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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謙作爲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東萊學派、浙東學派的開創者，人們在探究其深遠影響之際，往往較爲注重其民間影響，而忽略官方對呂祖謙影響推廣的巨大作用。事實上，呂祖謙一生只活了四十五歲，雖與朱熹、張拭、陳亮等時賢俊彥交游講論頗多，也曾開麗澤書院講學論道，但必須意識到的是，呂祖謙官位不高，京中爲官時間不長，更兼身體不强健，從四十歲左右便身患萎痹，行動不便，因此時間、空間以及傳播條件限制等因素，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呂祖謙學術思想的傳播。但事實證明，呂祖謙的身後影響非但没有變小，反而較其生前更大，這其中官方意識形態的肯定，批准呂祖謙從祀孔廟的意義重大，而學者卻每每有意無意地忽略，關注不够。
一、從祀地位的尊貴與獲得的不易
孔廟作爲禮制性建築物，由起初家廟性質過渡爲國家禮制的象徵，這使得它不僅是祭祀孔子及先賢先儒的特定場所，更是儒學傳播的重要載體，它在不同時期所獲得的禮遇情况，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主流價值體系對它的認可與推崇。總體而言，基本以儒教爲至治之本的封建王朝，孔廟作爲儒學道統的載體，實際是主流價值觀的宣教地，歷朝歷代對孔廟祭祀的重視程度有增無減，明人董翼指出：“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典，亦莫盛于孔廟矣。”①以祭孔爲源頭，歷朝歷代又不斷增入對羽翼儒教有巨大貢獻的聖賢大儒作爲孔廟的從祀、配享者，這種做法在爲傳道體系的推衍注入綿綿生機的同時，也非常有效地傳達出歷朝歷代儒教發展的價值傾向。“孔廟從祀人員群體等級森嚴，包括配、哲、先賢、先儒四個等級。等級間的流動非常嚴格，决定權牢牢地把握在朝廷手中。從祀成員的入祀標準、等級歸屬、設位元面向、位序先後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依隨時代觀念的變化而屢有更遷”。②與其說從祀只是士流價值的被認定，還不如說是歷朝思想價值傾向的風標，意義更重大。獲得從祀地位的大儒，則意味著朝廷對其學說的認定，其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成爲正統之學，可以用于各級科考的答題中。它不僅意味著官方的高度肯定，更意味著從祀學者學說的普世價值。
正因爲儒士從祀孔廟的意義，影響廣大深遠，因此這種資格的獲得非常艱難，其歷程一般很長而且變數甚大，往往交織著各種學術和政治力量的較量。例如像明代著名大儒薛瑄，他作爲道學正脉，人們認爲他是可以與孟子、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相與並列的大儒，“七十子之後有孟子，孟子之後有周、程、張、朱四子，周、程、張、朱之後，有明三百年，能繼往開來，講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軒先生”。③在明代，從弘治元年（1488）開始，就有人上疏請將薛瑄從祀孔廟，直到隆慶五年（1571），八十餘年間，在不斷有人上疏請令薛煊從祀孔廟的情况下，薛瑄終于成爲孔廟從祀者。而薛瑄之所以能够填補有明一代二百年間無一人從祀孔廟的空白，究其因，與其時主流意識力圖挽頹風、救世風，“扶正道，明正學，崇真儒，使天下曉然”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④
而像王安石、王陽明那樣影響巨大同時也争議頗多的大儒，他們的從祀歷程便每有反復。以王安石爲例，他在元祐元年（1086）去世，政和三年（1113），在其時當政者蔡京的主張下，配饗孔廟，地位僅次于顔回、孟子。但靖康元年（1126）國子祭酒楊時便追奪王安石王爵，罷其孔子配饗的資格，降爲從祀。乾道五年（1169），太學生魏掞之請求廢王安石父子從祀，淳熙三年（1196），李燾多次上書請罷王安石孔廟從祀地位，淳熙四年（1197），宋理宗終于下令將王安石從孔廟中黜除。而圍繞王安石孔廟從祀地位的高低、去留，非常深刻地反映出宋代學術傾向上的宗經與宗史之争。宋代自王安石之後，總體以經義爲尚，雖崇史之大儒司馬光也不能違逆。⑤再如明代王陽明孔廟從祀地位之争。明代本朝從祀大儒只有王陽明、薛瑄、陳獻章、胡居仁四人，除王陽明外，其他三人的從祀都争議較少，只有王陽明的從祀一直争議不斷，同樣也反映出多種學術與政治力量的較量。王陽明卒于嘉靖七年（1528）。隆慶元年（1567）王學門人徐階任首輔，御史耿定向等人請以王守仁從祀孔廟。最終經過廷議，只有薛瑄入祀。萬曆元年（1573）即位後，都御史徐軾，給事中趙參、魯宗等人再上疏請將王陽明從祀孔廟。萬曆十二年（1584），在多方力量的較衡下，最終首輔申時行等調和多方言論認爲，“彼詆訾王守仁、陈獻章者”⑥，“其謂各自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佛、老、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出于《孟子》；獻章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祖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⑦，“謂其禪家宗旨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氣節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岂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议所歸，亦宜並祀”。⑧于是王陽明與陳獻章、胡居仁同被獲准從祀孔廟。而王陽明入祀的争議又體現出對大明朝廷對其心學的態度由歧視、懷疑到漸予承認的變化過程。⑨
儘管綜觀前後諸儒，獲得從祀地位都頗爲不易，但呂祖謙從祀孔廟的過程卻簡單順利。呂祖謙卒于淳熙八年（1181），在死後八十年，景定二年（1261），以太子之奏，獲准從祀孔廟。景定二年正月，太子謁拜孔子于太學。之後，“太子奏曰：‘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偲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從之。旋封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並從祀”。⑩與上所論述大儒從祀之艱難歷程相比，呂祖謙之獲從祀顯然極爲順利。從表面看來，是因爲太子的建議而較爲順利，但究其原因，還是有許多可究之處。
二、呂祖謙獲得從祀地位的文化背景
根據史料的記載，呂祖謙是因爲太子的建議，得以從祀孔廟。但是，太子爲何如此建議？他的教育背景與呂祖謙是否有關係？其時的皇帝理宗爲何很輕易便接納了太子的建議？
據《宋史·度宗本紀》記載，與太子教育背景有直接關聯的人是理宗本人、蔡杭、楊棟、葉夢鼎等人。首先是理宗本人對太子教育的影響。《宋史》載，太子趙禥乃理宗兄弟趙與芮之子，理宗雖有過兩位皇子，卻早夭，在理宗四十歲還無子嗣的情况下，見趙禥“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11），非常注意。淳祐六年（1246）十一月，趙禥被賜名孟啓，以皇侄身份授貴州刺史，入內小學。七年（1247）正月乙卯，授宜州觀察使，就王邸訓習。九年（1249）正月乙巳，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十一年（1251）正月壬戌，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1253）正月庚辰，詔立爲皇子，改賜趙禥之名。在趙禥被立爲皇子之後，寶祐二年（1254）即進入資善堂進行學習，理宗本人親作《資善堂記》勉勵太子。文章寫道：
祖宗以仁厚爲心法，以問學爲家法。踐阼以來，欽若往則，謹刑有銘，仁厚有論，曷嘗一念不本乎仁？敬天有圖，緝熙有記，曷嘗一息不敏乎學？矧予元子，穎悟夙成，甫佩角枼觽，良心純一，善端之萌，如泉始達，迎之而充，此其機也繼。自今毋侗好逸，毋邇宵人，思閭閻之隱而毋爲富貴所移，念稼穡之難而毋爲紛華所惑，孝弟以爲仁之本，惻隱以充仁之端。弦焉，誦焉，學之以聲；禮焉，書焉，學之以事，則德修而罔覺，習慣而自然，資善之益豈淺淺哉。（12）
理宗這段諄諄教誨的文字充滿道學的氣息，非常值得注意。《宋史·理宗本紀》評價理宗對于理學的貢獻，認爲：儘管宋理宗身當末世，且中年之後“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奸臣”（13），但對理學納入官方意識形態的巨大貢獻卻不容忽視。《宋史》指出：“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14）
綜觀理宗一朝，其對理學的弘揚十分用力。理宗即位第三年（寶慶三年，1227）即表彰朱熹及其《四書集注》，追贈朱熹爲太師，並追封朱熹爲信國公。理宗在詔書中說：“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藴，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15）寶慶三年（1230）三月，理宗接見朱熹之子朱在，說：“卿先卿《四書》注解，有補于治道，朕讀之不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16）由于理宗對理學的重視，朱熹之被從祀孔廟、成爲官學事宜迅速被提上議事日程。理宗端平元年（1234），乙太常少卿徐僑建議，朱熹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被批准從祀孔廟；理宗嘉熙元年（1237），詔經筵進講朱熹所編《通鑒綱目》，同年國子監刊印該書；理宗淳祐元年（1241），理宗親入太學，詔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進文廟，從祀孔子，在詔書中，理宗道：“朕唯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17）理宗對程朱理學的態度以及一系列舉措終于奠定了理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程朱理學也取得正式官學地位。而羽翼程朱理學的程朱子弟亦由此地位日顯。這尤其可以從理宗對太子老師的選拔上看出。理宗時，太子的老師主要有蔡杭、楊棟、葉夢鼎，他們都是理學的忠實信徒，尤其是蔡杭。
寶祐二年（1254），時任宗正少卿的蔡杭被理宗任命兼任太子翊善（18），即皇子學堂的首席講論官。蔡杭乃南宋最有功于朱學的蔡元定之孫，蔡沉之子，《宋元學案》曾以蔡氏大有功于理學，特爲蔡氏立“西山蔡氏學案”。蔡元定，人稱西山先生，朱熹弟子，朱熹一生著述，蔡元定基本往復參訂，故其平生學問多寓于朱熹書集中。蔡元定作爲朱熹最親厚的弟子，與朱熹交游四十年，不僅對朱子學派的創立和發展貢獻頗多，而且創立西山學派，對朱學所未闡發之處頗有發明。全祖望稱之爲“領袖朱門”。（19）《宋元學案》認爲：“晦庵（朱熹）、南軒（張栻）、東萊（呂祖謙）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數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20）蔡元定之子蔡淵、蔡沉在理學上皆深有造詣。尤其是蔡沉，號九峰，學者稱九峰先生，少時師從朱熹，三十歲即絶意仕途，專意理學，成立九峰學派。《宋元學案》評述蔡沉認爲：“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睹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21）朱熹認爲蔡元定能傳播自己的學術，而真正能光大自己學術的是蔡沉。到蔡杭一輩，更是以傳播和發揚程朱理學爲己任。淳祐六年（1246），蔡杭曾與其兄蔡模著《孟子集疏》十四卷出版，該著廣集衆說，爲《孟子》進行疏解，是研究朱子《孟子集注》的重要參考資料，並開創爲《四書章句集注》作疏之先河，在四書研究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淳祐九年（1249），蔡沉在江西饒州刊刻《朱子語後録》；淳祐十年（1250）蔡杭爲江東提刑，請朝廷賜鵝湖四賢堂爲文宗書院。由蔡杭的家學淵源及學術作爲來看，他在任講師期間必然以羽翼廣大程朱理學爲己任，令太子深受程朱理學浸染。
景定元年（1260）六月，趙禥被立爲皇太子之後，楊棟、葉夢鼎才成爲太子詹事。而太子在景定二年（1261）正月入太學拜祭孔子回來之後，即請求令呂祖謙、張栻從祀孔廟，也就是說，由目前的記載來看，對太子教育構成直接影響的只有宋理宗和蔡杭，真正影響太子請將呂祖謙、張栻從祀孔廟的人也是他們。太子向理宗奏報認爲，呂祖謙、張栻曾與朱熹“志同道合，切偲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22）宋理宗同意太子的請求，立即封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並從祀。這樣看來，儘管太子請求將呂祖謙、張栻從祀孔廟是由于他的理學教育背景所致，而從宋理宗對他請求的反應來看，這一請求應該是極大程度地迎合了宋理宗推崇理學，崇拜朱熹的心理，而趙禥一被封爲皇太子即請令祖謙、張栻從祀孔廟，某種程度而言也可能是出于這一目的，從而鞏固自己的太子地位。而無論如何，呂祖謙之被從祀孔廟，與朱熹在南宋末期理宗父子對他的推重密切相關。而就呂祖謙的實際理學貢獻而言，他從祀孔廟是名實相符的。
三、呂祖謙從祀孔廟的合理性
呂祖謙在南宋景定二年（1261）獲得從祀孔廟的資格後，就一直被後世統治者所承認。僅就元明清三朝具有象徵性的孔廟祭祀秩序就可以看到呂祖謙在正統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元皇慶二年（1313），儒學終于被元代統治者承認爲官方意識形態，首科科考之前，呂祖謙與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及元儒許衡等被准許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設計去王號、毁塑像、换木主、去章服外，還包括減殺祭品、進退諸儒、改稱大成殿爲孔子廟、增設啓聖祠等，其議及範圍之廣、震動人心之巨，在孔廟發展史上絶無前例。（23）而嘉靖十年（1531）所確定的前代從祀人員中，呂祖謙依然在列。清順治二年（1645），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重新勘定意識形態之際，呂祖謙被列爲孔廟兩廡從祀之一。呂祖謙南宋末期確立理學的尊崇地位後即被列入孔廟從祀，而之後的元明清三代，無論統治者怎樣更迭替换，也無論意識形態有過怎樣的變化，呂祖謙始終都被正統意識形態所肯定、接納，這是非同尋常的。這充分保證了呂祖謙學術思想在元明清三代士子中暢行的渠道，爲呂學在後世的昌明發達奠定了堅定的基石。而就呂祖謙之于儒學的貢獻而言，他從祀孔廟也是名至實歸的。這可以從他發明學術、傳播學術、平衡學派以及克己奉儒四方面加以考實。
首先，呂祖謙對于儒學頗有發明，並成爲一家之學。全祖望認爲呂祖謙的學問既能承家學中原文獻之統，又能融朱學、陸學之長，所以自成一家，“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24）時至今日，人們承認呂祖謙之于儒學的深遠意義在于他以呂學爲基礎，開創了浙東學派，這個學派在元明清三朝作爲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支流一直穩健地發展。得中原文獻之寄的意義在于，呂學在思想論辯過程中，講究辨析源流，注重文獻圖籍的整理與考證，這使得呂學在學派林立、思潮紛起的元明清三朝一直保持不亢不卑，彌久彌新。僅以此篇《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爲例：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于《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于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于《音訓》。（25）
這段話是呂祖謙爲自己勘定的《古周易》十二篇作的題跋，雖然簡短，卻能清晰看出呂祖謙的思路理路和學問門徑：從原典作爲問學的基礎，對原典進行源流辨析。因此，呂祖謙治學嚴謹，著作中有大量古本考訂之作，《古周易》十二篇乃其一也。遲至今日，人們不無遺憾地發現呂祖謙之後，他的弟子紛紛成爲朱門理學子弟，這固然與呂祖謙講學不專言性命，不標舉新异之說有些關聯。但是，呂派學問以史爲根基，務實追本的特點還是在後世顯現出鮮活的生命力。以元朝爲例，儘管程朱理學從元朝開始被立爲官學，但元朝以經名世的大儒多類于呂祖謙的學問路徑，每每在學問根柢上，“辯傳注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奥”。（26）注重實用，既取朱、陸，又汲取功利之學經世致用的要旨，所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製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27）四庫館臣也認爲在呂祖謙的時代，“講學之家惟祖謙博通史傳，不專言性命”（28），“所學終有根柢”。（29）而明清時期，諸如王陽明、黄宗羲、章學誠、龔自珍等大儒以經爲史學術理念的推行讓呂祖謙的學問路徑大放异彩。
其次，呂祖謙在傳播儒學方面，竭盡綿薄之力。呂祖謙是虔誠的儒家子弟，一生雖然僅壽四十五歲，但在儒學的傳播方面卻竭盡綿薄之力，這是他有以從祀孔廟最值得書寫的一部份。呂祖謙傳播儒學的努力主要又體現爲教育、出版兩方面。就教育而言，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呂祖謙創辦麗澤書院之事。麗澤書院之所以會深刻地烙上呂祖謙的印記，並成爲理學人才的培養基地，在于呂祖謙不僅對書院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不遺餘力地刻入自己的培養理念。乾道四年（1168），針對不斷前來求教的諸生，呂祖謙立下規約，規定他所培養的學生以孝弟、忠信爲本，那些“不順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30），不能進入他的門中成爲他的學生。而一旦進入則又須按照儒家子弟規範“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31）而在以相對嚴苛的規約規範過入門弟子之後，乾道五年（1169）夏，呂祖謙在自己居所附近創辦麗澤學堂，並再立規約指出，在他門下求學的弟子須“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爲本”（32），循序漸進地探究理學經旨。爲了使門人弟子學業精進，呂祖謙曾邀請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來書院切磋、探討學問。呂祖謙所創辦的麗澤書院與同時期張栻的岳麓書院、朱熹的白鹿書院、陸九淵的象山書院，並稱爲南宋四大書院，他們的門徒遍及天下（33），爲南宋理學的發展作出不小貢獻。
就著述出版而言，呂祖謙每每在細處作功夫，非常注意通過經典的精刊、評點來傳達其理學思想。乾道四年（1168），麗澤書堂創辦之際，呂祖謙完成《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又稱《東萊博議》）二十五卷，呂祖謙在書序很明確地說，該書乃是爲“諸生課試之作”（34），直至今日《東萊博議》依然是人們古文寫作值得參考的教科書。儘管《東萊博議》是爲課試而用，但呂祖謙在書中分析透徹，議論明達，每每在文中表達著自己卓越的史學見地和理學觀點。乾道五年（1169），呂祖謙從經傳中輯録關于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道的內容，編成《閫範》，雖然朱熹等人認爲此書有些瑣屑，但也承認“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闕者，于學者甚有益”。（35）乾道五年，呂祖謙還在婺州刊行朱熹校訂的程頤《周易程氏傳》。在序中，呂祖謙指出，程頤思想見于世者惟有《周易程氏傳》成書，但流傳日久，舛訛漸多，失去其本來的意思，他手中有程頤弟子尹焞家藏的本子，乃尹焞親筆標注，而朱熹又對《周易程氏傳》重新訂定，校讎精嚴，所以他“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36）還有乾道、淳熙年間（1173-1174），呂祖謙編撰的《古文關鍵》，誠如呂祖謙給朱熹的信中所言：“科舉之習，于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絶，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37）《古文關鍵》編撰的表面目的是授人以作文之門徑，實質卻依舊是發現讀書種子，傳播理學大道。綜觀呂祖謙短暫的一生，其著述之業可謂豐厚。儘管這些著述中，呂祖謙並没有像朱熹等人那樣特別突顯、强勢地闡釋自己的理學主張，但卻一直仔仔細細地打點著經典，既努力讓經典按照其本來的意思、不偏不倚地被學者所接受；也盡自己所能讓更多人浸染理學教諭，呂祖謙的確算得上是羽翼儒教的忠實子弟。
再者，呂祖謙努力平衡、調和著理學內部各種學派的紛争與辯論。在呂祖謙的時代，雖不能稱是思想大争鳴的時代，但也算是門戶大開，學派林立，而呂祖謙主張調和，不持异說的學術理念對于聖人學術的正道直行還是與有力焉，所以全祖望認爲，呂學與朱、陸之學雖門徑不一，終究都是爲有益于聖人之教而努力，所謂“門庭徑略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38）這個見識是非常有道理的。在《與陳君舉》中呂祖謙闡述自己的學術理念道：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厘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而逾，周密而非發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异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于其間，又爲諫官于旬日之後，亦未嘗皎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39）
呂祖謙本人有堅厚的文獻考辨功底和文獻素養作基礎，而且不爲一己之私意，既不竟竟于口舌之争，也不致力于門戶之嚴，只是小心周旋調護、宛轉入細，秉公平觀理、嚴敬持身的態度究討義理之正，所以他能中肯地周觀理之所在，在學術言論中並不使性用氣，主持鵝湖論辯，調停朱熹、陸九淵之争；可以“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40），既與朱熹、張栻同被譽稱“東南三賢”，與朱熹、張栻、陸九淵等之間，情誼彌篤，成爲人所共稱的“四先生”，又與陳亮、葉適等人成爲往來頻繁的講友，更重要的是，呂祖謙在諸多學派林立的時代裏並不失去自己的主張與學派特色，可以說是“博極群書而約之于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亹亹不能休，至于剖析异同，讞决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41），有著歷久彌新的學術活力與學術支撑力。
最後，呂祖謙克己奉儒，是虔誠的儒家信徒。綜觀呂祖謙的所言所行、所作所爲，也完全可以用“扶正道，明正學，崇真儒，使天下曉然”這句話來評價他。本來呂祖謙性格“卞急”（42），但信奉儒學教義，研讀聖賢經典之後，呂祖謙意識到自己平時忿懥之不足，遂“涣然冰釋”（43），改變氣質。曾專門輯録古人美德善行事例爲一册，用以自勉，連朱熹都感嘆聖賢經典對于呂祖謙性格氣質的影響之深，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44）從呂祖謙訂立的學規的具體條則也可以看到呂祖謙對于儒家經典教義的浸漬濡胾之深：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嘩、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毁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托。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爲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鬥毆、蹴踘、籠養撲鶉、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45）
根據規約內容可以知道，能認真嚴格地執行規約內容的士子某種程度而言已經是相當合格的儒家子弟。可以這樣認爲，呂祖謙在自己克己奉儒，研經傳教的同時，通過訂立學規、屢立家範的方式，從家人、從身邊的子弟門生開始，儘可能地使儒家道德信念爲天下曉然，成爲人們日常行動的道德準則，而這也正是呂祖謙可以從祀孔廟，爲天下後世學者永遠膜拜、敬仰的最核心的因素之一。
綜上所論，呂祖謙從祀孔廟是基于南宋末期宋理宗父子對理學十分推崇的社會背景，而呂祖謙以經爲史，學術路徑自成一派的特點，以及他勉力傳播儒學，不以一己之私意斡旋調適朱、陸之學，中和講求性命的理學與追求事功的實學間的差异，以儒家倫理規範啓悟家人子弟的作爲使他既有功于儒家聖賢之學，也有功于當代學風、世風，所以呂祖謙從祀孔廟理在當然，名至實歸。當然，也正是由于官方意識形態對呂祖謙一以貫之的認可，呂祖謙學術理念與學術路徑才没有隨著他的去世而湮没，反而在之後的歲月裏日益光顯，歷久彌新，這一點是研究呂祖謙者不能忽視的。
①董翼：《孔廟缺典疏》，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四川通志》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1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445頁。
②董喜寧：《孔廟祭祀研究》，海南大學2011屆博士論文。
③薛瑄：《薛文清公行實録序》，《薛瑄全集》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6頁。
④李海林：《薛瑄從祀孔廟緣由》，《山西煤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⑤錢穆：《孔子與論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4年，第215～217頁。
⑥陳獻章：《從祀文廟疏議》，陳獻章著，孫海通點校：《陳獻章集》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30頁。
⑦同上，930頁。
⑨劉融、朱加林：《王守仁從祀孔廟之爭》，《史學月刊》2005年第8期。
⑩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六，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4806頁。
（11）脫脫等：《宋史》卷四十六本紀第四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559頁。
（12）王應麟輯：《玉海》卷三二《寶祐資善堂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618～619頁。
（13）《宋史》卷四十五本紀第四十五，第596～597頁。
（14）同上，第597頁。
（15）程泌：《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97册，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9頁。
（16）《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六，第4459頁。
（17）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九《加封汝南伯禦筆》，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第161頁。
（18）按：資善堂乃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仁宗時期始置，用於供皇子讀書之處。資善堂設有翊善、贊讀、直講等官，到南宋時又增置說書與小學教授等官。
（19）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六二《西山蔡氏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60頁。
（20）同上，第364頁。
（21）《宋元學案》卷六七《九峰學案》，第378頁。
（22）《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六，第4806頁。
（23）董喜寧：《孔廟祭祀研究》，海南大學2011屆博士論文。
（24）全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6頁。
（25）呂祖謙著，黃靈庚點校：《呂祖謙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0頁。
（26）虞集：《送李擴序》，王頲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9頁。
（27）同上，第539頁。
（28）永瑢、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73頁。
（29）同上，第273頁。
（30）《呂祖謙全集》第一册，第359頁。
（31）同上，第360頁。
（32）同上，第360頁。
（33）參考《宋元學案》卷五十《南軒學案》，第1609～1611頁。
（34）呂祖謙：《東萊先生自序》，周麗紅標點：《東萊博議》，長沙：嶽麓書社出版社，1988年，第10頁。
（35）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874～2875頁。
（36）《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呂祖謙全集》第一册，第111～112頁。
（37）《與朱侍講元晦》，《呂祖謙全集》第一册，第398頁。
（38）《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中册，第1046頁。
（39）《呂祖謙全集》第一册，第464頁。
（40）《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東萊學案》，第1653頁。
（41）危素：《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黃公神道碑》，王頲點校：《黃溍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8頁。
（42）《宋史》卷四三四列傳第一九三，第10049頁。
（43）同上。
（44）同上。
（45）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