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森的“民主不是礼物”解读“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_萨缪尔森论文

塞缪尔森的“民主不是礼物”解读“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_萨缪尔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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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9日发表了罗伯特·萨缪尔森的《民主不是恩赐》。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见解,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

1997年7月亚洲爆发金融危机,1998年仍未缓解, 却陆续在俄罗斯、东欧和拉美地区蔓延,开始波及到美国和西欧地区。关于这次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大解体”一类议论,在西方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初,无节制地咒骂社会主义和颂扬资本主义的议论曾经铺天盖地。时间过去不到十年,随着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弊端愈益暴露,人们的认识经过反复和曲折,也在发生变化,又一次在世界范围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到处辉煌。资本主义批评者的队伍在扩大,以至像萨缪尔森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远没有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事实。同中国一些至今还在一味颂扬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们相比,他们倒要客观和全面些了。

萨缪尔森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他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指它“破坏着贫穷国家的经济稳定,使富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重创”,是指“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衰退对第一世界国家的股市和经济构成了威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重创和威胁呢?他找到了三个原因。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资金“过分依赖”。在分析亚洲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危机时,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过这一教训。问题是还有另一面。

首先,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过度成熟”而出现的大量过剩资本,就既不会用于改善和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会用于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改善和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恰恰相反,这种过剩资本的存在以扩大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及扩大它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差距为前提,而且必然会扩大向第三世界的输出以追求最大利润。资本输出,并在世界范围扩张,为资本的本性所使然。

其次,这种输出制造和加深着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依赖。1998年5月, 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小埃德温·福伊尔纳的文章, 列举1965 —1995年的数字,认为这三十年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贷款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今天的人均财产额与接受这种贷款以前一样低或者更低。他进而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陷于停滞和衰退的状态,并使这些国家更加依赖外来援助”。

一位日本学者详细分析西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先是“故意”使短期资金大量从美国和欧洲等地流入东亚国家;待东亚国家把这作为难得的融资纷纷引进,又诱导这些资金不用于促进生产而用于造成泡沫经济的投机方面;接着,套利家们放风称其危险,单方面撤走短期资金,引起恐慌;于是西方的什么权威的等级评定公司出场,对第三世界国家金融机构及公司的资信给予极低评价,大肆煽动危机感;随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出面宣布那些在破产声中进退维谷的各国政府施政不力,像过去的占领军那样,将这些国家置于其控制之下”。他把这种“先煽风点火,再装好人出面调解,从中渔利”的程序,称为“渔利法”。

西方资本进入第三世界是为了发横财,撤离也是为了发横财,再度进入还是为了发横财,制造和加深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依赖,使其越来越难以摆脱这种依赖。背后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直接瓜分,就是西方实现其全球化战略,把第三世界的附庸地位永久化。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用人唯亲的资本主义往往意味着贪污腐化”。“用人唯亲的资本主义”也罢,与此必然联系着的贪污腐化也罢,都严重侵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阻碍第三世界的健康发展和进步。第三世界人民对此深恶痛绝,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没有多少根据可以断定,西方是根除第三世界国家腐败现象的积极力量。人们常常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并不是同这里人民的利益以及社会进步力量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一些事实表明,与此恰恰相反。和一些政治行为同在的,是西方为推销其产品而在第三世界国家行贿,收买官员和企业领导人。

第三,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失败的所谓“更深层次的解释”:市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市场体系,而且是一种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观,“可是,这种价值观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即使有些国家接受了资本主义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但它们也许没有接受可使这种制度顺利运转的那些基本价值观。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萨缪尔森在这里没有就西方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作出具体解释。但是,谁能保证,如果接受这种基本价值观达到和美国一样程度,就不会再出现贪污腐败呢?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写道,当代各国政治家(他特意举出东方的桥本和西方的布莱尔)都在“模仿”克林顿。眼前就遇到克林顿的性丑闻,至少已经有十几家美国报刊判定为“道德破产”。1998年春天,《今日美国报》披露官方调查的材料,说工商部门每年因敲诈遭受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系由贪污造成,美国公司高层人员贪污1997年达到创纪录水平。此外,还有两极分化、种族歧视、吸毒、同性恋、监狱爆满、儿童持枪上学等一大堆夹缠不清的麻烦。

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和第二个还有点道理,但是不能全部归罪于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辞其咎;第三个则完全站不住。且不说美国没有、不可能也不愿再“克隆”出哪怕一个具备同它争雄争霸能力的美国,而且那种强制别国“普遍认同”它的经济体系和价值观的做法,也已经在世界包括西方内部遭到谴责和抵制。

萨缪尔森的文章也涉及到金融领域。“统治者进行巨额投资并期待获得高收益。然而,资金往往——通过银行贷款、债券发行和股票上市——到了并不是严格按照效率或赢亏原则操作的借款人手中。”他小心翼翼地避开直接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动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即西方投机资本的膨胀和在全球的肆虐。资本过剩,产生投机性和泡沫经济。当前的国际投机资本,也就是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专以投机手段获取暴利、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对其规模的估算,少则7.2 万亿美元,多则17万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量,高出世界贸易量的50—60倍。全球外汇市场的实际交割数,仅占日交易额的2%—1.5%。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在这种生产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推动历史的进步。但是国际投机资本却不仅无益于物质生产,而且成为附着于物质生产上的吸盘,疯狂掠取物质生产成果和各国劳动者利益,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赘疣。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加深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认识。

萨缪尔森描绘了一幅图画:“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只有在一个人人都追求效率的世界中才可能在所有国家生根开花”,“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在这里,他又从结果回到了原因。应该说,正是在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西方主导和操纵的所谓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追求效率,使无尽的财富流入富国和富人的腰包,使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困境中挣扎,激起它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斗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仍然有其自我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尽管这种调整必然伴随着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新的灾难。但是,最终走出这条灾难的道路,不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内,而在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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