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的确立与“文类”的产生——论隋唐宋代文学目录的发展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部论文,隋唐论文,宋代论文,目录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1999）06—0040—0047
在隋唐以前的古代目录学史上，文学目录自西汉末年刘歆《七略》首创《诗赋略》，中经晋宋“文章志”一类专科目录的由盛而衰，至梁代阮孝绪在《七录》中设立《文集录》著录文学文献为止，大体走完了“集部”正式确立以前的发展演变历程（注：参见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湖北大学学报》，1996（2）。）。唐宋时期，文学目录在编撰方法、 分类体系和理论研究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像晋宋“文章志”那样汇集诸家诗赋文章的文学总目录不复易见，出现较多的是专录一种文学体裁的解题目录或专录一家诗文作品的个人著述目录；而从总体上看，最具时代特点且在整个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却是正史史志乃至各种官修、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中“集部”的确立，以及南宋时期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的产生。
《隋志》“集部”的正式确立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动乱局面，图书目录事业也颇有成就。据《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记载，隋初学者许善心（字务本），家藏“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 年）除秘书丞，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据此可知《七林》是一部既有大类总叙、又有阐明作者意旨之解题的图书目录，其中当然也会设立有如宋王俭《七志·文翰志》和梁阮孝绪《七录·文集录》的文学类目。可惜的是，隋代书目及《七林》大多亡佚，详细情形难以具论。我们今天主要依据唐人所撰《隋书·经籍志》来了解隋代藏书及其文学文献。
唐初著名史学家兼诗人、政治家魏征等人所撰《隋书·经籍志》（注：本文所据《隋书·经籍志》为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第四册）。）（以下简称“《隋志》”），以隋代国家藏书旧有目录《隋大业正御书目》为主要依据，参照阮孝绪《七录》的分类体系而撰成，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我国现存第二部重要的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
《隋志》在古代文学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第一次正式确立“集部”（注：魏晋以来书目的四部分类多以“甲乙丙丁”为次；到南朝梁元帝时校书则已有经史子集的概念，《北齐书·颜之推传》中的《观我生赋》自注有周弘正等“校经部”、颜之推等“校史部”、殷不害等“校子部”、庾信等“校集部”的记载，然在目录书中始以经、史、子、集命名者仍属《隋志》。），并在集部比较集中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自此以后，“集部”遂成为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形式。
《隋志》编撰者在《集部序》中开宗明义：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这段序文明确表示，其集部是为载录“因物骋辞”、“叙事缘情”之“文”而设。这里的“文”，不仅包括《汉志·诗赋略》以来文学类目所著录的“诗赋”，而且也包括商颂、周雅、祭、誓、诔、铭诸体。这种认识，表明“文”这一概念的发展。南朝时期，宋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诗赋略”为“文翰志”；梁阮孝绪认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注：参见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27页。），又“变翰为集”，改“文翰志”为“文集录”；《隋志》则在“诗赋略”的基础上，“引而伸之”，进一步变“文集录”为“集部”。
《隋志》集部，在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已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的基础上，删去“杂文”而析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著录《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 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著录书籍之丰富， 记载范围之广泛，与《汉志·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不止超过其十倍之多。
“楚辞”类，著录王逸注《楚辞》12卷至隋代刘杳撰《离骚草木疏》，共10部、29卷；另外记载有梁存隋亡的宋何偃删王逸注《楚辞》11卷。《隋志》编撰者改变《汉志》只载屈宋及汉人辞赋篇数的体例，集中反映了隋代所存《楚辞》文献和研究楚辞的著作。
“别集”类，著录自“楚兰陵令《荀况集》”至隋代文学家、“著作郎《王胄集》”凡437部、4381卷，通计亡书合886部、8126卷。而根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注：本文所据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为开明书店辑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实际著录433家， 附注梁有隋亡的469家，综902家902部， 与《七录·文集录》“别集部”所载768种相比较，增辑者为134种。相当详尽地登录了先秦至隋近千年间近千名作者的个人作品集。
“总集”类，著录晋挚虞《文章流别集》至梁沙门释宝唱《法集》等107部、2213卷，通计亡书合249部、5224卷。这二百余部总集，若按内容体例区分，可分为若干类型：有汇辑各种文体的文章总集，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昭明太子《文选》；有专辑某种文体的文学总集，如谢灵运《赋集》、《诗集》，徐陵《玉台新咏》；此外，还收录了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
综上所述，可知《隋志》集部所反映的文学文献十分详备。所著录的文学书籍之多、种类之富，是此前任何官、私书目都没有过的；此外，总集类所收文学批评著作还为以后目录逐步扩展的诗文评类开了先河。
其次，《隋志》除专设《集部》著录文学书籍外，其他三部也有一些载录文学性书籍的类目。较重要者有《经部》的“诗”类、《子部》的“小说”类及《史部》“杂传”类等。
经部“诗类”，著录汉常山太傅韩婴撰、薛氏章句《韩诗》至宋奉朝请业遵注《业诗》，共76部、683卷，比《汉志》著录要丰富得多， 内容方面也有不少变化。
子部“小说”类，著录25部、155卷。其中无名氏《燕丹子》、 刘义庆《世说》、邯郸淳《笑林》、殷芸《小说》等都是古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而被现代研究者视为志怪小说的魏文帝《列异传》、干宝《搜神记》、祖台之《志怪》等，则著录在史部“杂传”类。《隋志》编撰者认为，这些作品虽既“序鬼物奇怪之事”，“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但“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杂传”类序），故附在史部而未入小说类中。
又史部“杂史”类著录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王子年拾遗记》，“旧事”类著录的《西京杂记》，“地理”类著录的《山海经》、《洛阳伽蓝记》等等，或是记载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神鬼怪异的历史散文和神话著作，或是具有文学色彩的山水游记，都为历来治文学史者所注重。史部“簿录”类，是现存最早的目录之目录，其中著录的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文章志》、傅亮《续文章志》、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等，则是在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专科目录。
再次，《隋志》在较为全面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的同时，又上承《七略》、《汉志》传统，撰写部类序论，阐明文学源流，总结文学文献与文学学术的发展演变规律，发表编撰者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批评意见，从而对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隋志》在有关部类的序论中，对“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小说”等文学部、类作了定义性质的界说，表明了对文学文献类型、文学目录类别的理论探考。如前述“集部序”对“文”的概括，就很有代表性。再如“楚辞”类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就肯定了楚人屈原等所作“楚辞”所特具的时代与地域的基本特点，从而区别了荀况《赋篇》以至汉代那些称名为“赋”的作品。“楚辞”类小序，还简述了“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后，屈原宋玉创作楚辞，以及两汉至隋拟骚之作与楚辞注释、传播的历史线索。“别集”和“总集”类两篇小序，则分别对别集、总集这两类文学文献的产生、发展作了探讨，并因此指出了作品因“志尚不同”而“风流殊别”，“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的客观规律。
又如经部“诗类”小序概述了春秋以降至隋代《诗经》学术发展演变的简史，记载了西汉以来四家诗的盛衰兴亡，为研究《诗经》学术史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目录学家本身思想认识水平的限制，《隋志》的文学目录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作为文学目录的集部，没有全部著录当时已出现的各类文学文献，集部之内则杂收了诏集、训诫之类并非文学的作品，而《诗经》和小说类仍如《汉志·诗赋略》一样被著录在文学部类之外。
但是，从总体上说，《隋志》的文学类目——集部，是《隋志》最具特色和成就的部类之一。集部的正式设立，为唐代及此后历朝综合性图书目录设立文学类目树立了范例；集部所属三类子目为后世书目所沿袭；集部及其他部类著录的文学文献和有关部类的序论所述，也多为后世学者所征引申述。所以，《隋志》既成为研究先唐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又在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官、私书目中文学目录的变化
《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以后，唐宋两代官修、史志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承其体例，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但集部内子目的分设及文献的著录方式却多有变化而更趋合理，表现出文学目录的进步。
唐宋官修目录，如唐开元年间完成的《开元群书四部录》及其修订本《古今书录》，宋初《崇文总目》等，均设有集部载录文学书籍。《古今书录》的编纂煚毋者，是一位对目录的功用价值有深刻认识的目录学家，对文学目录也很重视；其《古今书录》40卷，著录各类文献45家、3600部、51812卷，其中“《集录》三家， 八百九十二部”（注：《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序》。），收书之多，为四部之冠。欧阳修、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集部下析三类，其突出之处是删并《隋志》以来书目皆设的“楚辞类”而入“总集类”，将《楚辞》归入文学总集之中；同时又采用唐吴兢《西斋书目》别立“文史”的作法，于“别集类”之后增设“文史类”。著录刘勰《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著作，这对稍后编纂的《新唐志》在“总集类”附设“文史类”及此后书目设立“文史类”、“诗文评类”有重要影响。此外，《崇文总目》“别集类”，将作家“文”集、“诗”集、“赋”集等各体文集分别集中著录，表现了编纂者欲将“别集”类按文体区分细目的意向，这对后代有些书目设立“诗集”、“赋集”之类细目当有启示作用。
《群书四录》和《古今书录》均佚，《崇文总目》至元初已无完本（现存《四库全书》所收十二卷本据《永乐大典》辑录）。故现代研究者要查阅唐代文献，在唐宋官修或正史史志中，最先注意的则是唐末五代刘昫、张昭远等所修《唐书·经籍志》（简称《旧唐志》）和宋代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唐志》）。
《旧唐志》以《古今书录》为蓝本，删去原有说明学术源流的各类小序，“但纪篇部”而已。所著录文献，迄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不及其后。其图书分类体系，亦沿袭《古今书录》而本之于《隋志》，并将魏晋所创甲、乙、丙、丁四部符号与《隋志》已正式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名称合而用之，编排成一种符号和类名合一的四部分类形式。如《旧唐志序》所云：“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为经……乙部为史……丙部为子……丁部为集”。
《旧唐志》“丁部集录”著录文学文献，下析楚辞、别集、总集三个子目，类目名称全袭《隋志》。共著录“八百九十部书，一万二千二十八卷”，与《古今书录》“集录”相同。其中“楚词类”著录王逸注《楚辞》10卷等7家，全是隋以前著述而无唐人文献； “别集类”则区分“帝王”、“太子诸王”和一般文人集及“沙门”、“妇人集”等几种形式，并依七国赵楚、前汉、后汉、魏、蜀、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隋、唐诸时代先后顺序，著录历代作家作品集共八百余部， 其中唐人文集自《陈叔达集》至《卢藏用集》计112家，著名文学家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文集均未载录，故远未能反映有唐一代文学著作的繁富情形。
至宋代仁宗之时，因不满《唐书》而命欧阳修等重修唐史，是为《新唐书》。《新唐志》仍以《旧唐志》为基础，但又根据宋代藏书而增加了开元以后唐人著作两万多卷，基本上弥补了《旧唐志》的不足。《新唐志》丁部集录同样分楚辞、别集和总集三类，共著录文献1226家、17748卷，比《旧唐志》多著录408家、5825卷。其中“别集类”共著录唐人诗文集四百七十余种，比《旧唐志》多三百余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代文学著籍的实际情况。“总集类”除著录有《隋志》、《旧唐志》原有西晋至隋的各类文章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外，还增入了不少唐代文献；在“总集类”末又附以“文史类”的名目，记载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及唐刘子玄《史通》、王昌龄《诗格》、张仲素《赋枢》等文史评论著作。
除集部外，两《唐志》均承《隋志》体例，在经、史、子各部著录有不少文学文献，如经部之“诗类”、子部之“小说家类”等即是。但亦有不同于《隋志》之处。如：晋张华《博物志》一书，《隋志》著录于史部“杂家”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均著录在“小说家”内。《博物志》载历代四方奇闻异事，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神仙方技故事，还有关于织女神话之类的材料。《四库全书总目》录《博物志》入“小说家类”，现代文学史界也往往将它作为古小说来研究。因此，自《旧唐志》开始的这一变动是极有意义的。除《博物志》外，《新唐志》还将《隋志》、《旧唐志》附属于史部“传记”类和“杂传”类的一大批志怪小说，如《列异传》、《搜神记》等正式归入“小说家”类；并且新增入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等唐人传奇小说，加上以前目录也著录的笔记小说，从而使“小说家”类真正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唐代以前的小说作品，反映了古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
对于两《唐书志》“小说家”类在收录小说作品方面的进步性及其历史意义，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鲁迅说：《旧唐志》“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又说欧阳修“《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4页。）。
还有《旧唐志序》载录《开元四部类例》和《古今书录序》等重要资料，亦颇为历代学者重视。《开元四部类例》阐述《隋志》的分类体系，给40个类目都作了定义性质的说明，如说“诗，以纪兴衰诵叹”，“小说，以纪刍辞舆诵”，“楚词，以纪骚人怨刺。别集，以纪词赋杂论。总集，以纪文章事类”，这些说明对于读者了解唐时四部分类及各类目设立的用意、掌握四部分类法，都极有用处。通过《古今书录序》，更能了解《古今书录》的大致情形和唐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功用及价值的认识水平。
了解唐代及此前文学文献，两《唐志》虽有上述参考价值，但两志皆不立部类之序，所著录各书亦无必要的注释或注释过于简略；又《新唐志叙》疏于考证，将始自魏晋的图书四类之分而谓“至唐始分为四类”，如此等等，历来受到目录学界的非议。而宋代晁公武、陈振孙所撰具有提要、类序完整体制的私人藏书目录，则没有了这些缺憾。
宋代科举制度发展，印刷事业繁荣，私人藏书风气流行，私人藏书目录也因之而盛。现传宋代私藏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简称《晁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简称《尤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简称《陈录》），都设“集部”集中著录文学文献，并且在集部子目的分设及文学部类序论与图书提要的撰写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宋初期编定《晁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藏书目录。传世的《晁志》有“衢本”和“袁本”之分。《四库全书》所收赵希弁校刻之袁州本《晁志》，分经、史、子、集四部42类，其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多仿《崇文总目》而稍有变动。如《崇文总目》集部将隋、唐诸志皆有的“楚辞”删并入“总集”类而正式增设“文史”类，《晁志》集部则又恢复为传统的楚辞、别集（上中下）、总集三类，而将“文史”类移至史部，改称“史评”。“楚辞类”共著录6部著述， 其中宋人《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诸书，皆选择楚汉以来至宋代的拟骚、续骚作品编辑而成，据此可了解南宋以前屈骚文学影响流变的一些线索。“别集类”著录汉《蔡邕集》以下至宋代郑厚《艺圃折衷》等汉魏六朝至唐宋作家的作品集。“总集类”自《李善注文选》始，包括《玉台新咏》、《古乐府并乐府古题要解》，《唐文粹》、《本事诗》、《宋文粹》等文章总集及一些诗文评类著作。集部而外，子部“小说家类”录入了《太平广记》、《北梦琐言》等不少宋人笔记、小说，但又收录了陈师道《后山诗话》等诗话著作，同样表现了古代书目小说类著录作品的杂乱情形。
但《晁志》对文学目录的贡献，主要不在分类，而表现在目录撰写体例方面。《晁志》是现存最早的提要目录，所分四部之首皆有大序；各类目间或有小序，编在该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中；所著录各书均有提要。集部“序”分三目，分述楚辞、别集、总集的产生和发展，便于读者了解分类方法和学术源流。各书提要的内容，或述作者经历，或论图书要旨，或明学术源流，但多偏重于考证方面。有如晁氏在“别集类”序中就其提要的写作体例所言：“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余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可知晁氏解提已把重点放到了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内容方面，这显然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目录思想。如别集类《陶潜集》提要，全文三百余字，晁氏征引肖统《陶渊明集序》、《晋书》及《宋书》本传、陶渊明作品《孟嘉传》与《祭妹文》，还有《隋经籍志》、吴氏《西斋书目》及《唐艺文志》等多种文献资料，着重考订了陶渊明的名、字和《陶渊明集》流传中的版本及作品真伪等问题，颇具学术价值。
今传尤袤《遂初堂书目》是南宋稍后于《晁志》的私人藏书目录。但《尤目》只记书名，没有解题、注释、类序，甚至不载卷数、撰者，体例极为简略。然其特点有二：一是以记录版本为重点；二是分类有独创之处，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44类，如集部删并传统的“楚辞”类，而在《崇文总目》集部“别集”、“总集”、“文史”三类的基础上，增设“章奏类”和“乐曲类”（著录《唐花间集》、《黄鲁直词》等词曲集14种），使集部子目扩展到5类，表现了文学目录的发展。
南宋末年大目录学家陈振孙，仿《晁志》而撰成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3096种、51180卷， 总数超过南宋政府的藏书目录（如《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44486卷）。可惜原本已佚， 现在通行本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并校定的22卷本。
《陈录》在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集部类目有重要发展。陈振孙于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分上、中、下）及章奏类、文史类等前志已设子目之外，又增设“诗集类”（上、下）和“歌词类”。这些新类目的设立，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新情况。如“歌词类”著录《花间集》、《南唐二主词》、《阳春白雪集》等唐宋词集，其中宋人词集多达百余种，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词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宋代的兴盛繁荣。“诗集类”的设立，据其类序称：“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又“章奏类”序云：“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为一类”，可知其立类目的、收录范围非常明确，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陈录》集部细分7个子目，比《晁志》还多2个子目，表明《陈录》集部著录的文学著作更为全面，使集部更趋向于综合性的文学目录。其次，是所撰解题时有独到见解。《陈录》所著录各书均有言简意丰的解题，解释题义及著述由来，论析版本（如分别印本、抄本、拓本），评述图书内容，有时还能指出文学流变、文学形式的发展演进等。如卷十五“楚辞类”所载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解题，在概叙朱熹“以王氏、洪氏注迂滞而远于事情，或迫切而害于义理，遂别为之注”的原由之后，又指出朱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论者也”，则将作者著述与其身世之感结合起来，从而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深入评价。又如卷十九“诗集类上”所载杜审言“《杜必简集》一卷”解题说：“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杜）甫之家传有自来矣。然遂欲衙官屈、宋，则不可也”。陈氏联系作家的创作而评述当时律赋的成就得失，表明了自己的文学史观。《陈录》集部分7类著录文学书籍，又撰有简要的序论和提要，成为当时文学目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乐府解题与诗文系年目录的兴起
文学专科目录，始于晋宋之际的《文章叙录》与《文章志》。至唐宋两代，晋宋齐梁时期“文章志”那种文学总目录很少出现了，除专集一书之著者、篇目或引用书的目录如唐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目》和南宋高似孙《世说注引书目》以及高似孙《骚略》、《集略》等或与其《史略》、《子略》相类的专门目录外，出现较多的主要是专述一种体裁的乐府诗目录和专述著名作家创作的诗文系年目录。这是唐宋文学专科目录发展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乐府诗目录，继南朝陈代释智匠著录乐府诗篇名、解释乐府诗题目的《古今乐录》（《隋志》著录为12卷，《新唐志》著录为13卷）之后，唐宋两代作者甚众。据《新唐志》、《宋志》“乐类”及“目录类”著录，可知有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或作二卷）、郗昂（一作王昌龄）《乐府古今题解》三卷，宋沈建《乐府诗目录》一卷、赵德先《乐府题解》一卷、段安节《乐府古题》一卷；郑樵《艺文略》“乐类”还著录唐刘餗《乐府古题解》一卷、刘次庄《乐府解题》一卷等。这些目录今多不传或只有后人辑本。但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及后世辑本来看，可知这类乐府解题目录，无论是在目录学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如《乐府诗集》所大量征引的《乐府解题》一书，后世学者多以为即是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内容就相当丰富。试举其例：
《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引）
《关山月》，伤离别也。古《木兰诗》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乐府诗集》卷二十三引《乐府解题》曰）
这些解题，或概述乐府古题和古乐曲命名的缘起及历代的流传演变，或解释乐府题目的意旨及其作意，或评说作品内容特点，颇具书目解题的特点。对读者阅读、研究古代乐府诗歌很有用处。
作家诗文系年目录（即年谱或年表），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学专科目录形式。这种以“年谱”或“年表”出现的诗文目录，谱系作家诗文作品的写作年月，考订作家生平行事，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探讨文学家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历程。
宋人所撰作家年谱，始于吕大防（汲公）《杜工部年谱》和《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今存《四库全书》本宋赵子栎撰《杜工部年谱》序称：“吕汲公大防为《杜诗年谱》，其说以谓次第其出处之岁月，略见其为文之时，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者如此。”又宋文安礼《柳文年谱后序》也说：“故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与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他们都把诗文系年的作意和作用说得非常明白。
吕大防以后，这类诗文系年目录更日趋多起来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记载有宋吴仁杰《陶靖节年谱》一卷、张縯《陶靖节年谱辩证》一卷，洪兴祖《昌黎集年谱》一卷、李璜《白氏长庆集年谱》一卷、陈振孙《白氏长庆集新谱》一卷，何友谅《白集年谱》一卷，晏大正《临川集年谱》一卷，周益公《六一居士集年谱》一卷，孙汝聪《三苏年表》三卷，朱熹《元丰类稿年谱》一卷；《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著录宋赵子栎《杜工部年谱》一卷、鲁訔《杜工部诗年谱》一卷，“传记类存目”著录宋孙汝聪《三苏年表》二卷，王崇稷《东坡年谱》一卷，楼钥《范文正年谱》一卷，魏仲举、文安礼《韩柳年谱》八卷。袁仲晦《朱子年谱》一卷等。还有《四库全书》“别集类”所收宋黄希原注、其子黄鹤补注的《补注杜诗》附有《年谱辨疑》，宋宋敏求重编唐颜真卿撰《颜鲁公集》附有宋留元刚订正《年谱》一卷，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记载：“汲郡吕氏名大防，雠正韩文并撰《年谱》”，“丹阳洪氏名兴祖字庆善，撰《韩文年谱辩证》”，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有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一卷。如此等等，都是在当时及后世有一定影响之作。
诚如当代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所指出：“这时期内，专科目录的一个新品种是个人诗文著作系年目录的出现。宋人始撰的年谱本就是谱系诗文的著作年月，帮助读者阅读名家诗文集的”（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127页。）， 与宋代以后专谱个人事迹的年谱不同。例如现收载于《四库全书》“传记类”的赵子栎《杜工部年谱》一卷、鲁訔《杜工部诗年谱》一卷，就都是谱系杜甫诗文著作年月的系年目录。其中，鲁《谱》既“因旧集略加编次”，使“古体、近体一其先后”，又置杜甫诗文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杜甫诞生至代宗大历“五年庚戍公年五十九”（卒年）的各年之内，例如：
十四载乙未，公年四十四：十一月，禄山反，陷河北诸郡。公有《自京赴奉先作》……
至德二载丁酉，公年四十六：公春在贼中，《曲江行》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八月，有《北征》诗……
（肃宗乾元）二年已亥，公年四十八：公有《新安吏》、《石壕吏》等诗。归毕，放情山水间，尝游伏毒寺，有《忆郑南》……。史云“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贪采橡栗自给，有《秦州二十首》……
上元元年庚子，公年四十九：裴冀公为公卜居成都西郭浣花溪……虽有江山之适，羁旅牢落之思未免。故二年之间，有《赴青城县》……等诗。
撰谱者如此将杜甫诗文创作系于具体年月，并略作征引评述，就使整个《年谱》成为了一部系统的文学系年目录。而且鲁《谱》又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杜工部诗年谱原序》），使此《谱》更具有较高的资料、学术价值。
《通志·艺文略》“文类”的产生
唐宋以来，文学创作较隋唐以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唐诗的繁荣，宋词的兴盛，小说的成熟，都是此前文学无法比拟的突出成就。与之相联系，文学目录也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两宋时期，综合性图书目录虽多承《隋志》而袭“集部”之名，但集部内子目却屡有增删变异，子部“小说家”的著录内容也日趋合理，如《晁志》集部仍袭《隋志》而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尤目》却变为别集、总集、文史、章奏、乐曲五目，至《直斋书录解题》更发展到楚辞、别集、总集、文史、章奏、词曲、诗集等七个子目。这种变化表明，唐宋目录学家对文学及文学目录分类体系的认识和探索并没有停止，而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突破传统四部体例、废“集部”而立“文类”，则是这种认识变化和理论探索的必然结果。
郑樵是一位十分博学的学者和著名的目录学家。他的《校雠略》是（载《通志》）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论述了图书搜求整理、分类编目、著录、提要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郑樵深知分类对于一部目录书的学术性和实用性至关重要，故在《校雠略》中写有《编次必谨类例论》6篇， 专门论述图书分类目录与辨明学术源流的关系。他指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不明，图书失纪”，“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他颇不满“《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从而身体力行，以其主“会通”和“核实”的治学思想为指导，在《通志·艺文略》中突破传统分类方法，根据图书内容和学术特点设立类目，创立了一个“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具有三级类目的新的图书分类体系。按照这个分类体系、《艺文略》将古今存亡的11万余卷图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等12“类”（一级类目），类下再分“家”（二级类目），家下再细分为“种”（三级类目），对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作出重大贡献。
文学类目在《艺文略》中不再称集部，而定名为“文类”，再分为22个子目。其具体类目及其所著录图书的种类、篇卷数如下：
楚辞：凡一种，9部，55卷。
别集一：楚、汉、后汉、魏、蜀、吴。
别集二：晋。
别集三：宋、齐、梁。
别集四：后魏、北齐、后周、陈、隋、唐。
别集五：五代伪朝、宋朝。
总集：凡一种，72部，4862卷。
诗总集：凡一种，154部，1805卷。
赋：凡一种，82部，816卷。
赞颂：凡一种，9部，41卷。
箴铭：凡一种，7部，61卷。
碑碣：凡一种，17部，435卷。
制诰：凡一种，105部，1377卷。
表章：凡一种，66部，866卷。
启事：凡一种，12部，92卷。
四六：凡一种，15部，64卷。
军书：凡一种，10部，142卷。
案判：凡一种，20部，79卷。
刀笔：凡一种，11部，14卷。
俳谐：凡一种，5部，16卷。
奏议：凡一种，32部，446卷
论：凡一种，17部，286卷。
策：凡一种，14部，98卷。
书：凡一种，11部，122卷。
文史：凡一种，23部，49卷。
诗评：凡一种，44部，146卷。
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至汉魏六朝则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完整的文体分类论述，如汉末蔡邕有《铭论》及关于策、制、诏、诫、章、奏、表、议的论述；稍后曹丕《典论·论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西晋陆机《文赋》曾述诗、赋、碑、箴等10种文体及其风格；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文体论有20篇之多，详论文体33种；梁肖统《文选》又将历代诗文分为37类。六朝以后，北宋初年李昉等人上续《文选》而编《文苑英华》1000卷，区分文体为55类；姚铉在《文苑英华》基础上选录1／10而成《唐文粹》100卷，将文体类别概括到22类，但其子类又多达360种。如此等等，足见古代学术对文体分类的重视。历代目录学家对文体类别的区分，肯定会吸取文体论研究的成果，但像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这样，将文学目录的类目分析得如此详细周密，这在此前的官修书目和史志目录中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文类”所著录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了文学类著作中的诸种文体。这既是郑樵强调详分类例思想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与他坚持“以人类书”的著录原则有关。郑樵在《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中说：“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并举《新唐志》“别集类”著录之例而批评道：“《令狐楚集》百三十卷，当入别集类，《表奏》十卷，当入奏集类，如何取类于令狐楚，而别集与奏集不分？”又说“诗自一类，赋自一类，陆龟蒙有诗十卷、赋六卷，如何不分诗赋，而取类于陆龟蒙？”郑樵反对《新唐志》将同一作者的不同体裁、内容之书都只归于一个人名之下的“以书类人”方法，而主张以书为纲，“以人类书”，按图书内容、体裁分类著录，所谓“诗自一类，赋自一类”。这样做，能区分学术的性质、类别，当然也就使图书分类更趋于系统和明细了。如过去书目都包容在“总集类”的“诗总集”、“赋”、“四六”、“俳谐”、“奏议”等在《艺文略》“文类”中则都独立分类成“家”了。《艺文略》“文类”又于“别集”类之末附“别集诗”，著录“李峤《杂咏诗》十二卷”以下至“《李季兰诗》一卷”共169部诗集；又从传统书目设立的“文史”类中第一次析出“诗评”一目，著录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评诗论著，这些都反映了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特点。
当然，按现代文学分类的标准来看，《艺文略》“文类”仍有收录过宽、归属不当，或粗疏不审之处。如明胡应麟《经籍会通》二指出其“诗集类崔曙以盛唐置之晚唐，许浑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还有皮日休《文薮》本是别集，却误以为“当入总集类”等等。但这些缺误，并不减损《艺文略》在文学目录学史上的卓越贡献。
至于《艺文略》不称文学目录为“集部”而改为“文类”，则更是一名实相符的明智之举。在我国古代文学史、目录学史上，“文”是一个比“集”产生更早、也更能概括文学特点的概念。《隋志》集部序文本已说明，所谓“集部”是为著录“因物骋辞”之“文”而设的。但《隋志》仍称“集部”而不称“文部”，主要是受到梁阮孝绪“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的影响。若究其实，以“文”之名来概括文学目录之实，比“集部”之称更为恰当。因为“集”既不如经、史、子诸部那样以图书内容性质立类，也不是像“小说”、“诗赋”那样以体裁立类，而是一个非义非体的作为文献出版物的文献类型之名。文学文献固可称“集”，经、史、子部之书又何尝不能称“集”？对此，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文集》篇中已有详论，章氏云：“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注：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第298页。 ）郑樵“文类”之设，当有鉴于此。
郑樵以后数十年，同为福建莆田人的郑寅（字子敬），因所藏之书编为《郑氏书目》7卷，不依四部之法，而仍《七录》之名，分为经、 史、子、艺、方技、文、类七录，其中“文录”不称“集”，也不称“文翰”、“文集”而迳称为“文”，显然是受到其前辈乡贤郑樵“文类”的影响（注：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目录类“《郑氏书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中华书局，1964。）。
郑樵《艺文略》在“文类”之外，如“乐类”著录《乐府歌诗》、《乐府古题要解》，“史类”的“传记”家著录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小说，“目录”家专设有“文章目”一种；“诸子类”的“小说”家著录《世说》、《续世说》等笔记，则与旧时书目并无大异。
[收稿日期]1999—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