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与抗日军事战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军事战略论文,抗日战争胜利论文,中国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摘要 本文从中国地理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问题，评述了国民党政府在依据中国地理特点制订与实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成功与失败，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战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较量，这种较量又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即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中所称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地理因素历来制约与影响着交战双方的战略与战术决策，并对决定战争胜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地理的重要特点、周边环境与敌我态势
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国土最广大的国家之一，是日本领土的20多倍。中华大地地形地貌复杂，不同区域千差万别，景象万千。全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江河多由西向东，奔腾而下。东南沿海地区多平原，交通方便，人口繁庶；西北、西南多高山峻岭与高原，地广人稀，交通艰难。
中国地理的经济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成份。少数近代工商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几个大中城市。
中国的周边环境与敌我军事态势。由于鸦片战争（1840）以后中国屡遭侵略的历史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后果，到三十年代，外国殖民列强，如英、美、法、日等国，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不仅占据大块租界区，而且还驻扎大量军队。其中日本，一直抱有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不仅割占了中国的台湾、澎湖，控制了琉球与朝鲜，而且于1931年悍然发动“9.18”事变，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与热河等地，接着陈兵平、津，虎视华北，与驻上海、台、澎等地日军呼应，形成了从北面与东面包围、进袭中国的军事态势。
三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军队，逐步趋向统一。中国的近百万军队分布在从平津一线直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地区内，但战斗力薄弱，且内部派系矛盾重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三十年代中期集结于西北陕甘宁边界地区。
中国的北面与西北面，是前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西南面与南面是英国控制的印度、缅甸地区与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地区。抗日战争中，以上地区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通道。
二、根据敌强我弱、国土辽阔的特点，采取持久战与运动战略
三十年代初，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侵华气焰咄咄逼人之时，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就指出，中日之战势所难免，并就中国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所应采取的军事战略发表了许多意见：由于日强我弱，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不应过早进行战略决战，而应利用中国国土辽阔与经济分散的地理特点，放弃沿海沿江地区，作有计划的战略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消耗与分散敌军，等待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转变，捕捉战机消灭敌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即主张持久消耗战。
最早提出对日持久抗战的，是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就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并说：“面对我们邻近富于侵略性国家唯一制胜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①到三十年代抗战发生前后，蒋氏又多次撰文，分析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与经济特点，一是中国地大、人多，二是中国是农业国，“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会，南京、上海的存亡与中国的抵抗力毫无影响。”②因而他力主在开战初期，中国军队要主动放弃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③1932年，著名学者傅斯年也曾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他说，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④此后，胡适更具体提出，对日抗战“我们必须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作好暂时放弃沿海沿江与华北大片土地的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省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总动员。”⑤也是主张诱敌深入，逐步歼之。
对敌强我弱与中国应利用国土辽阔采取持久战战略，国民党政府当局也有一定的认识。蒋介石说：“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军防，重核心，取守势。”⑥因此，他主张，中国对日抗战应取防御性战略守势原则，“即无所谓决战。”⑦1936年7月，蒋介石对英籍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明确表示，“对日抗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渐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⑧与此同时，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在1936年4月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他说：“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御之。”⑨
抗战开始后，面对着东南沿海与华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蒋介石指出，“中国决不做阿比西尼亚，要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条件，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独幅员广大，而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越到内地，这种意识越普遍，所以日本绝不能亡我。”⑩蒋进而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11)1939年1月，蒋介石更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及民族精神诸方面论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其中有“就地理来说，……我国面积广大，东西经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兼有寒温热三带的气候，所以我国论述军事的成败，就以天时和地利并举。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岳错杂，平原沙漠，无所不备。……今日敌人仅以七千万人口，要来吞我人口比他六倍以上的广大众庶的国家，要来消灭我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岂非梦想；……所以就地理言，我国又无被敌战胜征服的可能。”(1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地理辽阔的特点与抗战持久战略，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与精辟的论述。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尤其要反对“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中国军队装备不如日本，“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而且“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中国抗战必须而且可以采取持久方针，“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13)
在对日抗战采持久战战略上，国共两党领导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取得了共识。1937年8月上、中旬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共人士参加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14)8月20日国民党军委会制定作战计划与作战指导方针，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均“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各界抗日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在1937年8、9月间，中国对日抗战就迅速形成了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体制。此后，中国军民按此战略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军队实行持久战战略，在开战初期避免决战、反对拚命主义、作有计划战略撤退时，又要反对与克服那种一味退却、畏敌避战、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与失败主义。避免过早决战是为了保存中国战力，有计划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最终打败侵略者。中国辽阔的国土不能作为逃跑者藏匿的洞穴，而只能成为杀敌者纵横驰骋的战场。在这点上，国民政府当局认识不清，指示不明，计划不周，指挥不当，加之动员不力，以致形成了许多地区、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撤退无序、一溃千里、损失惨重的局面，更出现了一些畏敌如虎、丧师失地的逃跑将领。如1937年秋河北战场上刘峙兵团的溃败，1937年底山西战场上李服膺部、山东战场上韩复榘部的逃跑，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后中国军队的怆惶后撤与吴福线等既设防线的丢弃未用等。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持久战总战略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就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15)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论证了这个战略方针，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中国持久抗战“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他坚信，“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16)
在毛泽东的这套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1937年秋挺进华北前线，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并不消极避战，而是灵活机动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取得了平型关、阳明堡直到百团大战一系列战斗、战役的胜利。在这同时，中共方面向国民政府当局建议：我军对日抗战必须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间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17)在中共的影响与帮助下，国民党军队在作战指挥上有了一些进步的转变：在1938年3月取得了台儿庄阵地战加运动战的重大胜利；在1938年夏武汉会战中利用长江两岸鄱阳湖、大别山等丘陵、山地、湖泊等复杂地形，灵活地抗击敌人，坚持三个多月，歼敌约10万人，最后主动撤离武汉。
三、持久战战略与中国地理特点决定了中国国防地理部署
随着中国持久战战略的确立，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作战略撤退时，撤向哪里？撤到哪一线为止？中日两军的决战战场选择在哪里？中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大后方基地选择在哪里？等等。概言之，即中国抗战的国防战略地理部署将是怎样？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由许多因素制约，但中国地理特点无疑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根据日军已占据中国东部与东北部战略重地的军事态势，蒋百里早就设想：“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将来中日两国将在平汉路以西决战。”(18)到三十年代，蒋百里提出，根据中国的地理与民族性，湖南是中国的心脏，因而应将中国的国防经济中心定在湖南株州至郴州一线的南岳地带。(19)1935年7月，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以他对中国地理的广博知识，公开著文提出中国未来抗战战略地理部署构思：“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20)这就是说，华北可能陷敌，中国军队应退到湖南、四川、江西一线固守，而云南、贵州则是中国的大后方基地。1935年8月，蒋介石的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也向蒋介石建议，在未来对日抗战中，“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应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战之主战场，不得已时放弃东南沿海地区，退保四川“为最后防地”，对北方战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目前就应在四川等地进行国防与交通等建设。(21)
蒋介石基本接受了蒋百里与法肯豪森等人的意见，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加以修正完善，在抗战爆发前后，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国防地理部署思想。1935年7月4日他向国民政府上层明确宣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22)蒋介石的这一国防地理部署设想，概言之，就是以南方为主线，以西南、西北为后方。1936年7月他对美籍财政顾问李滋罗斯说：“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等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23)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曾指示，华北黄河流域平原地带不利我军与日军之机械化部队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24)
国民政府当局根据上述国防地理部署设想，在抗战爆发前数年就积极组织实施：
1935年蒋介石建立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与“峨眉训练团”；1937年召开“川军整军会议”，筹建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基地。从1935年起，蒋介石下令在长江沿线加紧建设国防作战设施，在武汉建“国防作战中心”(25)，在沪京杭地区修成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吴福线）、无锡至澄江（锡澄线）三道国防线，同时，在武汉、南昌、南京等地建立重要的军事后勤通讯补给基地、兵站、弹药仓库、野战医院等，加紧修建交通干线与战略通道。在华北地区，蒋介石指示在北平、天津以及太原、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加紧筹建国防设施，其中以黄河一线为防守重点，督建“河防长城”。
以上国防地理部署与国防设施，在抗战开始后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国防地理部署规定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向与作战重心
随着我国确立了持久战战略与以西南为大后方基地的国防地理部署，开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向与作战重心也就随之确立。
抗战全面爆发前，日军在华的部署主要是：在东北与平津一线驻扎重兵（主要是陆军），虎视华北；在上海有部分驻军（主要是海军），觊觎沪宁。若战争爆发，日军利在速战，其大规模进攻的路线不外有如下几条：一是从上海沿长江西犯，向中国首都南京与武汉进攻；一是由平津一线进攻华北，其中一路入山西，进而经陕西汉中，包抄四川云贵，这是当年元军南下灭宋的路线；一是沿平汉铁路南下，越黄河，占郑州，然后取武汉，控制华中，将中国东西一截为二；还有一路是沿津浦铁路南下，取山东，下徐州，进抵长江，与从上海西上的日军会师。
以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与经济特点而论，日军从上海西犯的一路，只能沿长江仰攻，在湖沼山地作战，不能发挥机械化的效能，费时费力，虽能逐步占领上海、南京等一些东南城市，却并不能给中国战力与经济力以重大破坏；中国军队正好可以利用既设国防工事与复杂地形，节节抵抗，逐步后撤，掩护中国军政中心与经济中心按计划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并且在长江两岸摆开与敌周旋的战场，从而形成中国所希望的持久战的战略局面。
相反，日军从华北进攻，从山西西进汉中包抄四川云贵，将使中国的西南大后方基地陷于崩溃；经河南占领武汉，将截断中国的东西联系，破坏中国军政与经济中心从东南向大后方的战略撤退——这两者都将给中国的持久战战略与国防地理部署造成极大的威胁与危害。
中国一些有远见的军事家，早就根据中国的地理特点与历史经验以及对日方战略思想的研究，预见到日军在未来侵华战争中的战略进攻路线。蒋百里在20世纪初从日本留学回国，就判断日本侵华必经由朝鲜先向中国东北下手，然后再吞灭华北，步步进逼，因而他当时两度去东北，企图建立巩固的东北国防。后来在30年代初，日军果然先后侵占东北与热河。蒋百里担心日军仿元军与清军南下故技，多次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华北防务。蒋介石也曾就学于日本军校，对日本的侵华战略思想有所了解。他在抗战爆发前就曾忧心忡忡地思谋对日军作战的重心，说：“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身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这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京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保守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届时他就败了(26)”。抗战爆发后，眼看着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并将从华北西进与南下，蒋介石对此十分担心，对部下说：“敌如越黄河南下，斯真不（得）了。”(27)为此，他一方面下令，在南口与山西，在黄河沿线，组织有力防御，阻击日军西进与南下；另一方面于1937年8月中旬在上海主动发起对日军的进攻，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28)，有目的地扩大上海战事(29)，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进而引诱日军南下，改变日军在华的兵力部署与主攻方向，形成有利于中国持久抗战的军事态势(30)。
国民政府在组织与实施上述作战方针上也存在严重的失误：在上海战场上，集中了过多的兵力，战役时间迁延过长，胶着过久，兵力消耗过多，未能有效使用既设的吴福线工事作战；在华北战场上，未能充分注意黄河北岸广大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未能利用其复杂地形组织起积极的防御，使黄河防线过早暴露在日军炮火下面。
中共方面在抗战初期，十分重视华北地区的战略作用。这一方面因为华北是阻敌南下的屏障，另一方面华北有极广阔的山地与平原，有许多理想的战场，既便于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也便于游击战的展开。因而中共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仍以华北问题为中心”。(32)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按此方针，在华北各地实施战略展开，不断打击敌人，创建多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在长江流域与黄河以南地区的作战。
五、中国地理特点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33)
首先是中国国土辽阔，敌占地区面积广大，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广大的回旋余地。中日开战初期，中国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撤退，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的大片地区沦于敌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战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34)日军最多只能占领与控制住几个大中城市与几条交通干线，而对于占领区的广大乡村必将无力顾及。这就为在敌占区发动与开展大规模的、独立自主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争，以及建立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毛泽东说中国国土辽阔，地区广大，“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35)
其次，广大的敌后地区地形地貌复杂，为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可能。第一是山地。敌后地区的许多著名的山脉，如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为此，毛泽东号召：“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36)第二是平原。敌后有广大的平原地区，如冀鲁大平原、苏皖平原、江汉平原、苏南平原等等。毛泽东说：“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37)第三是河湖港汊地区。敌占区这类地区不少，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较之平原地带为大。毛泽东号召：“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38)
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极大影响与改变全国的军事布局与战争态势，形成中日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占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39)在敌后的游击战争与内线主力军互相配合，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与包围敌人的天罗地网。毛泽东指出：“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40)
但是，综观整个抗日战争过程，国民政府当局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认识上是忽视的，在部署与指挥上是不力的。敌后游击战争主要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承担。中共领导的部队利用敌占地区的广大与地形的复杂，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苏北、淮北、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同毛泽东所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41)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中，利用中国地理特点与其他各种条件，制订与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蒋百里先生全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②《蒋百里传记资料》第三册第12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③、(18)、(19)陶菊隐：《蒋百里传》第136、55、9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傅斯年：《日寇与平津》刊《独立评论》第13号（1932.8）。
⑤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38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⑥、(22)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3月版。
⑦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刊《外交评论》第三卷第11-12期（1934年12月）。
⑧、(23)、(26)蒋纬国：《中日战争之战略评析》，刊［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1985）。
⑨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刊《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11页。
⑩、(11)、(12)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第654卷15第122、卷16第16页。
(13)、(15)、(16)、(39)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刊《毛泽东选集》第2卷。
(14)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3卷第10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10月版。
(17)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刊《群众周刊》第1卷第5期（1938年）。
(20)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1935年7月）刊《独立评论》163号。
(21)［德］法肯毫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1935年8月）刊《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4)、(30)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28)《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7)《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1年影印版。
(29)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135页。
(31)《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3月版，第139页。
(32)《何应钦筹划军事有关会议的记录和文件》，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33)、(34)、(35)、(36)、(37)、(3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刊《毛泽东选集》第2卷。
(40)、(4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刊《毛泽东选集》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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