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教育中的普通文化课程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课程改革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3-0004-08
职业教育中除了设有专业课程，实施面向职业的专门化教育外，还要不同程度地设置一些普通文化课程，然而普通文化课程目前正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普通文化课程学习的失败者，他们缺乏学习普通文化课程的兴趣和能力，导致普通文化课程的教学实施非常困难，教学质量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人们普遍不愿意完全放弃普通文化课程，甚至有人主张加强这类课程。那么，职业教育是否要开设普通文化课程？为什么要开设普通文化课程？应当开设哪些普通文化课程？其内容设计应遵循什么理念？所有这些都是职业教育课程理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普通文化课程改革的多元格局
在职业教育中，虽然通常认为普通文化课程的重要性不如专业课程，而近年来对专业课程问题的讨论也明显多于普通文化课程，但普通文化课程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比专业课程更复杂，且这类课程尚未形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改革思路。尽管如此，关于普通文化课程改革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格局，其中不乏富有价值的改革方案。相对高职教育而言，中职教育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因为普通文化课程在中职教育中占的比重更大，而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学习能力也更低，因而其问题更加突出。改革思路归纳起来主要有：(1)强化普通文化课程；(2)削减课时比例；(3)与专业课程整合；(4)为专业课程服务；(5)平台+选择。
(一)强化普通文化课程
面对学生普通文化课程成绩普遍比较差的状况，并非所有人都主张应削弱这部分课程，有一部分人恰恰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1)普通文化知识是个体素质的重要构成部分，普通文化课程在个体生涯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削弱了这部分课程，将给个体生涯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2)目前不仅不能削弱这部分课程，反而因为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没有学好这些课程，因而应加强这部分课程，如果再不加强对其的学习，他们将丧失学好这些课程的机会。行政管理者和普通文化课程教师中不乏这种观点。
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应强化普通文化课程的观点，但一些政策与制度却在实实在在地强化这部分课程。比如有些地区实行的普通文化课程统考，这必然促使学校把更多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普通文化课程的教学。另一项重要制度是升学。升学考试虽然包含了普通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但往往专业课程考试比较简单，学生比较容易通过，因此对学生升学有重要影响的往往是普通文化课程，这也必然导致普通文化课程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对创业教育、生涯规划、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内容的重视，使得普通文化课程的门类有所增加，这也必然导致普通文化课程所占课时比重的增加。
更多的人虽然没有明确主张要强化普通文化课程，但他们也强烈反对削弱普通文化课程，坚决抵制完全撤销普通文化课程。他们认为，虽然职业教育课程的核心是专业课程，职业教育课程中不能过于突出普通文化课程，但维持普通文化课程目前的地位还是必要的，这实质上也是在强化普通文化课程的地位。这种观点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还是未能彻底摆脱所受普通教育思想的影响，对普通文化课程怀有渗透到了潜意识中的朴素感情。正是这种感情，成了职业教育中维系普通文化课程地位的最原始的力量。
作为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完全没有普通文化课程显然是不行的。重视普通素质的养成，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对现代工作特点的反映，也是国际职业教育课程的发展趋势，即对核心技能或说关键能力的日益重视。然而，如果我们普通文化课程的设置与内容框架仍然停留于目前的状况，那么这种强化就成了不顾现实的理想，我们就是在缘木求鱼。其危害不仅在于普通文化课程糟糕的教学状况本身，而且在于不能给职校生带来全新的学习经验，打开他们生涯发展的新的空间。
(二)削减课时比例
削减课时比例是近年来普通文化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教育部在2000年的教学计划制定原则意见中仍然强调中职学校“文化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课时比例一般为4∶6”[1]，2009年的文件则把这一要求改为“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2]，同时它还“允许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
同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规定的范围内适当调整，上下浮动，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基础课程的必修内容和学时”[3]，这给进一步实质性地下调普通文化课程的课程比例提供了政策依据。
导致这一改革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对这部分课程的学习能力非常薄弱，但同时它也获得了理念的支持。这种理念认为，传统课程体系中普通文化课程占的课时比例过重，课程内容偏深、偏难，与就业岗位能力要求关系不密切；职业教育的重点应当是专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应当处于次要地位，有必要较大幅度地削减普通文化课程的内容，并增强其内容的实用价值。
这一理念有一定合理性，其所针对的问题的确存在，然而很显然的是，仅仅通过削减课时是无法解决其所针对的问题的。削减课时比例的确是改革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仍然是如何重构普通文化课程的内容，使之成为职校生有用的课程，对他们的就业与生活有帮助的课程。
(三)与专业课程整合
比较极端的观点是主张取消独立设置的普通文化课程，融其于专业课程。这种观点认为，普通文化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应当结束了，高中阶段以上主要是专业教育，因而职业教育没有必要设置普通文化课程，专业课程学习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只需要结合专业课程进行学习就行了，这样还能提高文化知识的学习效果。
比如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几何图形知识，用菜品命名来改造语文课程。国外也有这种改革趋势，他们称之为学术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整合，并认为效果比较好。比如在昂温和魏林顿对参与英国现代学徒制实验年的青年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一个汽车制造厂的学徒解释道，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数学，直到他成为这个厂的学徒，在这里，数学是按照和汽车相关的方式被教授的。这个学徒想知道，为什么学校不能用相似的方式来教授数学[4]。
关于这种改革思路目前尚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是普通文化课程，就应当按照这些课程本身的知识形态来教学，如果与专业课程相结合，会破坏这些课程本身所特有的性质，导致普通文化课程不普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面对现状，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先让学生学起来，然后才是探讨学什么；实践表明，通过与专业相结合，能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兴趣，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在专业中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的线索；如果像普通高中那样教授这些课程，不仅不能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反而容易进一步导致学生厌学。
这一思路在普通文化知识教学方面进行的改革尝试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它的确使普通文化课程产生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新形式。然而其完全取消独立设置的普通文化课程的思路恐怕许多人无法接受，在实践中也并不可行。它将使得普通文化课程的内容因局限于专业而变得非常狭隘。同时也将遇到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如这种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它能从根本上解决普通文化课程所面临的问题吗？它还能维持普通文化课程原本的功能定位吗？此外，如此激进的改革，还面临大量普通文化课程教师如何安置的现实问题，事实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已经深深伤害到了普通文化课程的教师。
(四)为专业课程服务
这种思路认为，职业学校的普通文化课程应当强调其为专业课程服务的功能，应当根据专业知识学习的需要选择普通文化知识，脱离岗位能力的需要学习普通文化知识是毫无意义的。这一观点虽然非常盛行，然而它仍然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现实问题，即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都能服务于专业课程，比如法律课程，除非把它改造成专业法，否则要与专业结合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数学，也难以说清楚哪些知识是专业知识学习所必备的。按照这一理念开发的一些所谓的专门化用途课程，如“专门化用途语文”从一些古诗词中引申出饮食文化的做法，确实让人感到比较牵强。“功用”完全破坏了作品原来所有的境界、美感和艺术价值。
这一观点面临的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论问题是，职业教育设置普通文化课程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完全是为了专业知识学习的需要而设？职业教育是否应当承担培养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职责？这里实际上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即“为专业课程服务”是普通文化课程设置的目的、依据，而不是改造现有普通文化课程的方法。因此在不改变普通文化课程设置的前提下强调为专业课程服务，将使普通文化课程无所适从。即使从目的的角度，这一理念在课程开发方法上也是不可行的，普通文化课程不可能像专业理论知识那样，完全按照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来选择，因为我们很难在这些知识与工作任务之间找到非常直接的对应关系。事实上，这一思路只是存在于学术讨论层面，目前基本上没有开发出完全按照这一思路编写的教材。
(五)平台+选择
更多的改革模式是试图整合上述几种思路，把普通文化课程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通常称之为“平台”，另一部分则是对部分学生的要求，这部分课程允许学生选择，这样就在普通文化课程中形成了“平台+选择”的课程结构，使得这部分课程既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弹性以适合不同教育对象和教育目的的需要。“选择”部分，有的是根据不同专业课程学习的需要设置的，如医学检验专业专门设置了“实用物理”这门课程，有的是为了满足学生升学需要而设置的。上海市新开发的专业教学标准中，其学分制教学指导方案安排了约20%的学分用于设置任意选修课，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这部分课程供学生选择，这就给普通文化课程的弹性化设计留下了空间。
要注意的是，这一改革思路是属于课程结构层面的，而不是课程内容层面的，因此它仍然没有触及到普通文化课程改革最为核心的方面，但它为普通文化课程改革提供了“多样性”这一重要突破口。只有突破了刚性的课程设置，采取了弹性化的课程设置，普通文化课程才能有巨大的内容重构空间。我们往往强调专业课程的选择性，然而事实上，职业教育课程中更应当拥有选择空间的是普通文化课程而不是专业课程。专业课程的选择主要在于专业方向而不是具体课程，为了获得完整的能力结构，学生需要学习完整的专业课程，但普通文化课程因其功能的多样化，所面向的学生群体学习能力的多样化，使得其设置必须多样化，以上所呈现的普通文化课程多元改革思路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这些改革思路，有些是相矛盾的，有些则并不相矛盾，有些只是激进程度不同而已，改革范围涉及普通文化课程的内部结构、与专业课程的关系、内容定位等方面。多种思路交锋，当然有利于更为深入地探索普通文化课程改革思路，丰富普通文化课程的思想，但热闹的表面掩盖的是人们对普通文化课程一个基本问题的含混不清，即职业教育为什么要设置普通文化课程，其定位是什么？定位模糊必然要影响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因此探索普通文化课程的具体改革思路前，必须先回答普通文化课程的定位问题。
二、职业教育中普通文化课程的功能
普通文化课程多元化改革思路格局的形成，和人们习惯性地假设其“功能唯一”相关，即它们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认为普通文化课程只有一种功能。然而在功能问题上普通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有很大不同，我们可以把专业课程明确地定位于职业能力培养这一功能，普通文化课程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则首先要确立功能多样化的观点。归纳起来，职业教育中的普通文化课程的功能至少包括下面四个方面。
(一)职业能力充分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人的职业能力，但无论多么专门化的教育，都不能忽视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只有把职业能力培养与全面素质培养相结合，才可能获得职业能力的充分发展。缺乏全面
素质养成的纯专门化教育，必然使得个体逐渐狭隘，这不仅会扭曲个体的人格，而且会影响其专门能力的发展。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缺乏生活情趣的人能制造出高水平的产品，正如杜威所尖锐指出的，狭隘的职业训练也许能培养呆板的机械的技能，但是它将会牺牲人的敏捷的观察和紧凑、机灵的计划等理智方面的能力，使人呆板、僵化。事实上，任何工作过程都是寓居于社会文化大环境中的，任何产品都深深地打上了制造者的人格烙印，个体的专门化能力发展必须与全面素质的发展相结合。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绝大多数教育家在论述职业教育时，都非常强调素质养成的重要性，反对职业教育的过于专门化。早在杜威就主张职业教育内容“要包括有关部门目前状况的历史背景的教学；包括科学的训练，给人以应付生产资料和生产机构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包括学习经济学、公民和政治学，使未来的工人能接受当代的种种问题遗迹所提出的有关改进社会的各种方法”[5]。杜威的这些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美国职业教育界的高度重视，成为美国职业教育新范式的核心理论支柱。美国教育家孟禄(More)也认为，在培养工人职业技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工人进行陶冶，否则工人虽有工作效率，却会成为机械奴隶。我国教育家邹韬奋也同样指出，职业生活仅是人生活的一方面，职业责任仅是人承担的诸多责任中的一种，在进行职业教育时往往只着重了个人职业效率和社会经济的需要，在传授职业知识技能时往往忽略人的生活、人的精神世界的非职业的其他方面。事实上，割裂了人们生活的多方面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单一化，人会变成机械、怪物，也就不成为人了。普通教育、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有共同的价值存在[6]。
另外，工作不同于劳动，工作过程都是在特定的职业载体中进行的，而职业是一个社会组织概念，是“一套成为模式的与特殊工作经验有关的人群关系”。它不仅包含职业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人群关系，而且包含不同职业之间的人群关系，因而任何一个具体职业都是处于复杂的职业网络中的；因此工作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操作过程，它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个体只有很好地进入其社会过程，才能更好地进行其操作过程。这意味着个体具备团队合作、工作纪律等观念的同时，还必须具备所处的工作组织中多数成员所具备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知识，并且随着职业等级的提升，其操作过程的复杂程度提升的同时，其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也将得到提升。义务教育结束，并不意味着个体已获得了进行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全部素质。义务教育只是我国公民应接受的基本教育，为了更好地进行职业活动，个体应当在此基础上接受更高水平的普通教育。
总之，超越纯粹专业知识与技能，适当地扩充具有普通性的文化知识，对职业能力的充分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了实现普通文化课程的这一功能定位，职业教育需要促进对哪些知识的学习？尽管称这些课程为普通文化课程，但其普通性是相对而言的，面向现代社会情境，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应当包括：(1)现代科学基本知识，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尤其要选取最新的、与工作和生活关系密切的科学知识让学生学习，使他们在科学的概念中理解世界运行的基本形式；(2)服务与产品审美知识，包括现代服务与产品的设计特点和美学要求等方面的知识，以提高学生对服务与产品的审美意识与能力。只有有了对服务与产品的审美意识与能力，才能发展对产品的质量意识和精益求精的精神；(3)现代公司企业基本运行形式，包括组织运行形式和生产或服务运行形式，让学生更为整体地理解现代社会中工作的基本过程，尤其要让他们熟悉网络化、全球化影响下的工作过程新形式。
(二)适应多方面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
职业教育不仅要为个体未来的工作生活做准备，还要为个体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职业教育中的课程并非必须全部是职业课程，或者必须全部与职业相关，它还应当包括不具有任何职业属性，却有利于提高个体未来社会生活质量的课程，如历史、地理、社会精神生活、艺术、体育、生涯发展等。历史和地理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的最好课程；社会精神生活包括公民、道德、人际关系等内容，它是帮助学生塑造与特定社会情境相适应的自我精神世界的课程；艺术和体育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升休闲生活质量的课程；生涯发展则是帮助学生提高获得就业机会与合理确定自我生涯发展定位的能力的课程。此外，提升学生文字理解、表达能力与信息获取、处理能力的课程，也是越来越基于电子文本信息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基本要求。这些课程无须考虑与职业的关系，更无须牵强地与职业相结合进行设计。
事实上，纯粹普通课程一直是职业教育课程不能缺少的内容。如果仔细分析历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的重要定义就会发现，这些定义均把普通教育看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以下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技术和职业教育被视为：……(B)准备从事某一职业以及有效进入职业界的一种手段；(C)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以及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做准备；……”[7]从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到2002年《二十一世纪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培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职业教育的定义都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不仅要为从事某一职业以及有效就业做准备，还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以及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做准备。这说明，普通文化课程应当成为职业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随着社会生活复杂程度的迅速提高与社会生活形式的迅速转换，这些课程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1)在全球化时代，发达的现代交通与通讯工具使人们的活动空间极速扩大，且这些工具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国际旅行已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形式；(2)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与大量生产、管理与服务活动的自动化，人们的休闲时间也将越来越多，如何提高人们休闲生活的质量，不仅是个体自己关心的问题，也应当是社会要高度重视的问题；(3)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时代，就业与社会生活的弹性程度大大提高，人们每天都会从不同途径获得大量信息，同时面临大量新的选择与判断，获取和处理信息，准确、快速地做出选择和判断，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要求；(4)网络化在整个社会范围之内大大扩大了文本的数量(采取电子形式)，书面阅读与文字表达(如发电子邮件)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初中以下教育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中等职业教育乃至高等职业教育，都要不同程度地纳入这类课程。
(三)专业课程对普通文化知识的需要
普通文化课程还应当在非常具体的层面，满足特定专业对普通文化知识的需要。许多专业对普通文化课程有着特殊要求，比如药剂专业要求学生学习更多的化学知识，电子专业要求学生学习更多的物理知识，旅游管理专业要求学生学习更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等等。因此，职业教育的普通文化课程设计，还必须根据专业学习需要，设置相应的普通文化课程。当然，专业课程学习所需要的支持课程可能是很多的，比如人的疾病与气候相关，那么护理专业是否要开门气候学呢？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至少在职业教育中是如此。因此，应把这类课程的设置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其具体内容确定要依据特定专业。
这些课程的性质介于专业课程与普通文化课程之间。由于其内容是根据专业课程学习的需要而选择的，因而具有专业性，但其知识是属于普通文化课程的，因而又具有普通性。一般把这类课程仍然归入到普通文化课程。许多人所强调的普通文化课程要为专业课程服务的观点，所针对的正是这类课程。这类课程产生的基础是科学在技术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体化趋势。这类普通文化课程的设计，既要求其内容完全依据专业学习的需要进行选择，同时也要求其内容组织与专业相结合，以更好地发挥为专业服务的功能。通常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完全围绕着职业情境来学习这些知识，另一种是在陈述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要突出其在专业中的应用。
(四)与普通教育沟通衔接的需要
职业教育中设置普通文化课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指向，那就是与普通教育沟通的需要。人们或许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然而它应当是职业教育课程设计的重要考虑维度，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均是教育大系统的子系统，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自普通学校，而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重新回到普通学校。依据与普通教育沟通需要而设置普通文化课程，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提供了衔接点，同时也为学生生涯发展的弹性化选择提供了可能，这是开放时代人本化教育的要求，职业教育应当具备实现这一要求的课程设置。
但是这类普通文化课程不应当作为对所有学生的要求，而应当仅仅局限于那些希望通过升学重新回归普通教育轨道的学生。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为希望追求学术成就的学生开设这类课程。为了实现与普通教育的顺利对接，这类课程的结构无疑应与普通教育课程结构相一致，其课程内容则应充分考虑职业教育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学习能力。设置这类课程的难点在于：(1)如何确定选择这类课程的学生是出于确定的生涯发展需要；(2)如何平衡这类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系，让选择这类课程的学生能达到基本的专业学习要求。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综合地实现以上功能的重要策略是实施选课制，但也要对现有课程设置与内容进行一些大胆的改造。
三、普通文化课程设置与内容的改造
职业教育中普通文化课程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基本上是延续普通教育的文化课程，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没有按照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系统地规划普通文化课程。众所周知，普通教育自身已是积重难返，面向被迫放弃普通教育轨道的职校生，如果继续采取这一思路，其问题不言而喻。只有在以上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对普通文化课程进行一些根本改造，才可能走出目前的尴尬境地。
(一)普通文化课程设置的改造
在这里，并不计划系统地提出普通文化课程的设置框架，只拟选择几门争议比较多的课程进行分析。事实上，在以上对普通文化课程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普通文化课程的具体设置应依据职业教育办学策略、专业类别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而定。
1.政治理论课程与思想道德教育课程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两课。这恐怕是目前职业教育中人们最不满意的课程。其教学质量之低已到了令许多学生厌恶的程度。人们对这类课程的态度基本上是极度的排斥却又无奈，因为它是国家的要求。然而如果课程政策允许的话，我们真的应当首先坚决地把两课删除吗？笔者却并不这么认为。两课设置的目的，在于造就人的精神世界，难道职业教育要把自我贬低到只注重职业技能，而忽略人的精神的培养吗？事实上，人的精神的培养是所有教育核心的核心。
两课当然存在问题，其问题从轻到重排列依次是：(1)设置；(2)内容；(3)方法。即课程设置存在门类与课时过多的现象，但它不是主要问题。课程内容存在某些内容与学生的年龄特征不符合、与现实相脱离的现象，但它也只是属于局部问题，而非需要彻底放弃与重构问题。两课的主要问题在于教师的讲解与分析能力，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当人们已形成了对两课的普遍偏见时，有些教师却把两课讲授得非常生动、实用，极大地触动了学生的心灵。两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急需一批真正理解了教材中的理论观点，善于理性、全面、真实地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对学生精神世界形成规律有深刻理解的教师。
2.英语课程
我们恐怕已陷入到了对英语课程的固定思维中，即认为英语是一切教育必不可少的课程，否则职业学校就不会当已经出现了有学生尚不能分清26个字母时，仍然坚持开设英语课程。有的高职学院甚至把学生英语过级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真羡慕英语国家不需要学习外语的学生，他们可以把更多时间用于学习真正有用的知识。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有个特点，只有把它掌握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使用，且如不熟练到一定程度将很容易遗忘，然而职校学生毕业后多数将就业，极少有继续学习英语的机会。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尽管我们现在是全民学英语，但真正使用英语的情境非常少，即使是在工作场所。不懂英语尚能在英语国家生活，更何况在国内？因此把英语作为对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不对的。因此对于英语，除了涉外专业或面向需要升学的学生，实在没有必要继续在职业院校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而开设，甚至是所谓的专业英语。只有当对专业英语的掌握与否影响到工作者的正常工作时，开设专业英语才是有必要的。
3.心理健康、创业教育与生涯规划课程
这三门课程是近年来在职业教育中兴起的，目前正方兴未艾的普通文化课程。在这里批评其设置的必要性难免招来反批评，但事实上，在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理论源头的美国，其学校并无这些课程，他们只是把心理辅导作为学校的一项服务，把生涯规划作为设计整个教育体系的一种理念。生涯规划作为一门课程而开设其实是来自台湾地区。而在中国大陆大学本科以上教育中，也极少有把这三门课程作为面向所有学生的普通课程的，它们通常只是以讲座或活动的形式存在。
对职校生而言，学习过于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正如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能自我医治的医生。生涯规划的意识与方法也应渗透到学生的生涯发展过程中，只有当学生面临具体的生涯发展问题时，相关知识才对他们是有用的。创业教育很有吸引力，但真正能够创业、准备去创业的职校生其实很少，不能因为少数学生的需要而要求所有学生学习这门课程，该门课程以选修课形式开设更加合适。
4.投资与理财课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国人的投资观念也越来越强。适应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开始开设投资与理财课程。这是一门体现了时代需要，能有效提升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能力的课程，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目前人们对这门课程的性质与范围的理解过于狭隘。该门课程应当立足于学生未来的整体经济生活，而不仅仅是投资与理财。投资与理财只是学生将要面临的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此外他们还将面临更多方面，也更重要的经济生活，如消费、存款等。
在美国，与这一课程定位比较接近的课程是“消费者教育与经济”。该门课程在美国是划归在生涯与技术教育课程的范围内，隶属于“家庭与消费科学”这一课程大类，这可能与美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及课程观念相关，但无论如何，在课程定位与内容结构方面，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美国消费者教育与经济的内容结构：(1)消费准备，包括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消费者管理技能、负责任的选择、生涯决策；(2)理解经济原理，包括美国经济体系、经济健康与经济全球化；(3)管理金钱，包括收入与税收、财政计划、银行业、消费信用；(4)建立财政安全，包括存款、投资、保险；(5)成为精明的消费者，包括市场中的说服、购物技能；(6)做出消费决定，包括技术产品、服饰、交通、休闲、事物与营养、健康保护、房屋与家具。
(二)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改造
对普通文化课程来说，目前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内容的改造。同样的课程如果内容不同，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教学效果。那么普通文化课程的内容该如何改造？针对普通文化课程学生兴趣低、教学效果差的状况，我国曾尝试能力本位的改革思路，即把专业课程的能力本位改革思路迁移到普通文化课程，希望通过突出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加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来改造普通文化课程。
2000年教育部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计算机应用基础、物理、化学7门普通文化课程的教学大纲，就要求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突出普通文化课程在能力方面的要求，体现能力本位思想。上海市早在1996年启动的“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项目(简称“10181”工程)，就要求普通文化课程改革体现以下理念：(1)以能力为本位。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了要“加强训练、使学生将掌握的相关知识转化为听、说、读、写的语文基本能力”，注重实践性教学。(2)突出实用性。在调研基础上，提出设置应用数学、应用语文、综合理科等实用性课程。(3)灵活组织内容。综合理科采用“问题中心”课程模式，要求“问题”与学生生活经验、社会发展联系密切，具有时代特征和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应用数学课程更是采用了新颖的“套筒式核心数学+模块式专业数学”模式，体现了“降低理论、强化能力、适度更新、兼顾体系”的原则。在“10181”工程基础上，2004年出台了“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深化课程教材改革行动计划(2004-2007)”项目，提出“要按照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原则，优化课程内容——贴近社会、体贴生活、贴近学生；强化服务功能——服务于专业学习、服务于劳动就业；满足发展要求——为升学和终身学习打好基础，使学生想学、乐学、会学。”如语文课程标准适当强化了“口语交际”、“应用文”方面的内容，注重能力的培养，基础知识相对减少。此次改革是对普通文化课程中语文、数学、英语课程标准的完善，适当降低了课程标准，补充了实用内容，并且开始关注学生的需求。
突出实用性、生活性是普通文化课程改革思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有联系的，要突出实用性，就必须与生活相结合；与生活结合了，就必然会突出实用性。知识过于专业化正是许多普通文化课程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所在。然而在具体的普通文化课程改革中，教师们的困难往往并不是能否接受这一理念、理解这一理念，而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理念。事实上，已有许多课程进行了这一尝试，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根源，在于我们的思路还是不能突破传统普通文化课程内容框架的束缚，对生活及生活中需要的知识研究不够。以法律课程为例，对大陆与台湾的同一课程进行比较就可看出我们改革力度的不足。大陆的法律课程几经改革，其内容亦在朝实用性方向努力，但仍然让读者体验到强烈的“学科性”，而不是生活性，台湾教材的生活性则体现很明显。比如大陆教材的最后一章是“诉讼法”，主要内容含诉讼的种类、非诉讼途径概说、法律服务等，台湾教材最后一章则是“如何打官司”，内容包括法院的权限与分级、法院的人事编制，以及诉讼的过程。相比之下，显然台湾强调的实用性、生活性特点要体现得好得多，学了更知道如何打官司。
至于能力本位思路，对于某些课程的某些环节可能是合适的，但要作为普通文化课程改革的整体思路则未必合适，因为能力的形成需要知识，但未必所有知识都能形成能力，也并非所有知识都需要形成能力。我们所知道的要远远大于我们所能做的，不能因“能力目的”而限制了我们知识的扩充。比如以上所举的“消费者教育与经济”这门课程，知道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对学生来说是重要的，但并不要求他们能运用这些原理去控制国家经济运行。普通文化课程改革如果过于突出能力本位，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些课程的处境。
然而从课程原理的角度看，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改造除了实用性、生活性外，更要注意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1.有效性。有效性指课程内容能有效地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其心智的增长与意识的形成，构建更加完善的精神世界与生活能力。有效性不同于实用性，实用性强调的只是课程内容在实践中的功用，而有效性强调的是课程内容在学生知识与心理结构发展中的功用。有效性与实用性存在较高相关，一般地说有效的课程内容应当是实用的课程内容，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惯常的观点是主张课程内容的实用性，然而实用的东西未必是合适的课程内容。如上所述的心理健康知识是有实践价值的，但对学生心理与知识结构的完善来说未必是最重要的。过度强调实用性，还会导致课程内容的庸俗化，如把语文课程改造为演讲与口才或是所谓应用文写作。有效性是课程内容筛选的基本标准，然而如果用这一观点来衡量，我们的课程中充斥着大量无效的知识。
有效性要求我们从有利于学生心理与知识结构完善的角度严格筛选和创造性地开发课程内容。只有彻底地跳出传统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思维束缚，沿着这一思路深入地进行普通文化课程的开发，才可能使普通文化课程呈现新的形态，重新焕发活力。比如在美国的学校，英语阅读(相当于我们的语文)课程的内容就比我们灵活得多，他们没有固定的教材，而是由教师自己挑选一些时代感很强，学生很感兴趣的小说让他们阅读，阅读量非常大。这样既能大大刺激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因为过于强调阅读经过仔细筛选的经典作品而陷入了僵化。因此在美国的英语课和中国的语文课上，我们会看到学生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其结果是美国人的阅读习惯与能力都要远高于中国人。
再比如德育课程。我们德育课程内容的单调、枯燥与无聊是众所周知的。相比之下，美国德育课程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实用得多，且对学生的发展有效得多。美国学校德育的概念是“健康”，这里的健康不是指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而是指“人”的多方面和谐发展的健康，即认为只有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有效发展时，人才是健康的。其具体内容包括：(1)如何进行负责的决策；(2)保持优秀品质；(3)促进身心联系；(4)减压；(5)关注人际关系；(6)制造平和心态；(7)如何保持友谊；(8)维护健康的家庭关系；(9)避免风险行为；(10)身体结构；(11)成长；(12)发现自己的学习风格。如果深入到每部分的具体内容，将更深深地为其内容的有效性所吸引。
继续分析其它课程，同样可以发现所存在的差异，而差异的存在说明我们的普通文化课程在内容改造方面尚有巨大的空间。
2.综合性。现有普通文化课程除存在内容不实用，与生活相脱节，有些内容偏深偏难，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等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为人们所忽视但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内容非常褊狭，课程的视域不够宽广。比如在以上对中、美德育课程内容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我们德育课程的内容是何等的褊狭，从投资与理财这门课程的中美比较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情形。这一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我们过于追求普通文化课程的功利性功能，以致使我们忘记了，普通文化课程设置最本质的依据，乃在于构建作为社会人、工作者的完整的人。涵盖面广必须是职业教育普通文化课程内容构建的基本原则，它既是职业教育性质对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要求，也是提升普通文化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方面。
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这一特点便是这里所要论述的综合性，它指课程内容涉及的范围应当广泛，应当在一门课程中综合相关方面的多样化知识，促进学生对多方面相关知识的掌握。在职业教育中，专业课程的内容构建可能需要突出专业性，但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构建则应着眼于使学生对生活与工作有着更为广泛的理解，这也是普通一词应有的涵义。普通文化课程因设置的依据不同，对内容综合性程度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有些课程可能还需要在某些方面突出专业性，如数学，但总体来看，综合性应是普通文化课程的基本特点，普通文化课程内容的特点不在于深度而在于广度。
要在课程开发中有效地实现这一原理，我们也需要彻底突破现有普通文化课程内容框架的束缚，立足将要开发的课程的基本定位，综合地分析学生将面临的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深入理解和研究生活，并选择一种逻辑关系对其进行归类、编排和分析：(1)从人在现代生活中所需要的总体素质构建的角度出发，确定课程内容应涵盖的范围；(2)提取生活中需要通过教育进行培养的关键领域，并对之进行概括，制定课程目标；(3)对所选择的关键领域按照特定逻辑进行编排，形成课程的整体框架；(4)分析并从生活、文献等多种途径选择达到课程目标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思维、知识、案例、情境等。
总之，普通文化课程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糟糕的教学状况使得人们迫切希望找到普通文化课程的新模式。然而尽管本文从整体上对普通文化课程改革的思路做了些探索，但与专业课程有相对统一的改革思路不同，普通文化课程的改革思路应该是多元的，即每门课程都应有它自己的改革思路。比如，希望为语文课程与政治课程设计统一的改革思路显然是荒唐的。事实上，普通教育中的学科课程论均是分门别类的。更何况职业教育中普通文化课程设置的依据非常复杂，这些课程在形式上可能类似于普通教育中的课程，但其定位与内容均有所区别，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这些课程改革的难度，以及对改革思路多元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