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中的俄罗斯国防工业——结构调整中的经济理性和政府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工业论文,俄罗斯论文,结构调整论文,理性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11(2005)03-0059-05
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现状
俄罗斯联邦的国防工业包括1700家左右的生产型企业和科研院所以及设计单位。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科研生产能力可以满足俄罗斯所有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制造。国防工业综合体分布在俄罗斯联邦70个主体疆域内，其中40%位于中央联邦区。约40%的企业为国有企业，剩下的为股份制企业。国防工业综合体雇佣了200多万职工，其中的3/4直接为生产服务，剩下的1/4工作在科研开发领域。民用产品的比例占到整个产出规模的40%。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70%的资金来源于武器和军事技术出口。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企业产出规模同1991年相比下降了80%还多，生产能力只有满负荷的25%。各个领域内的设备消耗从60%～82%不等[1]。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纠葛在一起导致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得不到满足。历史的原因在于前苏联时期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过度发展。“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整个工业投入军工生产的比重达40%左右”[2]。现实的原因在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国防订货额的急剧减少和缺乏资金支持的军转民政策。1991年军品的订单数量比解体前下降了30%，第2年又下降30%。到1994年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走进谷底。由于缺乏政府在资金上的支持，企业为了生存而实施军转民的过程也是步履维艰。
为了克服所有这些问题，国防工业企业努力开发自己的生存技能。在过去这些年里，当政府导向的手段（诸如寻求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帮助）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后，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偏好（提高市场竞争力；开发新产品，包括军品和民品；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已经变得比较普及。
1997年左右，国防工业产出开始稳定下来，1998年开始恢复。1998年8月的卢布贬值促进了俄罗斯国防工业企业军品和民品竞争力的提高，并巩固了在过去两年中的盈利。作为科索沃冲突和车臣战争的结果，1999-2000年度的俄罗斯国防经费大幅提高，形成了自1991年以来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厂商来说最好的外部条件[3]。
从2000年开始，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生产开始上升。2001年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产品和销售增长更快，高于整个工业增长水平（7.5%和5.5%）。并且，在军事导向方面的生产上，增长速度要快于非军用的机器制造业和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4]。国防工业生产的恢复得益于政府国防订货的增加和为销售而拨付的预算资金正常化以及基于军转民而发展起来的民品生产的快速增长，也包括基于比较现代化和最好的技术生产能力而生产的民品。
鉴于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经营活动结果对于国家发展的特殊意义，企业经营活动的范围、基本方针和性质都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为了保持国家的国防和经济潜力的必要水平，这就要求有完善和有效的针对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国家调控手段。
在本文中，作者试图利用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国防工业自身的特点——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现状进行一个初步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
一个分析的框架——沉没成本和准租金
不考虑行业发展对外界环境的依赖，也就是排除政府的因素，国防工业综合体所面临的问题是行业过度发展后，行业中相当多的企业面临的退出或转产的问题。
分析一个企业退出一个行业以及产品转型的问题时，一般应用沉没成本和准租金的模型工具。沉没成本是已经从事生产的厂商退出市场时不能再收回的成本，可以理解为成本投入中没有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成本。由于生产活动经常需要投入专用性资产，而这些专业化的资产不能被运用到其他的生产性活动中，先前的资本品投入的报废价值为零，这些资本品支出就构成了沉没成本。在现实生活中，沉没成本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我们还可以给出一个更一般化的定义：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购买价格与出售价格的差额。
按照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把沉没成本划分为两类：1.生产要素沉没成本。它们是企业或产业专用的，一旦投入了某种专用用途后便不能转为他用。威廉姆森把资产专用性定义为“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某项资产能够重新被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5]。并将其划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本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专用资产。2.制度性沉没成本。例如，政府规定某些资产不允许出售或重新配置，那么，这部分资产就完全成为沉没成本，如军工企业转产时不能改作它用的设备和生产线。
从完全竞争厂商的停止营业点示意图中，阴影部分就是全部不变成本。如果去掉要素完全流动性的假设，沉没成本就可以理解为图1中阴影的一部分或全部。
图1
在这里我们还要利用另一个概念：准租金。所谓准租金就是对供给量暂时固定的生产要素的支付，既固定生产要素的收益。
图2
当我们将产业结构的调整理解为生产要素的负投入和中止契约时，据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解释俄罗斯国防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经济理性所在。
由于企业退出某个行业或市场时生产要素沉没成本和制度性沉没成本都不为零，所有者拒绝退出市场，否则将丧失收入，于是所有者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追求准租金的最大化，直到准租金为零或负，所有者才会放弃生产退出市场。在图1中，价格为
，且沉没成本收回为零。正是这一追求准租金最大化的过程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的结构调整的绩效。
需要指出一点，沉没成本的存在已经说明这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虽然两个概念是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给出的，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的结论。尽管如此，本模型还要强调这个重要前提，企业面临的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
沉没成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转型的影响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中不变成本的比重开始下降，沉没成本往往是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结果，同时沉没成本也同企业的技术进步正相关。由于国防工业生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特性，所以需要大量的专有技术和专有设备，在转产时就会成为高额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厂商进入和退出某个市场的壁垒的高低，高退出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将阻止新厂商的进入。但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问题不是进入壁垒高低的问题，而是其中的企业退出后靠什么生存的问题，所以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的高退出壁垒成了其生产结构升级调整的阻碍。
从苏联解体开始，俄罗斯国防工业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有效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国防工业自身发展超过了最优经济规模，在转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阵痛。必须有一部分企业退出各类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甚至是民品市场。军品生产的退出可以是军转民，但是，当一个企业的资产专用性高到了它无力转产时，它就只能退出市场了。包括设备、技术和设厂地点导致其军转民不可能实施，这并不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或猜想，而是庞大的前苏联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显著特点，比如，一些位于西伯利亚泰加林中的工厂城市。
另外，原有经济技术协作关系的断裂对国防工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沉没成本损失。苏联解体后，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把自己国土上的研究院所、企业和科学家、工厂技术人员控制在自己手里。由于俄罗斯拥有前苏联约70%的国防工业企业、80%的科研院所和85%的军工生产设备以及绝大多数科研和生产人员，所以他仍然保持着基本的军工生产能力（至于俄罗斯一共继承了前苏联国防工业的多少份额，国内和俄罗斯的各种数据并不一致，但有一点，俄罗斯保留了基本完整的军工生产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原有的国防工业体系被打破，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和新武器的研发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比如，俄罗斯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大部分都在乌克兰土地上制造，现在执行战备任务值班的6种战略导弹中有5种产在乌克兰。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大笔投资，重建战略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基地，发展属于自己的战略导弹研制和生产系统。前苏联6个建造大型水面舰只的造船厂，有3个位于乌克兰黑海沿岸[6]。
从1988-1989年间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开始了军转民的努力，对苏联庞大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进行压缩和向新的市场体系调整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苏联解体之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加快了军转民的步伐。这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1.世界安全环境和俄罗斯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导致国防工业生产的需求规模变小。一方面，政府每年的国防订货减少。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外军事订货也急剧下降；2.俄军工企业比例过大、占有资源过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3.俄罗斯国民经济中日用品和民用产品落后，利用军工企业的高技术和科技人才可以较快地解决消费品生产问题。
为此，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生产必须进行调整，包括压缩军品生产规模和实施军转民，但这项工作的开展一直不很理想。尽管国家对国防工业采取了私有化和股份化的措施，从一些企业中退出或部分退出，力图建立起一批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但是，由于军工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较强，退出生产力很难，否则，设备、技术和设厂地点以及边干边学的经验获得将由于很低的替代性而成为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彻底丧失。因此，军工企业的所有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他的理性所在将是追求准租金最大化，而这一过程将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和非市场途径来实现，并进一步影响整个国家的军转民的实施效果。
正是由于企业不仅拥有高昂的生产性沉没成本，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制度性沉没成本，面对严酷的经济现实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相对有限的资金，重操旧业，实施所谓的武器出口替代战略，用赚取的外汇解决本部门内部的发展问题和社会性问题，就成为俄罗斯政府和军工企业的必然选择。于是，1997年3月，俄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原来的“全面军转民”转向“以武器出口促进军转民”，这一调整的出发点就是发挥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后天比较优势，扩大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解决政府国防订货减少，企业开工不足的问题，获取一种工程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收益，以保持和提高俄罗斯工业的经济和技术潜力。在现在的俄罗斯，相当一部分军工企业的研发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技术和数量要求，不仅为了一些外国军队来生产成品，而且还按照他们的要求来组织未来武器的研发，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政府在国防工业转型中的作用
按照著名竞争力研究专家波特教授的观点：研究某个产业的竞争力问题，实际上是要回答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环境如何影响了这个产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如何作用于经济的发展或某个产业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技术主导制度的变迁，但在边际上，却是制度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
现代经济运行中，大致存在着3个经济主体，生产主体、消费主体和政府——经济运行的干预者，但对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来讲，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重叠，扮演着所有者、消费者和干预者的多重角色。国防工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特别是它的产品是具有某种公共产品属性，同时面临的是一个买方垄断的市场，确切地讲，是本国政府和各种严格政治条件约束下的外国政府客户。因此，国防工业受政府的方针政策影响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俄罗斯这个有着威权政治传统的国家里，并且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更是无可比拟。因此，市场手段在国防工业发展中只能在必要的限度内发挥作用，对国防工业的运行情况的分析必须考虑政府的作用。如，前苏联时期，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催生的是一种过度发展的国防工业。解体后，政府对国防工业管理的相对放松又导致了该行业的分化和整体的滑坡。
政府对军工企业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的不作为对企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失去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另一方面，在来自政府方面的各种支持不再象从前一样可以依靠后，生存的压力和经营上的困难导致了企业管理阶层对市场手段的偏好，这包括新产品的研发、产品结构的转型等。总之，作为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俄罗斯政府，他的行为选择也必然有其独特的经济理性所在。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和企业界逐渐抛弃新自由主义理论，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开始阶段政府推动下的“金融工业集团年”，追求范围经济和规模效益，到1999年以后各大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所有权二次再分配，形成垂直一体化控股公司，这一过程延续至今。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也不例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96年1月成立的莫斯科航空生产联合体和6月成立苏霍伊航空生产联合体[7]。而到了1999年，负责国防工业的新任副总理伊利亚·克列巴诺夫开始推动国防工业的重组和发展，包括削减过分臃肿的国防工业，推动企业间的联合与重组，成立与军工生产相关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集团。具体的措施在2001年10月11日通过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转型和发展纲要（2002-2006年）》中有详细的表述，改革的基本方针反映在2002年1月通过了《2010年前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在文件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把建立大型的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手段，以恢复被中断的生产协作关系；消除多余的国防工业综合体，压缩有多余生产能力的企业数目；以优化国防技术合作的资金流量为契机扩大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和提高国内的国防订货。
俄罗斯政府在对国防工业强化集中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意使各个国防工业企业之间形成竞争机制。比如，生产歼击机的领域，就有两家大的企业集团——米高扬和苏霍伊。
2003年11月14日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时任政府总理的卡西亚诺夫对2001年10月通过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转型与发展纲要（2002-2006年）》提出了批评，尽管克列巴诺夫已经去职，改任西北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鲍里斯·阿列申代替他的职位，但政策上的微调和人事变动不会改变总体的方针。原因在于，俄罗斯现在出口商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有两类，一是具有自然禀赋优势的原材料和能源商品；另一类是具有后天比较优势的武器装备。而这对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从2004年中普京总统对尤科斯公司的处理可以看出，国家加强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已经是既定方针。政府必然通过一系列政策推进国防工业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互动，减少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在保存俄罗斯国防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减轻过度发展的国防工业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据2004年9月13日国际文传电讯报道，为实施《国防工业综合体转型和发展纲要（2002-2006年）》，政府将在2005年度拨款85亿卢布，其中计划改造25000平方米的生产场地和对38家国防工业综合体（其中的21家在2005年将形成）进行设备更新。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主席也表示，《俄罗斯联邦国防工业综合体重组和发展纲要（2002-2006年）》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对国防工业综合体重组形成俄国防工业的新的架构，使其符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和《国家武器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基本要求。
结论
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的转型进程表明，产权配置效率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威廉姆森看来，使用专用性资产的厂商，虽然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同时却提高了交易费用，表现为强化了交易伙伴之间的依赖性，以企业制度代替市场组织就成为必要。这种替代的具体表现就是纵向一体化，其结果则导致了企业规模的扩张。由此可见，俄罗斯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取向的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纵向一体化的发展确实有其内在的经济理性。
国家的控制加强并不一定代表着企业效益的提高，提高的原因更多是在于改变了成本和价格之间的相对关系，使企业或企业的所有者的利益有了保障。在本文的分析中给出了俄罗斯国防工业转型中的经济理性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所有者身份的政府就是按照简单的经济理性来做出抉择，实施其相应的行为。政府或国家在国防工业中有着多元化的利益，国家对国防工业发展实施的种种政策是基于一种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因为国家不仅仅是单纯的所有者，它还是产品的消费者和行业发展的规制者。
俄罗斯国防工业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创造一个有助于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短期的分析中，可以只考虑沉没成本的阻碍作用来理解俄罗斯政府和企业的一系列行为，但长期中，必须考虑制度的因素。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制度提供了经济的一种激励结构，这一结构所涉及的，就是经济是朝着增长、停滞和衰退方向的变化。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是受其所处制度环境制约。沉没成本的阻碍作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但阻碍作用的强弱在于当时国内的制度环境，暂时的非市场行为的扶持可以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长期来看，过多的扶持和管制却不利于市场规律正面作用的发挥。这里有两种原因，首先，不利于受惠企业的自身竞争力的提高；其次，对非受惠企业来说是一种不公正，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4-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