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国本土葡萄与葡萄酒历史积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葡萄酒论文,中国论文,本土论文,葡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57-06
世界葡萄酒文化肯定是从一个中心传播出去的，关于葡萄酒起源的中心地在哪里的问题，目前学界意见不一，多数学者都认为起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1]43-45。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两处中国新石器时代葡萄用于酿酒的证据，这比西亚用葡萄酿酒的历史至少要早上1 500年。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关于中国葡萄种植与葡萄酿酒的记述日渐丰富。汉代以前，先秦时期，中国本土葡萄种植与葡萄酿造的考古证据与文字记载都既少又散，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中国本土葡萄种植及葡萄用之于酿酒的历史作一总体的扼要梳理。
一、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葡萄种子和带有果酒沉淀物的陶器
(一)公元前8000年前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
属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性质，在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40余种植物遗存，野葡萄种子是其中之一。这里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圆底罐型陶器[2]35-57，说明这里在公元前8000年前已有野生葡萄存在，这些野葡萄已经成为这时期的先民的食材之一，但是否用于酿酒，目前尚无考古证据。
(二)公元前7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在2001年的考古工作中，舞阳贾湖遗址也浮选出了葡萄的种子[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戈文教授在对贾湖遗址的16件陶器内壁附着物萃取出的有机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中的13件在红外光谱分析和高效液相层析时，都显示出和近东地区最早的酒非常接近的红外线结果[4,5]。所谓近东的酒，指的是沉淀酒和一种混合了产自地中海的葡萄酒、大麦啤酒和蜂蜜酒的饮料。在这些陶器上检测出大量的酒石酸和酒石酸盐的成分，表明在当时这些陶器都用来盛装一种同时含有大米、蜂蜜和水果的成分的发酵型饮料。果酒里含有酒石酸，除了可以推测出是葡萄酿制的酒以外，山楂作原料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化学结果。但是，野生葡萄种子是贾湖遗址发现的最重要的远古水果，而山楂种子在贾湖遗址则没有被发现，葡萄很可能因其芳香甜蜜而被用之以这种混合饮料的酿造[5]17 593-17 598。这是葡萄用于酿酒的中国最早，目前也是世界最早的考古证据。比在现今伊朗境内扎格罗斯山发现的古代苏美尔人留下的公元前5400年的盛葡萄酒陶罐最少要早上1 500年的历史。
贾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类型也很丰富，有夹砂陶、泥质陶、夹碳陶、甲蚌或骨屑陶、夹云母片和滑石粉陶五大类。而且陶器中有少量尖底类，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尖底，接地处蹾出一个小平面[6]200,201。这些陶器的种类和形状具备了充当酿造葡萄酒的容器的条件。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出土龟甲刻符与石器、骨器、陶器上的刻符。贾湖契刻与阴虚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与商代甲骨文可能有着某种联系，而且很可能是汉字的滥觞[6]990,991。但是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考证出这些契刻符号的具体代表意义，所以也无从考证这里面有无关于葡萄或者葡萄酒的记述。
据研究，中国各地的野葡萄种类多达40～50种，占世界野葡萄种类的一半以上，野葡萄的含糖量可达19%，可用来酿酒，徐光启《农政全书·救荒》记载“采葡萄颗紫熟者食之亦中酿酒饮”[7]11。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制造葡萄酒的原料，如今的河南省境内至少还生长有17种野生葡萄。
(三)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浙江省几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在2003-2005年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中，在庄桥坟遗址、卞家山遗址、尖山湾遗址、钱山漾遗址等四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发掘出了葡萄的种子，从种子形状看，不同于现在世界各地大范围栽培的欧洲葡萄种群，当是我国境内原生的葡萄，说明在距今5 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居民，仍然在食用葡萄。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来证明良渚文化时期(该四处遗址的前三处都是属于良渚文化类型)已经栽培果树和蔬菜，但从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葡萄作为他们生食的鲜果，如果说在这一时期被先民驯化栽培，也不足为怪[8]。
(四)公元前2500-公元前2200年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地区的调研报告显示，龙山文化时期葡萄也有出现，虽然发现的只是少量的种子[9]。不过，在检测的30件(陶器)标本中，有23件标本的检测结果显示应当是稻米、蜂蜜、水果和添加树脂和香草的混合饮料，11个标本中有酒石酸盐的存在，在几个例子中皆检测到了古代近东酒经常使用的添加物——葡萄和松节树脂，大多数的两城镇标本在化学性上与古代近东地区的酒比较近似，表明龙山时代的制酒者也使用了葡萄作为酵母和糖的来源[10]。考古证据显示这一时期的两城镇居民已经学会用稻米和葡萄混合酿酒。
龙山文化起源于东方，由东向西发展，逐渐代替了仰韶文化。古代史上的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都与龙山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据日照两城镇的考古发现来推测，龙山文化的居民已经掌握了葡萄酿酒技术，并有一定的酿酒规模的话，随着龙山文化的向西推移，葡萄酒酿造术应该也传到了内地。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与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葡萄种子形态类似。
二、商周时期文字记载中的葡萄与葡萄酒
野葡萄在先秦时期较为常见。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山经》上说，“卑山其上多纍”，还多次形容其它植物“泽如蘡薁”、“实如蘡薁”等[11]40，既然拿“蘡薁”来为别物作参照，说明蘡薁是一种常见的多数人都知道的植物，既然这么常见易见，是否这时期的蘡薁已经被种植于宅院周围？因为文献记载的零星稀少，很难为葡萄在中国被栽培驯化的最初历史找到确凿的证据。《易经·困卦》也有记载，“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疏)葛藟引蔓缠绕之草臲卼动摇不安之貌。”[12]36
我国文明至今能解读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里关于酒的记载已经很多，酒的种类有“酒”(以大米或小米指称的充分发酵且酒精含量稍高的酒)、“醴”(用大米或小米制成的低酒精含量米酒)、“鬯”(加有草药或香料的酒)等，还设有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酒的生产和供应[13]363-371。这些名目繁多的酒种里有无用葡萄做原料的酒，尚不确定。《尚书·说命篇》说，“若作酒醴，尔维曲蘖”，能够人工培植酵母并用之来酿酒，后世的学者往往据此推测商代是粮食做酒。粮食用曲发酵做酒程序比较复杂，技术也比较不容易掌握一些。我们的先人发现这样伟大的“曲蘖”技术后，对此日益求精而随之开始忽略曾经的果酒酿造术。
但也有延续曾经的果酒酿造术的痕迹。我国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于1980年出土于河南罗山天湖的商代(约公元前12世纪前后，距今3 000多年)古墓。在这个古墓里，发掘出一个密闭的铜卣，里面盛满液体，经北京大学化学系检测，该液体乃是保藏了3 000多年的葡萄酒[14]。因至今没有详细考古分析资料发表，这个发现确否葡萄酒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考证。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出的一处酿酒作坊里，有李、桃、枣的果实，据推测是当时酿酒的原料[15]99。这说明，水果仍然是商代人的酿酒原料之一，也代表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已经形成的水果加入酿酒原料的酿造技术的延续。
到了西周(约在公元前11世纪)时期，《诗经》里有大量野葡萄的记述。《诗经·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诗经·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本草注曰，葡萄即蘡薁，生陇西五原山谷”，“(蘡薁)释名：薁(诗经)；蘡薁(诗传)；燕薁(广雅)；婴舌(广雅)；山葡萄(唐本)；野葡萄(俗名)”[7]10。“薁”，“葛藟”都分别是我国原生葡萄之一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野葡萄、山葡萄。
《周礼·地官》：“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郑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批把之属”[16]。据郑玄的《周礼》注疏推断，我国在周代时已经有了专门种植葡萄的场圃。而且，《诗经》把蘡薁和多种栽培作物并列在一起，这就可以推断西周时我国已经有人工栽培葡萄。这人工栽培的葡萄如果是原生品种，分布应当有一定的范围，不大可能被当做珍异种植于皇家御苑。既然被当做“珍异”而种植于皇家御苑，当是比较稀少珍贵，那这周代皇家御苑里种植之珍果葡萄是新从西亚引进的“蒲陶”品种吗？
三、先秦时期中西交通中欧洲种葡萄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分析
自关陇以西的广大土地，自古以来就有人来往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巡史事，据顾实考证，周穆王曾经抵达波斯和欧洲的道途，还说，《穆天子传》虽系小说性质，但也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情况，必是有这样的事实存在[17]52。孙致中也认为，“《穆天子传》是可供依据的有用史料……在后来的丝绸之路上，确实可以寻觅到周穆王的车辙马迹”[18]。岑仲勉考证，周穆王的行迹远达于今苏联乌兹别克以及中亚一带。岑还认为，“舂山取孽木华之实，赤乌氏取嘉禾，此外如沿途献赐，物质交流之影响与当日者必不少”[19]。这种看法不一定十分正确，但可以推断出中原地区自古与西方就有交通往来，在物质交流中，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欧洲种葡萄是有可能被带入中原的。
公元前7世纪末时，秦穆公霸西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区域，就达到今天的甘肃中部以至更远，而秦国的威名则远扬域外更辽阔的地区，“秦”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谓。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说，“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希尼”，是“秦”的译音[20]50，51。著名史学家张星稂先生说，“鄙意秦始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21]9。这频繁的交通往来物质交流中，西亚地区广泛种植的葡萄品种和葡萄酿酒是具备被引入中原的条件的。
2003年鄯善县洋海墓葬发现的葡萄藤，截面为扁圆形，长115、宽2.3厘米[22]，年代被定为公元前10-前8世纪(西周时期)，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葡萄藤，在我国史书上记载的及我国西部地区发现的葡萄很可能是欧洲葡萄种群。洋海墓地出土了不少的海贝，这些海贝都属于一个相同的品种——黄宝螺种，分布于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曾经在世界许多地区作为货币。洋海墓地还发现了竖琴，新疆的且末扎洪鲁克文化也发现了竖琴，新疆只有这两地发现了竖琴，它们应该都来源于小亚细亚或美索不达米亚，这是中西交通史的有力证明。有来自小亚细亚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竖琴和货币，根据出土葡萄藤的情况来推测，当时的新疆应当已有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的酿造。洋海墓地还发现有整块羊皮缝制的袋子，口小底大，其中一个大的长14、口径4.7、底径7.2厘米[23]。这些用整块羊皮缝制的皮囊会是盛葡萄酒的酒囊吗？
1992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鄯善县的苏贝希墓地(前5-前3世纪，战国时期)曾发现葡萄籽种130余粒[24]。苏贝希人种有一部分接近欧洲人种类型，有一部分接近蒙古人种支系类型，还有混合人种类型[25]239-252。既然有来自欧洲的人种存在，那么西亚及希腊非常普及的葡萄酒酿造术应当已经传入该地区，他们已经在用葡萄酿酒。
公元前525年，波斯建立起了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大帝国，统治版图延伸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上游。西亚地区发达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在波斯帝国统治的200年时间里，完全有机会有条件传播到中亚及以东的地区。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大军灭亡，继之而起的亚历山大帝国是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帝国东部的版图依然到达如今印度境内。亚历山大帝国虽然只存在了几年的时间，但是随亚历山大远征的希腊人，在所到之处的城市里开设手工作坊，且有大批服务于军队而致富的希腊贫民留居东方。已经经历过西亚及希腊两个辉煌文明时期的葡萄酒文化这时有更加充分的条件来到东方。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帝国迅速瓦解。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兴起的塞琉古王国统治了西亚地区，中国史书称之为“条支”[26]107，直到公元前64年，被罗马人所灭。塞琉古王国的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城市增多，转运贸易流行。塞琉古时期的西亚成了联络世界东西部的枢纽，转运贸易同时有陆路和海路进行。从小亚沿岸横贯两河流域，经伊朗深入中亚的大道，成为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动脉。
公元前247年建立、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强盛起来的帕提亚王国，向东势力到达西北部，向南扩张到高加索和小亚一带，中国史书称其为安息[26]108。《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帕提亚“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货币经济也很发达，城市很多。在国际贸易上，帕提亚处于居间商业地位，中国、印度和罗马之间的贸易往来经由帕提亚，沟通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丝绸之路”西段大部分在帕提亚境内。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和西域的交通更进一步加强。蒙恬曾经北逐匈奴，占领河套地区，又迁三万户内地居民于榆中、北河(今内蒙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榆中、北河离西域距离很近。《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朝的疆域“西至临洮、羌中。”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曾于“羌中”被匈奴人俘虏，“羌中”离西域如此之近，秦人和西域人定有接触。西晋王嘉《拾遗记》说：“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27]99,100。骞霄国地处西方，或许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家。据这些史料推测，秦与西域诸国早有交通往来。
在这种情况下，西域的葡萄引种内地，是很有可能的。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宫殿遗址发现秦代壁画(这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壁画)。据目击者说，壁画刚出土时，他们相当清楚地看到壁画上绘有葡萄。但由于保护不善，拍照时葡萄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①[28]。史上那条著名的沟通东西方贸易的路线——丝绸之路，虽然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伴随着汉武帝的西进政策才逐渐成为通途大道的。但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前，中国的丝绸已经由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运输到西亚。南部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的坟墓(公元前5-前3世纪，战国时期)中出土的中国织锦和刺绣以及山字纹铜镜，可以为证。同一时期或者稍晚，这些东西可能通过中亚到西亚去[29]374。难道中亚的商人们只从中国购买丝绸而不从西亚或中亚贩卖葡萄酒？这一时期西亚盛产的葡萄酒与葡萄种植技术极有可能被这些贩卖丝绸的国际贸易商们传到中国。
秦代，内地与西域交通已经比较频繁，葡萄必定被引种内地。但这时的人们尚没有完全认识到葡萄的价值，葡萄只是作为点缀品被王公贵族们所欣赏。《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鮫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可见西汉初年，葡萄图案在中国内地已广泛入锦，从高祖以之作为还礼来看，当是稀有珍贵之物。另《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霍光妻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艺术品来源于生活，葡萄在一定范围内种植，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有了长期的实践，人们对之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才可能成为艺术的素材，这中间需要一定的时间。综合以上推断，内地早在西汉以前就开始种植葡萄。
至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在《子虚赋》里写道，“於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榙遝荔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30]676。司马相如将“蒲陶”与“樱桃”、“杨梅”等并举，说明它是一种水果，后面另有“薁棣”，说明蒲陶和薁是不同的水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做酒也”。
《史记》和《汉书》都没有明确记载从大宛国带回葡萄种子的汉朝使者姓名。张骞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官方出使西域第一人，《史记·大宛列传》认为张骞的西域出使是“凿空”。所以过去许多学者据此文献认为，张骞是把葡萄种带回内地的第一人。而事实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欧洲种葡萄在内地应当就有种植，只不过，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而已。“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31]718。司马迁说，汉朝使者取回葡萄种，开始种于“肥饶地”。据此可以推断，以前应当有一定面积的蒲陶种植，只是过去不大重视，只是零星随意的种植，从这时开始种植于地宜之处，等到了“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张骞出使西域并去世后)的时候，“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已经到处都有蒲陶种植了，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汉书》记述类似，“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32]968。和司马迁的记述同样的是“天马多，外国使来众”以后，“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不能忽略的是“益种蒲陶…离宫别馆旁”的“益”字，是更加、进一步的意思，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述都指明这时蒲陶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以至于达到“极望”——放眼望去全是葡萄的程度，说明种植的面积之大、范围之广。这时的蒲陶引种只可能是又一次大规模引种而已，也或许是不同的优良品种，也或许来自不同的国家，每一次新的引种都会使葡萄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品种更丰富，种植技术更高，但这并不是欧亚种葡萄第一次登陆中国。
《史记》、《汉书》里共同的“蒲陶”，就是后来的“葡萄”。“蒲陶”，是希腊文batrus的音译，也有人认为是伊兰语budawa的音译[33]1309。据《康熙字典》解释，“葡萄”一词直到元代才出现于《篇海》，一直使用到现代。
四、结论与问题
(一)中国本土上自远古时期以来就有原生葡萄品种存在
考古发现有公元前8000年的葡萄种子，这些葡萄最晚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已是我国先民的食物来源。但这个时期有无驯化栽培葡萄的历史，目前尚不清楚。
(二)中国会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区吗？
在葡萄酒诞生的历史上，中国是除了西亚地区以外另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重要地区。在公元前7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发现有葡萄种子和葡萄用于酿酒的证据。舞阳贾湖出土的陶器附着物的成分和西亚出土的酒的成分完全一样，是一种同时含有大米、蜂蜜和水果的成分的发酵型饮料。这比西亚地区发现的酒最少要早1 500年。这些考古证据表明，我们的先人们不但在粮食作物的驯化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在让生活更美好的享受型饮料的开发上更是世界最早。这是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它标志着人类的饮食活动从最初的本能的生理需求，上升到了文明的理性的境界，人类饮食开始有了文化意义。
公元前2500年有文字记载时期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酒的成分还是稻米、蜂蜜、水果和添加树脂和香草的混合饮料。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加入酿酒原料的水果是葡萄，但这是属于我国原生的葡萄品种。之所以不敢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起源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今常说的葡萄酒往往指欧洲种葡萄酿造的酒。
(三)汉代以前中西交通中欧洲种葡萄已经传入内地
从周穆王西征开始至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西之间已经有频繁来往，葡萄必定被引种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种植。只是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通途大道，欧亚种葡萄以更大规模被引进，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
(四)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葡萄酒而是选择了黄酒——白酒呢？
中国在公元前7000年前，葡萄就加入了酿酒原料的行列，这诞生初期的中国的酒显示出和西亚出土的酒相同的成分。为什么到后来西亚的酒沿着西亚→埃及→希腊→罗马→欧洲的路线发展下去，形成了如今发达的葡萄酒文化，而中国后来却进入了米酒——白酒的发展方向？后来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把葡萄酒酿造技术进一步发扬光大，而是选择了曲蘖发酵并蒸馏技术呢？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有关物产、气候、文化及饮食结构等的大问题。
①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J]，新疆社会科学，1986(5)，101-104。关于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壁画考古结果发表于1979第10期的《文物》杂志，文章题目是《解放后关于古代壁画的研究》，作者金维诺，文章涉及保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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