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超人与超人类主义*
斯蒂凡·劳伦兹·索格纳
内容提要 ｜ 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的思想流派。它主张用技术来提升人，改进人的自身条件。那么，尼采是不是一位超人类主义者？他的“超人”与“超人类”或“后人类”有何关联？“超人”可以通过基因编辑得以实现吗？或者说，尼采会支持基因工程吗？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牛津大学博斯特罗姆教授否认尼采是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宣称两者思想之间仅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本文通过分析这些热点话题，认为“超人类”或“后人类”与“超人”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相似，只不过尼采借用了一个超人类主义所缺失的维度来阐释超人的意义。
关 键 词 ｜ 尼采 超人 超人类主义 后人类
导 言
当我开始了解超人类主义运动时，我马上想到，在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和尼采哲学之间有许多根本上的相似，特别是后人类（posthuman）这个概念和尼采的超人概念。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对此进行阐明。我之所以用“超人”（overhuman）这个术语来代替“超男人”（overman），是因为在德语里，“超人”（Übermensch）可以运用到两性之上，而在英文中，“overhuman”可以运用到两性，但“overman”却不行。我发现超人类主义领军人物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1 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瑞典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首任负责人——译者注。 否认尼采是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宣称，超人类主义与尼采的思想仅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
第三，利益维度。这一维度可以理解为中国对于南海问题最终结果的偏好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郑重阐述了中国在南海享有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坚持维护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希望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最终通过谈判实现争端的解决。[31]这可以说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最清晰的利益与目标表述。
与博斯特罗姆相反，我认为，在后人类和超人之间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相似。在这方面，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我一致，他早已指出了这两条思想路线上的相似。不过，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荒唐的。至少，他将超人类主义者视为一群疯狂的知识分子，幸运的是他们的精英主义观点并未得到更广泛群体的支持。
此外，我认为，尼采阐释超人所引用的维度似乎是超人类主义所缺失的。我将通过如下步骤来说明我的立场：首先，我会比较后人类概念和尼采的超人概念，更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似而不是差异。其次，我将在尼采的一般性愿景（general vision）的语境中研究超人，进而指出这种维度在超人类主义思想中是缺失的。
一、后人类与尼采的超人
首先，我会直接比较后人类和尼采的超人。我将处理博斯特罗姆的超人类主义的一些基础性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后人类概念能得到彰显，同时我还将处理尼采思想中的一些相对应原则。我会简要比较一下他们关于自然和价值的动态观点，并比较他们关于人性（human nature）、增益（enhancement）、教育、价值重估，以及朝向一个更高物种进化的立场。
（一）人性的进化和价值
对于自然和价值，超人类主义者和尼采都持一种动态观点。博斯特罗姆说：“超人类主义者把人性视为一种尚未完成的作品。”
尼采也是如此。他秉持着一种动态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a dynamic will-to-power metaphysics），并将之运用到人类以及其他所有存在之上，这暗示一切事物都会不断地遭受一些改变。没有什么是永恒牢固的。对尼采而言，人类是由个体的权力量子（individual power quanta）或权力意志簇群（will-to-power constellations）组成的有机体。可以参考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单子论来阐释尼采的人的概念。一个权力量子就像单子一样，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它可以与其他的权力量子相互影响，可以生长，可以自我健壮。对于世界，它有其单一视角，这种视角使得权力量子能够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做什么取决于它的选择和它的权力设想，在此，所设想的权力是一种极其宽泛和开放的权力概念。一个权力量子比另一个更健壮，更有能力，并且具有统治其他量子的潜能，每一种诸如此类的状态，其实所表现的都是一种权力状态。
在尼采看来，所有实体都是由这种权力簇群（power constellations）构成的。权力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power）同样也是产生人类、动物、植物进化过程的基础。一切有机体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因为先前的有机体实现其权力奋争的最好方式，就是为随后的不同有机体营造出产生的条件。最终，人类得以存在。
央行影响强化与各国中央银行、金融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积极主动开展各项工作，建设双边金融协调合作机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再建立多样化金融合作机制，强化协调，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问题，通过强化沟通，能够化解认知偏差，及时缓解各种矛盾，以此推动各国金融合作的有序开展。强化合作协调，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1)争取与更多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完善谅解备忘录。(2)建立、完善沿线国家的国币跨境流动统计监测合作机制。(3)构建双边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完善金融风险应对策略及制度，合理应对危机，逐步形成完善、合理的金融危机处置交流合作机制。(4)建设独立的金融信用活动征信系统，保障信贷活动的有序开展。
然而，“人类”这个物种，就像其他物种一样，不是永固不变的。他得以存在，他会逐渐不存在，他也可以进化为一个不同的物种。受其所属的特定物种的限制，物种成员拥有一定的受限潜能。每个物种之所以表现为一个物种，不仅仅因为其成员拥有彼此间自我繁殖的可能性，还因为它的成员拥有某种限制。
一个人作为人仅能拥有一定限量的潜能或能力，因为他从属于人这一物种，任何物种都是被其界限所定义的。没有物种能够超越于界限之外。尼采认为，如果一个人后天获得了一些特殊的能力，那么他不能够把这些能力传递到后代身上。但是，在尼采那里也可以发现某种形式的拉马克生物进化学说（Lamarckism），他强调某些性情（tendencies ）可以被继承。如果一个人喜欢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喜欢与美人为伴，那么可以预见，他的儿子不会过一种禁欲苦行的生活。
除了这种本体论动力学（ontological dynamics）以外，在超人类主义与尼采哲学之间还可以发现，两者都把这种动力学应用到了价值的层面。就此，博斯特罗姆认为：
4）果实膨大。无核葡萄处理时间在落花后7～10天。赤霉素处理时，在二倍体无核品种上的使用浓度为50～200 mg/L，在三倍体无核品种上的使用浓度一般为25～75 mg/L，第2次与第1次处理时间相隔10～15天。有核葡萄也是在生理落果后进行膨大处理，一般使用浓度为25 mg/L。
给定某种社会和个体的状态（然而对这种状态，尼采并未详细描述），进化就会发生，物种就可以进化——这大约也是超人类主义者所相信的。博斯特罗姆指出，“认为人类身份和天性会在长时间内保持同一，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
超人类主义者并不打算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因为“超人类主义者强调个体自由和个体在增益技术领域中的选择”。博斯特罗姆认为，坚持该立场的一个原因是“人类在什么构成自身完美的设想上有很大不同”。并且，“这种个人主义因素的第二个原因是，集体决策在人类改善领域的不良记录，例如，优生学运动已彻底丧失了信誉”。这里，博斯特罗姆使用“优生学”一词仅仅指国家管制的优生学，我并不认为它是运用这一概念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他提出了一种可被称作视角主义价值观（perspectival view of values）的立场。尼采也捍卫这种视角主义价值观。
心智行动悖境在心智行动中形成，在主体实际的客观互动中，同样会出现悖境。互动是主体根据彼此的关系行动，其中也包含心智行动的因素⑥。正如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所指出的，对某个事件的信念是可以测度的，因为该信念是导致相应行动的基础⑦。一个互动状态要求主体的决策和行动一致，决策是内在的，个体决策的程序依赖于个体的心智意向。由于信念的驱动和动机的召唤，个体愿意去参与群体行动。
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动态哲学（dynamic philosophy），它随着新信息的到来或新挑战的出现而发展。因此，超人类主义的价值之一就是去培养一种质疑的态度，培养一种修订人信念与假设的意愿。
尼采同意价值经历了许多变化。他在《道德的谱系》中阐述了他对价值演变的解释。价值在不同层面都经历了改变，不仅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上，而且还在个人层面上都有改变。尼采的权力概念与价值概念紧密相关，它能够依据新的经验和见解而改变。尼采权力概念的内容是视角性的。不存在绝对不变的价值，不存在使某些东西可以维持不变的柏拉图式的理念王国。
（二）科学、增益以及教育
尼采和超人类主义者对于世界的看法都与传统基督教的世界观或继承许多基督教价值的世界观大相径庭。在今天许多人的价值体系中，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基督教思想的元素，尼采和超人类主义者都支持价值重估。
PLC 技术基于PLC技术的工程电气自动化控 制系统能够实现对整个工程中所有电气设备的监控与监测。PLC 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 将监控、监测的数据统一传输到控制中心，通 过控制中心实现对电气设备实时运行参数以及 运行状态的数字化管理，最终确保电气设备的 平稳运行。一旦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基于PLC技术的安全监控系统就会发出指令，让系统进入自我保护状态，并且对故障发生的 原因进行扫面查找，并且发出故障预警信号，确保生产安全进行。
博斯特罗姆强调：“超人类主义者坚信，我们所接受的道德戒律和道德直觉一般而言不足以指导政策。”因而他建议，用一种动态世界观来考虑价值：
我们可以把促进理解我们在哪以及我们要走向何方的价值，列入到超人类主义的价值序列当中。这种价值囊括了其他内容：批判性思维，开放的思想，科学的探究，以及公开的讨论，这些都对于增加社会的理智准备（intellectual readiness）有着重要的帮助。
对此，尼采也会赞同。他对批判性思维的尊重是很高的，他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道德和宗教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此外，他对科学探究的评价也很高，尽管他对科学的尊重经常被低估。他曾经多次指出，未来会被一种科学精神所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未来许多人会觉得他的哲学是合理的，因为他的思考方式应该会吸引具备科学头脑的人。
在尼采看来，每个权力簇群，以及每个人都对世界有一种不同的视角，每个人的权力概念都取决于他是谁以及他所拥有的历史，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权力概念，因而对于“什么构成自身完美”都有其独特的设想。尼采自己有一个清晰的权力概念，并且他所认为的最高权力感与古典理想直接相关。依据博斯特罗姆的说法，超人类主义者似乎秉持一种类似的理想：
如果你渴望权力，那么提升（增益）自己就合乎你的利益。然而，增益正是超人类主义者的目标。超人类主义支持可用于“增益人类理智、身体，以及情感能力”的技术和其他手段。这样，后人类就得以存在了。因而，博斯特罗姆强调，超人类主义者重视一种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意味着，人们有权选择“去过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去增益自己的记忆力或其他理智能力，去改善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主观幸福感，总之，去实现对自己生活的更大程度的掌控”。显然，对于所有这些要做的以及隐含的不要做的，博斯特罗姆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不过，与哈贝马斯相比，博斯特罗姆更重视父母决定孩子基因构成的选择权。
由上式可知，当目标与干扰导向矢量相关性越强，即越大，输出SINR就会越小。特别地，在干扰功率远大于噪声功率的条件下，当目标与干扰导向矢量相干即时，输出SINR约为0，此时FDA雷达的目标探测能力下降最为严重。
哈贝马斯区分了简单成长的孩子和以特定方式塑造出来的孩子，并作出了如下判定：首先，父母介入孩子的基因构成是不道德的，因为如果孩子的基因构成被其父母所决定，那么与随机成长的情况相比，他们应该会有被强迫进入某个方向的强烈感受。其次，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决定他们的基因构成之间会有所不同。孩子理应能做出一些违背其所受教育的事情。教育虽然会培养孩子一些品质，但这些品质并非固定不变，它会随着教育的深入再次发生改变。然而，基因修饰却不能够被再次改变。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从道德上讲，为自己的孩子决定一种基因构成和教育他们是两种在道德评价上截然不同的行为。
博斯特罗姆指出：“超人类主义者认为，玩基因轮盘游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伦理功绩，让机遇来决定我们孩子的遗传身份，或许能让我们避免去直接面对一些困难的选择。”因此，他完全不同意哈贝马斯的第一个观点。他的立场似乎暗示，大多数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大多数父母的目的都在于为其孩子谋福利（善）。这种福利（善）可以是父母认为的好事物，或者他们认为符合孩子利益的事物。无论父母偏爱哪一种善的观念，父母决定通常要好过把孩子的基因潜能视为基因轮盘游戏的结果，或随机的结果。因此，博斯特罗姆认为，哈贝马斯的第二个批评论点也不成立。如果父母所决定的基因设计在大多数情况下比随机所得的要好，那么显然，基因修饰后不能再次改变，至少不像教育所带来的品质那么容易改变，在道德上就不打紧。有人甚至会忍不住说，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教育所带来的品质无法改变会更好，因为对孩子而言它们是一种善。这里，还需要指出，哈贝马斯的第二个论点是否正确尚不清楚，可能的情况是，在一个人的教育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品质都深深地根植于一个人的个性之中，以至于它们也无法得到显著的改变。
在本研究中CT扫描显示33例肿瘤边缘存在清晰界限或局限的病变范围，其中28例病灶周围硬化明显，软组织未发生肿块，5例骨皮质变薄但不存在骨膜反应。16例肿瘤边缘模糊，无明显界限，且周围软组织发现肿块，存在骨膜反应，2例骨皮质遭到破坏甚至中断，并且骨膜反应较为明显。增强MRI结果显示：34例肿瘤边缘清晰或较为清晰，其中21例，信号均匀，13例信号不均匀，未出现肿瘤强化。16例肿瘤边缘模糊，且范围较广，信号不均匀，肿瘤显著强化，4例肿瘤轻度强化。与高金楼[11]在恶性骨肿瘤组织肿块CT和MRI表现特点中的研究结果相似。
基因工程的批评者也倾向于强调与新技术方法有关的危险：有些事情开始时肯定会出错，并且我们不能玩弄人，或仅仅把他们当作手段。针对这些担忧，博斯特罗姆回应说：“超人类主义倾向于实用主义，它采用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应对挑战，它偏爱经验获知的方法以得到好的结果，并且对于‘做些什么’采取主动权，而不仅仅是无所做为的抱怨。”博斯特罗姆是对的，因为所有追求新目标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进入一个新的、有潜在危险的水域时都必须勇敢。这同样适应于基因工程领域的研究人员。如果没有人足够勇敢去为完成目标做一些基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发现美洲大陆，或者开发出天花疫苗。
超导磁场储能技术在微网中的功率调控包括两种模式即内环控制和外环控制,为保障超导磁场储能技术可预测并控制现有微网中的电网运转模式,因而需解释微网的有功与无功功率需求。超导磁场储能技术预测控制系统的输出的有功功率为PSMES,无功功率为QSMES,P为设定有功功率,Q为设定无功功率。Ub与Ik为超导磁场储能技术下的基波电位与电流幅值,微网的各相电流与电压间的相位差为θ,K为所调控信息的幅值,Ik1为所调控信息的电流,通过三角等式变化如式(3)和式(4)。
谁是后人类？他拥有哪些特质？我认为，所有超人类主义者都能够认同的唯一特质是：“对于后人类是什么样的，我们缺乏一种现实直观理解的能力”。不过，许多超人类主义者试图对后人类做出更详细的描述。依据博斯特罗姆的说法，费雷登·艾思凡第利（Fereidoun M.Esfandiary）秉持如下观念：“超人类（tanshuman）‘是一种过渡性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技术利用、文化价值，以及生活方式，构建了一个通往即将到来的后人类时代的进化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超人类仍属于人类物种，不过在一些方面，他已经发展出了延伸人类概念的品质，并且拥有潜能去把自己树立为朝向一个新物种进化的基础。这个代表更远进化阶段的新物种指的就是后人类。因此，超人类和人类之间拥有相互繁殖的能力，而后人类却没有，就像我们不能跟类人猿一起繁殖自己一样，至少不能以一种性爱的方式繁殖自己。甚至后人类可能需要依靠技术手段进行繁殖。
（三）视角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
尼采可能没有博斯特罗姆那么乐观，他不认为涉及人类的进化过程会很快出现。不过，他确实会赞同超人类主义者的看法，如果人类不停止存在的话，那么进化最终就会发生。
尼采对科学的高度重视已经被大多数尼采研究者所认可。他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以许多科学家所坚信的前提为基础。他的权力意志人类学与科学人类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他批评达尔文，但他同样秉持着一种进化理论。尼采经常会批评那些跟自己理解事物最为接近的思想家。在达尔文那里，尼采的批评主要源自他的这一观点：人类仅为权力而斗争。因此，他不认为，为生存而斗争或求生存的意志是人类的基本冲动。相反，他认为，人类是为权力而斗争的。为生存而斗争只是根本性权力意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边缘类型。
超人类主义从世俗人文主义那里吸收了发展完全、成长全面的人格理想。我们不可能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但我们可以不断地完善自我，拓宽自我的理智视野。
在尼采那里，不仅可以发现“发展完全、成长全面的人格”，还可以发现“不断完善自我，拓宽自我理智视野”的努力。尼采将这一方面称为“克服”（overcoming）。高等人（higher humans）希望不断地克服自己，在人类能够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最终产生出超人。在超人类主义者的思想中，尼采的超人被称为“后人类”。
（四）后人类、超人类，以及尼采的超人
在尼采青睐的道德中，勇气是一种重要的德性。此外，尼采强调了科学对于未来几个世纪的重要性，他并不反对科学的发展。鉴于这两个前提，我不排除尼采支持基因工程的可能性，尽管他主要强调教育对朝向超人进化的重要性。如果基因工程，或自由的优生学，能够在实际上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这似乎是超人类主义者所秉持的观点，那么，这种立场也可能是被尼采所认可的，因为教育在尼采的伦理学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肯定科学，赞同增益，并支持超人的产生。
博斯特罗姆的后人类概念似乎与艾思凡第利不同：“关于后人类的能力，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要能力，它极大地超越了当前不依赖于新技术手段的人类所能够实现的最大值。”显然，后人类的能力与当前人类的特性不同。不过，博斯特罗姆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发展为这样的存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我们作为人类，能够进化为比我们自己复杂得多的新物种，而只是认为，任何人通过技术或其他方法，都可能发展成为后人类。他甚至声称：“在转变为后人类的过程中，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被保留下来是可能的。”因此，他似乎认为，当下的人类和后人类一样，都属于人类物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相互繁殖。后人类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而是一个特定的人群，其具备一些我们尚且无法想象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涉及到包括人类生理、情感或理智在内的一切方面的增益。博斯特罗姆认为，我们最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获得这些能力。
为澄清博斯特罗姆所说的一般增益（general enhancement）的一些选择项，我将会采用我认为合适而他却没有使用的优生学概念。我们有过国家监管的优生学和自由优生学的实例。国家监管的优生学是在第三帝国中存在的优生学类型，它在道德上是低劣的，并且被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严肃的西方伦理学家视为需要避免的。另一方面，自由优生学作为一种道德上正当的可能性，如今正在受到广泛讨论，例如尼古拉斯·阿加尔（Nicholas Agar）就支持一些与自由优生学相关的行为。如前文所述，超人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优生学是一种增益人类的、在道德上正当的方式。然而，国家监管的优生学和自由优生学都是他律的优生学，这意味着人们会决定他人的增益。在国家监管的优生学的情况下，由国家决定人们的增益；而在自由优生学的情况下，父母有权决定应该对其后代做些什么。超人类主义者似乎认同另一种类型的优生学，我建议将之称为自主优生学。人们可以自主决定，自己是否愿意通过技术手段转变为后人类。依据博斯特罗姆的文章主题，他显然期望“一种极有价值的类型”，即“后人类”能够获得存在。
鉴于上述两种后人类概念的分析，我认为尼采的高等人和超人概念与艾思凡第利的超人类和后人类概念极其相似，但却与博斯特罗姆的概念无关。在尼采看来，人类物种的个体成员只能发展出某些限定品质。这应该是一切物种的特征，它们各自的成员都只能在固定的界限内发展。如果给定某些尼采未详细说明的条件，进化就能够发生。在尼采看来，进化不是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渐进发展，而是分步骤产生的。如果一个物种的内在条件允许进化步骤发生，那么不同的夫妇就会同时生产出一个新的物种成员。生产超人的夫妻必须具备尼采所说的高等人的品质。进化步骤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许多高等人存在。通常情况下，高等人不能简单地把他的杰出能力传递给后代。不过，如果存在许多高等人，并且一些其他条件也恰逢其时，那么这种进化步骤就会发生。高等人仍然属于人类，但却拥有一些超人可能拥有的特殊能力。然而，高等人不能通过有性生殖的方式把自己的特殊能力传递给他们的后代。高等人偶然地具有了他们所拥有的潜能，此外，他们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来发展他们的各种能力。在尼采看来，歌德是高等人的最佳样板。尼采的高等人以其偶然所得的特殊天性（nature）为基础。如果他们通过努力实现潜能来提升自己，那么天性就会助其成长为更高的人类。在此，尼采特别强调理智能力，即解释能力的发展。尼采没有提到改进人类的技术手段——在这方面，博斯特罗姆是正确的。但尼采并没有排除技术增益的可能性。
超人所拥有的潜能与高等人明显不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超人，但即使是超人的一般能力，也超出了高等人的能力范围。就像其他物种一样，超人这一物种也有其界限，但超人的界限与人类的界限不同。超人的产生源于高等人群体的一个进化步骤。尼采并没有排除这一进化步骤由技术手段引起的可能性。总之，对于朝向超人的进化步骤的条件，尼采解释得相当模糊，但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与超人类主义者的态度相似。尼采认为，科学精神将会支配未来数千年，并且这种精神会导致上帝和形而上学二元论概念统治的终结，也会导致尼采思考方式被普遍接受的开始。
基于上文对高等人和超人的特征简述，我断定，尼采的高等人与艾思凡第利的超人类概念相似，而尼采的超人则与艾思凡第利的后人类有诸多相似之处。与尼采的概念相比，我们要如何理解博斯特罗姆的后人类概念呢？
采集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临床特征及冠状动脉造影特点，并进行分析。冠状动脉造影术应用Judkins法，经挠动脉或股动脉进行穿刺，并将6F或7F血管鞘置入。
博斯特罗姆认为：“有人可能会对‘何谓人’持一种宽泛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后人类’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可能的人类存在方式。”可见，他也同样相信，后人类所拥有的能力，在现存的人类身上无法被发现。由于尼采坚信人类这一物种具有严格的界限，因此，他的哲学不太可能认同一种具备尚未存在之能力的人类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虽然尼采与超人类主义者在一般人类学和价值观中享有诸多共识，但是，他的超人概念与所有超人类主义者的后人类概念都不一致。不过，必须承认，有些超人类主义者的后人类概念的确与尼采的超人概念有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
每周进行一次小组评比，对小组的纪律，卫生，作业的收缴，好人好事进行打分，评出一，二，三，四。这样，就把个人的错误放在集体中，让集体的力量约束个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奖章，但对学生的思想是一个触动，是一个鼓励，激发了学生对其他科目的重视。通过这样的活动培养了班级学生的竞争意识，达到了共同进步的目的。学生在评比中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增强了集体荣誉感，明白了合作的重要性。班级就会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二、超人以及尼采对于未来的期望
超人类主义者，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文章中，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拥有这样的价值观，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想让后人类产生。另一方面，尼采解释了超人对于他的哲学的重要性。超人甚至可能是他的世界观的终极根据。尼采认为，哲学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而这些价值终归奠基于个人的偏见之上。他认为，自己的偏见与未来几个世纪的主导精神相一致。这里的“精神”（spirit）并不是指柏拉图意义上的非物质的努斯（nous），也不是指一些幽灵般的精神实体。在尼采的著作中，精神指的是通过语言来解释的一种身体能力，这种能力建立于生理的强健（physiological strength）之上。尼采区分了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那些无法在现时现世实现自己愿望的弱者，吸收了宗教精神，这使得他们渴望一个美好的来世。这种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主导着人类。然而，人类最终变得更加强大，并且逐渐地发展出一种科学精神。尤其是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就显著增强。尼采希望这种科学精神在未来更加重要。由于他的世界观是呼吁科学精神的，因此对于未来的人们而言，它应该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在尼采看来，柏拉图是将哲学奠基于宗教精神的代表，而尼采自己却是将哲学奠基于科学精神的代表。基督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着西方国家，它被视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尼采的意图和需要是把柏拉图主义完全颠倒过来。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就像基督教思想曾经统治过许多世纪一样，尼采自己的科学思考方式应该会统治未来的许多世纪。因此，必须在尼采的思想中找到柏拉图—基督教思想主要元素的倒置版本。
一是，尽可能寻访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的遗迹、遗址、遗物，并了解18世纪下半叶以降卡尔梅克人的历史与社会；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面向是个人的来世。基督教思想之所以吸引了许多人并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就根源此。如果我对尼采思想的表述是正确的，那么个人来世的倒置版本，或赋予人生命意义的概念，也必需成为尼采思想的一部分。在此，超人和永恒轮回就出现了。永恒轮回是尼采的现世救赎理论，尽管它和超人概念紧密相关，但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去关注它。
超人代表了大地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earth）。在尼采的世界观中，超人应该是赋予意义的概念，而尼采的世界观理应取代基督教世界观。不断地自我克服，符合高等人的利益。在人类的自我克服中可以发现最后的克服类型，任何热衷于不断自我克服的人，都可以把自己视为超人的始祖。通过这种方式，超人为人类赋予了意义。它不是一种超验的意义，而是一种质朴的内在意义，它适合那些已经放弃来世信仰的有科学头脑的人。如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说：“人不能够忍受无意义的生活。”尼采与柏拉图都会同意这一说法。我怀疑，如果人们不考虑意义赋予的方面，或者如果人们希望排除对准宗教（quasi-religious）概念的一切参考，那么，超人类主义者的后人类概念就不能够被彻底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博斯特罗姆提供了如下内容：
许多持宗教信仰的人已经习惯于展望，极端激进地转变成为后人类，这种转变预计会在他们当前的物理肉身终结之后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样也会认为，这种转变对于被转变的人而言是有益的。
我怀疑，产生后人类的重要性最终不能被合理证明，除非有人相信这个概念能使其生命有意义，并且说：“我想成为后人类的先祖。”我不相信博斯特罗姆会赞同这一猜测。他可能会担心一种科学和宗教类型上的混合。而我却认为，如果人们接受后人类概念具有意义赋予的功能，那么这个概念就会更牢靠更强大，与基督教的来世概念相比，后人类概念奠基于科学的期望、感官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内在的目标之上。尼采相信，超人的概念是大地的意义。我认为，如果人们承认后人类的终极基础是它能赋予有科学头脑的人以意义，那么后人类的重要性才能够被充分地理解。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或糟糕之处。
作者简介 ｜ 斯蒂凡·劳伦兹·索格纳（Stefan Lorenz Sorgner），意大利约翰卡波特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 ｜ 韩王韦（1982—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原 文 来 自Stefan Lorenz Sorgner, Nietzsche, The Overhuman and Transhumanism,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vol.20, 2009。本译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自然与德性：尼采晚期思想研究”（17YJC720010）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招标课题“尼采自然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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