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
——历史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特质研究
潘 凤 闫振坤
内容提要 任何大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学话语权不断提升的过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主流经济学体系构建形成了“开创式”“重构式”和“改良式”三种范式，且其建构过程都包含着扩展本国影响和引导世界价值重塑的双重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建构形成了四重理论特质，分别是“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旨上的发展主义”“研究范式上的多元主义”和“研究视野上的开放主义”。相较历史上典型大国崛起的经济学主流化探索，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构建既具有“开创性”，又兼具“重构性”和“改良性”的特征。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中国建构完整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仍然任重道远。未来只有秉承实践第一和扬弃创新的态度，才能逐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关键词 中国崛起 中国经济学 理论特质 主流经济学 话语权
纵观近代世界历史发展，一个国家的崛起总是与一个领衔时代的经济学理论或学派崛起相伴而行。如果说近代英国的百年兴盛与古典经济学的开创发展一脉相承，德国与美国的崛起与历史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盛行存在紧密关联，那么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崛起又成就出什么样的经济学思想或者由什么经济学思想所引导？中国经济学是否已经形成？中国崛起对这个时代的经济学的贡献又在哪里？这是我们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不得不反思的问题，同时也是站在全球视野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大视野下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想以来，学术界已在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方面做了大量探讨，但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探讨经济学建构的文献依然较为欠缺，本文尝试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比较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与存在性辨析
什么是“中国经济学”？尽管近年来对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探讨，但对什么是“中国经济学”这一基础概念的理解仍有较大分歧。追溯“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发源，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散见于李权时、陈豹隐、唐庆增等人的著述①。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一系列著述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引向一个高潮。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王亚南提出要致力于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②，这是当代较早提出要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与尝试。
霍西煤田义棠矿位于晋中介休市义棠镇刘屯沟，井田东西长7.350 km，南北宽3.800 km，井田面积17.726 3 km2。区内构造较为简单，主体构造大西庄背斜为一闭合而完整的背斜，走向为北西-南东，发育17条小型正断层，断层倾向以NW向为主，NEE向次之。F3断层落差为40 m，其余断层均落差较小，变化范围为5～12 m。断层延伸长度变化较大，最长为F7断层，延伸长度2 450 m；最短为F13断层，延伸长度250 m(图1)。含煤地层为太原组、山西组，地层平缓，倾角5°～15°。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寅初、孙冶方、薛暮桥、卓炯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形成了一大批在计划经济时代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著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一批经济学家从不同领域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论述，各种理论、学说、观点汇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思想演进的历史洪流，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和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学”逐步由本土化的研究范围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转变，“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Dory is kind but forgetful（健忘的）.She likes to help others.
将催芽萌发的甜瓜种子平放到营养块预制种穴中，每个营养块上只放一粒种子。覆土时最好使用每箱内配置的覆盖土，或者用已消过毒的土壤覆盖，防止土壤的病虫害对植物幼苗进行侵害。播种后覆地膜，进行增温保湿，但地膜不要与育苗营养块紧贴，以免缺氧，影响出苗与齐苗。因此，平铺地膜时，要在营养块上每隔10厘米左右平放一根稻草或其他隔物，当70%以上种子破土后揭去地膜，防止强光、高温烤苗。
70年来，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质形成过程也表明，中国崛起与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等大国崛起下的经济学理论特质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相似点在于，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形成的新经济理论必然包含着对原有经济理论的扬弃和创新，一个完整走完发展崛起历程的国家，必然保持着开放而又独立的态度，在此过程中，诸多后起国家的发展经验概莫能外。不同点在于，相较英国、美国、德国等典型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国具有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进等最为复杂的特征，发展阶段的快速演进和不同阶段的思想激荡塑造出中国经济学实践性、复合性的鲜明特点。相较英国、美国、德国等典型大国的经济理论体系探索，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既具有“开创性”，又兼具“重构性”和“改良性”的特征。
1998年，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在其《中国经济学该向何处去》一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作了较为深刻的辨析。卫兴华认为，确立“中国经济学”的概念是廓清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首要问题，“中国经济学”既可以被理解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也可以被理解为落户在中国的经济学，还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③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学”的内涵理解为三个层次：
对斜拉桥进行地震响应分析是一个规模巨大而且极为复杂的问题。反应谱方法通过反应谱概念巧妙地将动力问题静力化，概念简单，计算方便，可以用较少的计算量获得结构的最大反应值[1]。因此，世界各国规范都把它作为一种基本分析手段。从1943年M.Biot提出反应谱概念，并且给出了第一条弹性反应谱曲线以来，反应谱理论逐步发展，并被许多国家采纳到结构设计抗震规范中。
2.研究主旨上的“发展主义”。狭义的发展主义是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张。广义的发展主义则可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甚至还包括以日本崛起为代表的政府主导与市场结合的“发展主义”模式。1982年，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并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由此发端于历史学派传统的“发展主义”开始风靡世界。“发展主义”以赶超为目标，以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保障，其具体推进模式既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政府力量与市场的结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论是计划经济探索史，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史，本质上都是一部赶超跨越的奋斗史。在此过程中，“发展主义”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制定和发展模式影响至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演进体现出来的“发展主义”主要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继承了后起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历史学派的一贯性思路，将国家总体作为分析单元，强调将国家繁荣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二是强调赶超目标下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在追求政府作用充分发挥的同时，也积极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在更多领域释放私有经济的创新活力。三是在践行“发展主义”思路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发展主义”的基本框架，在强化国家能力建设的同时积极重构国家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更加关注“人本主义”“公平”等现实问题，显示出超越“发展主义”的更高追求。围绕“发展主义”，中国形成了众多有关产业政策制定、发展战略思想等领域的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特色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7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二个特色。
1.大国崛起与“开创式”的经济学构建范式。这一范式构建的典型例子是以英国崛起为依托而形成的古典经济学构建范式。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国富论》问世，不仅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创设，同时也标志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经济模式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标杆。英国这一开创性的经济学主流范式是建立在英国崛起的基础之上的。在《国富论》成书的年代，英国已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获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一时期，英国开创的主流经济学范式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1)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萌生，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阐明了财富的增长和分配的规律，不仅构建出资本主义运行和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而且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⑨，为后续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创造了条件。(2)批判了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为新兴资产阶级辩护，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诉求。(3)倡导自由贸易，主张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重构世界经济格局，满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诉求。应该看到，从英国崛起到《国富论》发表，英国所建构的主流经济理论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国富论》发表以前，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并未成型，自由资本主义的雏形初步建立，而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为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并成就了英国的大国崛起和近百年的经济繁荣。
第三层次：“中国经济学”就是依托“中国模式”重构经济学体系。相较前两个层次，这一层次显然有着更高的目标。这种观点力图在宏观领域或至少全球经济发展某一重要领域建构一套打破传统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新范式。20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试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模式取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成熟实践的限制，《社会主义经济论》所希望重构的理论体系最终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依托“中国模式”打破国际主流经济学垄断、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众多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梦想。但目前在国际上，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仍存在巨大的争议。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想⑦。在此倡议之下，众多学者投身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之中，凝练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质成为当前创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首要问题。
本文所研究的“中国经济学”侧重于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探索。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能否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国经济学派”或创建一个反映“中国模式”的“主流经济学体系”还心存疑虑，但纵观全球大国崛起的历程，随着中国崛起在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套具有较强话语权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必然会形成。
大国崛起与主流经济学的构建
任何经济学说的创建都是一个时代和在这个时代下实践而形成的抽象认识或理论投影。⑧纵观近代史的发展，一个经济学说的形成尽管不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但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主流经济学说的发展进程。在历史实践中，大国崛起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通过凝练本国经济发展经验，形成指导本国经济走向持续繁荣的理论经验体系；二是面向国际格局的重塑，表达大国诉求和价值评判标准，力图通过重构主流经济学，引导世界格局向符合自身需求的趋势演化。因此，主流经济学的构建过程也是大国崛起中价值再造与价值重塑的过程。纵观近代史上英、美、德等大国崛起的过程，其对主流经济学构建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范式：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目前在国内外尚无统一规定。有一项定义为：一般普通外科手术术后第一天从床上坐起、站立、行走和椅子入座至少需要2小时；胃肠普外科快速康复指南中将术后下床活动定义为：手术后第一天离床活动，并且至少入座休息6小时，而在国内临床实践中，要求患者一般在术后第二日，根据病情方可练习床边站立。西安交大一附院胸外科制定了规范的开胸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评定标准和术后患者下床活动工作流程。
老庄道家文化的发祥地——涡淮河流域，形成了以亳州为中心的浓厚的道家文化圈，传承积淀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老庄思想、曹魏文化、养生文化等悠久灿烂，内涵丰实，影响深远，同时亳州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位居中国四大药都之首。亳文化的译介与国际传播是亳州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是亳州文化产业发展壮大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亳州和亳文化的重要窗口。
第二层次：“中国经济学”就是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所谓学派，按照《辞海》的解释，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根据这个概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到底师承哪种经济学问或哪种学说，似乎难以找到“中国经济学”思想演进与形成经济学派之间的契合点。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李权时、陈豹隐、唐庆增等学者将“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界定为三个标准：(1)在背景上，要立足于中国；(2)在目标上，要关注并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3)在特征上，要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国外的经济学说。按此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转轨经济学、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等应该可以从属于这一范畴。但很明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不是一元的，而是呈多元化的趋势，且这种多元化的学派建设并未在世界上形成合力，希冀通过建构“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来提升中国经济理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依然任重道远。
②王亚南：《中国经济学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2～3页。
④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第1～10页。
3.大国崛起与“改良式”的经济学构建范式。“改良式”的经济学构建范式是“英国开创式”和“德国重构式”经济学构建范式的折中。在实践中，践行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具有与德国完全相似的发展基础和社会背景，甚至在发展初期采用的是类似德国的经济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派崛起。这一与德国历史学派存在紧密关联的学派显然在促进美国经济的第一阶段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4年，美国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在美国学派取得短暂繁荣和美国逐步走向世界霸主地位之后，美国学派也面临着与德国历史学派相同的历史抉择。然而，美国较德国幸运的是，在经济学的建构思想上，美国从承接德国历史学派转向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改良式”经济范式。1945年以后，美国新古典经济理论崛起，这一被西方学者冠以“正统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范式成为当代众多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教育的“圣经”⑩。与“开创式”与“重构式”的经济学构建范式相比，以美国为代表塑造的“改良式”经济学构建范式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1)师承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要旨，在鼓吹市场自由、低限度政府干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捍卫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2)沿袭并发扬“边际革命”以来数理经济学的范式，广泛引入抽象化的模型论述经济思想，摒弃了美国学派的演绎推理范式。(3)在部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领域延伸扩展，形成以古典经济学要旨为内核的庞大经济理论体系，夯实新古典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古典经济学为基本框架进行的“改良式”经济学构建范式，“二战”以后，德国弗莱堡学派也可以看做基于历史学派、广泛吸纳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思想的“改良式”经济学构建范式。“二战”以后，德国弗莱堡学派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促成了德国经济的第二次腾飞，再次扩大了“改良式”经济学构建范式的影响。
上述三种典型的主流经济学构建范式表明，任何大国崛起的过程必然也是新经济思想、新经济范式的萌生与传播演化过程。事实上，除了英国“开创式”的经济学构建范式以外，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的“重构式”和“改良式”经济学范式构建都说明，大国崛起下的经济学范式演进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经济发展阶段动态演进的过程。其次，上述三种典型的主流经济学构建范式也是迄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形成的较为成功的理论范式。事实上，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构建尝试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构建主流经济理论范式的探索，如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拉美高速发展时期的“发展主义”模式都曾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过由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这些理论范式都仅取得了短暂的成效，长期效果并不成功。
导师(通讯作者):郭立新(1968-)，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目标与地海环境电磁散射特性、随机介质中的电波传播特性等. Email:lxguo@xidian.edu.cn
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质
站在大国崛起历史比较的方位下，中国崛起也必然会带来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冲击，同时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也必然肩负着弘扬中国精神和体现中国价值追求的双重使命。相较英、美、德等大国崛起过程中的经济学构建范式，尽管中国70年的伟大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应该看到，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主流经济学体系构建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仅仅实行了后起国家赶超的理论实践，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建构还不完善。我们不能从尚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完整成熟的经济体系，但完全可以从这70年的伟大实践中透析中国经济学演进的思想印记，并抽象出70年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特质。综合来看，70年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特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过程，在理论上也必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建构过程中的指导地位，除了形成具有鲜明指向的理论指南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实践精神”作为一种方法贯穿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始终。这种“实践精神”在70年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价值：一是从尊重实践主体的自主性出发，引申出“独立自主”的经济思想，并将“独立自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为强调发达国家主导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刻意掩盖了不同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但中国多年来的经济实践引导更多国家重新关注到“独立自主”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二是从实践客体的可知性出发，中国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桎梏。长期以来，以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限于市场经济信息来源的复杂性，故政府干预注定要失败。而从“实践”的哲学角度出发，中国认识到不仅世界是可知的，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通过实践都是可以认知的，这就为政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撑。三是从实践过程角度出发，中国经济建设形成了“试验论”“渐进论”“阶段论”“双轨制”“目的论”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成果仅仅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是无法取得的。故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证范式相比，维持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70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首要特色。
第一层次：“中国经济学”就是“本土化”的经济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的所有理论著述都可以归入“中国经济学”的这一层次概念范畴之中。早在1941年，王亚南就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提出，各国经济学是依据各自社会实况和要求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经济学”④。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也认为：“尽管经济分析和一般推理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并且每一次社会条件的变化都很可能需要经济学学说有一个新的发展。”⑤故从这个角度出发，各个国家国情不一，理论上都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建构自己的经济学体系，所以若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解释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或中国“本土化”的经济学，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辩自明。
3.研究范式上的“多元主义”。在分析中国经济学构建应采用的科学范式时，长期以来中国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争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就意味着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是水火不相容的。
另一些学者则倡导与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接轨，并不反对采用抽象的数理模型构建中国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上述两种争论从未消弭，但随着思想大解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向多元化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70年的中国经济学建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主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合中国问题，吸收不同学派的分析范式和分析思路，形成了一系列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重点领域的新思路、新观点。如在分析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没有提供完整的答案，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借鉴西方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分析范式，中国逐步完善了国有企业治理理论。二是在学术争鸣和学术交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广泛吸纳西方众多理论范式不同，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对马克思主义持打压或边缘化的态度。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实上创造了一个较西方更加多元化的思想市场。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备，国内诸多学者也在积极关注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欧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多范式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演进的重要特色。
4.研究视角上的“开放主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新旧体制的交替、欠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之间的统筹等，众多领域凝结了全球经济体制运行中最复杂、最多样化的问题。如此庞杂的问题领域使中国经济学从萌生之初就树立起开放的视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在整顿金融秩序、发展民族工商业等领域借鉴先进经验，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思想的探索中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中国从全球经济政治变化的大格局入手，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科学谋划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同时，广泛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经济理论，立足问题扬弃创新，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建构道路。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述中国经济理论特质的演进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理论建构中，研究视角的“开放主义”促成了研究范式的“多元主义”，进而促进了研究主旨的“发展主义”，三者紧密相连，构成了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构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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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背景下中国经济学主流化的嬗变
正如英美崛起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强盛的坚强后盾一样，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经济学范式主流化的强大支撑。但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主流经济学体系构建是个漫长的过程。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上看，中国目前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架构还需在中国进一步的实践中得到更完整的总结，但如此说并不是指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建构和主流化就很难有所作为。恰恰相反，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无论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已经可以给世界带来丰富的启示。
从实践演进的阶段来看，70年来，中国至少可以首先在两个层面率先探索主流化的中国经济理论范式：一是中国经济的转轨理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一段较为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1978年以后，中国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探索。探索过程尽管曲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在转轨过程中的渐进式发展、双轨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在理论凝练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为东欧及其他经济转轨地区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借鉴。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恰如林毅夫所说：“新的理论来源于新的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此方面拥有开创理论的巨大空间。
恰如前文所述，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主流经济学体系构建归根结底是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相较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等大国崛起的过程，未来中国经济学要完成主流化的嬗变，至少应在以下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第一，坚持实践第一，进一步在实践的过程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并非说教之学，也非说道玄学。
只有将理论建立在扎实的实践基础上，从实践总结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经反复验证的理论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全球经济学界更多的认可。第二，坚持以扬弃和创新的态度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理论。在对待西方主流经济思想方面，我们既要反对西方经济学缺乏现实指导价值的空洞抽象，同时也要破除偏见，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扬弃和创新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同时，要积极探索采用现代国际经济学通用的范式传播中国经济学，提高中国在国际主流经济学中的话语权。
①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2016年4—10 月分别对秦州区、麦积区、甘谷县和武山县的13余乡（镇）蔬菜生产主栽区的1 003个蔬菜样品进行农残检验，经农药残毒快速检测仪和气相色谱仪检测分析，超标样品26个，超标率为2.6%；结果表明：所抽样品中，叶菜类超标较重。超标农药毒死蜱出现的次数最多，且含量较高，百菌清次之。马拉硫磷也有超标现象且使用频次较高，量较大；甲胺磷检出1次，乐果、氰戊菊酯、百菌清、甲氰菊酯也有含量；叶菜类128个样品中，8个芹菜、5个生菜、2个茼蒿超标。
③卫兴华：《中国经济学该向何处去——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
2.大国崛起与“重构式”的经济学构建范式。依托英国实践构建的古典经济学主流范式虽然深刻地影响了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但不一定适应各国本土化的经济特点，同时这也注定了本土化经济学范式的构建会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应对古典经济学冲击的大背景下，做出最大应对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若以1834年德国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为起点，以1913年德国跨入发达国家为标志，德国仅用七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国家变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转型。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以李斯特为先驱的历史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范式，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充斥着强烈的民族热情和对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排斥。李斯特主张从历史的、民族的特点出发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种观点一直影响了德国崛起乃至“二战”后德国经济复苏的历程，并催生出威廉·罗雪尔、古斯塔夫·施莫勒等在德国历史上极其出色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在强烈批判古典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基础上，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形成的“重构式”经济学构建范式主要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1)以民族复兴和赶超发展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家为分析单元重构经济学体系，打破了古典经济学追求自由资本主义的共性价值追求，以本土化、个性化的研究范式赢得了更多落后地区的共识；(2)在具体的研究范式构造上，以德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追求历史归纳和演化的分析方法，形成了对抗古典经济学抽象分析的强大力量；(3)关税保护、发展阶段演化等理论观点构筑出德国历史学派的保守风格，相较于古典经济学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诉求，历史学派融入了更多的历史保守因素。应该看到，德国的历史学派开启了一个后起国家赶超先进的范例。在德国崛起之后多年，美国、日本甚至苏联的崛起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历史学派的理论养料。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的兴起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较为深入的联系。然而，以赶超跨越为宗旨的经济理论在赶超跨越目的实现之后必然面临转型。20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后，德国的历史学派陷入迷茫，过度的民族精神价值追求和过高的赶超热情最终导致了德国在“二战”中的诸多负面效应。
⑤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⑥苏东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⑦杨瑞龙：《四十年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1期。
⑧高帆：《“政治经济学回归”与中国经济学说的选择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⑨罗清和、鲁志国：《政治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⑩周文、冯文韬：《美国经济思想演变历程及其对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启示》，《财经研究》2019年第7期。
李扬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杨虎涛：《经济学多元主义：历史、主旨和中国意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王国刚：《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观察所有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后发生便秘的情况，调查患者对护理的满意情况，统计护理后便秘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分为相当满意、满意、不满意三种情况，护理满意度=（相当满意度+满意度）/总例数×10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项目号： 16ZDA003)、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技术、偏好共同演化下的产业政策动态调适机理研究”(项目号： 71804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潘凤，1983年生，经济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闫振坤，1983年生，经济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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