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中贤[1]1991年在《领导者的权力欲望及其调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权力欲望既象男女关系那样不登大雅之堂,又象利益关系那样不宜启齿,因此,它一直是个心照不宣的内容。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把领导变成了统治,把权力变成了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恩格斯曾经指出,剥削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加紧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剥削阶级自然不愿把权力欲望揭示出来,让人民群众知道。
马秋丽[2]2000年在《欲望及其调节》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围绕欲望是什么，欲望致善还是致恶，怎样对待欲望三个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欲望的概念、特征及构成。本文认为欲望是指人在欲求不满状态下，对社会生活中及人自身的价值目标的渴求，是实践的动因和目的。它具有社会历史性，相对层次性及无限发展性等特征。是由生存欲望、享受欲望和发展欲望所构成的一个统一的系统。 二、欲望在社会历史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本文认为，不能抽象地谈论欲望的善恶，只能放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分析。文章分析了社会历史及社会生活中欲望的动力作用以及由于其恶性膨胀或过度压抑而产生的消极影响。 三、欲望致恶观的根源。文章认为，小农经济是其经济根源；封建专制主义是其政治根源；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是其阶级根源；对欲望的片面化理解是其认识根源。 四、欲望的实现与调节。文章认为，对欲望的纵任与禁绝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欲望观是对这两种观点的扬弃，它一方面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及动力作用，主张要创造条件，满足欲望；另一方面强调对欲望进行引导和调节，防止其负面影响，更好地发挥其动力作用，使欲望朝着可控而有利的方向发展。
陈勋教, 徐国平[3]2006年在《领导者的权力欲望及其调节》文中认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权力欲望既像男女关系那样不能登大雅之堂,又像利益关系那样不宜启伶牙利齿,它一直是一个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的内容。那么,现代社会人们应不应该有权力欲望?权力欲望是否越大越好?如何对权力欲望进行调节?领导者该不该有权力欲望我们这里探讨的
张磊[4]2016年在《中国古代怨恨观研究》文中认为怨恨是主体受到客体刺激之后心情的一种委曲不平的抑郁状态,主体主动搜寻刺激下产生的怨恨是为自生型怨恨,客体主动施加刺激下产生的怨恨是为他生型怨恨。自生型怨恨的出发点是主体自身的欲望,这种欲望主要包括尊严欲望、价值欲望、情感欲望、利益欲望;他生型怨恨的出发点是客体对主体的伤害,这种伤害主要包括尊严伤害、价值伤害、情感伤害、利益伤害。以先秦两汉子书为代表的中国古籍对怨恨的发生逻辑、观念基础、规范原则、体察途径、消除方式、控制措施、调节策略、疏导指向、治疗药石多有论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怨恨观"。本文共分为绪论、本论、余论三个部分:绪论作为第一章,主要交代本文研究的动机、时段、思路、材料,梳理、检讨学界既有的代表性成果,界定、厘清怨恨的概念及发生逻辑。本论部分包括本文的二、三、四、五、六章。第二章从道德及责任角度省察了怨恨的发生逻辑。敬、信、俭、让等道德条目,作为君、臣、父、子等社会角色所应履行的相关责任条目被大部分主体所认同,如果客体的思想或行为违背了上述条目,就有可能伤害到主体的尊严欲望、价值欲望,从而刺激主体产生怨恨。第三章从情感及利益角度省察了怨恨的发生逻辑。杀父、夺妻、强迁等行为在伤害主体情感欲望方面造成的创痛烈度最巨,势必会激发怨恨。而主体对亲情、恋情、友情、恩情的欲望也是激发其产生怨恨的触媒。在逐利的世风下,客体侵害主体的利益固然会产生怨恨,而主体自身对利益的渴求特别是由此激发的嫉妒心理也常常是怨恨的催化剂。第四章首先阐明了"报"观念是怨恨实施的观念基础。"报"观念主要包括善恶有报、施恩不图报、恩怨必报等内容。"以德报怨"的主张虽与"报"观念有一定龃龉,且不乏局限,但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以德报怨"却是打破"仇仇相报"局面的唯一途径。其次阐明了 "以直报怨"主张是怨恨实施的规范原则,即应公正、合宜地去报怨。第五章主要从客体的角度探讨如何去化解主体对其的怨恨。其中,切实地使下情能够上达是体察怨恨的有效途径,而损己利人则是消除怨恨的方式。富民、教化、法治三项控怨措施在实施时,富民具有前提性地位,教化与法治应相辅相成,根据具体的时势决定二者何为主,何为辅。第六章主要从主体的角度探讨如何化解其自身的怨恨。"价值置换"作为一种心理调节的策略,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反求诸己"作为一种疏导怨恨的指向体现了一种自省式思维。所谓"诗可以怨"不仅是说诗可以表达怨恨,也是在说诗可以泄导怨恨。而礼、乐之所以具有疗怨的功效在于其能对人的欲望进行一种合理的节制。余论作为第七章,共分两节,第一节主要以东亚为视角,以复仇问题为切入点,揭示出中国古代怨恨观的部分理论局限在于义务思想优先于权利思想、暴力倾向优先于申诉倾向、私德观念优先于公德观念、道德意识优先于法制意识。第二节主要以世界为视角,以华夷冲突为切入点,阐明了注重文化调和的中国古代怨恨观对当代而言具有调节纷争、冲突、矛盾、怨恨的特殊价值。
惠春寿[5]2016年在《公共证成与美好生活》文中研究表明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如欲向人们施加服从的义务,就必须满足合法性(legitimacy)的要求,如何确立政治合法性因此构成了政治哲学亘古不变的核心问题之一。近来,许多人试图通过公共证成(publicjustification)的方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声称,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合理公民的共同接受。据此,公共证成被认为是一种反至善论(anti-perfectionism)的观点,它禁止国家基于那些道德上良善的生活观念而行动。本书试图针对这种观点提出一些质疑,在论证公共证成并没有蕴含反至善论的同时,探索如何在公共证成的前提下,为至善论的自由主义提供一条新的路径。第一章考察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证成理论,揭示了反至善论者们经常诉诸的两个理由:价值多元论的立场和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第二章首先指出,价值多元论并没有蕴含反至善论的主张;接着论证了公共证成并没有预设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因此不应该直接诉诸这种人格观念来否定至善论的合法性。第三章对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它同时包含道德自主和个人自主两个维度,由于罗尔斯是按照两种互相对立、不可调和的方式来理解这两种自主的,所以道德人格是一种充满了内在紧张的观念,不应该用来建构公共政治的基本原则。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证成中立性的两种可能的情形,论证了国家不可能在证成自己的行为时中立于所有美好生活的观念:给定"应当蕴含能够"的基本原则,反至善论向国家施加了永远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是一种错误的政治主张。在解释了公共证成不会产生反至善论的结论之后,论文继续致力于为至善论的自由主义提供一条新的路径。第六章通过论证自主的欲望必须响应理由,为弱实质主义的自主观进行了辩护。第七章立足于这种弱实质主义的自主观,描述了作为一种美好生活观念的个人自主,揭示了它和公共证成的内在联系,指出国家应该基于自主的生活观念而行动,保护公民的一系列自由权利,并为他们行使那些自由提供基本条件。第八章通过强调社会道德的真实存在扩展了国家行为的基础,从而论证了合法的国家行为不仅可以诉诸个人自主的理念,而且还可以诉诸许多道德上良善的生活观念。由于这些道德上良善的生活观念是被社会成员广泛分享的,并且通过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预期而维系着他们的共同生活,所以诉诸社会道德的至善论主张非但没有违反公共证成的要求,反而是在公共证成的前提下得到确立的,是一种公共证成的至善论。第九章通过考察当代政治哲学中已有的至善论主张,解释了公共证成的至善论的独特之处,并为这种新形式的至善论自由主义进行了辩护。
王保中[6]2012年在《欲望际》文中认为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作为中国和世界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文学理论的新世纪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女性主义的深入；女性主义的复兴,将推动精神分析的提升。一、本项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本文研究的两个基本目的。将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既区别又融合的领域,梳理相关论者欲望及其相关论题的关联和区分,建构远古自然母亲欲望谱系,把握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深入发展路向。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层面,由中国返回西方,以欲望际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为中西文论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一种平台和探索。欲望际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两个重要性。面对第三次女运具体化研究风潮的涌现,国内相关欲望理论研究,引入、传输、例证多于深入创新,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欲望研究日益陷入两元对立和重复的困境,欲望际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深入提供新的理论支点,也将改变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被市场社会扭曲和学界忽视的局面。在球域经济妄想狂般发展场域之下,所有的地球公民,尤其女人被卷入严重的精神内耗和困境,暴力、自杀等层出不穷,欲望际问题的澄清和深入,将可能带来窥探和纠正。二、研究过程及其完成的工作本文论域重点关注弗洛伊德、拉康、克里斯蒂瓦、伊利格瑞等欲望论及其周围论题,其他相关学者只做关联研究。德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纠结只在关涉处给予简要论述。本文主要围绕极度欲望、自由、时间、期间、知识自性论等维度深入阐述欲望际框架之下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联、区分和发展。本文用统计的方法梳理已有相关研究的特点。在研读弗洛伊德、拉康、克里斯蒂瓦、伊利格瑞等重要论者资料的基础之上(主要采用英文资料,其次是中文资料、间杂部分法文、德文资料),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不是单纯的黑格尔意义之上的异同比较,而是在“与”的基础之上进行建构性比较),在梳理欲望、自由、时间、知识论等思想史的基础之上,借助这些视角对相关论著的欲望相关问题进行多维度论述。并主要采用和其他文献比较的方法印证欲望际相关论题。文中涉及外文资料由论者翻译。三、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1.打破两元对立就是打破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重复和两元对立的理论困境。2.欲望问题是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家庭父亲欲望(弗洛伊德)、象征父亲欲望(拉康)、返回母亲欲望(克里斯蒂瓦)、女儿子宫界欲望(伊利格瑞)、远古自然母亲欲望(欲望际)等欲望理论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欲望问题的差异,即,欲望的动力、类型、性质等的不同。3.极度欲望是欲望问题的核心,极度欲望的变化将造成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诸多周围问题的改变。欲望际极度欲望是独特的欲望类型。4.自由史主要是母亲谱系欲望被压抑的历史。自尼采之后,弗洛伊德、克里斯蒂瓦、伊利格瑞、欲望际的欲望自由是自由哲学史上被忽视的高峰。5.精神分析是时间的艺术。在时间哲学史上,不同的学者的时间论造成不同的时间危机及其拯救路向。面对家庭父亲和象征父亲的时间计划和扭曲,返回母亲、子宫界女儿、欲望际等,在语言时间、心理时间、身体时间等层次,展开了不同的救赎路向。在叠合意义之上,西方时间哲学史始终交织父亲时间和母亲时间的防御、抵抗和反向、变换等。6.面对家庭父亲和象征父亲的历史终结、重复等论调,母亲欲望谱系的时间以不同的路向(否定的否定、断裂、变化等)被重新开始,并且没有放弃期间、瞬间等时间哲学领域。7.家庭父亲和象征父亲与女性主义的纷争的核心,不仅是存在的,也是知识的。知识自性论的提出将为中国女性主义文论提供身份的参照。四、研究的创新性1.面对国际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具体化研究浪潮及其止步不前的困境,重回理论理性,研究欲望及其周围问题。2.在统计、比较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首次提出和建构了欲望际欲望理论。在欲望类型、动力、性质等方面,其和家庭父亲、象征父亲、返回母亲、断裂子宫界女儿欲望类型区别开来。其摆脱了父亲欲望谱系的两元对立的费希特式陷阱。为母亲欲望、文本、语言、符号等分析提供了新的支点。3.图绘了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欲望自由的哲学地图,论证了返回母亲、远古自然母亲欲望自由在自由哲学史上的地位。4.相对空间欲望论的风行,图绘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时间欲望论的地形,并在时间哲学与危机拯救、历史、期间、瞬间等层次展开。5.首次提出并建构了知识自性论。
郑劲超[7]2016年在《在走向后现代途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利奥塔早中期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研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这位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早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及其转变的过程,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这段期间里,利奥塔的思想经历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思想的转变。利奥塔首先是从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解释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也就是试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资本主义批判的道路,此时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利奥塔那里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此后,利奥塔加入“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一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斗争和法国当时的无产阶级状况展开了论述,其中,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是利奥塔此时思想的一个核心。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分裂之后,法国在1968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这反映了法国国家官僚主义在面对国内外危机时的脆弱性,而面对当时法国文化和教育制度中存在的异化和压抑现象,利奥塔开始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另一股思想主流——弗洛伊德主义。利奥塔在批判拉康理论和构建自己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所使用的概念逐渐成为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构建出一个独特的话语和图形世界,通过发掘黑格尔和拉康理论中被埋没的视觉因素,揭露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对欲望原发过程的妨碍和欺骗。利奥塔还对当时流行的两种马克思的解读模式,也就是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和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提出了批评,然而在这种批评中,马克思的概念逐渐被泛化为弗洛伊德主义和尼采主义的概念,利奥塔甚至通过虚构马克思的形象来逃离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利奥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走向终结,对后现代的解释开始成为他晚期思想的核心。本论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法国历史和思想情境的研究和对利奥塔文本的细致考证的基础上,说明利奥塔如何在动荡的现实和思想潮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后现代思想,与此同时,他又如何一步一步地远离他一开始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不断地从主流的历史叙事中漂离出来,这是利奥塔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本论文的第一章探讨了青年利奥塔所面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结合了现实批判的语境,讲述了利奥塔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经历,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无产阶级状况分析中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以及他对19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历史分析,解释利奥塔转向弗洛伊德主义的最初动因。第四章对于利奥塔为何尝试偏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两大思想主流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解读,阐释利奥塔走向弗洛伊德主义的内在逻辑。第五章集中解读《话语,图形》中的一条内在的批判线索,探讨利奥塔对黑格尔哲学和拉康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特征的批判。第六章探讨利奥塔如何对两种马克思的解读模式提出批评,以及这种批评背后反映出的利奥塔思想的转向及其代价。第七章讲述利奥塔通过将马克思重新形象化而引申出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力比多经济学”,从而试图逃离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逻辑。结论部分解释了利奥塔在1970年代中后期转向后现代思想的实质内涵,提出对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更准确的理解,以及讨论利奥塔这种转向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在目前国内研究中,本论文是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参照,对利奥塔早中期思想和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著作,充分研究和借鉴了国外研究的主要成果,在研究内容的选取和解读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对于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后现代思潮的经验和教训,推进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讨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雄[8]1996年在《欲望与市场──关于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经济哲学思考》文中认为本文从经济哲学角度，对我国市场发育期所面临的最深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欲望作了深入探讨。作者指出，当前我国市场发育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二律背反效应，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对人的欲望进行合理的激发和调控，乃是市场体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文章追溯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欲望问题的思考，进而就欲望在市场发育期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三个方面的说明：１．欲望是市场发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２．＂欲望──需要＂对于调节市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３．欲望的盲目驱动或无节制的冲动乃是市场良性、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郭晓飞[9]2007年在《庄子情欲本质及其调节的心理思想管窥》文中研究指明情欲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范畴,是关系密切但又各有所指的两个范畴。庄子指出情欲对人的身心健康具负面影响,提出许多关于情欲本质及其调节的心理思想。本文分析和总结了庄子的情欲本质观和调节观,这些思想对今天人们实施情欲心理调节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蒲德祥[10]2015年在《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自人类社会以来,构筑幸福便永恒地存在于一切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之中。近年来,“幸福”成为人们热议的主导话题,构建幸福社会,建设幸福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幸福理论,因为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是历史与现实交融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亘古永新的探讨主题,己深深根植于各种思想史、学说史中。因此,本论文以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幸福为主线,研究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思想。为此,本论文系统梳理和挖掘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的幸福思想特别是斯密在1790最终修订《道德情操论》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一100年间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并在反思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经验验证以为建设幸福中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的研究意旨。首先,对于理论部分。本论文以财富与幸福为主线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最高代表以及多棱折射。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阐述了古希腊以来到斯密以前的幸福理论,主要涉及色诺芬、曼德维尔、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主观价值论的幸福理论；二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斯密的观点并分析了斯密的幸福思想来源,提出并阐明了幸福革命的到来,从人性视角、制度或政府视角、财富视角和道德视角讨论通往人类幸福的可行之道。基于此,本论文认为斯密在其两部传世之作中所阐述的思想是试图建立一个富裕和自由的幸福社会。因此,本论文认为,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其后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是在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框架内添砖加瓦以使他所构建的幸福社会实现之；三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多棱折射。本论文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基于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模型建立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体系,即从斯密的幸福大厦到马歇尔的幸福大厦的100年里,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知识和社会背景所描绘的幸福蓝图。在对待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悲观者,巴斯夏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乐观者,边沁、西斯蒙第和边际学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支持者,西尼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反对者,汤普逊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冲突者,穆勒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折中者,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综合者。他们所阐述的幸福思想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斯密的幸福社会模型,为增进人类幸福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动力。其次,对于实证部分。本论文在系统梳理和挖掘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核心因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发现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可归纳为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六个核心因子。为此,我们以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为自变量,以幸福为因变量设定模型为：幸福=f(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制度),但由于人性、道德这二个变量进行衡量存在一定困难以及一般把人口变量当作特征变量在模型中加以考察。最终,我们设定的模型为：幸福=f(财富,对外贸易,制度)。在此模型基础上,我们应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05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1)从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收入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从其分项指标来看,绝对收入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而影响,收入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2)从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效应；(3)从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用；(4)从分群回归结果看。不管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东部居民还是中西部居民,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制度和对外贸易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其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从收入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支出对不同群体均有显著影响,而收入差距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从贸易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进出口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对其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制度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著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著的正效应。总之,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对外贸易和制度建设带来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感的提升表明,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所包含的思想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通过本文的理论诠释与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一场以民生幸福为目标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在建设“幸福中国”、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这决定了政策必须围绕以幸福为中心作为其发展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从效率经济转向幸福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缩小幸福“鸿沟”,切实改善民生幸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各阶层居民幸福感；加快制度建设,构筑幸福政治,为民生幸福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领导者的权力欲望及其调节[J]. 童中贤. 社会科学. 1991
[2]. 欲望及其调节[D]. 马秋丽. 郑州大学. 2000
[3]. 领导者的权力欲望及其调节[J]. 陈勋教, 徐国平.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6
[4]. 中国古代怨恨观研究[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5]. 公共证成与美好生活[D]. 惠春寿. 浙江大学. 2016
[6]. 欲望际[D]. 王保中.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7]. 在走向后现代途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利奥塔早中期思想研究[D]. 郑劲超. 南京大学. 2016
[8]. 欲望与市场──关于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经济哲学思考[J]. 张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9]. 庄子情欲本质及其调节的心理思想管窥[J]. 郭晓飞. 心理科学. 2007
[10]. 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D]. 蒲德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