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冷和平——对阿以冷和平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论文,个案论文,对阿论文,冲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两极格局的彻底瓦解和冷战的结束，在国际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因素的作用下降，而经济、科技、文化等“低级政治”因素的作用上升。面对冷战后纷繁复杂的各类国际政治问题，人们发现很难再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进行划线，国家作为唯一的国际行为主体的地位不断遭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明的冲突》，从分析国际政治中最常见的冲突现象着手，将文化因素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虽然在亨廷顿之前，文化问题也曾经进入过一些国际政治学者的视野，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始终是零星的和不系统的。亨廷顿首次将文明的冲突作为分析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框架，自他之后，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
亨廷顿撰写《文明的冲突》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文明的范式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他认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形式，这在全世界引起广泛的争议。在中国，对亨氏理论的批判汗牛充栋，批评者多从宏观的层次展开批判，但我们不妨把兴趣转移到地区或是微观的层次上来，因为亨廷顿研究文明问题最初是从这一视角入手的，其着眼点在于冷战后频发的地区冲突。在他1996年发表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关于断层次战争的研究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尽管他对前南斯拉夫内战、纳卡争端和车臣战争的分析似乎证明了关于文明冲突的论点，但他对最典型的文明之间的冲突——阿以冲突在冷战后出现和平转机这一现象却视而不见，将其当作例外，这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本文试对阿以目前的冷和平状态作一个案分析，阐明尽管文化对国际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文化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相对于冲突，不战不和的冷和平可能更适合于描述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民族、宗教等因素引起的局部冲突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由北从俄罗斯的原中亚部分向西延伸至外高加索直至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波黑和科索沃，似乎形成了一条伊斯兰弧形断层。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无疑也处于这一断层，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以色列则是属于独特的犹太文明，可算作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两大文明虽然渊源很深，但是历史上的恩怨纠葛使它们成了一对世仇。尤其是在冷战时期，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常兵戎相见，共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亨廷顿认为，在断层线战争中，“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按照这一逻辑，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符合文明冲突的一切条件。但是实际上，这种冲突并未发生。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考虑到导致冲突的文明内部因素，而没有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文明冲突的制约作用；二是对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利益的考虑依然是放在第一位的，文明内部的认同感从属于这种考虑，起相对次要的作用。
二、冷和平的状态
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出现了和平的曙光。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启动以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于1993年在华盛顿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奥斯陆协议》，巴以双方相互承认，并为实现最终的和平确定了和谈的原则和期限。约旦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一些阿拉伯温和国家虽然未与以色列正式建交，但是在不同程度上与以色列建立了关系。一时间，中东的和平似乎唾手可得，甚至连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著书大声疾呼新中东的到来。但是近10年过去了，中东和平依然没有到来。奥斯陆协议规定的五年期限早已到期，而巴以之间的最终和平协议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叙以谈判时断时续，有进展，无成果。由于巴以冲突是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而叙利亚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因此巴以、叙以迟迟不结束战争状态，阿拉伯和以色列就只能继续处于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双方之间既不易出现冷战期间的大规模冲突，也难以实现正常的和平。无论是以色列方面还是阿拉伯方面的中东学者一致同意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冷和平。这种冷和平最显著的特征是阿以之间的和平仅仅限制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双方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和民间的两个层次上表现得截然相反。以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为例，在可以衡量的有形活动中，如贸易、投资、官方往来和旅游各方面都很正常，有些甚至超过了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以之间每天有两个航班，以色列是埃及在这一地区仅次于沙特的贸易伙伴。考虑到中东地区的互动水平很低，因此埃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并不冷。约旦的情形也类似，侯赛因国王在世时，约以在政治上显得相当亲密，两国的领导人之间甚至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但是，在民间层次，阿以之间的关系却冷淡得多，双方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仅限于最低程度。阿拉伯国家的舆论一边倒地反对以色列，阿拉伯报纸在报道以色列时，总不忘记加上一个定语：敌人。即使以色列方面发出邀请，阿拉伯的学者、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也不愿前往以色列进行交流，他们担心会被列入所属的各个专业协会的黑名单。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但是现在处于以色列控制下，因此埃约两国的穆斯林并不愿意前往朝拜。即使在埃及和约旦这样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谈论以色列似乎仍然是一个禁忌。
三、冷和平形成的原因
阿以冷和平的形成与冷战后中东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由于其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美苏两霸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因此，在四次中东战争的背后有大国争夺的背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美国基本获得了中东事务的主导权。俄罗斯势力全面撤出中东，其影响无法与前苏联相提并论。海湾战争对阿拉伯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战争结束后，阿拉伯激进努力的影响下降，伊斯兰复兴运动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阿拉伯世界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政府甚至像叙利亚这样传统的强硬国家站到了多国部队一边，而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和一些知识精英们却视萨达姆为阿拉伯民族的英雄，其后果是阿拉伯世界政府和民意出现差异。对于美国来说，保持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而保证中东石油的供应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因此，从90年代开始，美国在中东推行了一种“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政策，一方面，不将两伊完全困死，使之对海湾地区的温和国家形成一种安全上的威慑，迫使这些国家感到美国在中东存在的重要性，并通过制裁将两伊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防止它们破坏海湾地区的均势；另一方面，美国竭力利用它的影响，或威胁，或利诱，充当巴以和平谈判事实上的仲裁者，使巴以谈判沿着和平的轨道走下去，防止由于谈判的失败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在美国这种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阿拉伯世界的分化日深，难以形成一个文明的集团，共同对付以色列。
从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出发，考虑与以色列的关系首先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由于以色列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军事上都是中东最先进的国家，因此不与它再度发生战争和冲突对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对那些直面以色列威胁的阿拉伯前线国家来说，显然利大于弊。20多年前埃及与以色列建交主要是为收复失地，也有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埃及参加了所有四次中东战争，战争给埃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负债累累，而且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此外，当时埃及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对社会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戴维营协议签订以后，埃及不仅甩掉了战争包袱，专心于经济建设，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美援。海湾战争是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的转折点，埃及在推动巴以、约以、叙以、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方面同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约旦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动机也可从经济和安全上寻求答案。海湾战争前，约旦经济对伊拉克依赖很深。约旦在海湾战争中“站错了队”，战后颇受孤立。不仅经济因伊拉克遭到联合国制裁而受影响，而且在与以色列进行诸如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谈判时全面处于下风。因此，约旦不得不寻求与以色列建交来摆脱这一困境。从另一角度看，和平对以色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包围在阿拉伯国家当中的小国，安全始终是以色列历届政府考虑的首要任务。以色列从过去的战争中得出的教训是，战争和占领阿拉伯国家土地并不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因此以色列在冷战后逐渐接受了“土地换和平”的概念。以色列急于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的另一因素是经济上的考虑，以色列小国寡民，市场狭小，但是科技先进，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因此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地区经济合作的倡导者，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是地区局势的平稳。
虽然和平是阿以共同的选择，但是文明因素阻碍了完全和平的实现。双方之间大冲突没有，小冲突不断。在阿拉伯国家中，伊斯兰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根深蒂固。伊斯兰教解释政治、社会和文化，伊斯兰主义者接管了与西方、与以色列的关系，并且通过各种协会和团体严格控制了这一进程。当中东和平进程启动时，穆斯林产生了一定的认同危机。在那些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中，许多阿拉伯人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深深植根于阿拉伯历史中的认同感与共存互利之间的矛盾。以色列经济、文化的威胁被广泛讨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害怕甚至不想开放边界，最大的担心是文化、经济方面的合作。由于中东和平进程进展缓慢，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没有等到期待中的和平红利，阿拉伯人民从失望发展到对以色列的敌意有增无减。只要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阿拉伯的领土，只要巴以和平与叙以和平没有实现，那么阿拉伯人就会一直视以色列为敌人。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任何困难，都会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进一步助长伊斯兰势力的影响，增加阿以民间交流的难度，从而形成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阿拉伯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阿拉伯政府在对待以色列时持强硬和慎重的态度，使和谈越发艰难。另一方面，和谈的艰难又使处于谈判弱势地位的阿拉伯人民的屈辱感大为增强，对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和平的倾向也在不断增强。目前以色列人口中的1/5是阿拉伯人，许多犹太人担心，一旦阿拉伯和以色列实现和平，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可能会进一步失衡，进而威胁到作为以色列立国之本的犹太属性。因此，近年来，犹太教极端势力与右翼势力扩张迅速，在中、下层犹太人中的影响尤为巨大。代表这一努力的党派现已成为以色列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阻碍阿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阿以冷和平状态以及原因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出，冷和平状态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格局下，特别是那些处于较为均势的地区，相对于文明的冲突，冷和平可能是一种常态。我们不仅可以在阿以之间观察到这一现象，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例如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等。这种冷和平是一种不完整的和平，是一种处于分裂状态的和平，它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它首先是和平的，因为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没有变，因此，和平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它又孕育着未来可能冲突的种子，因为这牵涉到敌对文明内部的文明认同，但是文明意识的增强是潜在的、非决定性的，它阻碍异质文明之间的交融，但又无力将其彻底导向冲突。因此，冷和平状态的维持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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