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的伊斯兰教及其对俄罗斯地区冲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加索论文,伊斯兰教论文,俄罗斯论文,其对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研究伊斯兰在今日高加索的存在形式及其与地区冲突的联系。对“今日”这一时间的强调并非偶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该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本地宗教生活的面貌。伊斯兰的作用近些年来不断增强，并逐渐深入到高加索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遗憾的是，一方面，高加索的伊斯兰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另一方面，各方对极端情绪在穆斯林中的传播关注过度。总之，对高加索伊斯兰的研究较为片面，而还原伊斯兰与本地区冲突的真实联系是非常有趣且有益的。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冲突性的”与“平和的”伊斯兰，亦或这些仅仅是传言？宗教意识形态究竟是地区冲突的首要原因，还是掩盖真实原因的幌子？作者以自1998年起所做的多次田野调查为基础，尝试在本文中回答上述问题。
当代伊斯兰教发展趋势
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是从两个方向渗入高加索的：逊尼派的沙斐仪派及什叶派的伊玛目派由南部的两河流域及伊朗地区传入；逊尼派的哈奈斐派由北部中亚地区经金帐汗国传入。这些派别分支都对高加索伊斯兰的发展产生过苏菲主义的影响。[1](112)
当代伊斯兰教在高加索地区的传播有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认为，传统的高加索伊斯兰地区主要有以下几个：
1.阿塞拜疆：以什叶派信众为主，北部有少数逊尼派教徒。
2.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以逊尼派沙斐仪派信众为主，受苏菲主义影响较深。
3.高加索中部及西北部：以逊尼派哈奈斐派信众为主。
4.阿布哈兹及阿扎尔：以温和的名义上的逊尼派哈奈斐派教徒为主。
阿塞拜疆的情况有较大变化。这一地区的逊尼派势力急剧上升。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来自北部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来自这两个地区的逊尼派瓦哈比派教徒大量涌入阿塞拜疆。2000年之后，逊尼派教徒逐渐在阿塞拜疆巴库和其它主要城市占据多数地位。[2](268)另一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来自土耳其的影响以及阿国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限制地区交流等手段控制伊朗方面的影响。这也使得逊尼派信众人数大幅度上升，甚至部分从前的什叶派教徒也转为逊尼派。历史上，阿塞拜疆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教徒比例一直稳定在85%：15%左右。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据统计，逊尼派教徒已经占到信众的30%，某些数据甚至认为这一数字已逼近50%。
高加索北部的情况也发生了剧烈变化。逊尼派哈奈斐及沙斐仪两派教徒的接触不断加深。主张取消逊尼派内部教派划分的呼声愈来愈高。时至今日，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们正在经历“伊斯兰全球化”(исламска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居住于城区的年青一代穆斯林信众，他们尤其主张取消伊斯兰教徒的种族及国别划分。
“伊斯兰全球化”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是主张取消信仰内部的派别划分，承认信仰伊斯兰的所谓统一民族/群族(община)-米拉(милла)，并以信仰身份取代民族身份。在这一主张之下，信众的公民政治身份被放到了从属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遵循伊斯兰的传统价值，而祖国则被认为是信众居住地的纯粹地理概念。伊斯兰世界在地域上的多样化被完全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寻找一个全能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可以统一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信仰。
由此而来的第二个特点可以归结为原教旨主义化。根据“伊斯兰全球化”倡导者的主张，唯一值得遵从的宗教经典是古兰经和圣训，而伊斯兰十四个世纪以来的其余经典都可忽略。据此，为领悟教义的神秘微妙而做的各种休养和教育上的努力也都是不必要的，只需掌握基本教义经典即可，甚至可以对其加以个人化的解读。这一主张助长了青年教徒的极端主义情绪。
第三个特点：信众的联络和组织网络化、积极化。网络化的组织架构有利于信息和各类运动的传播，对于打入某些偏远或不甚友好的团体尤为有效。[3](156)对于诸如达吉斯坦等苏菲主义影响较重的传统伊斯兰地区来说，这种新的形式本不具有吸引力。不过，政府层面上的各种惩戒性的防御措施也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青年伊斯兰的网络组织在达吉斯坦还是迅速传播开来。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极大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如今的伊斯兰青年群体是一个非地缘性的概念。青年人可以借助新技术建立起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平台。在俄罗斯，纳尔奇克的年轻人在建立强大的地区实体信众组织的尝试失败后也转向了互联网平台。①
通向“伊斯兰全球化”之路
上述的这些“全球化”形式都具有非正式、民间的色彩，然而这其中蕴藏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官方的伊斯兰组织意识到了它们的影响，并尝试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
这其中伊朗的例子最为明显。众所周知，伊朗一直想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伊朗政府明白，过分强调自身的什叶派色彩只会使国家更为封闭。因此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新的信仰集合点。在位于库姆的伊斯兰研究中心，他们不止进行什叶派教学研究，同时也教授逊尼派经典。伊朗学者们正尝试建立一种能够符合什叶逊尼两派观点的古兰经解读体系。该国知名的阿亚图拉塔兹希里领导了位于德黑兰的一家旨在统一伊斯兰各教法的组织，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而伊斯兰世界大一统的核心驱动力自然是年轻的信众。这一趋势在俄罗斯也逐渐显现。在高加索，这一流行于城市年轻信众间的潮流被命名为“新伊斯兰”，与传统的“旧伊斯兰”对立。这一明显的对立色彩之下充满隐患。我们不能认为这只是一小撮激进的年轻人的小众行为而置之不理。年轻人中的这一寻找大一统伊斯兰的风潮使得穆斯林群体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更为艰难。在俄罗斯，我们一方面看到社会范围内对穆斯林的怀疑与排挤；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穆斯林群体内部的纷争。穆斯林群体内部的矛盾焦点在于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
“传统的”与“非传统的”伊斯兰
有关“传统的”与“非传统的”伊斯兰之争是十分重要的。“传统的”伊斯兰应该是官方的，居绝对主导地位。对于俄罗斯的学者来说，这些争论还有一定的方法论上的意义。然而，就像我说的那样，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派系众多，纷繁复杂，将其中的某一个派别官方化是不现实的。高加索的各共和国都应该有自己的官方伊斯兰信仰，有关问题应由本地穆斯林宗教事务局(Духовноe управлeниe мусульман)来解决。
在北高加索地区，代表官方立场的穆斯林宗教事务局在吸引信众上处于劣势。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机构保守而臃肿。政府支持他们在国家层面上代表穆斯林信众的利益。他们拥有几乎完全的官方地位，却对当代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反应缓慢。[4](62)而与之平行的非官方组织却表现得灵活而务实。整个19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的前五年，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伊斯兰中心”都是该地区穆斯林宗教事务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后，该中心转型为伊斯兰研究所，是年轻信众的合法组织，有明确的中央集权化的组织架构。两家机构长期竞争，前者视后者为具有瓦哈比色彩激进组织，并企图利用国家权力机关施压。其部分做法甚至带有反伊斯兰的色彩。比如，进入2000年后一段时期，该地区内的所有清真寺都被关闭了，仅在周五祷告时开放一小时。部分当地青年人因一日祷告五次而受到处罚，着装传统的伊斯兰女子被视为恐怖分子，不少伊斯兰青年在警察局里遭到了暴力审讯。[5](303-325)这一系列行动使得后者的领导人态度日趋激进，并于2004年在与巴萨耶夫会面时决定加入其反俄武装组织。
事实上，当瓦哈比派在高加索地区得势时，他们严格控制了其它伊斯兰派别的活动。比如，他们对伊斯兰解放党的活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整个后苏联时代，高加索地区没有发现该党的任何组织。而瓦哈比派在高加索的衰弱也使得伊斯兰解放党于2007-2008年开始进入达吉斯坦等其它北高加索共和国。
达吉斯坦的情况较为特殊。这是整个高加索地区最伊斯兰化的共和国。该地区绝大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人口三百万的达吉斯坦共有两千余座清真寺及十三所伊斯兰高等学府。
达吉斯坦伊斯兰教的多样化特征 该地区的宗教发展状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就处于严重动荡中。此地的穆斯林先是从北高加索穆斯林宗教事务局的管理下脱离出来，并按民族属性进一步分裂。时至今日，该地区自己的穆斯林宗教事务局遭到半数以上的穆斯林信众否认。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既与当地宗教自治组织的苏菲主义色彩有关，也有宗教派别纷争的原因。达吉斯坦地区的伊斯兰群体远不止逊尼派的沙斐仪派、哈奈斐派，什叶派、苏菲派等，还有持原教教旨立场的激进派，少数支持伊斯兰解放党的派别以及本土的地下分裂教派团体。这些都对当地局势产生影响。达不成统一的伊斯兰无法发挥稳定的作用，无法对消除地区紧张、缓解社会问题做出实质贡献。相反，宗教派别的纷争倒是当地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之一。这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代沟问题。年青一代不再愿意遵循老一辈的传统，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着再认识。青年伊斯兰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是达吉斯坦地区，也是整个高加索地区的问题之一。
传统与身份危机 当今达吉斯坦的社会相当多元化。从文化层面上看，达吉斯坦的城市相当伊斯兰化，居民的举止和道路交通简直像开罗。而实际上伊斯兰的传统主要还是在乡村得以保留。即使是在乡下，年轻人也离传统越来越远。原有的以整个村子为单位的传统保存机制被破坏了。伊斯兰传统的继承与延续被严格控制在家庭和族人之内。[6]在这个范畴之外，年轻人不受任何约束！年轻人的某些行为经常引起社会冲突。他们本身也正在经历身份认同的危机。达吉斯坦的社会学家萨义德·阿卜杜拉·加托夫认为，当今年轻人的意识体现出矛盾的双重性特征。他就此对达吉斯坦的年轻人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的年轻人在文化上认同伊斯兰，并认为教旨所规定的准则比世俗生活的原则更为重要，而事实上他们对这些都不在乎。[7]而俄罗斯国内近些年来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社会中的反高加索情绪使得年轻人的自我认知越来越背离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性。
隔代差异及宗教极端主义 隔代差异及代沟问题在达吉斯坦相当严重。受全球化大趋势及“伊斯兰全球化”的影响，本地原有的稳定的隔代交流，文化、技艺、传统的传承模式被逐渐打破。穆斯林中越来越流行大一统的伊斯兰观念，人们期望它能消除宗教内部的派别纷争。就如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达吉斯坦本地的青年也热衷于建立跨地区的社交团体。互联网上流行着新一代的“网络精神导师”(элeктронный муфтий)，被青年人所推崇。[8]这些“导师们”所颁布的各类教令往往不考虑各地复杂情况，而是一味宣扬所谓的大一统性。官方的宗教领袖则死死抓住传统不放，并因此失去在青年人中的威望。青年人对当代达吉斯坦社会中的问题高度关注。他们对社会中的腐败问题体会尤其深刻。中学的教学和考试贯穿着贿赂的影子，且这一情况持续到大学。为升入大学需要行贿，而之后的一场场大考小考也离不开这些。学业结束后的就业更需要行贿。已经成功就业的人知道，如果有谁肯出更高的价，那么他将被立刻换掉。富豪和高官子弟则早已占据了国内的各类要职。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也难以出人头地。[9]而最为危险的还是由此引出的达吉斯坦青年一代的“腐败意识”。调查显示，达吉斯坦的大学生们认为国内反腐的前景堪忧，且不认为自身能在此方面有任何作为。这些达吉斯坦未来的精英们这样说道：“现实一点的话，应该容忍腐败。应该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当我们不可避免(因腐败)违法犯罪时，我们得有逃脱的余地啊！等我们有机会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了，我们肯定也会受贿。跟钱过不去是不现实的！”[10]
严重的腐败、自身发展无望使得年轻人的反抗情绪日趋严重。即使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认为，引入沙里亚②是解决达吉斯坦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10]一小部分激进的年轻人选择加入武装反对派，大部分年轻人则还是选择劳动移民。达吉斯坦劳动力相当富裕，每年通过劳动移民向外输出一万人左右。[11]后苏联时期的劳动移民有着自己的特点。在遇到不良的居住条件或者周遭环境的敌意时，达吉斯坦人迁移到新的地区，并建立起本族的聚居地。[12](348-408)这种聚居方式是条件所迫，对他们融入当地环境造成极大障碍，也对俄罗斯民族在政治层面的融合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境内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达吉斯坦及其他北高加索地区民族的聚居区。他们往往占据当地的某一行业，与当地居民绝少交流，引起当地民众的敌意与不满。达吉斯坦的年轻人不断流向俄罗斯的大城市和石油天然气开发区，他们的到来引发了当地的紧张情绪。背井离乡后，他们对自身伊斯兰身份的认同感大大加深，并以此作为在新的不甚友好的环境里的精神依托。这种“再伊斯兰化”(рeисламизация)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往往对伊斯兰精神的各种极端化的解读更为感兴趣。
潜在的反抗因素 通常认为，达吉斯坦的反对派伊斯兰势力主要有萨拉菲派、瓦哈比派等构成。然而，在传统的温和派里其实也有隐藏的反抗情绪。比如，达吉斯坦著名的谢赫萨义德·阿凡迪(Саид-афанди)③就面临一些苏菲派支持者的挑战，他们阻碍着来自官方的支持。他们认为，目前的伊斯兰教权掌握在不可靠的人手里，既然不能与官方进行公开武装对抗，那么起码可以尽量淡化与官方的联系。这无疑也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萨拉菲派的确对官方抱有敌意，他们想建立自己的政治体系。但是在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萨拉菲派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智士阶层。如今，他们中已经没有类似于阿赫塔耶夫(Ахмадкади Ахтаeв)④这样的人物了。当然，对官方来说，这无疑是与伊斯兰极端运动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胜利。然而，应该看到的是，失去了智士阶层的萨拉菲派瓦哈比派的极端立场变得更为绝对混乱了，已经很难在他们中找到可以正常对话的代表性人物了。
对话的问题 2010年，达吉斯坦新一任领导者马戈梅多夫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开启了促进伊斯兰各派别对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部分萨拉菲派信徒建立起了政治性的组织“阿赫琉·苏纳”(Ахлю Сунна)，作为穆斯林反对派利益的代表。官方取消了针对萨拉菲派的镇压手段，国内多个城市的萨拉菲清真寺得以恢复活动。在首府马哈奇卡拉等地，萨拉菲派的商人由地下转为地上，并进入市内的大型商贸中心。尽管多数专家对马戈梅多夫的这一系列举措所取得的成果和前景表示怀疑，但这其中与反对派对话的努力还是相当可贵的。同时，萨拉菲派中的温和势力也对官方的努力表示欢迎，不过，他们也说：“我们已经走出地下，但我们也时刻准备重新转回地下，因为我们无法确信官方的这一立场是否严肃而持久的。”[10]国内不信教的群众则对官方的新姿态表示不满，认为其宗教色彩日益严重，他们对共和国首脑每周五定期参拜主清真寺表示批评。[7]达吉斯坦穆斯林宗教事务局对官方的态度给以了一定的舆论支持。[13]然而，专家们认为，他们(宗教事务局)实际上将官方的举动视为一种出卖。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与萨拉菲派、瓦哈比派进行斗争，因此无法找到任何与其和解的基础。[9]而当莫斯科突然撤换该共和国首领之后，事态发展更加不明朗了。新上任的阿卜杜拉提波夫对局势是个什么态度，目前还无人知晓。
“官方”苏菲派的立场 与车臣和印古什的苏菲派不同，达吉斯坦的苏菲派追随的是在世的谢赫。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萨义德·阿凡迪，达吉斯坦过半的苏菲派信徒都是他的追随者，他们还控制着达吉斯坦穆斯林宗教事务局。阿凡迪的学生们掌握了达吉斯坦北部众多城市的大权。达国内不少高层政要也都尊他为师。但围绕着阿凡迪的这批人绝不是什么黑社会，他们没有任何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据为己有的意图。这个团体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如果需要通过自己的人在国家层面上谋取一些利益，苏菲派们也是不会犹豫的。由于手中握着强有力的资源，苏菲派们经常可以积极干预国家层面的各类事务。比如，他们对国内的出版物实施严格控制。2010年3月，萨义德·阿凡迪的追随者们在几家大书店集中收缴了一批被穆斯林宗教事务局所禁的图书。苏菲派的一系列举动激化了国内信众与非信众间的矛盾。
非信众与信众的相互关系 达吉斯坦的信众群体是相当庞大的，这一特征在国家社会政治层面也有所体现。在保守派信众们的支持下，宗教领袖们与世俗的各类活动家展开积极论战，甚至开始干预社会生活中与宗教毫无关系的方面。比如，他们干预科学领域的种种争论，试图对国内的出版业加以控制，并主张对部分书籍实施禁令，他们甚至坚决反对俄罗斯流行歌手们来达吉斯坦演出。与俄罗斯东正教会(РПЦ)的主张相似，他们认为在中学内应该开始有关伊斯兰信仰的必修课程。前者对在俄中小学开设宣扬东正教信仰、普及宗教文化课程的鼓吹使得达吉斯坦的保守信众们针对伊斯兰教课程的要求显得更为理直气壮。这其中不仅是课程设立的问题，还包括是否将传统伊斯兰服饰引入公立的世俗学校、准许男孩女孩同校学习等。在持续的过程中，部分坚持世俗观点的人遭到了迫害与镇压。2010年，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就曾因此被枪杀。[14]奇特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原本不共戴天的苏菲派和萨拉菲派却站到了一起。苏菲派的长老们找准一切机会宣扬自己与达吉斯坦国家世俗本质相悖的主张。当宗教领袖们的做法超越了达吉斯坦世俗宪法的规定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来自世俗社会的反抗。不过，专家们指出，部分针对宗教领袖们的诟病是不公正的。比如，认定达吉斯坦的宗教教育体系将把世俗教育排挤出去就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推崇宗教化教育体系的团体非常少。世俗教育的优越性是大家所公认的。除此之外，专家们认为，饱受争议的达吉斯坦的伊斯兰高等学府实际上也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为那些无能力进入世俗高校的学习的年轻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在这些宗教学府里，年轻人获得免费食宿，并接受充满苏菲色彩的伊斯兰化教育，与极端主义和武装冲突隔绝。[15]
地区视角下的伊斯兰政治观念：理想和现实中的哈里发国家
近些年来，北高加索的分裂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民族分裂运动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存在了。从一开始的将车臣从俄罗斯版图中分出去的努力，时至今日，分裂活动已演变为“将穆斯林从‘不可靠的人’掌握的国家政权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伊斯兰的政治化(политизация ислама)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现象。穆斯林涉足政治领域的方式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在此，我们要考察的是“伊斯兰国家”的观念对高加索穆斯林的思想和生活实践的影响。
在如今的俄罗斯，恐怕没有比伊斯兰运动更为政治化的宗教运动了。这一政治化过程同时反映在穆斯林的思想和生活实践中。我们的目的在于弄清哈里发国家概念与穆斯林政治化的关系。为此，我们需要对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群体的观念和生活实践做一番介绍。
哈里发国家这一概念是北高加索地区各类舆论中的常见词。官方认为，该地区武装恐怖分子的终究目标就是要建立哈里发国家。⑤然而，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看不清伊斯兰内部各派系的复杂关系和主张。他们认为，既然是与俄罗斯官方作对，那么就肯定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形式，也就是说所谓的哈里发国家。且官方对问题的解释摇摆不定：要么认为武装分子是要建立统一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家，要么又说武装分子只试图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哈里发国家。目前，有关俄罗斯穆斯林政治化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研究非常之多，而这其中我们找不到一部分析上述问题的政治信条及其与哈里发国家理念关系的著作。俄罗斯国内外研究北高加索伊斯兰问题的知名学者有不少，包括А.В.Малашенко，А.А.Игнатенко，Д.А.，Нечитайло,И.П.，Добаев,Э.Ф.Кисриев,К.М.,Ханбабаев,А.Кныш,Г.Емилянова等，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同样看不到相关的详细论述。⑥美籍知名伊斯兰学者А.克内什(А.Кныш)出版过一部论述2007年出现的“高加索酋长国”的著作，但他也没能涉及这一恐怖组织针对哈里发国家建设的提法与理念。多数学者的研究关注的是俄罗斯穆斯林极端化过程，并将其与政治化过程等同起来。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真正的穆斯林政治化过程是非常有趣而多样化的。与穆斯林政治化进程紧密相关的还有俄罗斯境内支持引入沙里亚的呼声。在北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是沙里亚思想最盛行的共和国之一，其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在青年网络论坛里经常可以看到对于现任政治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不满的言论。这其中的许多批评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达吉斯坦，官方所宣扬的宗教信仰的表象和实际生活的本身相去甚远，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腐败中，刑事案件多发，各类丑闻不断。一小部分青年人就此走上地下武装的反对派道路，而多数的年轻人还是在被动观望，试图找到个人的出路。我曾经多次参加在马哈奇卡拉举办的面向青年学术精英的论坛，与会者们几乎都对引入沙里亚表示欢迎。青年人们公开表示，他们将支持沙里亚政权。我们有理由认为，达吉斯坦的知识阶层已经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做好了准备。这其中有不少原因。首先，我们看到的当然是对现任政权的不满。较为普遍的意见是他们(现任政权)的表现抹黑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与准则。就如苏联时期一样，达吉斯坦的年轻人在私家的各类“饭桌会谈”中常常可以听到有关政府腐败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细节。年轻人都清楚，考入大学需要大笔贿赂资金，而之后的学习也将与各类大大小小的腐败相伴。然而，没有学历的话，也就完全没有出人头地的希望。找工作同样需要行贿。而所谓的私营企业领域也早就被某些民族的群体占领了。年轻人们认为，引入沙里亚必将带动政治领域的改朝换代，从而有助于解决如今的这些社会问题。将沙里亚看作是根治一切社会痼疾的良药也是达吉斯坦社会的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人们看不到达吉斯坦国内缺乏引入沙里亚的历史土壤，且沙里亚本身的许多方面也与现代生活相悖。对他们来说，沙里亚简直就是完美的法则。年轻人们甚至已经开始从自身行动起来。相当一部分的萨拉菲派年轻人从事私人买卖。他们认为，这是符合先知默罕默德的教诲的。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又与达吉斯坦的腐败体制密切关联。也就是说，他们建立起了只面向自己人的稳定而舒适的交际圈，并以此为基础践行自认为正确的沙里亚准则。通过建立个人生活和经营的实践，他们将自己对沙里亚的理解引入当今达吉斯坦社会。年轻人们认为，沙里亚是可以应用于生活所有方面的万能准则。比如，他们觉得，如果对偷盗受贿的人执行断手的刑罚的话，腐败就会绝迹。对国家的管理应该在“舒拉”(Шура)⑦的基础上进行，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统治应由一人完成，此人需由信众多数选举产生，其执政权力由长老组成的舒拉所限制，统治的公正性由沙里亚准则和来自社会的监督作为保证。
达吉斯坦国内还出现了另一种进入沙里亚准则的模式。沙里亚避开官方的许可在许多苏菲团体内部被认可和执行。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他们的情况有所不同。原因就在于苏菲派并不追求与社会隔绝。他们在谢赫追随者的引领下融入社会，并协助谢赫确立在达吉斯坦国内政治、经济、科教、传媒各个领域的影响和权威。因此，他们经常引起萨拉菲派的敌意，后者将达社会诸多问题归罪于他们。总之，在苏菲派身上，我们看到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伊斯兰国家化的努力。
应该看到，沙里亚的引入并不总是直接与哈里发国家的建立直接相关的。明确宣称要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要是两股势力：激进的瓦哈比派和伊斯兰解放党。瓦哈比派激进分子于2007年宣布建立“高加索酋长国”，并称将并入未来的哈里发国。“高加索酋长国”的势力范围并不大，却大张旗鼓地搞起政权建设，确立了一系列权力机构，甚至包括税收体系。他们的活动不仅受到俄罗斯官方的打击，也遭到同派系内部的敌视。
伊斯兰解放党与北高加索各伊斯兰派别的关系则是非常微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在此都没能真正扎根。直到2008年，才有迹象表明北高加索地区开始出现他们的稳定组织。而相关情报正是来自对他们极为不满的萨拉菲派。从旁观的角度来看，事态的发展似乎有些令人不解。各方势力都是想要建立集合伊斯兰各部的统一国家。达吉斯坦的部分亲苏菲派教徒就不大明白，为何瓦哈比派无法容忍伊斯兰解放党。事实上，这些年来，萨拉菲派在北高加索一直行使着某种垄断性的权力，从不放伊斯兰解放党进来。这一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们不仅在人身上对伊斯兰解放党进行控制，还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击，发行了一系列反后者的宣传册子，对其进行揭露。
伊斯兰解放党在北高加索的出现远非偶然：他们的两个敌手在相互争斗，而国家官方没有能力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督控制。早在此之前，该党势力就曾尝试渗入北高加索地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萨拉菲派曾在高加索的穆斯林中进行过大规模的反伊斯兰解放党宣传。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萨拉斐青年激进分子头目阿斯特米洛夫(Анзор Астемиров)和库达耶夫(Расул Кудаев)还翻译了阿拉伯语的反伊斯兰解放党资料，出版了宣传手册。这些资料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⑧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行动打击该党。首先是针对激进的年轻人组织了一系列培训班，对他们进行反伊斯兰解放党宣传；其次是在国家层面上广泛印制散发相关宣传资料。他们利用自己严密的组织网络全方位控制该党的活动分子深入本地区。
伊斯兰解放党与萨拉菲派的矛盾同上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矛盾相似：双方想通过不同手段达到同一目的。如果说伊斯兰解放党走的是一条相对平和的道路，以思想意识的影响为主的话，那么萨拉菲派的立场则要激进得多。他们主张摧毁由“不可靠的人”统治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伊斯兰国家。在萨拉菲派激进分子看来，今日北高加索的圣战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进行，除此之外的任何手段都被视为对伊斯兰的背叛。由于遭到多方限制，目前他们的斗争主要以恐怖袭击的方式进行，打击目标为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支持者。对伊斯兰解放党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斗争方法是不可取的。他们主张循序渐进渗透进社会并施展影响，从改变人的观念入手，进而影响社会的变革。因此，他们鼓励成员进入目的地区域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权层面。总之，两方势力在行动上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出版的一本反伊斯兰解放党宣传册上，该党被描述为企图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鼓动和进而的政变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宣传册的作者认为，该党的宗旨有悖于逊尼派传统和原则。他们还对该党的组织结构加以抨击，称该党将自己的活动区域叫做“臣服区”。然而，在2007年建立“高加索酋长国”后，他们也对自己的活动区域冠以同样的名字。这其中，两派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北高加索地区的第三股重要势力是苏菲派。他们同样想要在这里建立伊斯兰秩序。苏菲派的做法也是逐渐让谢赫的众多门徒深入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他们对竞争对手伊斯兰解放党的出现也表现出敌意。不过，苏菲派至今还没有意识到伊斯兰解放党带来的真正危险，因此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对行动。但我们认为，在可见的未来，双方的激烈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长期被局部内战所困扰的北高加索地区来说，伊斯兰解放党所提出的相对和平的变革之路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号召已经习惯苏菲派思想的达吉斯坦人不要被社会上的顽疾所吞没，而是要通过改变穆斯林信徒的意识来进行社会变革。因此，他们提出的是某种中间道路。这里面既保留了萨拉菲式的社会批评色彩，同时又去除了他们所提倡的隔离与暴力手段。尽管如此，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还是没能真正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开来。与之相比，“高加索酋长国”倒似乎更成功一些。与之类似的运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经流行过一阵。在当时而言，类似运动使得本土的伊玛目的存在变得可能。尽管彼时多数的逊尼派教徒都承认了奥斯曼苏丹的伊玛目教规，达吉斯坦和车臣当时都受到奥斯曼哈里发的间接控制，但本地的伊玛目们还是尽力保持了一定的权力。
在伊斯兰世界开始分崩离析，先是同时被几个哈里发把持，后来又丧失哈里发的权力这一整个过程中，穆斯林们尝试过多种社会政治构建的途径和方法。形式上所有在阿拉伯哈里发国覆灭后在位过的统治者都承认哈里发的主权。他们中几乎没人对这一主权发起过什么挑战。他们中的多数都属于“埃米尔”，统治各酋长国。在穆斯林的意识里，酋长国是一块砖，整个伊斯兰世界就是由一块块这样的砖堆起来的；在遥远的未来，它们也将聚合成统一的哈里发国，将整个伊斯兰世界集合起来。换句话说，以沙里亚为基础的穆斯林国家的构成，就是一个个地区性的哈里发国。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车臣和达吉斯坦的伊玛目结成的政教合一的伊玛目政权(1829-1859)。该政权曾在19世纪早期成功抵制了俄罗斯势力在本地的扩张。因此，有过成功的建立区域性哈里发政权经验的北高加索地区在21世纪初在此转向这一政权形式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历史多少有些重复自己，近二三十年来，这一地区有关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念也是与圣战联系在一起的。萨拉菲派激进分子代表人物之一拉苏洛夫(Ясин Расулов)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书，题为《北高加索的圣战：支持者与反对者》。[16]他在书中指出，苏菲派与北高加索地区的圣战毫无关系，而萨拉菲派的激进主张对本地区来说则是毫不陌生的。
新时期该地区的圣战是以车臣独立战争为起点的。参战各方目前都在重新审视这一情况。部分有影响的老兵在伊斯兰传教士的影响下开始重新考虑斗争的意义、目的和原则。这其中巴萨耶夫(Шамиль Басаев)的例子最为典型。他在“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当政期间曾经提出要将圣战扩大到车臣之外的地区，并吸引其他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加入。他曾对高加索的诺盖人做工作，在车臣境内设立特别的诺盖区，给他们进入议会的名额。他的这一做法明显取得了成功。对他心存感激的诺盖年轻人成立了武装组织，替他打仗。巴萨耶夫甚至把手伸到了卡巴尔塔-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2000年代中期，那里已经出现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巴萨耶夫与其领导人取得了联络，吸引他们加入。与此相关，在2004年曾经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在合法化的努力失败后，该组织的领导者阿斯特米洛夫决定加入车臣的圣战，并于2004年突袭了本地的国家毒品防控中心办事处，抢走了大量武器，交给了极端分子的武装。不过，卡巴尔塔-巴尔卡尔人很快明白，他们是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不再肯听从“车臣小弟弟”的指挥。在他们的努力下，车臣的头目们终于明白，单独争取车臣的努力是落后且徒劳的。两方交流之后，车臣方面的首领决定放弃单独争取车臣的独立，而是将争取整个高加索地区的独立提上日程。
阿斯特米洛夫从古兰经和圣训里找出了大量训诫性的例子。在他看来，狭隘的地区性民族主义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问题。他主张高加索的所有民族都应以穆斯林的名义团结起来，且这种可能只有在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内才可出现。在这个大一统的伊斯兰国家内，民众们都应按照沙里亚的规定生活。
高加索酋长国于2007年宣布成立。该政权的埃米尔乌马罗夫(Докку Умаров)的公告于2007年10月7日发布。他坐在圣战的黑旗下发表了一通混乱的演说，宣布放弃争取车臣独立，成立新的酋长国。在他看来，酋长国是穆斯林在大一统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强调：“我们是穆斯林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此相关的建国举动是非常严肃复杂的，而阿斯特米洛夫成了乌马罗夫的亲信。他负责建立所谓管理体系，包括以沙里亚为准则的法庭。他还对扎卡耶夫宣判。该宣判以沙里亚为依据，并没能够得以实施。酋长国还有自己的财政事务，他们对所掌握的名单上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并强迫征收2.5%的财产税。拒缴的话，商人们及其留在本地亲属有可能遭到严重的惩罚。被强迫缴税的商人几乎遍布俄罗斯各地。
对这一切做法，他们都加以伊斯兰特性的解释。酋长国的头目们钻伊斯兰律法的空子，以穆斯林的宗教税作为寄生的养料。在古兰经中，有关税收花费的解释只有一句模糊的“行于真主之路上”(на пути Аллаха)。伊斯兰神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通常的解释认为此处指的是钱应该用于建造传播伊斯兰信仰的学校、出版相关书籍及类似活动上。而武装分子们则宣称，他们将钱用于维持沙里亚法庭了，此外，战争也是一笔巨大的花销。[17]
如果说酋长国的实质是通向哈里发国漫长道路上的一个落脚点的话，那么互联网中有关该组织官方语言的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旁证。论战中涉及的语言相当多，甚至包括俄语(俄语目前是该组织实质意义上的官方语言，该组织建立的宣言是以俄语发表的，许多作战的公告也是用俄语发布的)。多数讨论围绕着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展开。支持后者的人称它是最后一个哈里发国的官方语言。目前，这些讨论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进行，所讨论的对象——酋长国也基本是虚拟的，然而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世界的轮廓已然可以触摸了。
高加索的伊斯兰世界远非一个非黑即白、非官方即地下，仅仅是传统与非传统对立的天地。这更像是一个马赛克拼接式的世界，各个谱系、派别交织融汇。伊斯兰在当代北高加索各国中占有重要地位，积极填补着当地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而热点地区大大小小的新旧冲突中，我们也总是看到伊斯兰的影子。对于这些，我们无疑应该清醒对待。很多时候，伊斯兰往往只是冲突各方掩盖真实目的的一个幌子。
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政治化前景还相当不明朗。许多支持引入沙里亚、鼓吹建立高加索酋长国的人对哈里发国家并无清晰的概念。官方在长期的反宣传斗争中往往简单地称此地的武装极端分子的目的在于建立大一统的哈里发国，这其实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①这一形式对进一步吸引年轻的激进分子参与“伊斯兰全球化”尤其有效。青年穆斯林中流行着某些“网络精神导师”的言论。这些“导师”们在互联网上传教，主要面向那些有条件上网的年轻人。他们的布道用英文写成或是配有英文译文。有了谷歌翻译等各种互联网翻译程序之后，语言对讲俄语的穆斯林来说已不是多大的问题。
②译者注：伊斯兰教法。
③萨义德·阿凡迪·奇尔基耶夫斯基(1937-2012)：苏菲派谢赫。2012年8月在恐怖袭击中丧生。资料表明，达吉斯坦国内50%的苏菲派信众都是他的追随者，其子弟控制着达吉斯坦穆斯林宗教事务局。
④艾赫买得卡迪·阿赫塔耶夫(1942-1998)：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之一。在1990年于阿斯特拉罕召开的全苏穆斯林大会上被选为乌里玛和埃米尔议会主席。阿赫塔耶夫是达吉斯坦萨拉菲派运动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曾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⑤除了官方之外，类似的成见也散见于各类学术著作中，最新的例子有：Galina Yemelianova.Divergent trends of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Muslim Russia.In:Russia and Islam.State,society and radicalism.Ed.by Roland Dannreuther and Luke March.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10.
⑥具体参见：Малашенко А.В.Исламск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и исламистский проект.М.,2006; игнатенко А.А.ислам и политика.М.:ИРП,2004; Нечитайло Д.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слламизм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М.,2006; Добаев И.П.Ислам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генезис,эволюция,nрактика.Ростов-наДону,2003; Alexander Knysh.The Caucasus Emirate:Between Reality and Virtuality.In:Keyman Program in Turkish Studies.Working Paper Series.Working Paper No.09-001.June 2009.
⑦译者注：伊斯兰教的协商制度。
⑧这些宣传册中的一本曾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青年激进分子中流传，后来被人传到了互联网上，具体参见：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аль-Ислямий(Партия Исламск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Перевели и подготоволи:Кудаев Расули Астемиров Анзор.Б.м.,б.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