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博物论文,上海论文,战国论文,楚竹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实是2004年4月正式上市发行）。其中有楚竹书《周易》。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周易》文本，有着多重文化学术意义。在楚竹书《周易》正式公布之前就已有四篇论文和一部涉及其文字内容的专著面世（注：它们分别是：饶宗颐先生的《在开拓中的训诂学——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高雄中山大学1997年4月）； 曾宪通先生的《〈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诠》（《中国语言学报》第9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廖名春先生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日本浅野裕一的《战国楚简〈周易〉について》（大阪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研究集刊》29号，2001年12月）；以及吴新楚先生的专著《〈周易〉异文校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藏有楚简《易》的一段残片，属《睽》卦六三爻辞。上博藏竹书《易》公布后，据整理者称，这段残片可与第32简完全缀合。饶宗颐与曾宪通先生的论文就是以此残片为解读对象的。而廖名春与日本浅野先生的论文则是根据上海博物馆书法馆展览所展出的十支楚简中的两支《周易》简做的文章，这两支简是《豫》卦首简和《大畜》卦首简。吴新楚先生的专著对上述楚竹书《易》的相关文字内容都有涉及。楚竹书《周易》正式公布后，马上在相关的研究网站上掀起了一个研究热潮。文章主要发表在《简帛研究网》、《孔子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以及《周易研究》期刊三处。2004年12月6日—8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了“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会上新出现了几篇专门谈或主要涉及楚竹书《周易》的论文。到目前为止，在网上、期刊以及相关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有关上博《易》研究的论文共约50篇。内容主要是文字考释、文本解读以及特殊符号和卦序问题。这一轮的研究热潮似已过去，我们有必要对一年来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览。
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概况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是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了解这批简的购得和处理情况，有利于我们了解上博《易》出土的时间、地点，以及它所反映的时代等背景。我们可以从相关的报道和说明（注：相关的报道和说明文字有：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中刊载的陈燮君先生的《序》、马承源先生的《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以及《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3月）， 陈燮君的《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解放日报》2001年12月14日，第8版）， 郑重的《“上博”看楚简》（《文汇报》1999年1月14日，第11版）， 张立行的《战国竹简露真容》（《文汇报》1999年1月5日，头版），《战国竹简漂泊归来获新生》（《文汇报》1999年1月6日，第3版）， 以及施宣圆的《上海战国竹简解密》（《文汇报》2000年8月16日，头版）等。）获知关于上博简的总体情况：
（一）上博藏楚竹书的内容。有专家统计，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土20多批楚竹简，总计10万字以上。而此次上博所藏共1200余支，3.5万余字， 已达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文献类。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十种。
（二）上博藏楚竹书的真假与年代之鉴定。由于不是发掘品，故有真假问题。根据马承源先生《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和朱渊清先生对马先生的访谈《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两文的介绍，这批楚竹书不可能为假，年代为战国晚期。（1）判定其为真与其年代的学理和经验依据：文字内容所涉史事多与战国时的楚国有关，有的是楚国的文学作品，如两篇《赋》残简；很多内容完全不见于传承文献，决不是作假所可能；楚竹书字体、书法和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属东土一系的六国文字；竹简在日光下会很快碳化变成黑黄色，离开水环境很快变形。另外，这些简都来自一个泥团，没有假简混入其中的可能。有传闻这批简可能来自湖北郭店墓地。郭店楚墓是1993年冬发掘，流散竹简为1994年春初现，两者时间相隔不远。但并无确证。（2）技术测定：碳十四测定为战国时代的简。又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的测年报告，竹简距今时间为2257±65年。这是马承源先生在《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一文中提到的。如果这里所谓的“距今”之“今”是指的访谈之时（2002年1月），那么，竹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5±65年。另外，鉴定者对竹简墨粒作了二万倍放大，研究其今古形态的变化，并作了竹简今古含水量的分析，鉴定出用来书写竹简的墨是明代以前的，表明无今人造假之可能。马承源先生在《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一文中谈到，上博简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二、楚竹书《周易》概况
关于楚竹书《周易》的概况，我们可以主要从两篇文章获知，一是《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月16 日头版的新闻和五版的特稿《上海战国竹简〈周易〉“亮相”——竹简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濮茅左先生谈楚竹书〈周易〉》（施宣圆），二是楚竹书周易的考释者濮茅左先生的《考释说明》。
由此我们能了解到：（1）楚竹书《周易》共58简，涉及34个卦的内容，共1806字，其中有3个合文，8个重文，还有25个卦画。每一卦，或占两简，或占三简。是已经公布的几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2）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本子。（3）其卦画，以“八”表示阴爻。这与阜阳汉简《易》和帛书《易》相同， 而与王家台秦简《易》（阴爻作“∧”）和今本《易》（阴爻作“——”）不同。（4）文字表述方面，与帛书易和今本易相同，即由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用字、用辞、用句有所不同。（5）首次出现六种红黑符号。首符在首简， 置于卦名之后卦辞之前；尾符在末简，置于该卦最后一个字之后。尾符后留白，不再接续书写下一卦的内容，以明每一卦的独立性。（6）抄者在第54简补了漏字。（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收藏的一段残简属本篇，并能和本篇第32简完全缀合。（8）本篇只有经没有传。
三、楚竹书《周易》文字考释
整理者对楚竹书《周易》作了严谨的考释，资料引据详实，但由于楚竹书《周易》文字难识，文义古奥，不但整理者自己在正式出版的释文中留有待考之字，即使是某些由整理者已考出之字，学者们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下面就一些主要的有分歧的字词考释例举如下：
简2原释（注：本文“原释”或“整理者认为”都指楚竹书《周易》最初整理者濮茅左先生的看法，载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字，今本作“需”，卦名。整理者认为从子、从而省， 即“孺”字，读为“需”。或释“包”字，从子从包省。（第138页）[1] 关于此字的释读，分歧比较大，主要是对原篆上所从形（作“
”形）有许多不同看法。
廖名春先生认为，此字可隶作“
”，可读为“俟”。因为“勹”可隶为人旁，“子”与“俟”古音韵同声近，“矣”与“巳”通，“巳”、“子”常互用。“俟”与“需”古音同在之部。因为“需”的“须待”义不如“养”义清楚，故楚竹书本作“俟”字以取此卦“须待”之本义。楚竹书易如《既济》卦六四爻辞就有“需”字，不作此处“”字形。（第7页）[2]
徐在国先生认为此字上从“夗”，应读为“耎”。“夗”、“耎”上古音均为元部字。“耎”、“需”二字古通。因此，此字当读为“需”[3]。李锐先生认为若“需”、“耎”二字在秦简的年代便可相讹，疑《周易》卦名本就作“耎”，后来传写有讹[4]。
对以上诸种不同看法，季旭升先生都有详尽的评析，概言之，他认为：第一，原释者所举从“而”之字与从“需”之字的通例时代都太晚，战国时代能否通，目前并无证据。第二，从“勹”之字为何可读为“需”，原释者亦未解释。第三，此字上部所从释为“勹”，或“夂”，从音读角度与此字关系都不大。第四，“需”（心纽侯部）“耎”（日纽元部），二字的上古韵相去甚远，说成一字分化，恐怕有点困难，说成是字形的讹混可能比较合理些，但这种讹混的时代大概不会太早。第五，“夗”要读为“耎”，有困难，韵虽同，声母相去太远。即使我们相信“需”的古字形作“耎”，它似乎也应该读成心纽侯部字（音须），而不能读成日纽元部字（音软）。第六，读为“俟”，乃是改从同义字的方式解释本卦名。此说于字形分析颇为合理，但不合竹书《易》卦名用字例。[5]
陈斯鹏[6]、季旭升[5]、何琳仪与程燕[7]、赵秋成[8] 等都认为字从司从子，为“嗣”之古文或异体。陈斯鹏先生读为“伺”，与“需”之“等待”义近。他认为此处竹书本用的是一个意义相近的词。并指出竹书本、帛书本与今本《周易》卦名的异文，或是一字异体，或为音同音近，《需》卦卦名用同义词的情况是特例，值得重视。关于竹书《易》卦名用字例，季旭升先生亦有相同看法，并详细例举比对了诸本卦名用字情况，但他认为《需》卦卦名也不应例外。所以他认为原篆为“嗣”字异体，并读为“需”。“嗣”与“需”音近假借。
黄锡全先生考察了原篆上所从形在甲骨、金文中的来源，认为如果原篆上部所从为“俯”字的表意初文，同頫和俛，那么，原篆有可能就是“俛”字。从俛或俯声之字相当于“需”。俛、俯或伏，与其他“需”训“须”意为“等待”之义似乎也相近。[9]
杨泽生先生认为虽然说“从而省”不合字形，但说是“孺”字却可信从。他据《说文》训“字”为“乳”，训“孺”为“乳子”。又简文此字与“字”之小篆相近，可表乳子之意，故可看作“孺”字的表意初文。[10] 陈爻先生疑为“乳”字异体[11]。
简5—6：“冬（终）朝晶（三）
（表）之。”“”，今本作“褫”，帛本作“攎”，《释文》引郑本作“拕”。原释：“三”，即“三表”。“”是“表”之古文。训为明。（第144页）[1]
季旭升先生认为此字可隶作“
”。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此字下所从为“
”，“爪”形向右简写为“刀”形。“”楚简多读为“衣”，但亦读“裼”、“狄”（均为定纽支部），此处当如后读作声符用。“”可径读为今本之“褫”（彻纽支部）。第二种考虑：“”为“廌”之异体字。“廌”“褫”音近。“”当读“褫”。[12]
廖名春先生认为，“虍”与“鹿”常混，故简文将“褫”写成了“”。以“明确”义解爻辞与《讼》卦卦义不符。又，如以简文“”为本字，则诸异文都不好解。而“褫”则可通。（第9—10页）[2]
何琳仪、程燕先生认为原篆上所从之“鹿”旁下加饰笔，据包山简246 “熊鹿”读“熊
”，此字可读“
”。“”“褫”韵同声近。[7]
杨泽生先生对以上诸种说法都不同意。认为此字当隶作从“衣”、从“刀”、“鹿”声的“
”字。“鹿”、“录”同为来母屋部字，古文献中从“录”与从“鹿”之字多相通。因此，“”可能是“剥”的异体。与诸本异文意义相同。[13]
简9“又（有）孚海缶，冬（终）
（来）又（有）它吉”（第148页）[1]。原释“海”字。
何琳仪、程燕先生疑原篆从“水”，“企”声。疑此处“企”从《集韵》读，与今本“盈”声同，韵支耕对转。[7]
黄锡全先生隶为“
”，是“瀴”字省作。瀴、盈音近假借。“瀴缶”当读为“罂缶”。罂缶，指腹大口小的瓶。并引《汉书》和《三国志》指出，罂缶可作打仗渡江和储水用。他读此处“孚”为“浮”，是以浮力作比。爻辞意为：具有浮力的罂缶，最终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吉利。[14]
杨泽生先生隶作“
”字，可能是“渴”字异体。疑读为“竭”。“它”读作帛书本“或池”的“池”，“或池”的“或”读为“有”，“竭缶”当是说缶里无水，“终来有池”正可解“竭缶”之困，所以说“吉”。这样文从字顺。[13] 而刘大钧先生则认为帛本“池”乃“他”字之借。“他”与“它”同。今本作“它”是取古文。（第4页）[15]
简12“甬（用）涉大川”。甬，今、帛本均作“用”。原释：“甬”通“用”（第153页）[1]。
刘大钧先生认为“甬”字乃“通”字之省，所谓“用涉大川”即“通涉大川”。刘先生认为竹书的出土，终于帮助我们考索出此爻之确义，依此，“用九”“用六”之“用”，实亦通九通六。（第5页）[15]
简14“
（朋）欲（盍）
（簪）”（第155页）[1]。原释“欲”，今本作“盍簪”，帛本作“甲谗”。
廖名春先生疑此处“欲”字原篆为“讼”字古文。“”疑读为“讁”，又作“讁（谪）”。因而楚简本“欲”即“讼谪”，与“嗑谮”辞异而义实同。“盍”、“甲”都是“嗑”之借字。“嗑”与“讼”同义通用。“簪”为“谮”字之借。“谮”、“谗”音近义通。而“谪”与“谮”、“谗”义同。他依高亨先生说，今本的“盍簪”即“嗑谮”，谓“多言而谮己”。《子夏传》、王弼注训“簪”为“疾”，郑玄训“速”，孔颖达疏以“疾来”申之。后之学者多本之。廖名春先生认为以“疾速”义训“疾”是错误的理解。他认为“疾”有嫉妒、非难义，其义与“谪”、“谗”、“谮”实同。[16]
刘大钧先生则认为：《释文》所谓“郑云‘速也’”，恐引《仪礼·士冠礼》“郑注‘簪，连也’”，后人转抄“连”字，误为速字。故郑玄实解“簪”为“连”。“朋盍簪”之义，正如《集解》引侯果之说：“朋从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帛本此爻“朋盍簪”作“傰甲讒”，古人以甲为首，“讒”即“讒”之借，乃指针。“甲讒”，即头上之针，实与“簪”义同。“讒”与“谮”字古通，亦可与“簪”通假，故帛本作“讒”，今本作“簪”，其义相同。刘大钧先生认为由《小过》卦上六爻辞之“过”字竹书作“
”，则此“”字或可作“適”。“適”，《玉篇》释“得也”“往也”。“”作“得”，而“欲”作“容”，则竹书此爻之义为朋从而容得，与今本此爻之旨相去不远。刘先生指出“欲”之确义还须进一步考证。（第6页）[15]
陈斯鹏先生认为“欲”，当释为“
”，疑“”即“嗑”字异体[6]。
简15“杲（冥）
（豫）”（第158页）[1]，原释“杲”字，今、帛本均作“冥”。
陈伟先生认为可能是“某”字异体，读为“晦”，与“冥”字辞义相同[17]。徐在国先生释为“榠”，读为“冥”[3]。廖名春先生疑当隶定为上从眇下从木之字，其义为不明，与“冥”字含义当同。[16]
简21“亡（无）忘又（有）疾，勿药又（有）菜”。“菜”，今、帛本均作“喜”。原释者以本字解“菜”（第166页）[1]，不通“喜”。廖名春先生疑“喜”当读为“嘻”，训为痛；“菜”，疑读为“
”，训为恨（第16页）[18]。徐在国先生认为“喜”（晓纽之部）当从简本读为“菜”（清纽之部）[3]。张新俊先生则主张，简本的“菜”，是今、帛本“喜”字的同音假借字[19]。黄锡全先生认为“喜”、“菜”均为“治”之借字[9]。
简22“不
（家）而飤（食）”（第166页）[1]。今、帛本均作“不家食”。
廖名春先生以“而”为衍文。如果作“不家而食”，“家”与“食”一样，就成了动词。而先秦秦汉文献里的“不家”或“未家”，皆为不成家、不发家之意，显与卦义不符。[20]
吴新楚先生则认为“而”字非衍文，而是一个把隐性语法关系变为显性语法关系的重要虚词，突显了“家”与“食”的承接关系，而不是偏正关系。他读“家”为“稼”。简文“不家而食”意指不耕而食。（第15页）[21][22]
简22“曰班车
（卫）”。“”字，原释者谓字待考（第167页）[1]。今、帛本均作“卫”。
廖名春先生疑此字为“刈”字异体，从“
”得声，当读为“”。“”与“卫”同属月部，音近通用。训“安”、“治”义。[20]
黄锡全先生认为，此字当为从戈、爻声字，可能是“效”字异体。效与卫双声。但楚简在此当读“
”或“较”，泛指车。[9]
何琳仪、程燕先生亦认为字从戈，爻声。“爻”“卫”双声可通。据子弹库楚帛书，此字似应读为“殽”。[7]
秦桦林先生认为此字断不从“爻”。实乃“歲”字，与“卫”同音通假。战国古文中，“歲”字所从“戉”多省作“戈”形，所从“步”之二“止”亦发生讹变。二“止”均有作“×”者。故此字实是从“戉”省，从二“止”的讹变字。[23]
简25“虎见（视）
（眈眈）”（第170页）[1]。
“见”字，廖名春[24]、徐在国[3]、苏建洲等都认为，应释为“视”字。 裘锡圭先生已有专文讨论。“”字，今本作“眈”，帛本作“沈”，原释：“疑‘蜳’字，与‘眈’音近。”（第171页）[1] 廖名春、徐在国、孟蓬生[25]、苏建洲等都认为，此字当释为“融”字。但对字形结构的看法，苏建洲先生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融）”，应分析为从“巟”得声。其所从的“○”旁误写成了“口”形。[26]
简44“汬暜不飤（食），旧汬亡（无）
（禽）”。原释“暜”字，为“普”之本字。（第196页）[1]
刘大钧先生亦以“暜”为“普”字，认为“古‘普’字可与‘溥’字通假，疑古字‘溥’或与‘泥’字有义通之处，故竹书作‘暜’也”（第12页）[27]。陈伟先生释为“替”字，“废”、“堙塞”义[17]。孟蓬生先生同意读“替”，并认为该字上部所从即“替”字初文[25]。杨泽生先生认为“普”字应读为“湴”。据《广韵》说“湴”同“埿”，“深泥也”。此二字应属同义换读。[10]
简49“
（厉）同（痛）心”。原释“同”，读为“痛”（第202页）[1]。今、帛本均作“薰”。
徐在国先生释作“
”，读若沇。可读为“薰”。[3] 杨泽生先生同意徐说，并指出此字为“”字繁体而非“同”字简体。[28] 黄锡全先生认为原字形比“同”少一横，比“”又多一横。他认为可能是“冋”字，冋与薰声母相近。薰，指火焰上出，炯，也指火光。[14]
简55“
（涣）丌（其）血，欲易出”（第210页）[1]。原释“欲”字，今、帛本均作“去”。
陈伟先生释作“”，读为“去”[17]。季旭升、陈斯鹏先生等均同此说。
今本“亨”字，在残存的楚竹书《周易》中除《随》卦上六爻辞作“
”外，其余均作“卿”。刘大钧先生指出，今本“亨”字凡作“亨通”义解者，帛本作“亨”，竹书本作“卿”；今本作“享祀”义解者，帛本作“芳”，竹书本作“”。（第8页）[15] “亨”字在《周易》卦爻辞中习见，注家一般释作亨通，通顺之意。而刘保贞先生认为，作此解则很多卦爻辞解不通。他通过列表比较帛书与竹书本相应所作之字，指出亨除含有享献（包括享祀和致贡）之义外，还有宴飨之义。注家训亨为通，乃是用引申义，其本义是指宴饗，即通过宴饗来沟通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元亨是指大宴饗，小亨是指小宴饗。关于“卿”字，刘保贞先生据杨宽先生“在金文中‘鄉’和‘卿’的写法无区别，本是一字”的说法，认为隶作“卿”不确切，当作“鄉”。竹书本用的是本字。鄉，即饗，宴饗义也。（第17—21页）[29]
我们从2004年12月6—8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获知，刘大钧先生将会有系统考证今本、帛本和竹书本三种版本的《周易》文字问题的专著问世，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周易》文字问题这一基础研究。
四、通过文本解读发掘其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意义
文字考释是文本解读的基础和前提。通过楚简《易》与易学考古资料、出土易学文献以及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用字情况，准确理解卦爻辞，还能使我们通过文本的解读发掘出《周易》在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多方面的意义。萧汉明先生、廖名春先生等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裘锡圭先生等曾解“丰”之本义为大型祭祀活动中常用的鼓乐器。萧汉明先生有取于此说，指出《丰》卦爻辞有多次对太阳黑斑的描述，又以“丰”为卦名，可见此卦的主要内容是对一次用“丰”救日活动的真实记载。萧先生以此义对全卦作了整体解读，并指出由于这是关于太阳黑斑天象的最早文献记载，因此《丰》卦在古代天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理应引起天文学史界的高度重视。萧汉明先生在解《丰》卦过程中，严格区分本字和借字，纠正了旧注中的一些错误。如今本初九爻辞的“配主”，传统多解为后宫妃嫔之主管。萧先生指出楚简本“主”作“宔”，《说文》“宔，宗庙宔祏”，由于王者亲临主祭，主管祭祀之官员因此成了“配宔”。“配”是本字，而诸本异文如“妃”“肥”等都是借字。[30] 萧先生据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85号卜甲《蛊》卦之卦下文字“曰其即鱼”的启示，认为《蛊》卦当与饮食有关。又据爻辞，指出《蛊》卦当为后辈奉鱼肉之食敬献尊长之意。该卦上九爻辞楚简本缺，今本作“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帛书本作“不事王侯，高尚其德，凶”。今本强调对父母尽孝是一件十分高尚的事情，即使因此而不能为王侯效力也在所不惜。而帛书本却以之为“凶”，认为不能以崇尚德行修养而与为王侯效力相对抗。萧先生指出两种版本的这一差异，事实上反映了西周时期士人在尽孝与尽忠上的两难抉择，或者不同版本反映的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萧先生指出此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我们了解西周时期侍奉父母在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也为我们在探索以孝道为重要内容的伦理思想的早期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31]
廖名春先生在解卦的过程中对卦爻辞的思想意义也多有点明。如他据帛书《昭力》所引释的“阑舆之卫”，认为爻辞“闲舆卫”的意思即以“偃武修文”的办法来“卫国”。他指出“以这种‘偃武’的办法来‘卫国’，昭力先生认为是‘上政’，这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第28页）[3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帛书易传对易经的解读所包含的时代思想信息，可以寻绎出儒家思想的渊源。廖名春先生对《大畜》、《颐》、《豫》诸卦作了整体解读，多有新意。如以“大”“自大”义解《豫》卦之“豫”。以动词“脱尽”义解“童牛之牿”的“童”字等。
五、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的意义与卦序问题
楚竹书《周易》出现了六种红黑符号，符号形式可以文字表述为：红块、黑块、红匚套小黑块、黑匚套小红块、红块中叠小黑匚、半黑框（“匚”）。楚竹书《周易》的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非常重视竹书《周易》所出现的这一组红黑符号的意义，并由此认为楚竹书《周易》中可能“存在另一种卦序”（第260页）[1]。他在《上博三·周易》附录二《关于符号的说明》中，指出楚竹书《周易》符号对卦名的分类体现了“二二相偶，对立与统一”（第256页）[1] 的原则， 即两个对应的相反卦具有统一的符号。他根据楚竹书《易》中仅仅在《大畜》卦的尾符与《咸》卦的首符出现两次的符号“匚”，推测“匚”可能是《周易》分上下两部分的分界符。濮先生认为“楚竹书《周易》中的红黑符号的变化，与《周易》的阴阳变化理论遥相呼应，彼此印证。红块代表阳盛，黑块代表阴盛”（第259页）[1]。他根据红黑符号所表示的阴阳往来变化对楚竹书《周易》的卦序排定为：匚上卦（用相应的今本卦名）有：蒙需讼师比，蹇解夬姤萃困井，颐大有谦豫随盅复无妄大畜。匚下卦有：咸恒遁睽革艮渐丰旅小过，涣既济未济。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与今本卦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从《蹇》到《井》七卦，今本属下经，在这里被挪到了上部分。第二，《颐》卦在今本接《大畜》后，在这里被挪到了《大有》前，是标有与《大有》同类符号的首卦。
姜广辉先生则认为，整理者“可能把这些特殊符号的意义复杂化了”[33]。他指出我们不必将这些特殊符号看作原始《周易》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们并不是《周易》原有的，而是筮者为了便于翻检加上去的，可能遵循了大体均分和照顾特殊等原则。他认为“楚竹书《周易》的卦序与今本《周易》的卦序是大致相同的”[33]。他通过引入和参考今本《周易》卦序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对楚竹书《周易》原始全本所有特殊符号作了一种尝试性的恢复工作。即楚竹书《周易》用五种特殊符号（匚符作分篇用）将六十四卦分成了七个“卦区”：上经三，下经四。第一段1—12卦即《乾》至《否》；第二段13—26卦即《同人》至《大畜》共14卦；第三段27—30卦即《颐》至《离》共4卦。上经毕。下经第一段31—38卦即《咸》至《睽》共8卦；第二段39—48卦即《蹇》至《井》共10卦；第三段49—56卦即《革》至《旅》共8卦；第四段57—64卦即《巽》至《未济》共8卦。姜先生指出：下经前三段首尾完具，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标准段；因《大畜》卦可能是下经的末卦，因此上经三段的前后顺序排列可能与今本不同；上经第三段与下经第四段都是仅据少数卦所标符号推论其它多数卦也标有同类符号，证据颇嫌不足。
李尚信先生对《周易》卦序问题有过多篇论文作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关于楚竹书《周易》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他同意濮先生所说楚竹书《周易》的特殊符号与其卦序的排列有关，但并不认为是与今本不同的另一种卦序，而“极可能就是今本卦序”（第27页）[34]。他指出濮先生所说的阴阳变化理论是通过搬动下经标有“红匚套小黑块”的《蹇》至《井》卦实现的，而这会造成上下篇的不对称，因而对其阴阳变化理论也是值得怀疑的。李先生比照图版对《颐》和《小过》的标符有重新认定，他怀疑《颐》卦的首符很可能是“红色大块中叠以黑色小块”，其尾符亦可能是这个符号，只是其红色的大块已色褪。而《小过》卦的尾符也可能不是“黑匚套小红块”，而是“红块内叠小黑匚”。于是李先生认为有七种特殊符号，多出的一种是红色大块中叠以黑色小块一符。由此，李先生根据今本卦序对楚竹书特殊符号的分布作了完全恢复和总体排定。上经分三段，下经分四段。上经第一段乾至履，标红块；第二段泰至大畜，标黑块，大畜尾符标“匚”；第三段《颐》至《离》，标“大红块中叠小黑块”，《离》卦尾符为“匚”。下经第一段《咸》至《睽》，标“黑匚套小红块”，《咸》卦首符为“匚”；第二段《蹇》至《井》，标“红匚套小黑块”；第三段《革》至《旅》，标如下经第一段同，《旅》卦尾符标“匚”；第四段《巽》至《未济》，标“红块内叠小黑匚”，《未济》尾符不确定。李先生指出，这种排法所有卦都满足“互为反易的两卦当有相同的特殊符号”（第26页）[34]，“不易卦的互错之两卦亦有相同的特殊符号”（第26页）[34]，“互覆卦（反易卦）与其错卦具有不同特殊符号，不易卦与其对易卦具有不同特殊符号”（第27页）[34] 的原则。李先生所谓的“对易”， 是指一个六爻卦的上（下）卦与另一个六爻卦的下（上）卦平移相重，构成新的六爻卦的一种成卦方式（第26页）[34]。这显然比濮先生只发现反易卦有同符的原则更为完善。
李尚信先生指出，上篇是从纯红黑对待到红黑和合，其分界由《大畜》的尾符“匚”标示。下篇是从红黑相杂符的红黑对待到红黑和合，其分界符由《旅》卦尾符“匚”标示。上篇是从阳到阴到阴阳的和合，下篇是从阴到阳再到阴然后达到阴阳的最后和合。上篇意味着天道演化的三个阶段，而下篇则表示人类演化的四个阶段。表明“阳三阴四”（《乾凿度》）的观念先秦已有。李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这种分析成立，那么楚竹书《周易》的特殊符号，是通过运用今本卦序对宇宙天地、万物与人类的演化与发展所作的表述。我们将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在阴阳学说统摄下的包含‘三段论’‘四段论’以至‘七段论’为一体的丰富、系统而又独特的事物发展阶段论”（第27页）[34]。
通过各位学者对楚竹书《周易》卦序的排定，我们发现，由于楚竹书《周易》的不完整，以及符号的模糊，我们似乎很难确证其卦序，包括如何分篇的问题等都只能作某种推测。至于各种对符号的排序背后所具有的不同原则以及不同的思想意义，也因之只是一种推测。在2004年12月山东大学“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上，王振复先生和谢金良先生对各种推测之疏漏多有指明。王振复先生认为，濮茅左先生这种关于“对立成组”之易卦因各自首符尾符必相同而得出的所谓体现“对立与统一”的结论，以及这种思想是否为楚竹书《周易》所本具，都值得商榷。因为这是通过对一些残失符号作出假设而实现的，且有将周易思想现代化之嫌。仍然由于符号认定的问题，王振复先生认为“匚”符并非只出现两次，因而他认为匚符也不是楚竹书《周易》具有“上、下部分”的证明。[35] 谢金良先生提出了特殊符号的多种可能组合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问题。但仍然不得不承认，“由于楚竹书《周易》残缺不全的缘故，致使其中特殊符号的排列构不成有机的系统，即使似乎有规律可寻，但却很难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不过它所存在的问题可以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36]
六、楚竹书《周易》的版本价值及其它相关问题
楚竹书《周易》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周易》版本，它不但涉及版本问题，还涉及易学史上其它问题，如爻题问题、卦画问题等。
（一）版本问题
楚竹书《周易》无疑将使我们对某些卦爻辞的理解更加深入，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易》的原貌。但此一版本的《周易》从总体上对其它版本的《周易》有多大的冲击呢？林忠军先生撰有专文谈《周易》版本价值问题。他认为，“战国楚简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都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主要通过考察今本《周易》的版本之源，比较今本和楚简本的用字异同，认为“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第16页）[37]。他着重例举了今本《颐》卦六二爻辞作“颠颐”，无“曰”字，而战国简本、帛本都有“曰”字。他认为今本未必是逸“曰”字，而是在版本流传过程中，由于不符合《周易》卦爻辞体例而被整理者“有意删去”（第20页）[37]。因为“曰”字是吸收卜辞、《归藏》文辞时的遗存，删去“曰”字更顺畅和规范。谢金良先生认为今本《周易》最完整，且经过了至少两千多年的流传与考验，因而他同意林忠军先生认为今本在整体上优于他本，仍是最权威版本的看法[36]。姜广辉先生认为与今本《周易》相近的《周易》在战国时早已存在，因而他“对于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今本《周易》经文内容大体一致这件事”[33] 并不感到惊讶。他的根据是：《晋书·束皙传》记载了晋时出土的汲冢战国《易》经“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有周史以《周易》为陈侯敬仲占卜，用了今本《周易·观卦》六四爻辞。
（二）爻题问题
楚竹书《周易》以“九”、“六”为爻题，表明先秦已有“九六”之名，直接证伪了所谓“九六”爻题“皆为汉人所加”的说法。这一点学者都有指出。但这并没有证明春秋时有“九六”之称，而只能证明战国时有此称，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九六”之称始于此时。“爻题”一名最初由高亨先生提出，王新春先生则对此名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他把《左》《国》中记载的“某卦之某爻”的以卦名为主体的称爻方式，名之为“文字式爻题”，而将后来以九六为主体的称爻方式，名之为“数字式爻题”（第25页）[38]。他推断“数字式爻题”出现的年代“在战国中期，乃至更早”（第22页）[38]。关于数字式爻题之源的问题，王先生指出数字式爻题导源于“大衍筮法”已是学界共识，他认为数字式爻题忠实地接续了文字式爻题时期的以爻示变、筮占尚变之原则。他进而发掘了数字式爻题所含蕴的“流变互通”的深层意涵。
（三）卦画问题
廖名春先生认为简书阴爻作“八”，“是抄手为避免阴爻中间断开的部分墨水模糊连成直线以致与阳爻相混而采取的变通办法”[24]，并不一定与数字卦有关。这一点李学勤先生早在其《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点明，学者们似已有共识。但这也并不能推翻张政烺先生据殷周考古资料所提出的“数字卦”说。数字卦和符号卦的关系问题依然值得研究。王新春先生认为，“符号化的卦爻画形式在《周易》古经于西周时期诞生的同时实际即必业已存在！……而张政烺先生所释读的数字卦，则只会在具体卜筮操作中出现，它们当分别是当时具体筮占所得数字尚未予以向阴阳爻转换的原始记录。”（第27页）[38] 王先生还指出，“楚竹书《周易》的卦画，其上下两经卦间皆留有明显的间隙，一览便可清晰分辨出构成别卦的是哪两个经卦。……可见，至少在楚竹书《周易》抄写的时代乃至其前，即已确立了构成别卦的两个经卦既为两个相对独立之单元、又二而实一、一体无隔的理念。”（第27页）[38]
此外，楚竹书《周易》涉及的有关卦名出现年代问题、本经作年等问题，廖名春先生在其《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一文中都有谈到。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释上，这是最为基础的工作。还有学者利用楚竹书《周易》的文字来解决以前尚未解决的其它古文字的认读问题，或纠正以前的释读错误。因此，其古文字学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较而言，在易学文本解读以及易学问题上的研究似乎难以深入。虽然已有三种不同的对楚竹书《周易》卦序的排法，但由于楚竹书《周易》残缺过半，使得卦序问题总是一种推测。虽然已有学者例示了通过比较各种《周易》版本的用字用词，来发掘不同的《周易》版本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和思想意义，但我们仍然需要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为佐证。解读《周易》卦爻辞及其思想文化内涵仍然是一件具体而微又十分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