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教书”：明清塾师之生存状态及其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塾师论文,明清论文,生存状态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4.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4－0064－07
引论：从“穷不读书，富不教书”说起
所谓“塾师”，又称“馆师”、“蒙师”，别称“门馆先生”，民间俗称“猢狲王”、“青毡生”（或称“青毡客”）、“青袍先生”。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他们既不同于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此类官方学校的教官（或称学官），又与书院讲学的“讲师”或士子文社、文会中的“都讲”有别。换言之，塾师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是学业未成的“蒙童”，其任职的学校是“乡学”（或称“闾学”、“家塾”、“家馆”）、“义学”（或称“义塾”）一类的私学，而身份则是纯粹的职业教师；教官负责的是学业已成的地方官学的“生员”（俗称“秀才”）与中央官学的“监生”与“贡生”，其身份亦官亦师，介于官、师之间；而讲师、都讲负责的教育对象则更为普及，既有农、工、商、贾一类的庶民百姓，亦有学业有成的读书士子，尽管属于私学教师的性质，却又与塾师稍有差异。
明清两代，塾师的足迹已达臻城乡各个角落。清人周石藩云：“大凡乡鄙都邑，皆有塾师。”① 所言就是最好的注脚。古人有言：财主落败便教书。② 可见，塾师之业，历来被视为财主家业衰败后之恒业，其背后所透视出来的信息，无非是一个“穷”字。此外，清代有一句俗谚，叫“穷不读书，富不教书”③。其意分前后两层：就前者而言，贫寒人家既无财力供养子弟读书，而且子弟一旦读书，还会失去一个劳动力，影响家庭的生计。就后者来说，也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富者生计不用发愁，不必低声下气去教书。另一方面，书中所载，诸如开蒙之《大学》，所训“悖入悖出”，“以身发财，务财用者必自小人”，若高声朗读，毕竟于富者脸面有碍。
然吊诡的是，明清民间尽管有“穷不读书”之说，但揆诸当时的情状，却往往是“读书之家，率多寒士，必以教读为事”④。究其原因，对于贫寒人家来说，惟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才能改换自己的门庭。而现实却是无比残酷。在数目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中，只有少数幸运儿得以藉读书而改变现状，而其中绝大多数的贫寒读书人，为生计所迫，只好“以教读为事”，靠处馆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开支。
一、塾师之种类、来源、出身及聘师仪式
处馆教学，应该说是明清读书人无奈的选择。《长恨歌》云：“百工技艺不屑为，万卷诗书勤苦读。读书望登天子堂，岂知读书成劳碌。”⑤ 所谓“劳碌”，所指即读书无成，只好流落江湖，做一个教书先生。
（一）塾师之种类
塾师从事地方子弟的启蒙教育，借此谋生，在明清两代又称“处馆”。就塾师所处之馆、塾而言，根据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的年龄差异，可以分为蒙馆与经馆两种。蒙馆即训蒙，专教蒙童记诵。经馆则治经学，专教学生治科举之业。前者之师称童蒙师，或称训蒙师，简称蒙师。后者称举业师。因治科举业者多专治一经，故又称此类馆师为经师。
若按教学场所的不同，则又可分为下面两类：一是塾师自己设帐授徒，打出幌子，教授生徒。此类馆塾，有些设于塾师家中，或因塾师自家居宅狭窄，则租赁房屋，设馆授徒，称为“学馆”。⑥ 至迟从明代以后，乡馆已有商业化的趋势。如明代小说言：当时有一位乡学先生，写了一张红纸，贴于门首道：“某日开学，经、蒙俱授。”⑦ 二是上门授徒，亦即至人家家馆授徒。而后一类家馆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富人或商人之家，在家中设馆，聘请塾师在馆中教育自己子弟。所别者在于一般富人人家是让塾师教授子弟“书法”或“读书”，而商人家庭则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算法”。二是那些无力在家中设馆聘请塾师的贫穷人家，就合力在寺院中设馆，命其子弟每日从家中赴寺院走读学习。⑧
（二）塾师之来源、出身
就地域而言，明清塾师的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在文风较盛之地，教学资源丰富，塾师众多，本地塾师尽可应付本地馆塾之需，无须至外地聘请；二是在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若当地无可充任塾师之人，则需要至其他地方聘请塾师，以教育子弟。⑨
现在一说训蒙处馆，就联想到三家村的一些老学究。学究式的训蒙师，在明清两代无疑属于大宗，然若细究塾师的身份，大抵更为复杂。换言之，无论是中过进士、举人者，抑或国子监生、生员、童生，甚至那些贫穷的官员，均不乏借舌耕糊口之人。
首先，在明清两代，无论文官，还是武官，因为家里生计贫乏而教授生徒者，不乏其例。如明代江西副使李远庵，罢职以后，亦“教授生徒于高淳、溧阳之间”。⑩ 又明代武举千户杨伯秩，家甚贫，在卞忠烈庙对廊开设蒙馆。(11) 此外，清人陈灿勋，曾中嘉庆九年（1804）举人，出任国予监学正。然因家贫，且淡于进取，只好“授经自给”，“从学者众，多所成就”。(12)
其次，状元、举人处馆，在明清两代也相当常见。举例来说，在明代相当闻名的钱福，曾经中过状元，也曾处过馆。至于举人处馆，更是屡见不鲜。譬如郑鄤，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人，随后就在常州府城的先贤祠“开馆”，前来求学者达1700余人。(13) 在清代，凡是“举业名馆”，其馆师亦多举人出身。如吴镇、庄允升两位举人，开设学馆，“从游甚众，登科甲者踵相接”。其后，则有林雪晴，“润及门者济济如也”。(14)
第三，国子监生与生员处馆，更是本色当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试举几例如下。如明代国子监生陈克载，“以《易》授诸生里中，而韩公邦奇与其子希鲁实馆之”。(15) 明末著名理学家冯从吾之父冯友，为诸生时，家甚贫，“设科常开平祠，借束脩以养父母”。(16) 又清代岁贡生方汝舟，“课徒自给，远方来学者如云”。(17)
第四，明清两代的老童生，虽未入学成为秀才，但家中生计也需顾及，于是只好开馆授徒。如明代苏州府常熟县人邹静观，万历初年老童生，县试从未一取，却自称邹解元，“师道甚严，大家争致之，非隔年下聘，不可必致。新正开馆，不过初三。遇节，止假一日”。当时常熟以老童生处馆者，尚有龙门、蒋二等人，时人争相延聘。(18)
（三）聘师之仪式
在明清两代，民间尊师重学风气颇盛，故各地自行延师训蒙之事并不乏见。如明代福建兴化府，地狭人贫，当地人只好以读书为业。“每岁上元后，即筮吉延师，以训子弟。”(19) 广东惠州府兴宁县，其延师习俗如下：“如明年敦请，则于今年八、九、十月具关，亲送其家。至明年春王月，择吉辰，设盛筵，率子弟拜从。”(20) 上面所谓的“具关”，其实就是聘请塾师的聘书，在当时称为“关聘”、“关书”或“关约”。下引一件明代聘请家塾师的聘书，以说明之。聘书云：“予家塾师久虚，敬烦足下，敢具币以告。”(21) 又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也记载了一则塾师聘书，上写：“愚表弟虞梁，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每年脩金四十两，节礼在外。此订。”(22) 两相比较，明代关聘中仅云“具币以告”，而在清代的关聘中，则已经明确立出每年的“金”与“节礼”。
二、塾师之生存状态
概言之，“穷”、“苦”二字大抵已经道尽明清塾师之生活境遇，堪称塾师生存状态的实录。就“穷”而言，牵涉到塾师的收入，以及收入能否养家糊口；就“苦”来说，则更关乎塾师的教学环境、住宿条件、东家所供饮食丰俭，尤其是塾师本人内心的感受。
（一）塾师之“穷”况
塾师之“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收入过低。明清两代的塾师收入，大抵包括束脩、节仪与饮食供给、兼职收入三部分。
先说束脩。塾师出任馆职，无论是蒙师，还是经师，无非是为了谋取馆谷与束脩，借此养家糊口。相比之下，蒙师的馆谷或束脩就比经师低许多。即以明代的官方社学师来说，多属训蒙师，其束脩一般为每年20两银子，少者则为15两。(23) 有些义学的业师，“月奉四斛”。(24) 南宋以后，多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月俸四斛，即二石，一年24石。若折成银子，大概也在15两左右。在明代，一般经师的束脩，大概在每年30—50两银子之间，多者亦有超过50两，甚至超过100两者。(25)
与明代塾师的脩金相比，清代塾师的脩金就稍显微薄。据史料记载，清代福建古田县，“民间总角授书，终年脩金四百文。至成童作文，多不过二三千。如有脩金二、三十千专请教读者，士林莫不羡慕。”(26) 清人郭尧臣著有《捧腹集诗钞》，中有《青毡生随口曲》14首，其第11首云：“一岁脩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迩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27) 即使在北京教书，最多者也只是每月四两脩金，全年不过48两，少者只有二两，全年24两。(28) 此外，尚有其他诸多记载，可作为清代塾师脩金的补充，分列如下：如清人钱泳记载，常州有某学究，以蒙馆为生。其子长成，亦充蒙师。父子一起教书，所得“馆谷”，不过四、五十两银子。(29) 每人每年所得脩金，则为20—25两之间。从上述记载可知，清代塾师脩金最低者，当属蒙师，最低者不过每年脩金400文铜钱，稍多者则为二、三千文。总体说来，清代塾师脩金，低者为每年10—20两银子之间，高者则在40—50两银子之间。
塾师处馆，除了最为基本的脩金、馆谷之外，尚有其他一些额外收入，诸如“礼聘银”、“节仪”。所谓“礼聘银”，即聘师时一次收取的礼金。在明清两代，“节仪”又称“节礼”，通常是指塾师从东家那里获得的节日赠仪。以礼聘银为例，明代塾师应聘设教之后，就会收到来自东家的礼聘银，如明代常熟县所设的义学，义师除了馆谷之外，尚可得俸银八两、聘礼银五钱。(30) 至于节礼，通常是指遇到清明、端阳、中元、冬至等四时节日时，塾师可以从东家那里得到赠仪。如明代常熟县所设义学，义师在每年的清明、端午、中元三个节日时，获取节仪银各三钱。(31) 又如清末山东济南府陵县，官府在县城设立两所义学，其塾师每人每年可得节礼钱6000文。(32) 若是塾师至家馆教学生徒，东家还需要提供塾师的一日三餐供给。从明末清初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常膳二簋，一肉一蔬；宴会四簋，二肉二蔬。(33) 从清代家馆来看，主人家除了提供塾师每日饮食以及睡房之外，有时尚根据季节之不同，赠送塾师衣服。若是塾师无人伺候，那么东家安排书童、管童等二三人前去服侍。(34)
在明清两代，因为脩金、节仪之类的收入相对微薄，尚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塾师通常会从事一些兼职，借此补贴家用。这些显然属于塾师的外快收入。明清塾师之兼职收入，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一是利用自己曾经兼习过的地理、算命一类杂术，从事堪舆之术，以获取好处。如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除了处馆之外，“后来又替人看葬坟”，(35) 就是典型一例。二是书春帖。清末人李虹若有《书春》诗一首，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许润笔资。”(36) 所记即为教书先生在腊月里靠替人写春帖，以赚取些须润笔之资。三是安排婚礼、AI写作婚书。如清代江西赣县有一塾师，专门“为两家部署婚礼”，兼之乡僻缺少士人，所以两姓之间的婚书，“咸出塾师手”。(37)
塾师脩金既薄，且又得不到东家应有的尊重，时常会面临拖欠脩金的尴尬局面，于是不得不前去讨要，甚至不乏诉诸公堂之举。清末人李虹若有《散馆》诗，云：“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门前要束脩。”(38) 对于东家故意拖欠脩金，在万般无奈之下，塾师只好诉诸公堂。如在清末，田石生设私塾于江宁汉西门内，旋因脩金收不足，禀县请追。县令不理，遂向总督衙门上禀。(39)
就明清两代的实际状况来看，下层读书人之贫困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就需要对明清塾师的生活质量加以具体的分析。按照明代的物价水平，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需银50两。(40) 京师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若在一般城市或乡村，大概最低脩金30两，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从清人小说《儒林外史》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小说可知，清代塾师若想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计，必须每年赚得脩金30两。假若这一年正月里与东家说定，脩金只有二十几两，那么塾师就会“心里焦不足”。于是，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扩招两个学生，或是替人“看文章”，以便能补足30两银子之数。与此相反，假若这一年正月里谈好的脩金多出几两，塾师欢喜道：“好了，今年多些。”可是，偏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把这多出的几两银子用完。(41) 若以每年30两脩金作为维持一个读书人体面生活的标准，那么，明清塾师中的大多数应该处于这一标准线之下，故民间才有穷教书的印象。
（二）塾师之“苦”状
明清塾师苦状，其实不仅仅限于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更是因为读书人的内心感受之苦，自我感觉精神上缺乏自由。明人文征明所著《馆师叹》一诗，其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一句，(42) 基本道出了苦状的缘由。清人有一则《村学先生自叙》，塾师自言境遇道：“自家日常看着几个书生，羁羁绊绊，与犯罪囚徒无异。年终算着几担束脩，多多少少，与雇工常行不殊。”(43)其意大体与文征明所言相同。前者是说物质待遇之贫乏，而后者则是说精神上的枷锁。
物质待遇与教学条件之差，在一些塾师看来，只要秉持一种“孔颜之乐”的精神，尚可应付自如。最让塾师不堪承受者，就是自己一旦成为塾师，为了些许的束脩，犹如鸟入囚笼，成为“不枷不锁的自在囚”。照理说来，塾师俗称“西宾”，凭自己的知识吃饭，原本应该与“东翁”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事实并非如此。前引明人文征明《馆师叹》诗，即云：“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究竟是听从子弟“父兄”之言，抑或迁就就学的“子弟”，塾师确实陷入了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为此，《长恨歌》明确揭示出了塾师教学过程中之为难境况。歌曲云：“拘缚矩头严，护短不教加鞭扑。抚育少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44)
清代有一则村学先生的自传，对塾师教学环境之差的刻画堪称淋漓尽致。为人之师，无论言论，还是行为，无不都需要小心谨慎。如“唤人家亲友小小心心，犹恐怠慢了宾客；叫人家奴婢，哥哥嫂嫂，犹恐冲撞了那厮”。功课少了，主人则嫌塾师懒惰；功课多了，弟子又道难为。塾师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必须主人“议之而后言”；塾师在东翁与弟子面前，必须步履安详，居处镇静，衣冠肃整，容貌端庄，不可懈怠离披。拘拘束束，循规蹈矩，半点不敢差池，确乎好似“严姑手里无缘的媳妇”，又似“晚母身边失爱的孩儿”。(45)
三、民间之塾师形象
在明清民间的印象中，塾师已经被塑造成“腐儒”、“冬烘先生”的典型。无论是历史典籍，抑或谜语、笑话、诗歌、八股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无不将塾师归于腐儒此类范型人格。
（一）从称谓变化看塾师形象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称谓无不体现一种等级差序。在明清两代，塾师有“先生”之称。这无疑是一种荣誉称谓。塾师一旦至富豪家馆中处馆，馆中仆人通常称塾师为“师爷”。师爷一称，原本是指塾师，后来才渐渐演变为幕宾的通称。(46)“先生”、“师爷”二称，显然是一种荣誉称谓，其背后蕴涵着师道尊严的深层意义。
师道尊严，由来已久。所不幸者，至明清两代，从事教学之塾师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下场头”，是仕进无望者的谋生手段，塾师形象随之衰微。从“先生”至“师傅”的称谓演变，塾师地位转衰已初显端倪。根据明代史料记载，福建莆田民间通常称授经之师为“先生”，而浙江吴兴则称宦家童仆为“先生”。这是“先生”一称荣耀性下滑的反映。又山西洪洞称秀才为“师傅”，而别处则称工匠曰“师傅”。(47) 尽管从起源上讲，“师傅”一称亦属尊称，但一旦工匠也通称为“师傅”，则塾师已经从称谓上沦落为与工匠齐名。
至“学匠”、“教书匠”之类称谓的出现，塾师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考“学匠”一称，至迟在明代末年已经出现。如在明代的馆师中，其身份通常以生员居多。所以，明代的生员又有一种别称，即“学匠”。(48)假若说称塾师为“先生”、“师傅”还是一种尊称，那么，将塾师称作“学匠”，塾师在民间百姓的眼中，已经等同于泥匠、木匠、砖匠、锯匠、铜匠、铁匠，仅仅属于谋生行业中的一行，显然是塾师地位下降的一种侧面反映。可见，现代民间俗称教师为“教书匠”，这在明代已开其先河，至清代最终形成。清人曾衍东在其所著《小豆棚》之《陆修》一则后，有如下批语：“吾乡富甲某，忽欲延师课子。会当夏月，晒麦于场，雨骤来，诸佣工皆为之盖藏。富甲问曰：‘教书匠何以不至？’师闻之，怒而去。”(49) 这是清人称塾师为“教书匠”之典型一例。
塾师不但侪之工匠之列，在民间百姓的眼里，更是等同于“长工”。清代有一则笑谈，大抵可以证明此说不虚。故事记载杭州有一位姓莫的乡宦，延请了一位塾师金先生。当清明节解馆时，乡宦让馆童替塾师挑着行李，前去送行。塾师即景口占得诗句云：“墙内桃花墙外红。”馆童应声续之，道：“长工挑担送长工。”塾师听后大怒，打算打发馆童回家，但考虑到不得童仆使用，又要浪费自己的斧资，所以姑且忍耐。后回到主翁家，将此事向主人告发，但主人一向宠幸馆童，立刻传见，让馆童下跪，数以慢师之罪，并言如果能将前诗续全且有自己的说法，此事方休，否则必加以责罚。馆僮无奈，不得不续句解之，道：“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50)由此可见，在塾师与长工之间，行业虽有高下之分，但就“打发工钱”而论，却分毫不殊。
（二）民间对塾师形象之塑造
民间对塾师形象的塑造，显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塾师地位的下降。塾师的职责不过是训蒙，而做一个尽职的蒙师却并不容易。尽管当时的“义学条规”，无不深知选择馆师必须谨慎之理，尽量要求遴选“克端师范，实心训课”或“品端学粹”之人充任。(51) 但事实并非如此。史料已经揭示，明清塾师很多并不称职。年高者则昏倦欲睡，年少者则嬉游成习，常常不知教法。
正因为此，才导致诸多嘲讽村学究作品的出现。如有一首诗谜，专门嘲讽村学究，其中有云：“身长九尺皓须眉，俯首常如持满时，村塾全然无约束，任儿携幼浴清池。”(52) 从诗谜不难知道，在民间印象中，塾师通常不过是身长九尺、须眉皓白的高瘦老翁，弯腰时如同一张持满之弓。他们在村塾中教书，不过是借此谋生而已，对村童全无约束。在童蒙眼里，塾师不过是“腐儒”与“冬烘先生”而已。如明人汤显祖所作戏曲《牡丹亭》中之陈最良，就是一个“腐儒”的典型形象。老儒陈最良上场之时，已经年值六旬，上来自己就唱出“灯窗苦吟，寒酸苦禁，蹉跎直恁”。这是腐儒的寒酸样。正是这个陈最良，在教学上尽心尽责，对女弟子杜丽娘管束甚严，但在生性活泼的春香丫头看来，不过是个“村老牛”、“痴老狗”而已，“一些趣也不知”。即使是女弟子杜丽娘，尽管对陈最良有所尊重，却亦一心想着后花园中的景致。(53) 显然不以陈最良的酸腐样为然。清人尤十郎仿八股文体裁，集《四书》成语以嘲笑村学究。其中对塾师的定义，就是“正其衣冠，动容貌，规矩准绳”。(54) 如此描摹刻画，活脱一个酸丁腐儒形象。尤其是到了清末光绪中叶，当时新式学校渐兴，而未经改良之私塾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为此，有人写就一诗加以嘲讽，其中“先生头脑是冬烘”一句，(55) 道出塾师思想已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凿枘不合。在清末西学普遍传入，而且中国学生出洋留学成风的情势下，传统的私塾师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冬烘脑袋而冥顽不化，甚至不知“科学”二字之真正含义，从而将其误解为“科试所取入学之生员”。(56)
更有甚者，明清的民间尚将塾师刻画成“鼠先生”、“狗教师”一类的人物典型。老鼠喜食之物甚多，尤嗜米与油、烛。实在无可偷吃，老鼠则从故纸堆中讨生活，进而啃啮书籍。清宣统时，杭州小营巷顾少岚家曾延聘一位塾师，有“先生似鼠”之谑。这位塾师一向喜欢贪小便宜，其家与顾氏相近，隔数日就要回家一趟，回家时必携带数器，里面所装均为米、油、烛，于是有人嘲之曰：“先生似鼠。”当时有一位王立斋听到这则故事后不以为然，更是得出了“先生不如鼠”的惊人之论。其实，他的说法也有道理。一般说来，老鼠偷啮书籍，应该说尚有文字之缘。而这位教书先生，虽为顾氏所信任，然识字无多，教弟子《三字经》、《千字文》一类，恐犹不能卒读。他在塾馆，每天不过静坐昏睡而已，根本不安于从故纸堆中讨生活。这就是先生不如鼠的缘由。(57)
“狗教师”形象的出现，显然与“鼠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明清时期的笑话书中，大抵亦可看出市井人对读书人的形象刻画。在以晚明冯梦龙《笑府》增补而成的《笑林广记》中，所刻画的教书先生，不是满嘴别字，就是一味厮混，教书全无章法，完全是一种堕落的社会形象。如《笑林广记》卷1载一馆师岁暮返家，舟子发问：“相公贵庚？”馆师答：“属狗的，开年已是五十岁了。”舟子又问：“我也属狗，为何贵贱不等？”舟子又问：“哪一月生的？”馆师答云：“正月。”舟人大悟，道：“是了，是了，怪不得，我十二月生，是个狗尾，所以摇了这一世；相公正月生，正是狗头，所以教（音叫）了这一世。”正是通过这种嘲笑塾师为狗之法，于是“狗教师”的形象在民间正式确立。(58)
从“先生”至“师傅”，乃至进而演变为“学匠”、“教书匠”，塾师称谓的演变已经证明，在民间百姓的印象中，塾师已不再是传道解惑的教育者，而不过是谋生行业中的一员而已。至于“鼠先生”、“狗教师”形象的确立，则更是塾师堕落的真实反映。究其原因，正如龚鹏程所言，显然是儒学本质的失落、社会性的失落以及权力的失落这三重失落的人生所致。(59)诗谜、笑话、诗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对下层读书人的描绘，诸如酸秀才、穷教师之类，无疑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定型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有简化以及抹杀个性差异之嫌，而且只能视之为市井俗文化对读书人的偏见或定见。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偏见与定见之下，同样部分反映了塾师的真实生活乃至面貌，并引发后人对其形成原因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余论：科举制下师生关系的转向与师道尊严的沦丧
中国的俗语有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这种角度而言，师道堪比父道。换言之，明师如同严父。而揆诸明清教育社会史，却并非完全如此。在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中，正如黄宗羲所言，“师道多端，向背攸分”。(60) 换言之，学生最为看重的是便于自己仕进之途的“保举之师”、“考试之师”，而不是从小启蒙自己或者替自己传道解惑的“受业”或“问业”之师。正如明人李贽所云：“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提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事父。以其相知也。”(61) 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亦云：“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为不知类矣。”(62) 德业不再是维系师生关系的纽带，而是被利益乃至利害关系所取代。凡是对自己科名、仕途有利者，可以视之为“恩师”，甚或“亲爷娘”，而那些真正的“受业”、“问业”之师，则可以视若途人，转瞬即忘。塾师之被轻贱，塾师形象之堕落，于此均可找到解释的理由。
当然，师道沦丧，不可能由塾师一概任其责，而是与科举习气对明清教育制度的影响休戚相关。深受科举习气影响的明清士大夫，一方面，只重同年，不重穷交。究其原因，无非是同年必缙绅，而穷交不必缙绅。另一方面，重座师，不重经师。原因很简单，座师必贵显，而经师则不必贵显。(63) 座师与门生之间，无非是科举之下的利害关系，并无真正的师生之谊。而经师与子弟之间，虽有授受之谊，却反而被漠视。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揭示，在科举考试的网络中，“座师”、“房师”、“同年”、“年侄”、“世兄”、“门生”、“门孙”、“太老师”等称谓的出现，无不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朋比胶固，牢不可破”，(64) 并进而形成朋党之势，门户之习。于是，朋党、门户取代了真正的师生关系。这是科举制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明清塾师群体中还是不乏如明代塾师焦端那样的安贫乐道之辈，他们“为人清正，动以古道自律”，即使家中甚贫，但容貌词气，不见“一毫贫窘之状”。他们仅仅是藉授徒作为自己的生计，而且能做到“克志励行”。(65) 可见，将塾师视为“读书种子”，或者说“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之重镇”，(66) 其实亦不为过。不仅如此，塾师对于普及教育，提高明清教育的整体水平，更是功不可没。明清两代民间识字率之提高，即是明证。
注释：
① 周石藩：《海陵从政录·与诸生讲学随笔》，载《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6册，第239页。
② 钱德苍辑：《解人颐》，《寓意集·村学先生自叙》，岳麓书社2005年版，下册，第15页。
③ 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穷不读书富不教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54页。
④ 周石藩：《海陵从政录·与诸生讲学随笔》，载《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238页。
⑤ 钱德苍辑：《解人颐》，《寄怀集·长恨歌》，下册，第87页。
⑥ ［日］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卷5《闾学·先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7页。
⑦ 周清原：《西湖二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⑧ ［日］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卷5《居家·子女教育》，第155页。
⑨ ［日］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卷5《闾学·家庭执教》，第298页。
⑩ 周晖：《金陵琐事》卷3《官贫受徒》，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11) 周晖：《二续金陵琐事》卷下《急取》，第343页。
(12) 甘熙：《白下琐言》卷8，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13) 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16《天山自叙年谱》，民国二十一年重刊本。
(14) 甘熙：《白下琐言》卷1，第15页。
(15) 黄瓒：《雪洲集》卷7《赠韩公邦奇七十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黄长寿刻本。
(16) 冯从吾：《冯少墟集》卷20《家乘》附《原任保定府同知冯公行实》，清康熙十二年重刻本。
(17) 甘熙：《白下琐言》卷1，第15页。
(18) 《虞书》，载《虞阳说苑》乙编，初园丁氏校印本。
(19) 弘治《八闽通志》卷3《风尚·兴化府》，《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弘治四年刊本。
(20) 崇祯《兴宁县志》卷1《风俗》，载《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44册，第407－408页。
(21) 朱察卿：《朱邦宪集》卷5《送韩元和赴塾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六年朱家法刻增修本。
(22)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46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页。
(23)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13《社学教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刻本。
(24) 万衣：《万子迂谈》卷6《江州万氏祠堂义田碑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25)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8《处馆说》，清同治十年江苏书局刊本。按：关于明代塾师的馆谷与束脩，详细的探讨，可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310页。
(26) 陈盛韶：《问俗录》卷2《三餐》，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27) 周作人：《浮世风吕》，载刘应争选编《知堂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28) 齐如山：《中国之科名》，收入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版，第1090－1092页。
(29) 钱泳：《履园丛话》15《鬼神·讨债鬼》，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3页。
(30) 缪肇祖等纂修：《常熟县儒学志》卷3《饮射志》附《义学》。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31) 缪肇祖等纂修：《常熟县儒学志》卷3《饮射志》附《义学》。
(32) 戴杰：《敬简堂学治杂录》卷2《增修三泉书院禀》，载《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1页。
(33)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18《处馆说》。
(34) ［日］中川忠英编著，方克、孙玄龄译：《清俗纪闻》卷5《闾学·家庭执教》，第298－300页。
(35)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6回，第351页。
(36) 李虹若：《朝市丛载》卷7《都门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37) 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易妇而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册，第2094页。
(38) 李虹若：《朝市丛载》卷7《都门杂咏》，第154页。
(39) 襟霞阁主编纂：《（新编评注）端午桥判牍菁华·教师讹诈之妙批》，收入《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71－472页。
(40) 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41)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6回，第350－351页。
(42) 褚人穫：《坚瓠五集》卷3《馆师叹》，载《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5册，第162页。
(43) 钱德苍辑：《解人颐》，《寓意集·村学先生自叙》，下册，第15－19页。
(44) 钱德苍辑：《解人颐》，《寄怀集·长恨歌》，下册，第87页。
(45) 钱德苍辑：《解人颐》，《寓意集·村学先生自叙》，下册，第15－19页。
(46) 关于“师爷”一称的起源，以及与塾师之关系，陈宝良所撰《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一文（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多有考辨，可资参看。
(47) 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48)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16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49) 曾衍东著，徐正伦、陈铭选注：《小豆棚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50) 王有光：《吴下谚联》卷2《虽然吃饭分高下》，第41页。
(51) 相关的馆师选择条规，可分别参见清人陈宏谋、栗毓美所撰之《义学规条四则》与《义学条规》，收入徐栋辑《牧令书》卷16《教化》，载《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366－368页。
(52) 钱德苍辑：《解人颐》，《消闷集·诗谜类·嘲村学究》，下册，第3页。
(53) 汤显祖：《牡丹亭》第4、7韵《腐叹》、《闺塾》，载氏著、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243、254－257页。
(54) 徐珂：《清稗类钞》，《谑讽类·村学究文》，第4册，第1620－1622页。
(55) 徐珂：《清稗类钞》，《谑讽类·先生头脑是冬烘》，第4册，第1631页。
(56)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私塾师长于科学》，第4册，第1837页。
(57) 徐珂：《清稗类钞》，《谑讽类·先生不如鼠》，第4册，第1691页。
(58) 龚鹏程：《腐儒、白丁、酸秀才——晚明笑谈里的读书人》，载氏著《晚明思潮》附录1，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0－371页。
(59) 龚鹏程：《腐儒、白丁、酸秀才——晚明笑谈里的读书人》，载氏著《晚明思潮》附录1，第376－381页。
(60) 黄宗羲：《黄宗羲诗文集·文集》卷9《广师说》，载《传世藏书·集库·别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2册，第294页。
(61) 李贽：《焚书》卷4《豫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页。
(62)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39《备忘》1。
(63) 丁元薦：《尊拙堂文集》卷12《客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顺治十七年丁世濬刻本。
(6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载氏著《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65) 周晖：《金陵琐事》卷3《不妄受束脩》，第129页。
(66) 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