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开辟神话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开辟论文,中印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自古至今迷惑着想认识自我存在的人们，他们写下了人类认识自己的辉煌历史。开辟神话即是这本历史神圣的第一页，它记下了人类认识自身的起步，在无限的宇宙中刷写了一个新的记录。
一
神话，包括传说，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原始先民们用他们童稚的想象写下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对自我的肯定，对自己在茫茫宇宙中地位和作用的思索等等。这些都记载在后人整理出来的神话中。
开辟神话，是世界性的现象，起于先民对生命的惊奇、赞美和崇拜，及他们对宇宙万物来源的天真解释，属于幻想性的故事。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时代都有此类作品。它们表现了人类思维处于萌芽状态时，对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等自然、社会现象的天真、幼稚而又充溢丰富想象的臆想，从中反映了他们初级阶段的艺术思维和对世界万物的原始现念。
中国和印度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明辉煌。虽然文明产生的时代有早晚，但中印先民们都有史前时期，即古史传说时代。他们的古史神话也是对宇宙天地起源的幻想性解释，情节生动，有趣地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诸现象的认识与理解，而不同的宇宙观念又反映了先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神话现象折射出各民族的生活特点、心理特点和历史特点，又反映着他们对世界的带有一致性的认识和探索精神。本文试图从类比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中印开辟神话的异同，以探索其文化史上的意义。
中印开辟神话都执着天真地解释天地万物生成之由及人类来源何处。印度地处热带，天然有利的地形是他们丰富恣肆的想象能力的源泉；中国山川广博，孕育出中国民族恢宏大度的气势，他们各自以本国的自然环境为支点，仰视宇宙，驰聘想象，书写自己的认识，各显千秋。
印度是个神话宝库，神话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在卷帙浩繁的《吠陀》文献（包括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及传承经典等）、《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往世书等典籍中，可散见开辟神话的记录，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吠陀》的“原人献祭”、梵书中的生主创世说、《奥义书》中的“梵”分为男女，造万物等。《摩奴法典》记载的开辟神话在印度比较流行，这则开辟神话中的太古时期的观念，和中国开辟神话极其相似。“当时这宇宙沉浸于黑暗中，……如同完全处在睡眠中。”没有天地万物及灵长，这时“非显现的自存神”出现，独自进行开天辟地的创世活动。他首先“扫除黑暗，揭示自然，使宇宙变化可见，”他经过思虑，决定“使万物从自体流出，于是首先创造出水来，在水内放入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变成一个“光辉如金的鸡卵”，“最高天上的神本身托万有之祖梵天的形体生于其中”，梵天（原人）“经过个人思考，将卵一分为二”，造成天地，他又以智慧创造了神性、人性和畜牲及五根、五大元素，混和而成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他又仔细地划分了时间，创造众星、江河、海洋、山岳、平原、大地等。“为了繁衍人类，他从自己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他的自体又一分为男女，二人成为夫妇，生了人类的始祖摩奴。摩奴想创造人类，创造了造物主十大圣仙。十大圣仙又再造了神、仙、魔、人及世界万物[1]。
中国的开辟神话见于《艺文类聚》（卷一）中收录的徐整所记的盘古故事：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坐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关于盘古，另见于宋罗汝所撰《绎史》书中，此书收录据传说也是徐整所著的《五运历年记》：
天气鸿蒙，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感阴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地。发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虻。
女娲造人据学者考证是中国早期的神话：
……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
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后女娲又在“远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情况下，“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洲，积芦灰以止淫水。”[2]挽救了濒临毁灭的世界，成为人类再造神。
这些神话都反映了史前时期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认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里人们和自然界所做的斗争，是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战胜自然而想象出的对自然界的幻想性认识，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3]通过中印开辟神话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惊人的相通之处：中印先民对“光明”的崇拜。“自存神”创世之初，“宇宙沉浸在黑暗中”；盘古创世前，“天地浑沌如鸡子。”他们首先“扫除黑暗，”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创造了万物及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从中可见人类对自我生存条件的正确认识，也可以判断出当时先民原始的直觉思维的“科学性”。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对自身存在的探索的结果，标志着人类思维能力的进化及自我意识所处的萌芽状态，也表明了人类先民的理想是实现人类自由能动的本质。他们能动地认识世界，从而也从事改善生命生存条件的积极尝试。中印开辟神话中都颂扬了创造主的伟大，如“梵天”创造宇宙万物、“盘古”化身万物、女娲造人，从中可见在原始先民对自我的一种认识，他们都是“神”亲自创造的有生命的生物，是神的意志的产物，由此而起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表明了先民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开辟神话中都把“自然界人化”，又把人“对象化”，先民们用自己的意志去解释神所创造的万物，把整个世界和人类看作一个整体，互为联系，都是神所创造的世界中的一个分子，万物和人一样也有灵性，也有生命等，这些共同的结果的原因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氛围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4]在人类超脱“自在”状态，进入“自由王国”之前，人对自身的认识是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限制的，这尤其表现在原始初民所创造的开辟神话中。他们对天地这种无极限事物的天真解释，显示了他们极强的探索求知精神，及对自我的一种信心。但由于中印先民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不同，所接触的生产方式有区别，所以他们在神话的幻想形式上，神话思维上有所不同，从中可看出各民族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审美标准等。
二
从中印开辟神话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二者不同的民族特色。印度的开辟神话叙述中有强烈的玄思冥想氛围。“自存神”创世的起因是他的“思虑”，于是有了梵天，梵天“他由最高之灵中抽出本然存在而对感官不存在的意识，并在意识产生以前，产生了作为指导者和最高统治者的自我，”[5]在此之后，“将自体一分为二，”化为男女，生出摩奴，摩奴又“想创造人类”。整篇神话中都见出沉思的色彩，世界万物都是创造者们精心思虑后的产物或结晶，叙述的同时透出一股强烈的哲理性，显示印度民族自先民始的思辨才华。他们把自己的思辨才华也赋予自己想象中创造出来的创造主了。而中国的盘古则见不出玄思的痕迹，在简洁的概括性叙述中，显出一种纯客观的“现实的”风格，从中也难以见到盘古巨人所独有的“意志”，他似乎在纯粹地按照某种规律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世界的诞生做无私的奉献，冥冥中盘古的身后也有一种控制的力量，但来自何处呢？神话中没有象印度开辟神话所言，是来自“非显现的自存神”，从中难以见到中国先民的探究精神，思辨才华。
“非显现的自存神”有无限的潜在的能量，印度先民对他顶礼膜拜，把世界的一切都归之于他的创造。这种崇拜带有宗教的色彩，宛如《圣经》中《六日创世故事》中对上帝的极力推崇。“非显现的自存神”是无处不在的，是至高无上的，世界万物的生成，都是他“思虑”的结果，“当瞬安眠首D具有活动力的生物的机能就暂停，意识及其它感官就陷入无为状态，”[6]人及万物的意识都在他——最高统治者的自我控制下，都魄他的一部分，这是否是印度后世“梵我合一”、“泛神论”思想的萌芽状态呢？这种观念认为万物可以由“无”产生，万物产生于“无”，这显然违背了世间万物是物质世界内部生成的规律，是唯心的。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中不乏想象的成份，但从中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对生活积极进取、和自然抗争的无畏精神。盘古垂死化身，女娲创造拯救人类，无疑是歌颂人类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活动，是对劳动的一首赞歌，在女神女娲的身上，分明可以感受到先民对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的信心。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认识力有限，他们把自然的力量幻化成超自然的力量，将自身的力量幻化成异己的力量，并归之于创造万物及人类的神灵，实际上仍可以看出神话中人类先民改造自然的创造活动。在盘古和女娲的身上，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神秘及遥远，而感受到中国神话中的神对人类无私奉献的一种精神，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先民的化身。如果说印度的开辟神话充满唯心的玄思的话，那么中国的开辟神话则富有唯物的特色和现实的精神。
再比较两则神话的叙述手法。我们发现印度的开辟神话脉络清晰，富有系统性、分析性，而中国的开辟神话则是概括的，直观的。“非显现的自存神”所创造的神人一统的世间万物富有层次，按照宇宙世界的要求循序渐进展开，万物的创造按照一定的秩序，并各有特性和职责，最后又归于“最高我”的控制中，“创造时，无论赋予他什么性质，如善恶、刚柔、德弊、真伪等这些性质在以后出生中会自然再次出生在他身上。”[7]这种创造世界的活动具有规范性，全面性和永恒性的特点，显示了“印度人的理智特别善于分析，而且热心于把意识和概念甚于人生的活动都加以区别，”[8]“自存神”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从哲理的高度表现出，它是以美的尺度的要求进行的，它有条不紊，环环相扣，给人一种美的神圣感和庄严感。这则神话如此细腻地描述印度创造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不仅是印度先民对神的颂歌，也是对美的一曲振人心魄的赞曲。显示了印度人对宇宙万物及自我产生的最深沉的思考，虽貌视天真，幼稚，实则是一则入情入理的认真解答。他们“企图发现即存在于人生外壳的形态背后的东西究意是什么……，想知道一切的原因和规律，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的探讨，是寻求有机的协调人生中许多矛盾的尝试……”[9]这则神话对印度民族好思玄想的性格做了生动的注解，充分地显示了印度人民的古代智慧。
中国开辟神话中的盘古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屹立天地之间，挥洒自己的巨手简洁而明快地创造了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及他化生的世界万物给人以直观性，都是原始先民日常接触到的事物，日月星辰，四极五岳，江河田地，金石草木等，给后人勾勒出一个形象可感的现实世界，这里没有神的意志，只有盘古的实践活动，即便是他自己，也是天地“首生”的，这种物质世界生成的结果，来自世间万物自身内部互相运动、互相作用的规律，万物也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虚构的，盘古的形象和后人相似，证明了神的产生来自先民对自我形象的认识。中国先民认识事物的本源皆来自自我及自我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认识，“万物总不能由无生有”（亚里士多德语）的观念在中国先民的观念中已处于萌芽状态了。“非显现的自存神”在印度先民的心中是神秘的，不可见的；盘古在中国先民的眼中是形象的，具体的，没有丝毫的神秘色彩；“非显现的自存神”有无限意志，他的威力无穷，主宰天地万物，永恒存在；盘古女娲是可亲的，他们壮丽的业绩不会令人恐惧，反使人产生亲切感。他们无私奉献后，都功成身退的精神，令人钦佩。中印创造神在先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先民们对他们的感情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对神的感情，反映出先民们在神的观念、生活态度、心理结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细读两则开辟神话，可见印度的开辟神话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冥想、沉思、细腻。中国的开辟神话则洋溢着明朗奔放的劳动情调，朴实、明快、壮丽；印度的开辟神话的幻想恣肆，寓满艰深玄妙的哲理；中国的开辟神话的想象简洁，透出情理之中的认识；一个从神的意志出发去认识人类、宇宙、自然；一个从人自我的象征出发去认识自我、社会、生活。这种种不等反映中印先民在文明的黎明初期醒来时的不同心态，同是震惊于生命宇宙的无穷神秘，但做出了不同的解答。这种幻想类型的不同倾斜，可再见于中印开辟神话对创造女子的不同描写中：
在天地开辟时代，大匠（创造生物的神）到了要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发现在创造男子的时候已把所有的材料用完，一点实质也没有了。在这讲退两难的时候，他入了很深的禅定，到出定以后，他就照下面做了，他取月的圆，藤的曲，蔓的攀缘，草的颤动、芦苇的纤弱、花蕊的艳丽，叶的轻浮，象鼻的尖细、鹿眼的瞻视、蜂的丛集、孔雀的浮华、鹦鹉颌下的柔软、金刚石的坚硬、蜜的甘甜、虎的残忍、火的炽热、雪的寒冷、鹃的啼、鹤的虚伪、鸳鸯的忠贞，把这些性质混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将她送给男人。[10]
这种想象的细腻，恣肆，不能不令人折服印度先民想象的纵逸了。而女娲抟土造人时，并不如此细腻地区别男女，中国的神话中也难以再找到对女子的各种秉性做如此深刻见解的篇章。
三
中印神话在内容上、形式上表现出的异同性，原因何在呢？
“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1]（马克思语）这是我们探究中印开辟神话差异的指南针。
古代神话与古代宗教是紧密相联的，对于印度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家而言，这种联系更为密切。印度被人称为“宗教博物馆”，印度的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与佛教等与印度神话难以分离，这些宗教都利用神话来宣扬自己的教义，泓扬自己的宗教文明。《吠陀》中的神起初乃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草木等自然万物的人格化，但后来有些神逐渐带上了社会的色彩，到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时，上承吠陀教的婆罗门教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出现了抽象的神灵和主神，如梵天即被认为是宇宙万物和诸神的创造者，位居诸神之上，无所不在而又无形无影的“梵”乃是宇宙间的最高实在，这反映在《摩奴法典》及《奥义书》中所记载的开辟神话中。这些开辟神话被宗教加以利用，都带上了浓厚的宗教意味，这是印度的开辟神话带上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重要原因。“非显现的自存神”化身梵天及万物，使万物都带上了“梵”的属性，这是常常影响印度人的“梵我合一”的观念的起源，在印度历史及现实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印度教教徒们终生追求解脱，摆脱轮回，以求自我的“梵”性和“梵”结合。这种“梵我合一”的观念和开辟神话暗中吻合，也流露出这则神话受宗教祭司篡教的痕迹。
“梵天创世”这则神话中还有明显的“轮回”观念。“这些物类（指动植物）由于前生作业，而具有表现为多种形式的暗德，有内在的感觉，可以感受悲乐。”“在这令人惧怕且不断毁灭的宇宙内发生的自梵天以至草木的轮回就这样被宣示。”这种业报观念的最早征兆见于《吠陀》，由梨特(rita)概念演变而为轮回业报思想，在这则神话中的出现使得神话有了强烈的哲理性质和浓厚的思辨色彩。
中国的神话和宗教的联系不够紧密。由于受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人们对神话不甚重视。尽管中国古代也有众多的神话传说，产生鬼神迷信和谶纬神学，汉代产生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以后又接受了佛教，但中国的宗教氛围却很淡薄，神的权威极其有限，不象希腊和古代印度，神是世界的主宰。据上古史料记载，商周虽信神天命，但神却不是万能的主宰，周代奉行敬民保民的思想，“虽然还不敢也不能直载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已被明确地放在民的附属地位。”[12]甚至有“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3]《楚辞》中的神怪描写，常被贬斥，列于“正言”之外。“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便有时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14]此评论一言道中中国文化的这种非宗教性，反映在中国开辟神话中则是神话的纯洁性。印度开辟神话受宗教的影响，崇尚“非显现的自存神”，目的在于教导百姓屈服神的意志，显示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人心灵的主宰，而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只是借助神的想象，表层是叙述神的伟绩，实表现了人类靠劳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想。它所叙述描写的盘古和女娲，应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外化表现，盘古女娲，是人的象征性的形象。
宗教的起源是先民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迷信观念。而神话则反映了先民的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我的潜力，产生了要做世界主人的朦胧欲望，并用神话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盘古和女娲的神话不被宗教利用和篡改的原始面貌正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和印度都是农业大国，历史悠久的农业生活使得两国的文化都有“农业”文化的特性，这是一种平和的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认为物我一体，天人相应。但在表现形式上，中国文化最深奥处是“天人合一”，印度则是“梵我合一”，这源于两国气候不同，环境各异等客观因素。但“梵人合一”的观念在印度开辟神话中初见端倪，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开辟神话中却难寻踪迹，这里内含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说“神话的历史化，是中国神话的一个强有力传统。”[15]那么，历史的神话化则是印度的传统。尼赫鲁曾经说过：“不象希腊人，也不象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在过去不是历史家。”“他们对于过去的看法都是基于历代相传下来的传说、神话和故事的。”[16]印度和中国对神话和历史重视程度的不同，使得中印神话各呈特色。“在印度，神奇插话的制作被认为是文学写作的合法形式，”这些神奇插话“在宗教作品中颇为流行，不受阻碍。”[17]这种特别的时间观念，导致印度古代没有中国式的“信史”。印度的历史在印度古人的眼里就是神话传说，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部大史诗是印度历史学家寻找历史依据的宝贵财富。这种时间观念，使得印度的神话特别发达，但却难以准确地按时间划分。神话在印度的文学史及印度人民的精神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的带上了神圣色彩。如四部吠陀本集，被印度教徒视为“天启”、“圣书”，而各类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在印度人们的心目中及印度历史上也都极为重要，是印度古代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影响着印度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这类文献中的神至今仍为印度民众所崇拜，活在印度人民的心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都谈到我国神话“日出而不已，”“日出不穷”，以此说明中国神话存在形态上片断、零星、没有持续性和长篇的特征。原因在于孔子“…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这些思想影响了统治者及百姓对神话的重视。中国的神话没有得到官方的整理与编纂，正因如此，中国开辟神话更具原始性。而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经过秦汉间人的伪造，带上了明显的历史色彩。“古史之传于今者，探其源，盖有神话焉”。[18]顾颉刚先生也指出“‘三皇’，‘五帝’的名称系统和史迹，大部分是后人有意假造和伪造的。”认为“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之七、八是与神话传说打成一片的”。中印在对待古代神话上的不同观念，影响了神话的保存及神话的主题、神的形象和神话结构形态上的不同。
据印度历史学家的考证，印度河流域衰落于公元前2000年，并且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北地区时（公元前1500年）接近解体。雅利安人或“印度—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移进印度北部。起初他们四处游荡，寻找牧场，最后定居在森林中开辟出来的空地上，逐渐从事家耕。四部吠陀本集历史地重现了雅利安人的生活和制度，也反映了雅利安人宗教的原始模型。虽然与印度教不同，但仍为后来的宗教做出了贡献。他们最早的宗教思想是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他们给四周无法控制和理解的各种力量赋予神性，由此创造了众多的神话，包括最早的开辟神话。雅利安人这种游牧到农耕的生活，再加上印度热带美丽富饶的自然，赋予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并在神话中做了天才的发挥。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先民很早就过定居的农耕生活，处于原始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状态，分散的氏族部落“老死不相往来”，民众处于“独立状态”的“世外桃源”，这种生存状态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狭隘的生活和交往范围，加上自然条件的不利，局限民众的视野和想象，也导致了生产力和文化上的重复、消亡、重复的循环，反映在神话上则是不断产生，不断消亡，又不断产生。这种农耕式的“散文”生活封闭、保守，有一种沉稳的静感；印度雅利安人的“游牧生活”浪漫、奔放，有一种飘荡的动感。前者是现实的，历史的，后者是浪漫的，神话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中印两国的开辟神话都是远古时期人民关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万物生成的幼稚天真的想象和创造，都真实地反映了两国先民童年时代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象征式的真实，反映那个时期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有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们的雷同处，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在思想认识和心理特征上的相似点；他们的不同，则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思维特点、心理结构、民族文化历史等，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注释：
[1]《摩奴法典》第一卷《创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淮南子·览冥训》，引自《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第45页，袁珂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8页。
[5][6][7]同[1]第9、15、12页。
[8][9][10]《印度的发现》尼赫鲁著，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96、94、122页。
[11]引自《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2][1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左传·桓公六年》。
[15]谢选骏：《中国神话》，浙江教育版，1989年，第221页。
[16]同[8]第117页。
[17]（英）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版。
[18]见《古史辨》七，吕思勉自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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