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1]2004年在《陇东农村家族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家族及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它的内在机制和精神价值根深蒂固。在经历了多次制度变迁之后，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急剧转型，在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又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原理与方法，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结构——功能分析为研究框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家族文化的复兴为背景，通过对陇东农村地区家谱、祠堂和家族仪式等家族文化主要内容的田野调查，说明了家族文化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阐述了家族文化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承担的社会功能。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帮助减少农民参与家族文化活动的负面效应，弘扬家族文化的正面功能，为农村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支持，尤其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小康社会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考空间和研究的文化背景。
刘荣[2]2008年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家族文化及其功能——基于陇东农村的调查》文中指出文化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族是村落的主体结构,而家族文化则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记载和传承,分析研究家族文化的功能及变迁,对于弘扬家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促进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荣[3]2010年在《“影”、家谱及其关系探析——以陇东地区为中心》文中认为根据对陇东农村普遍存在的"影"、家谱及其中关系的调查,认为作为传统农村家族文化重要载体的"影"和家谱,在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应该正确看待"影"与家谱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社会功能。
刘京华[4]2013年在《陇东地区生态农宅适宜营建策略及设计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盲目化和无序化现象十分普遍，正在造成能耗增加、污染加重、耕地减少、传统文化缺失等诸多问题。如何在营建高品质的健康舒适农宅的同时又不会对环境、资源造成破坏，使农宅营建设计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当下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陇东地区的广大乡村，资源贫乏，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背景下，积极分析农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可持续角度探讨陇东地区农宅适宜营建策略和设计模式，对于提高农宅的经济性、实用性、坚固性、生态性和美观性，保留当地建筑特色，最大限度降低建筑能耗，实现节地、节能、节水和节材的“四节”目标，保证农宅建设与环境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陇东地区农宅作为研究对象，在综述生态建筑理论、适宜技术理论等国内外相关理论及实践基础上，概括了陇东地区传统建筑类型，界定了传统农宅的研究范围，分析了传统农宅的空间与功能、结构与构造、美学与社会以及热环境等方面的特征，指出目前传统农宅在实用、生态、美观方面基本适宜，在经济、坚固方面不适宜；列举了陇东地区新式农宅建筑实例，通过实地调查、问卷分析以及物理环境测试，得出新式农宅在实用、坚固方面适宜，而在经济、生态和美观方面不适宜的结论；从复合生态系统角度构建了陇东地区生态农宅适宜的营建策略，提出了适宜当地生农宅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策略；提出了生态农宅的节地、节能、节水和节材适宜设计模式；依据上述策略和模式进行了新农宅的方案设计，建立了比较模型，利用ECOTECT软件从温度、能耗、采光和经济性方面比较设计方案与传统农宅、新式农宅在生态性能方面的差异，进一步验证提出的适宜策略和设计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当地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可持续更新，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技术支持。
付玉琪[5]2018年在《故乡书写与家族文化记忆》文中研究指明要了解一个人，就要追问他的来处。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确定的、真实的、地理上的故乡，一个是魂牵梦萦的精神意义的故乡。细读马步升的故乡书写可以发现，他笔下的陇东早已超越地理名词概念，实现由实体形态升华为他的精神归宿，陇东具备了深层的文化含义。对于马步升
李姝莹[6]2016年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乡土舞龙探析》文中认为乡土舞龙作为民俗体育活动最具活力表现的一项传统项目,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经历了内容形式的变迁,在组织的缺失,人员的流失,以及功利思想盛行的当下社会,乡土舞龙该何去何从?是在创新中寻找一线生机,还是只能跟随历史长河走向消亡的边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以思田村为个案,分析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香火龙特点,并对香火龙内在逻辑和当下困境等问题进行解读,将为民俗体育研究提供个案深度的理论意义,以及对民俗体育未来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个案舞龙活动变迁的解读,得出以下结论:(1)思田村的香火龙主要有两种起源:第一,从岗脚李氏传承而来;第二,源起于王氏家族的舞龙。思田村香火龙的仪式过程主要分为织龙—接龙—舞龙—传杯—倒灯五个部分。(2)根据思田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思田村的香火龙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传统期以宗族为主的社会背景,适合香火龙的发展,主要呈现为内容形式多样、参与的重视性、活动功能的丰富性等特点。转变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意识的转变,导致香火龙形式内容的变化,主要呈现出:村民利益是舞龙维系的根本动力、族群记忆是舞龙维系的内在因素等特点。停滞期正逢文革十年,各项文化活动皆处于停滞阶段,主要是依靠村民集体的心理需求维系舞龙活动。恢复期,民众已逐渐脱离乡土社会,人力物力流向城镇,思田村香火龙呈现出:由家族委员会牵头、村民需求发生改变的特点。(3)借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以“AGIL”为分析模型,从以下四个维度解读思田村香火龙活动的内在逻辑,认为:族群支持是香火龙活动的保障机制、精英引领是香火龙活动的协同机制、利益需求是香火龙活动的动因机制、信任建立是香火龙活动的维持机制。(4)当下思田村香火龙活动的主要困境是:社会变迁造成舞龙组织的缺失,城镇化速度加快造成人员的流失,以及功利思想盛行造成村民的选择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嬗变。(5)造成思田村香火龙活动变迁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变迁和个体利益需求的变化两个方面。(6)通过对个案的解析,笔者总结了社会变迁对民俗体育活动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民俗体育发展的建议,认为:农村新文化建设为民俗体育发展提供了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民俗体育发展提供了契机、精神家园的重构为民俗体育发展提供了平台。
李小兵[7]2009年在《祠堂的教化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祠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人们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进入二十一世纪,曾经受到打击甚至遭到摧毁的祠堂在农村特别是在江西吉安的广大农村复兴起来了,这是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有人认为,祠堂的兴建是封建残余在当代的“抬头”;也有人认为,祠堂的兴建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方法。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祠堂的复兴,已成事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祠堂复兴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问题,也关系到和谐农村的建设问题。笔者利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已有对祠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已有研究认为祠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而以祠堂为核心,包括祠堂建筑艺术、堂号堂联、族谱族规、仪式活动等内容所形成的祠堂文化对农民具有教化的功能。但是,已有对祠堂的教化功能的研究还是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笔者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对江西吉安青原区新圩镇A村进行实地考查,分析祠堂兴废的过程和A村祠堂兴建的主要原因。并定位:祠堂,作为农村的象征与标志,在当代对农民仍承载着重要的教化功能。通过个案研究,笔者认为祠堂在当代的兴建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分不开的。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的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推行的“惠民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日益富裕,这为祠堂的兴建奠定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农村实行“乡村政治”的村民自治体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农民当家作主的“农权意识”越来越强,这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物质文明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特别是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农民在物质文明得到提高的同时精神文明却提高不快,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宗族文化成为农民精神信仰的主要支撑,这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温床”;农村“精英领导”促成了祠堂的兴建:祠堂作为农村的“核心场域”,它的兴建也是农民的心理需要。祠堂的“原生性”功能是祭祀,同时也承载着“次生性”功能——教化。祠堂教化功能的载体,包括祠堂建筑、仪式活动、堂号堂联、族谱和村规民约等。这些载体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昭示着集体记忆、民族认同、个体社会化、文化传承、道德情感和法治的教化功能。不可否认,祠堂在当代的兴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传统文化为符号、为依托,来争夺“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一种表现。从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修建一幢新祠堂都要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但是,判断当代祠堂的兴建现象是否具有破坏性,其关键是看对社会、对大多数人有无危害性,维护的是否是合法利益。祠堂的兴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回归,是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因此,发展乡村农民教育的出发点应该遵循教育与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相一致的原则。
赵华鹏[8]2014年在《家族行动—镇原慕氏修谱的田野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成书的《镇原慕氏族谱》为切入点,重点访谈了该书的编纂群体——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的慕氏族人,分别从“事件”、“过程”、“记忆”、“仪式与象征”、“权力与组织”五个角度分析了镇原慕氏修谱的过程。内容聚焦于慕氏修谱的过程中,挖掘修谱过程中的“人和事”,透过“事”凸显出人的修谱“行为意义”的多元。编修族谱作为宗族最具有文化意义的家族行动,是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重建与延续主要方式之一。以慕氏为例,在“事件”和“过程”上,精英群体以宗族的已逝的民国精英慕寿祺迁坟事件为契机,在陇东慕氏群体中形成修谱共识。通过组织编修班子、筹措经费、搜集整理族谱资料,从新编撰了囊括陇东慕氏大房、二房、叁房的族谱,并完成了陇东慕氏族史的重新考证与书写,从而实现对于宗族文化话语权的控制。在“仪式和象征”、“记忆”、“权力与组织”叁个环节,精英群体利用搜集而来的族谱资料,以族谱编修理事会和编纂委员会的组织名义,或民主选举,或以个人威望与声誉,或以世系辈分而获得的权力,对宗族历史、宗支概况、世系传承等有关族谱的“史实”进行事实性的再建构与强化。对于宗族历史记忆部分,主要修补其自然性灾难与政治性运动所遗失的断篇环节,使得宗族历史得以完整呈现。此外,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精英阶层在涉及自身的宗支归属以及自身宗支的宗族贡献力的书写时更多的体现话语强权,随之引发了宗族内部关于“修谱权”的争夺。结语部分引发笔者的叁个思考,首先本研究基于慕氏的修谱实践,结合慕氏的迁徙历史,特别是从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汉族群体的实际出发,来认识汉族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整体性规律,这是不同于传统的研究视角的。其次是有关“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思考。在传统中国,我们不应该将植根于宗族内部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机械的对立,而是应该看到他隐藏在宗族内部的社会与文化的同质性。最后是关于“宗族修谱周期”的讨论,指出精英阶层通过“10—30”规律,借助重要人物的在世期间的影响力,族群的重大历史变迁时期宗族现状,国家的重大历史变迁时期的机遇来对宗族族谱的书写权力展开追逐,完成族谱的重修与续写,进而完成宗族话语权代理人的继替。
李怀[9]2003年在《非正式制度与乡村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陇东农村家族文化研究
刘治立[10]2005年在《吐谷浑王族后裔今何在——读《镇原慕氏族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吐谷浑是中国古代西北很有影响的鲜卑族政权,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吐谷浑政权控制着青海大部及甘肃、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土地,曾经消灭了赫连氏建立的夏政权,对北魏、隋朝和唐朝统治构成一定的威胁。唐贞观九年,大将李靖等率数路大军西击吐谷浑,其国势逆衰。龙朔叁年(6
参考文献：
[1]. 陇东农村家族文化研究[D]. 刘荣.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家族文化及其功能——基于陇东农村的调查[J]. 刘荣.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影”、家谱及其关系探析——以陇东地区为中心[J]. 刘荣. 民俗研究. 2010
[4]. 陇东地区生态农宅适宜营建策略及设计模式研究[D]. 刘京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5]. 故乡书写与家族文化记忆[N]. 付玉琪. 文艺报. 2018
[6].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乡土舞龙探析[D]. 李姝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7]. 祠堂的教化功能研究[D]. 李小兵. 西南大学. 2009
[8]. 家族行动—镇原慕氏修谱的田野报告[D]. 赵华鹏. 宁夏大学. 2014
[9]. 非正式制度与乡村制度变迁研究[D]. 李怀.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10]. 吐谷浑王族后裔今何在——读《镇原慕氏族谱》[J]. 刘治立. 寻根.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