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启示论文,现实论文,思想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世纪初以来，对资产阶级史学建设有所贡献者，颇不乏人，如傅斯年即为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傅氏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地，成功地开创了具有共同宗旨的集团研究的范例，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影响尤大。本文拟就其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及价值，略陈浅见。
一、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回应
经五四运动的宣传，使得对科学的信仰与追求深入人心，并形成为时代热潮。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上，第2—3页。）五四时人们对科学的信仰与追求，是因为它已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在此思潮推动下，以科学化为宗旨的现代学术发轫于中国。五四以后的科学派史学，乃于此情况下产生，傅斯年实为科学派史学主将（注：其余又有称之为“史料学派”、“新考据学派”及“史事搜求派”者，我倾向于称之为“科学派”。）。傅氏师事胡适，一生受其影响颇多，尤以受胡适所极力提倡之“科学方法”为最重要影响。但科学派史学的治史宗旨、治史方法多是在傅氏影响下形成，如有的学者所言，科学派史学的兴起，傅氏实有“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215 页。）。在傅氏史学观点中，影响最大者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第1本1分。后引文出此者，不再注出。）一说，其意主要为区分近代科学化史学与“古世中世”史学而树立一标征。学者对此褒贬不一。我觉得，其最大意义在于引进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观念，因而加速了资产阶级史学取代封建史学的转换过程，也代表着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19世纪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发展起实证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宗旨是要把史学建设成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英国史家波利所谓：“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注：甘特、施奈德合著：《史学导论》，台北水牛出版社1976年版，第29页。）出此目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建立在广泛搜集与严密考据史料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如此方可取得客观真实的历史知识。史料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注：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这样， 史料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核心本体。德国史家兰克是“科学的史学”之奠基者，最看重原始资料的搜集研究。为搜集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他几乎遍访欧洲的国家档案馆和私人藏书楼。他认为史料高于一切，主张“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把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稍后的德国史家蒙森， 以罗马史研究著称于世。他终生重视对罗马史史料的搜集考订。经多方搜集汇编而成的洋洋大观《拉丁文铭刻集成》，为罗马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碑铭史料。兰克与蒙森皆为傅氏所推崇，他们对史料的重视也给傅氏以极大影响。他曾说，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名立点。”（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出于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影响的回应，傅氏曾自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注：侯云灏：《傅斯年与朗克学派》，《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主张“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主张把史料学做为史学的“中央题目”（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傅氏的这些史学主张，基本上为中国的科学派史家所遵从，并构成其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据上引傅氏之言中提及的司马光与钱大昕二人，说明科学派史学所受影响除西方的因素外，亦包括本土的成分。对此应特与留意。
傅氏的史学思想来源是多元的，其所受西方影响也不仅限于兰克，这点多为人所忽略。即使仅就兰克而言，历来多称之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但他有自己深邃的理念追求，这已被一些研究者所揭示（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3页。）。但在傅氏眼中，兰克不过是一“详考据学者”，即做为实证主义史家的兰克，而其另一面，即做为理念论者的兰克，傅氏当时不可能真正意识到。所以傅氏所受兰克的影响，只限于实证主义的一面。兰克之外，他也应受到过批判兰克史学的所谓“新史学”派的观点影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看的史料，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又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这些观点恰与“新史学”派相合。如此派代表者鲁滨逊在《新史学》中，论述了进化论及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史学发展的重要促进意义。傅氏上述观点与鲁滨逊并非不谋而合。何炳松20年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以《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与历史研究法，因而傅氏对鲁滨逊的这些观点应有所闻。又如他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说：“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又说：“我们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观察，以整个的文化为对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陈规专门考订文字要□的多。”（注：《史学》第1期， 1930年12月。）这里不难看出德国史家朗普勒西德所倡导的“新型的文化史学派”的思想影响。朗普勒西特在批判兰克史学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关于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文化史观念。他的这种史观在20世纪初的德国及西方史界，颇有影响，何炳松在北大教学时对之亦有所介绍，傅氏应有所了解。傅氏的史学思想虽受到上述多方面影响，但就其本意看，他所要建立的乃是客观主义的实证史学，这可举出他对中国及欧洲史学观念的三点总结为例说明之：“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按傅氏从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及史学对象几方面， 揭示了史学应具的性质及宗旨。即他认为史学应是客观的、科学的，在研究内容上同其他学科有明确分工并且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反对“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一类“史论”（注：《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因而在较多方面更接近兰克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立场，表现出鲜明的实证主义史学追求方向。傅氏的这种选择，应反映出他的一种用意，即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改造长期受褒贬义例、经世致用等各种主观意识控制影响的封建史学偏向，建设现代中国科学化的史学体系。
二、对清代考据学客观求实精神的继承
在宋代发展完善起来的考据史学，助益和增强了客观求实的学术精神，又经清人的发扬，导致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枢机。
中国古代又有深厚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关于经世致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其流变、遗害等有所论述。梁氏谓经世致用的传统起于孔子，它使史学不能做客观的学术研究，总是服务于“明道”、“经世”等主观外在的致用目的，结果遗害史学两千年之久。所论甚是。经世致用不仅导致史学的政治化与实用化，甚至还要以牺牲史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为代价，来换取经世致用效果的实现。在中国古代，褒贬义例等史法始终有碍于据实直书精神的实现。孔子作《春秋》，据孟子及汉儒俱谓其中有微言大义，亦即可对现实发生影响的一套政治伦理信念。无论这类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如何为孟子及后世儒者所津津乐道，它都与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毫不相干。尽管它可以被炫耀为经世致用的典范，但与此相关的褒贬义例及为尊亲讳等史法，却成为史学实现其据实直书精神的阻碍。唐代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言：“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可见韩愈把《春秋》褒贬之法视为史学上乘，据事实录仅得列为其次。即使如此，其目的仍在“善恶自见”这类道德伦理价值的关怀上。这样，封建史学完全成为受制于外在政治伦理需要驱使下的工具，至于它自身的学术律法如客观性及真实性问题，则降为附属的层次，自身的独立价值被抹煞。刘知几著《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源流、史书体例及著史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对“彰善瘅恶”、“记功司过”、“王道人伦”等政治伦理功能的标榜，仿佛不谈这些就失去史学之为史学的根据。可以说，史学的价值完全集中于它应从属于外在政治伦理的需要一点上。这样，由于史学受到封建政治的干予而意识形态化，乃至失去客观标准而无法体现其自身的追求。史学的自我意识受到被扼杀的危胁。但是由于考据史学在宋代的发展，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即史学的客观求实精神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开始被强调。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使所载史实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对所用史料进行了较严密的考订辨析与比较甄别，并作《考异》予以说明。《通鉴》在考辨史料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注意。因为《通鉴》在加强对史料考辨的同时，在发挥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方面，也从形式上有所改变。司马光在《通鉴》卷六十九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言之。”即《通鉴》固然因“资治”的宗旨而强化其政治功能，但这不是由史家运用褒贬之法、正闰之辨这些史法传统来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考辨史料以保证所载史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间接昭示其政治借鉴功能的。总之，《通鉴》的例子说明，随着史料考辨方法的发展，史实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问题，再度被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和受到重视。傅斯年指出，《通鉴考异》是中国详述比较史料最早的一部书，其中可见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由此可见他对《通鉴考异》所用比较史料方法的推崇。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考据学有助于史学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加强，而对于与史学本身无关的、一切从外部施加于史实之上的价值论断因素，则基本采取排斥态度。清代考据学最为发达，而在清儒视之，考据是史学方法的根本体现之一。《四库提要》史部总叙曰：“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并论述了考证对于作史及读史之重要。此可证清儒视考证为史学的根本方法（注：张岱年先生认为清人所说考据之学即史学，见《国学丛书序》，《国学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考据学崇信的宗旨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清代史家以考证方法治史的目的，主要为明史实，至于与考求史实无关之褒贬予夺等法戒议论，一概斥为空疏虚文，斥之为无益事实而不为。对此，可举钱大昕、王鸣盛两位史学考据大家为例。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说：“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苛，予尤不敢效也。”是钱大昕视不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专以褒贬议论自任的人为“空疏措大”，不可为法。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指出，研究史学，但当考明典制事迹之实，其议论法戒、予夺褒贬皆不必发，“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焉，外此又何多求邪？”即王鸣盛认为，研究学问的宗旨在求实而不在求虚，史学以考求典制事迹为实，议论褒贬为虚。此可见他从考据学的角度对议论褒贬表示了否定态度。钱、王二人所论，最能代表清代考据史学的学术宗旨，因而它最有助于史学客观求实精神的发展。总之，由于考据学的长足发展，使乾嘉史学基本上克服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并摆脱了主观说教的陈腐枷索，表现出客观求实的学术特征，因而从方法上显现出近代的科学精神。乾嘉史学的最大成就，是用考证方法整理前代留下的各方面史料。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考据学宗旨，基本符合客观实证的近代学术精神。可以说，傅斯年的史学主张较多地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如他反对“致用”，主张研究历史旨在求真；他反对“把一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史学混在一起；主张“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主张对史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客观态度；称赞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是“最近代的”，要保持他们的“遗训”，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傅氏对清代考据学及其客观求实精神的继承。在他倡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科学派史学“考史而不著史”的治学风气，更是同清代乾嘉考据学精神间的一脉相承。总之，傅氏坚持实证科学的精神，目的是使史学从经世致用的封建妄想中独立出来，使之变成一种客观的学问。这是立于资产阶级的史学立场，对乾嘉考据学精神的一种体认。
三、实证史学与玄学化史学
傅氏的史学主张，根本在于提倡一种客观实证的精神，所以其所谓史学实乃实证史学的概念。实证史学所以长期做为科学史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因为它以可信史料为依据，去建立客观真实的史实。在方法上，则强调客观性与实证性，拒绝主观理念的成分介入，以此维系史学的科学性特征。傅氏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主张对史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客观态度，都反映出实证史学的特征。傅氏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注：《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 ）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史料置于史学本体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离开史料自然不成其为史学了。在此观念主导下，他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方法论，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亦即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史学研究与材料的整理运用同一起来。而这正是史学的客观实证性的落脚点。这样，傅氏便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层面，维系起史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也即沿着他所设定的实证史学的方向发展。由于傅氏相信，“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因此他为这种实证史学确立的宗旨是：“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傅氏的这些实证史学观点，多年来受到非议。如指责其只追求个别史实的真实性，而不要求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等。如若平心而言，除其近乎史料崇拜的极端之论外，其余可资借鉴的意义亦不少。如它有助于克服史学研究中空疏不实的流弊，尤其对于纠正史学研究中的玄学化倾向，其积极作用更不待言。
如今某些号称史家者，往往降历史为供思辨主子驱使的婢女，自出胸臆，别成新裁，假史学的形式推衍思想乃至哲学方面的命题，由此引致史学发展中的玄学化倾向。这无疑是“六经注我”的现代史学翻版。溯其源，这种状况实乃思想家、哲学家的治学方法对史学的影响。奇怪的是，某些史家不仅未因此感到史学的纯正性受到侵蚀，反以为唯此在方法上才臻于史学的上乘极至。这种认识显然比傅氏的史学思想又倒退一步。傅氏重考史而不重著史，就因为他认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上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即傅氏唯恐史学受到如哲学及文学式的影响而失去其客观性及科学性。史学史证明，史学的玄学化不仅未使史学受益，反而使史学误入歧途，不可不引为鉴戒。
玄学化史学不是以史料为根据构筑客观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把史学变成推衍证明某种思想主张或哲学见解的工具，中外历史上都存在类似现象。如中国古代史学，不仅成为在经世致用目的下进行政治伦理说教的工具，而且在方法上又往往采用较为隐晦曲折的表述形式。此以《春秋》为典型。王充曾谓《春秋》义例与历史无关，全由孔子自出胸臆，《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诛赏，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由于眇思微旨俱出孔子胸臆，使后人难明其意，即便是专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也很难探得孔子本意，《论衡·正说》又谓：“若夫《公羊》、《谷梁》二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如王充所言，《春秋》乃玄学化史学的始作俑者。后世奉为圭阜，效尤者不乏其人。孔子修《春秋》本为批评当世，但又有所忌讳，于是不得不微婉其旨，隐约其辞。后世史家受《春秋》影响，每借史学的形式隐晦曲折地干予现实，发展至极，乃有影射史学的谬种产生。归根结底，中国史学玄学化的原因，是由于在各种非学术的目的下利用史学为工具。其结果使史学难以确立自身的宗旨，被动地屈从于现实需要的各种导向，最终几乎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傅斯年提倡实证史学，为史学自身提出客观求实的发展宗旨，有利于结束外在政治伦理因素干予下的玄学化倾向，以科学精神引导史学的发展。这对于长期处在封建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史学，无疑起到解放的作用。在这点上，他明鲜受到兰克的影响。
中国史学的玄学化，在哲理的层次上不如西方史学玄学化更为深入。因为西方主要不是由于政治，而是因为一些哲学家利用史学演绎思想及哲学方面的命题，致使史学的探索内容不再是客观的历史对象；史学被哲学家操纵于手中做为思辨的工具，历史被哲学家利用来进行主观的冥想，于是做为玄学化成果有所谓历史哲学的产生。备受一些人推崇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实际是从方法论上对史学威胁最甚者。他不但以自己的思辨方式使史学玄学化，而且因极端蔑视史学自身的宗旨而欲以哲学取代之。黑格尔把历史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认为这是观察研究历史的三种不同方法。原始的历史主要是史家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记载的是一些个别的形态和单独的、无反思的各种特征。原始的历史是关于事实的肤浅知识，时空范围狭小，是不可靠的记录。反思的历史在认识层次上高于原始的历史，放弃了对事实的个别描写，有了抽象的观念，思想的升华。为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叙述，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哲学的历史是对于历史的最完善的认识，它是从哲学的层面对历史的考察。黑格尔认为必须通过“思想”来考察历史，哲学用以考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是历史的主宰。因此其历史哲学专事探讨自由概念的发展历程，而对于各民族的盛衰兴亡及各个人的荣辱祸福，全不加详细描述（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黑格尔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这种分类评述，完全是基于哲学家的立场做出的。因为从原始的历史经反思的历史再到哲学的历史，乃是从对具体史实叙述上升到抽象哲学思辨的过程。其所谓哲学的历史即是换个名称的哲学，或谓之以历史为思辨内容的哲学。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凌驾于史学之上的哲学家，在为哲学取代史学而制造学理上的根据。由于黑格尔视事物为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因而决定他必须用历史的形式表述其哲学思辨。在他关于历史分为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三大阶段的历史公式中，世界历史成为绝对理念依次表现自己发展的社会过程背景。黑格尔认为，从纯粹的哲学前提能够推出历史的轮廓或大致结构。有的学者据以指出，这是脱离经验来确定历史进程（注：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2页。）。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质，即黑格尔的最终目的，是把做为史学对象的具体史实清除出历史的内容，然后代以抽象概念的演绎，于是历史变成为其哲学思辨服务的形式工具。这样，史学被彻底玄学化。由于黑格尔要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因此他必然要对史学本身的研究方法持否定态度。与他同在柏林大学任教的史家尼布尔，发展起一套考据史料的客观主义的史学批判方法，后经兰克使这种方法在体系上完备起来。对此，黑格尔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历史方法。说到底，是因为这种方法乃以客观求实的手段，建立起具体真实的历史知识，而这与黑格尔的抽象思辨方法大相迳庭，因此它受到黑格尔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但兰克则起而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
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序言中阐明自己的治史原则时说：“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而把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兰克此言针对的对象之一，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抽象理论。它反对黑格尔所代表的这种抽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哲学与历史两者有重大区别，哲学探讨的是抽象的东西，历史研究的是具体事物的本质，所谓“历史哲学”一词根本讲不通。在他看来，思辨的理论，抽象的理念所勾画出的历史过程是虚妄的，是远远脱离活生生的历史本质的东西。研究历史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应以把握具体事物的本质着手（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3页。）。兰克完全是站在一个史家的立场上看待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但兰克虽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却绝非没有自己的史学思想追求。他说：“历史学家活着就是为了理解或学会理解每个时代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可证兰克绝对不仅仅是个实证主义者，而是有崇高理念追求的史家。他说撰写历史“确实存在一种崇高的理想目标，即写出体现在历史事件中的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史家应达到的目标。”但兰克对历史理念的追求，建立在客观科学的史料考证基础上，因为只有在这样确立起的具体而真实的历史知识中，才能如实体认出历史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兰克说：“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注：以上兰克之言，俱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0、49页。）兰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理念追求。兰克的史著，以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客观冷静而著名，然而其史著得以流传的恒久价值，乃是其中隐现的深沉理念追求精神。
在西方史学界，认为是兰克开始把史学变成一门“科学”，因而誉之为“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我觉得还应指出一点的是，兰克以其客观求实的史学方法论，成功地抵制了黑格尔试图以其思辨哲学的方法使史学玄学化的企图，从而维护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和纯正性，仅此而言，兰克亦堪为科学化史学的千古功臣。兰克在事实上继承了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史学思想，因而主张对历史作通彻宏观的理解。但他反对用逻辑的方法进行概念演绎，反对用哲学的观念模式图解历史。史学不同于哲学，它不用抽象的方法，而是用具体的实证方法探索人类社会。所以兰克的研究从具体真实的个体入手，由此去洞悉整体的历史精神，以达到对支配历史运动的理念的认识。这样，兰克从发展史学方法论的方面，维护了史学的科学化建设。兰克成功了，史学沿着他所开辟的科学之路继续独立发展。但黑格尔的魅力也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经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两人的努力，历史哲学的思辨之光再度显示其辉煌。但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其语言使人感到晦涩神秘，论断中充满玄虚味道，“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位历史哲学家，勿宁说是现代的先知。”（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2页。）至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有人指出：“汤因比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把历史事实当作一种思想注脚……汤因比的那些著作只是一些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玄学讨论，很难说是历史。”（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就是说， 尽管思辨的历史哲学道出些敏锐智慧的思想，但他假借历史的形式抽象或演绎某种逻辑法则，甚或妄断人类未来的猜测预言，至多不过是一种哲学玄想，人们并不认为它是史学。在汤因比之后，思辨的历史哲学无可挽回地没落了。最后一位尝试者魏格林在写完其《历史中的秩序》前三卷后，于1974年在第四卷中宣布放弃原来的计划（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5页。）。这样，哲学家或思想家类学者，试图假历史的形式驰骋其思辨才华的梦想终于告一段落。在当今极为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倾向，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论，史家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只能是使之为史学所用，而绝不是以其他学科的方法左右史学甚至是取代史学（注：汪荣祖：《史传通说》， 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2—213页。）。这应该是通过黑格尔试图以哲学取代史学之类的经验中，提醒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所应记取的教训。
在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一般属于哲学的范畴，很少被史家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宗经明道的传统，现代史家又多经受理论的熏陶，乃至曾有“以论带史”的口号流行。在理论至上的风气影响下，一些史家不惯做客观求实的史学探索，总不能忘情于假历史宣扬某种思想主张，或假历史贯彻某种哲学见解，因而玄学化史学倾向长期得售其伪。所以，在总结傅斯年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时，为他所特别看重的史学研究中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问题，至今仍不乏其借鉴意义。
四、余论：实证主义史学的现代评价
傅斯年引进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对改造中国封建史学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其功莫大。即便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价值也始终不容低估。如尽管曾因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弊端而受到批判，但恰如有人所指出的：“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代价。”（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尤为重要的是，它所开创的科学化方向，始终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趋势（注：当然所谓科学已非昔日所指对自然科学的模拟。如今社会科学乃至史学皆已发展起自己的科学认识方式，因而柯林武德说：“科学是要把事物弄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门科学。”见《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乃是受到此前自然科学的启发示范，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模拟与效法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特征，其极乃至产生科学崇拜的狂热信条。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从方法论乃至认识论上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维模式的调整转换，由此促使史家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视野。史学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主要由哲学家们酿制出的所谓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他们从历史认识必然受到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的局限入手，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而不仅否定了实证主义史学，甚而从认识论上否定了史学本身存在的学理根据。他们对史学的冷酷批判，使之有似毫无感情的旁观者。这虽然也引起一些专业史家的应声符合，但却引起更多专业史家的反感。如年鉴派史家布洛赫与费弗尔分别撰文，对史学认识论、方法论及价值论进行集中的阐释。他们立足于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信念基础上，对来自历史相对主义的历史怀疑论进行痛斥；对实证主义史学崇拜史实与拒斥理论思考的弊端，则予以实事求是的批判，至于其科学化主张为史学带来的裨益又充分予以肯定。他们不仅维护了史学的声誉和地位，同时也为史学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本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相对主义的旺季也成过去。分析的历史哲学学科虽已建立，但其脱离生动的史学实践，成为少数人进行深入的抽象哲学思辨的场所，其观点已远不如历史相对主义那样引起史学界的较大反响。西方史学继续其发展，是在扬弃实证主义史学而又沿着其开辟的科学化之路的继续发展（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389页。）。史学发展证明，哲学家的介入，可能对史学的发展有时起到一种旁观者的督示警醒作用，但他们可能起到瓦解史学的副效应亦不容忽视。至于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能发挥补偏纠弊等建设性积极效应者，还要依靠其自身的守护神——专业史家发自职业良知的至诚努力。历史哲学尽管也以与史学相关的知识做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但它毕竟在本质上应属于哲学的范畴。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受大多数史家的青睐。因为“职业历史学家对此依然不感兴趣，不仅认为这个问题与他们的工作无关，甚至认为‘对历史知识和历史思想做哲学的思考只能阻碍历史研究的实践’”（注：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此外，史学可以借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补益充实自己，但一定要保持适宜的度，千万不能因此而危及自身的独立存在。法国年鉴派史学曾因过多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概念，结果导致社会科学对史学的“侵略”，使史学面临失去自身特点而被其他社会科学同化乃至取代的危险，这是足以引为鉴戒的最近例证。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恰曾表现过试图取代历史学的野心。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中国史学受思辨历史哲学的影响甚深，也产生诸多弊端，如史学玄学化即其一例。今日在重提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话题时，颇有必要把它剔抉出来，从根源上予以厘清。同时还需从历史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为实证主义史学正名。因为实证主义史学与乾嘉考据学同样，从50年代开始，曾长期遭受不公正批判乃至抹煞的厄运。
以上所论历史哲学及史学玄学化问题，决非有意从根本上反对哲学介入史学。因为如有人所论，实证主义史学的产生应与实证主义哲学的介入史学有关（注：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我这里所论，只是想对中国学界相当时期以来， 出于某种原因而过分崇拜历史哲学的心态，略加提示。关于哲学及历史哲学与史学的关系，有这样一种看法：“哲人心胸，别有怀抱，每以我见观史，史为我用，不免本末倒置。苟若泥于一说，以史就论，史任殆矣。夫史哲之为用，盖能启迪史家神智，展其视野，增益其学，敏锐其识，譬如振衣高岗，极目远眺，山川棋布，尽人眼底。此近人所谓‘宏观’之效也。”（注：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2页。 ）即哲学家往往习惯于用某种思想观念范围统驭历史，以历史傅会其思想，降历史为论证说明其思想论题的从属性材料。这种先入为主、强史学就范于哲学的思想方法，自史家视之，乃本末倒置，不足为法。至于历史哲学有益史家之处，端在它能启迪心智，开敏学识，为史家观察历史时提供宏观上的理论视野。哲学可供史家驱遣之处，大概主要莫过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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