剧变以后，纷纷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成为其成员党；
从纲领上说，他们公开声明马列主义“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失效了”，民主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这些年的议会选举前后，他们又再三保证决不恢复共产主义。
从所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来说，这些社会党和落选的右翼政党一样，许诺要在东欧继续加速私有化，要把完成私有化当作基本国策。他们和右翼政党的区别仅仅在于，要吸取其不顾广大劳动者的承受能力，不惜代价地推行私有化以致遭到群众反对而落选的教训，宣称“不允许把社会大多数阶层带入野蛮的资本主义状态”，而要重新考虑私有化的速度和方法，并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制。
所以，从1992年以来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东山再起，这种现象所说明的，只是资本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和站立不稳；而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复苏，因为这些新当选的社会党人虽然是一些前共产党人，却已改宗民主社会主义，已不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了；它也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因为这些社会党人并不是靠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而获胜的，而是凭着他们的前共产党人的身份，靠了广大选民对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美好东西的怀念而当选的。
与此同时，既然东欧国家的这些社会党人，已经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纲领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中活动的规则，那么，就和他们在东欧剧变时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所伴随着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显然不同，他们现在在议会选举中的当选与落选，并不涉及这些东欧国家社会性质和政权性质的改变。正如西欧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即使上台执政，也只是在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东欧国家的社会党上台执政以后所能作的，充其量也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促进社会生活民主化，使资本主义较为人道化一些罢了。
问题之十，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看起来“面目已非”；但是，由于这种调整终究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一些有限度的局部调整，因此，它只能缓和、而远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依旧”。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由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当代垄断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私人垄断资本，在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用多种形式发展了有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工业民主”，使工人产生了某种参与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内部的矛盾，但由于这种制度毕竟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在企业中被剥削受奴役的雇佣地位；在分配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范围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从摇篮到坟墓地实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贫富两极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在社会稳定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收入分配上的调整，又毕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趋势；在上层建筑领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用国家干预去调节经济运行机制以后，创造了比完全的市场机制更为有效的手段去协调和管理社会经济，但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国家干预，又毕竟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消除发展不平衡和比例失调。正因为这样，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调整，虽然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50-70年代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但并没有象西方资产阶级所预期的那样，把资本主义引入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的新型文明。
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还使这些矛盾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首先是其国内的两极分化正在进一步发展，如在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3.1万亿的财产，年收入5053亿美元。而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却有3930万，无家可归者700万，没有医疗保险者3970万。其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严重的失业问题，如在199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有890万失业者，欧共体成员国平均失业率为10.5%，2000万人无事可做，再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问题，如在1965-1975年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加了1300美元，发展中国家只增加20美元，3/4的发展中国家只增长1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现在大约有5亿人每天没有食品保证，每年约有1500万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除此之外，还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原苏联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美之间的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无法解决、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它的基本矛盾，再次证实了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当然，要使这种趋势变成现实，还要靠社会主义国家在成功的改革实践中，充分发挥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我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例如，就连布热津斯基在惊呼西方世界失控混乱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假定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21)。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实行的又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到21世纪中叶，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全面进步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就将，屹立在世界的前列。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2)。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苏东剧变解体中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以后，正以种种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尽管面对着暂时处于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不将遇到新的困难，矛盾的挑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发展到在它的制度框架内无法调节和消解的地步，随着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21世纪将迎来社会主义振兴和发展的新高潮。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终究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③ 参见1987年11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
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15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⑨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⑩(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42页。
(12) 赫尔穆特·彼得斯：《是借助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吗？》载1994年9月30日《新德意志报》。
(13) 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
(14) 1994年9月7日《匈牙利新闻报》载《新经济政策》一文。
(15) 1994年9月17日《匈牙利经济新闻》，载《中欧东欧向何处
(16)(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111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19) 参见1995年2月8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载《贫困是东欧的主要危险》一文。
(20) 见1995年2月13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
(21) 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第四部分第三章“全球不平等现象”。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196、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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