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周作人评析，李景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周作人论，钱理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舒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解读周作人，刘绪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孙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倪墨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哈迎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周作人传，止庵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张先飞著，人民出版社，2009
周作人研究从1980年开始重新起步，迄今已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30年来，周作人研究在非议声中全面展开，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得以富有深度的展示，周氏著译文集的出版渐趋完备，人们曾有的对于周氏的单一、刻板的印象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改变。截至2010年9月，共出版了周作人研究著作40部，包括数部普及性读物和两部译著，这是周作人研究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又大致可以十一部为代表。
1986年4月，李景彬出版了他的《周作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是中国大陆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本论著。作为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开拓者，李景彬1980年就发表了周作人研究的最早的论文《评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①。《周作人评析》以周作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为主线，把他的一生分为六个阶段进行全面的评析。他积极肯定周作人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初步摆脱了“左”的拘囿。如评价周氏在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在新文学运动最初的十年中，周作人为开创现代散文进行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尝试，特别是以他那一帜独树的小品文著称于世，其声誉和影响不下于其兄鲁迅。”这样的论点在当时颇有胆识。作者把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和散文创作置放于基于政治革命而选择的不同人生道路中去理解。这从目录体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书六个部分对应六个人生阶段，各部分的第一节依次为：“绅士阶级的‘浪子’”、“‘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五四’以后的动摇”、“白色恐怖下的隐逸”、“日伪统治下的沉沦”、“解放后的新生”，这样定下带有政治性的基调后，再论其文艺思想、小品文创作和包括翻译等工作在内的“杂学”。如在谈“‘五四’以后的动摇”后，谈“文艺思想的贫困”，再谈“小品文的繁荣”，再谈“‘杂学’种种”；在谈“白色恐怖下的隐逸”后，谈“‘文学店’关门”，再谈“小品文的危机”，再谈“‘杂学’种种”。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支撑了作者的历史叙述，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大量鲜活的阅读和研究体验被束缚于其中。书中完整地勾画出了周作人的形象，只是还有些像“雾里看花”。然而，在思想界的生机萌动不久，李景彬以文学史家的眼光给予带有历史污点的周作人以充分的注意，以较客观的态度，在较全面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论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85年9月问世的《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一项重大的基础工程，给周作人的研究者和关注周作人的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该书由张菊香主编，张菊香、张铁荣合著。作者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审慎选用有关周作人的资料，准确、全面地呈现出谱主一生的经历。谱主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译、校订的古籍、校阅的译文，均加记录。书信、日记等适当选用。周氏的全部著译，能够搜集到的，一律编入。对于他的著作，可以说明其政治见解、思想状况和文学观念的，多作概要的介绍。然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该版还存在着不少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两个作者充分吸收新近的研究成果，对原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增订，于2000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新版字数多了近13万字，添入了新的材料，较为突出的如加强了传主与新村关系的记述，增加了关于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的材料，充实了周作人1949年以后的生活、交往和写作方面的内容。补记了佚文，订正了一些疏失。作者态度谨严，用功甚勤，但仍存在一些疏漏乃至错讹。明显的如把初版《雨天的书》的新潮社误记为北新书局，把初版《过去的工作》的香港新地出版社误记为澳门大地出版社。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坊间已有十部周作人传记，其中包括两部周氏三兄弟合传。这些传记互争短长，但若论学术价值之高，当首推倪墨炎的《苦雨斋主人周作人》、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与止庵的《周作人传》。周作人的外在生活相当平淡，真正值得一写的是他的精神传记，因此三个作者都采用了评传的形式。
倪墨炎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该社2003年8月梓行修订本，易名为《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修订本42万字，比《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增加了7万字，仍保持初版本的基本格局、基本观点和文字。该传以短章节结构全书，以传为主，评从传出，注意可读性、趣味性。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求实的态度评价周作人的一生。他不回避重要、复杂的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尽量作出自己的解释。在评述过程中阐明传主与当时历史背景的联系，显示了作者对资料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如他认为3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越来越多的是读了令人生厌的“掉书袋式的文字”，并且认为它们比不上其解放后的散文，这恐怕离事实较远。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②在周作人传记中影响最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初版。2005年1月第二版第八次印刷，总印数已达35380册。此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中凝聚了作者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强调了周作人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与时代的关系，作为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悲剧，与几代知识分子的异同等，从而使这本评传具备了厚重的思想品格。尤其是钱理群写过大量的研究文章，把文章中的思想溶解在传记中，大大增加了思想深度。钱著再一个可贵之处是他避免了一些成见的干扰。像“兄弟失和”事件正好为人们的“褒鲁贬周”提供一个机会，而钱理群没有这样做，他列举了种种材料，尽管已有的材料都有利于鲁迅，但在缺乏最实质材料的情况下并不强作结论，还提示人们不要以简单的是非标准看待家庭矛盾。作者并非包庇周作人，在诸如附逆之类的事情上，他的叙述和审视又是冷峻的、批判的。钱著还有使用周作人未刊日记的便利，这使得他的叙述更加细致，更接近传主的生活和情感。
钱著之长在于其思想性，他和倪墨炎一样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感受和分析不够，这显露出他们与知堂精神个性之间的“隔”。因为散文的艺术、文体与作家的精神个性、思想不是二元的，布封说过文体即人。我之所以把作品的艺术和文体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传主首先是一个作家，不管传记突出传主的哪一方面的特质，对其艺术世界的阐释都应该是传记的基本层面。
在多部周作人传之中，止庵的《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是特别能贴近传主精神气质的一本。作者更注重周氏的思想脉络及其表述过程。他对周作人的民族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妇女论与儿童论、“事功”论、美文观以及文体的流变等都有细致深入的梳理，并考察了其思想和行为的互动。该书较少采用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而是以周氏自己的意见为主，如对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的解释、出任伪职与“事功”论的关系等。作者用周作人的“事功”论解释他的附逆，试图把“思想”与“行事”区别开来。对这样重要问题的不同观点会直接导致对周作人附逆时期一系列思想和行为的不同阐释。过多地贴近传主，有时容易造成认识上的盲区。也许这本传记的优点不在于高谈宏议，而在细部上更见用心和功夫。作者细读文本，发掘文本的“微言大义”，交待周作人思想、学术和翻译兴趣、风格的流变过程。有些重要的话是包含在平常的文章里的，止庵把它们发掘出来，仔细打磨，让其发出亮光。他正是由这些坚实的所得，铺设了一条通往周作人精神世界的道路，从而提升了周作人研究的水平。止庵《周作人传》再一个优点是文体之雅，这里有着一个深受周作人文体影响的散文家的底子。周作人盛年时期的文章多抄录书籍，只用自己简单的话连缀起来，成就了一种“抄书体”。《周作人传》中也有大量的抄书成分在，“抄书”构成了其基本的叙述方式。不仅重要的话，就是那些对人生经历的记述也都用了直接引语的方式。抄书虽然影响到阅读的流畅，但确保了材料的原汁原味，封闭了“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的空间。止庵与周作人一样，在“抄书”的背后，是有着自家坚实而完整的见解的。
这本传记专注于“周作人”这个文本的内部——他的思想和表述方式——的评述，很少涉及特定的历史语境，亦少介绍传主的思想和文学资源，这样做自有道理；可对周作人这样的大家来说，他的成就与局限也许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在与前人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在与同时代人的关联和比较中，才会更清晰地呈现。
钱理群还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周作人论》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重点比较了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人生哲学、文学观；第二编“开拓者的足迹”，论述周作人的贡献，方面较广，包括性心理研究、儿童文学、民俗学、散文艺术、文艺批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等，这是书中成绩最大的一部分；第三编“周作人与同时代人”，采用评述的方式谈了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废名，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湖畔诗社成员之间的关系，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本书涉及的研究课题众多，简直是一部课题论纲，预示了周作人研究的基本格局。事实上，这些课题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周作人论》中所收文章的写作时间贯穿了80年代，从所显示的观念、方法以至文风来看，可看出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者不断自我超越的艰难跋涉的精神历程。
舒芜的论文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7月)是周作人研究的扛鼎之作，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部经典。本书收录了他发表过的11篇论文，是对其五年间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有些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书中第一篇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长篇论文《周作人概观》⑤，连载于1986年第四、五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在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设方面，在思想革命的号召和实行方面，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在小品散文的创作方面，“成就和贡献都是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文章还全面评述了他自“五四”以降一直到解放后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他说，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因为“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对周作人研究意义的肯定其实也就是从另一角度对其自身地位的肯定。舒芜文章的意义还在于，虽然全面介绍和评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探索了“解决好问题的态度、尺度和角度”。该文突破了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主体地位。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是一部沉甸甸的大书，表现出了成熟的学术风格。在他的书中有两个最值得称道的特质：第一，与同时期的研究者相比，更充分地估价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上的贡献，旗帜鲜明地追寻他身上的正面价值。在《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中，他肯定周作人“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应有怎样的妇女观”，“周作人的全部妇女论，今天读起来都还是新鲜的、有益的”。在《我思，故我在——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中，他批判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宽容论和他关于自我的忧患意识，强调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体、自我的重要性。第二，立论大胆、新颖，富有启发性、开创性。举两个例子：他在新时期较早肯定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身份和价值。《周作人概观》在发表时就点到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此文收入本书时，舒芜作了补充：“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当时的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个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再如，相当多的研究者鄙薄周作人后期文章，指为才尽，指为脱离现实，指为写不出作品只好大抄古书，作者不同意，他的《周作人概观》在新时期最早对知堂后期散文予以肯定。《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后势必会在研究工作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曾说，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他们就是舒芜和钱理群。如果一个后生小子肯定周作人，你可以指责他妄说，没有学问，不懂文章，但你总不好意思说舒芜没有学问、不懂文章吧。舒芜的身上也有历史的污点，有人说他是同情汉奸，是为了自己辩解，但你总不能说钱理群同情汉奸为自己辩解什么吧。钱氏积极介入现实的文化斗争，走近周作人显然不是因为同气相求。他是权威的文学史家，其言论自有分量。其实，从学术和思想的整体来看，舒芜和钱理群的文化、文学观念是主流的功利主义的，这种功利主义是对新文化、新文学主流的功利主义传统的继承，并非周作人一路的言志派。在他们的精神深处烙印着鲁迅的印记。他们都是带着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体验走近周作人的，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周作人那里发现了长久被主流文化、文学所忽视的“异端”的价值，发现在新文学两种主要文学传统的代表者鲁迅、周作人之间其实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互补的。主流依旧是主流，但可以因为不拒涓流而更加宽广浩大，奔流不息。
20世纪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的兴奋焦点集中在周作人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上，对他的散文艺术的研究则显得不够。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是第一部以周作人的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受印象式的鉴赏批评的影响，很少使用专业术语，以学术小品式的批评文体写出了他解读周作人的独特感受。我以为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一、大大弥补了以前对周氏散文艺术和文体研究的不足。作者提出了许多大胆、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让人感觉到他确实深入了研究对象的艺术世界中去。他给予周作人的抄书之作比他前期散文更高的评价，通过实际的考察向我们表明，那些看起来黑压压一片的抄书之作其实也是曲尽其妙的。他进而说：“周作人更多的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所以抄书也成了他‘表现自我’的极好途径。他的文章夹叙夹议的，有时候，所抄之书成了他文中‘叙’的内容，与他的‘议’天然地融成了一体。”周作人追求简单、本色，但人们往往看重他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何以如此？作者的分析是精辟的：“只因为它们更好评、更好看，更能让人一下子读出好处来。但事实上，知堂散文更精彩的部分，真正能代表他的最高艺术追求的，恰恰不是这一部分，而是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一旦你改变了过去的看惯漂亮衣服的阅读目光，真正从这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了人的魅力，那么，你就将获得更为深邃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里，你也会有‘一览众山小’的真切体验。”二、把周作人与同时代风格相对接近的散文家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比较中突出了周作人的特点和成就。这样就拓展了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联系，使人对周的散文有了立体化的认识。他通过比较显示出对散文艺术的真知灼见。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梁实秋的谈话风，丰子恺的文雅淡泊，都与知堂有相像之处，且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作者都进行了认真的辨析。他总结道：“总之，周作人的‘简单味’并不简单，在他的朴拙中总是包藏着丰腴，这是丰子恺所不具备的。他的‘涩味’更其复杂，不仅为丰子恺，也为林语堂、梁实秋及许许多多同时代散文家所不具备。可以说，‘涩味’与‘简单味’是苦雨斋散文艺术的两个极重要的特征。”
孙郁的《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梳理了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周作人传统。书中包括学术小品70篇，评点周作人与围绕在他周围的“苦雨斋”文人群体，其中有一半左右的篇幅写了作为朋友的钱玄同、刘半农、川岛、张凤举、徐祖正、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以及学生辈的废名、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等。作者有感而发，时有精到的评骘。作者对周作人的世界体味甚深，但我认为该书更大的价值是对一个个曾进出过苦雨斋的文人具体而生动的勾勒。这一部分的内容以与周作人的交往为线索，评述了他们的生平、性情、文章、学问，记录了往往为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以苦雨斋为中心的文人风情，从而凸出了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周作人传统的存在。对此，作者有着明确的自觉：“由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对我而言是个诱惑。他与自己的友人和学生形成的文化沙龙，对今人都无不具有文化史的意义。”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苦雨斋余影》⑦中，他又进一步勘查了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提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俞平伯、黄裳、唐弢、钱钟书、孙犁，以后的邓云乡、张中行、舒芜、止庵、扬之水、谷林、刘绪源、李长声、陈平原诸人。虽然其中所论个别人与周作人的关系或可商榷，但大体上指出了当代文学中周作人传统的脉络。追寻周作人传统对周作人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开示了一个有待于拓展和深化的方面。其中包涵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忧思，他说：“周作人、废名、张中行诸人在学术中超功利的人文态度，我以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孔子以降，中国文人掉入功利之坑，凡事以‘有用’为目的，漠视了灵魂问题和人生超俗的境界问题。即便像鲁迅、胡适的传统，走向极致的结果，依然还在功利主义的老路上。四年前我就说，周氏传统，是对鲁迅模式的一种补充，今天想想，态度依然不变。我以为当下的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注意到这种互补。”
进入新世纪，周作人研究吸引了更多年轻的研究者加入，哈迎飞、张先飞等是其中的后起之秀。他们的研究成绩均表现在对周作人思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上。哈迎飞的《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内容丰富，论析深入，是周作人思想研究的一大收获。该书以周氏的儒家思想研究为核心，从宗教问题入手，抓住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三个基本特质：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探讨了他与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及日本文化、希腊文化的多层关系，特别是与一些异端思想家的联系，深入论析了周作人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独异性、深刻性与价值。其中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全面论析了佛家对周作人的影响。哈迎飞通过实际的勘查，得出以下结论：“佛教的‘种业论’、‘苦空观’、‘中道观’、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以及印度佛教文学的明智通达对周作人的影响是惊人的，尤其是原始佛教反本体的‘苦空观’和中观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宗教观及中庸思想的影响，不从佛教这一角度来解读，是很难深入其堂奥的。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思想的复杂与深刻亦与此相关。”以前虽有周作人思想研究的论著，但往往纳入一个现成的观念框架，本书采取“回到周作人那里去”的态度，首先承认“周作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正是研究态度的进步，本书能够深度地摆脱成见的束缚，于是在一些被忽视、被贬抑的地方见出了思想的闪光。这本厚重之作的一个不足是，各个论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够紧密，有的地方显得有些枝蔓，还没有能够立体地凸显出周作人思想的轮廓和脉络，并给予更高的理论概括。这也是周作人研究有待提高的地方。
张先飞《“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通过大量翔实的材料，以周作人“人的发现”为中心的新文学现代人道主义观的理论源流，并梳理了它在“五四”前后文化思想界和社会改造实践中的延展。作者之所以特别强调“现代人道主义”，是基于以下的考量：大多数研究者有着一种普遍的、常识性的认识，即把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观念等同于19世纪中期以前的各种人道主义观念，比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等时期的人道观。而在本书作者看来，新文学的现代人道主义观虽与西方其他时期的人道主义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资源，发生、发展的特定时代精神背景，以及特有的理论、思潮发展脉络。这正是作者“现代人道主义”命名的理论意义之所在。本书掘发出了周氏人道主义思想的新质，而人道主义是周作人的基本思想，对此问题的清理夯实了这个基础工程。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周氏“人学”观念源远流长的知识谱系和新质，丰富和深化了对问题的理解。如已有的研究早就指出了周氏灵肉一元的人性论与厨川白村的关系，作者更多地追溯到率先明确指出西方文化中“二希”精神的英国文化批评家阿诺德，甚至更早的海涅等。考察这一理论在“五四”中国的流布，指出长期以来人们误把厨川白村的灵肉合一观当做灵肉一元观对待，进而指出现代灵肉一元观有着自己独立的观念系统和知识谱系。它是近代以来灵肉一元思考的发展，这一思考的“先知”是布莱克。明确这一层后，作者再从观念建构、理论框架与理论的内在矛盾三个方面对周作人的现代“灵肉一元观”进行剖析，肯定他对“人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本书大部分篇幅用于追溯新文学人道主义观的理论源流，而对其在“五四”历史语境和周作人的思想语境中的实际状态缺乏较为完整的勾勒，也没有照应周氏在“五四”前后思想的流变，论及的别的“五四”人物则嫌量少且浮光掠影。
舒芜说中国新文学史有周作人的一半，这个论断后来不断受到诟病。他的意思是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与鲁迅成为新文学两种主要传统的代表者。其实早在周氏沦为阶下囚的1946年，郑振铎就说过类似的话：“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⑧上述十一部著作，甚至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所有成果，——也包括那些批评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对舒芜和郑振铎观点的注解。周作人研究成果已受到文学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周作人”的经验正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经验之一。也许周作人够不上“一半”，顶多只能算是“一小半”，因为这是“异端”，是非主流，但这“一小半”却举足轻重。没有这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完整的，是单调的，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延续就会出现残缺。以周作人传统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很好地认识到主流功利主义文学的利弊得失。我相信，过了若干个世纪以后，周作人和鲁迅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文学作家会和历朝历代的代表作家一样，成为“现代”这一段的“地标”。你可以不喜欢周作人，甚至厌恶他，但是你无法忽视这个巨大的历史存在。
注释：
①分别载《新文学论丛》1980年3期、《文学评论》1980年5期。
②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周作人正传》是《周作人传》的简写本，篇幅不及后者的一半。
③2004年10月中华书局重印，易名为《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重印本删去了原书第一编“‘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里的三篇文章。
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再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增订本。
⑤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为“骆驼丛书”之一于1989年8月出版单行本。
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增订再版。
⑦该文曾以《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为题刊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4期。
⑧郑振铎：《惜周作人》，《周报》19期，194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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