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师法西学的历程及其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法论文,西学论文,历程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出生于传统理学世家的康有为，后来对西学却情有独钟，并能把接受的西学付诸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这既体现了康有为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中学到西学转变的一致性，又反映了康有为具有“先时人物”的特色。
一
1874年，康有为第一次见到《瀛寰志略》以及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地球图诸书，这是康有为接触西学的开始。他说：“……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求地理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1879年冬天，康有为初游香港，此时的香港因地利的原因正日趋繁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法律、文化在这里初显端倪。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康有为开始访求西学之书，尝试从西学中寻求救国之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归途经过上海时，“睹街市繁盛，知西人治术有本”（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其实，这些“西书”不过是一些启蒙性质的读物，如《格致汇编》等，但它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惟一桥梁。尽管此时康有为所接触的西学“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5页。），但仍被认为是接触西学的开端。中法战争中，康有为返回西樵山，在此涉猎西书，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罗门，旁通四教，万缘澄绝，所悟益深。”（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主要由西方科技所悟的道理，如由显微镜悟出大小齐同之理，由电机光速而悟出久速齐同之理等。1885年因从事算学研究而以几何学原理著《人类公理》，这也是接受西学的结果。1891年，康有为开设了万木草堂，其讲学“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6页。）
康有为师法西学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可概括为：第一，传统的中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能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实际问题。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内社会就已经面临漕（运）、黄（河）、盐（务）、兵（政）四大问题，战后又增加了“夷务”问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传统的儒学失去了以前的灵光，传统的驭夷之道也失去了以前的效用。显然，仅靠汉宋学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于是，先前一些研治旧学的知识分子便走向了学习西学的道路。如薛福成就提出了“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孔之道”（注：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6页。）。但是，中法、中日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的现实，使着“取西人器数之学”的幻想破灭，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学习西学的道路也是必然的。第二，民族危机的现实激发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去探求救国救民之路。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东南沿海、西南、西北、东北边境危机频发，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局，可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有志之士，纷纷主张效法西方，学习西学，以图挽救危亡。第三，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优点就在于他们能超越个人的利益界限，从社会进步、国家兴旺的长远目标来思考政治和人生。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注：《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25页。）孟子也说过：“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注：《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61页。）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认知取向，深刻地影响了饱受旧学教育的康有为。在民族危难之际，文化人的社会良知便自然地从他的身上反映出来，那就是一种“救世济民”的精神。
二
应该说，康有为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其师法西学也由一般地启蒙性质的知识开始，进而了解西方各国的国情及政治，并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康有为所师法的西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政治上主要师法西方的政治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在1888年的第一次上书中，康有为就提出了“通下情”的主张。他在上书中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薮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康有为在1895年5月的第二次上书（即公车上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解决办法。在上书中他建议国家设置“议郎”，“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致，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35页。）。这种办法和制度显然就是西方的议会制。接着在第四次上书中，康有为便正式地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与议会制密切相关的就是康有为还主张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实际上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较多地是受到英国和日本的影响。为何要学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呢？康有为对此作了解释，他说：“虚君，虚一土木偶神耳。欧洲诸国，如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等国，所以不惜百万之俸，甘屈躬之礼，以立此土木偶者，盖鉴于中南美争总统之祸与总统必专制之患，经几许试验，几许战乱，而后乃得此土木偶象之良法。《易》曰：‘神道设教，万民乃服’，斯时之意也。”（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显然，康有为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二）在教育上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并认为一个国家教育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关键。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康有为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在上书中，他通过中西方的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53页。）“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美国“立国百年，而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故兵仅二万，而万国莫敢谁何，此以智强也。”（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页。）他还说：“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页。）而反观中国，“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所以，中国现在是“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58页。）所以，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的改革，并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手段与关键因素。因此，他说：“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师法西方的教育时，看到了普及大众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如京。”（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72页。）故而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306-307页。）。由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公车上书”中他详列了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他说：“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注：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23-126页。）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从理论上来说是无懈可击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三
康有为于1888年赴北京参加顺天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却以布衣的身份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同时也使康有为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6页。）。康有为也曾经讲过：“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其成就尤速。”（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始了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生涯。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讲学。客观地说，康有为在主持万木草堂期间，基本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常人误认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只讲传统的经学，但实际上，学生“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电、化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泰等的译本皆读”（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总的来说，康有为教育的思想是“重精神，贵德育……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9页。）。即使以现代的教育理念去衡量，也是不落后的。康有为在教育上的真学实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为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弟子总共近千人，而且也培养出了像梁启超那样的时代骄子。应当说，康有为在教育上的实践是相当成功的。
如果说康有为在教育上的实践是成功的，那么，他在政治上的实践则是失败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学习西方，改行新政。实际上，光绪帝在诏书中所讲的内容，完全是采纳康有为的思想。此后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光绪帝共下发上谕上百道，其草拟者皆是康有为。“百日维新”虽然短暂，而且政变后慈禧太后废除了所有的新法（惟有保留了京师大学堂），但它毕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实践和尝试，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说道：“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8页。）
从康有为的实践来看，其教育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失败各有其因。从教育上的成功来说，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教会学堂在中国发展、影响的结果；二是中国自身自同文馆设立以来，近代教育逐步发展的结果。内外两个环境都有利于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因此，康有为在教育上的成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相反，从政治上的失败来看，一是西方各国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要拓展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帮着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二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要在一夜之间或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政治上的内外两个环境，实际上在康有为变法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其必然失败，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晚清的历史上，像康有为这样学习西方、介绍西学的知识分子很多，但是，又像康有为这样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践，而且化为国家政府的一种实际行为，该是空前绝后的。尽管其政治上的实践归于失败，自己也被迫流亡海外，但其教育上的实践却硕果累累。梁启超在评价康有为时说道：“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注：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8页。）这一评论当是非常中肯的。
收稿日期：20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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