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经济——2.宋代城市经济与城市中的瓦子勾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勾栏论文,城市论文,经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朝科技之发达，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这是一个在经历过五代十国的纷飞战火之后，休养生息、重视种植的时代；这是一个土地买卖高度自由，私有个体经济享有最大空间的时代；这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的时代。
一、城市经济崛起 工商业者地位提高
北宋建国初期，由于唐末五代战乱，田地荒芜严重，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太祖、太宗时期，采取恢复生产，奖励农耕的政策，政府曾多次下令地方官招诱流民归业，奖励垦荒，调拨戍兵屯田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农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渐趋繁荣。
自北宋中期起，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城市经济崛起，新型城市格局形成。宋代以前，我国城市管理实行坊市制度，它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随着商品经济及城市自身的发展，坊市制成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状况在宋代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变。宋代由坊市制逐渐形成坊市合一的格局。坊市合一这一新型城市格局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三步完成：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宋初）；从临街店肆到侵街店肆（真宗朝到北宋中期）：从侵街店肆到夹街店肆 （北宋中期以后）。[1]与坊市制相比，坊市合一的格局更能适应和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城市中新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市”，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从而使大街小巷的畅通结构取代了旧有封闭式结构。其次，城市夜生活时间延长，相应地有了发达的夜市。夜市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模式，它给宋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
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显然促进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其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猛增。到宋神宗年间，城镇户口已占全国人口的12%以上。[2](P932)据有关学者统计《元丰九域志》的结果，宋代县以上城市约有1163个，镇有1900个以上。其中州府主客户总数超过10万者共有49个。以每户五口计，这些州府总人口都在50万以上。人口在1至10万的城市不少于100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市大约有 3000个。[3]从社会分工史角度看，城市的发展建立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手工业又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因此，就宋代而言，商业性的城市大多分布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如长安、洛阳、扬州、开封、临安（杭州）、成都、苏州、毗陵（常州）、潭州（长沙）、豫章（南昌）、镇江、江宁（南京）、鄂州（武昌）等等。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6个，比唐代中叶增加了33个。
宋都开封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神宗时期，开封有居民20万户，约百万人口。开封城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雄厚的工商业者，还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工商与居民杂处，商店可随处开设，市民面街而居，彻底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城内各种手工业作坊、商店、货摊林立，车马拥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了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早市。宋初夜市到三更为止，早市从五更开张，进入北宋中期以后，夜市时间限制基本上名存实亡了，可谓是通宵达旦。晚唐五代已有夜市之记载，但大都时间很短，与宋代夜市生活不能相比。
宋代重商与经商形成一时风气。为顺应历史潮流，宋政府采取了奖掖商业的措施。太宗即位三个月 （建隆元年四月）就发布诏令，各地不得苛留搜索商贩行李货物，又令各地方税务部门把商税榜于本税务门首，如果擅自创立名目税收，则奏禀三司（《宋会要·食货一七》之一）。淳化三年（992年）三月二十一日“广搜罗之道诏”云：“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自此历来所奉行的“工商不得与于士”的陈规被打破，这实际是工商业阶层势力壮大的表现。
宋代是一个私有个体经济享有最大空间的年代，独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明显地提高了。秦汉时期，封建统治者视独立的工商者为“浮末”，对他们实行重困辱之的政策，千方百计把他们驱逐回农村。北魏的统治者则用死刑来阻挠工商业的发展。《北史》卷二“太平真君五月戊申”条载：“自王公以卜至于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者，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这是用皇权来直接控制手工工匠，使之陷于奴隶地位，当然给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到唐代，独立工商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他们对封建国家的劳役负担极重，政府用“团”和“火”这种形式把他们编制起来，并用“番匠”、“长上匠”的形式向他们征发劳役。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独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第一，宋代的户籍制度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坊廓户”，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工商业者。他们正式列入封建国家的户籍，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封建国家的承认。第二，宋代官工业中的劳动者，除了服劳役的工匠外，更多的是拿雇值的“和雇匠”。官工业中“和雇匠”的增多，既反映了社会上雇佣劳动的发展，又反映了封建国家对独立工匠的控制相对削弱。第三，宋代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组织——行会。行会不仅代替了唐代封建国家所强加给他们的征发劳役的编制——“团”和“火”，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第四，宋代科举考试，准许工商业者的子弟应试。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以上舍及第、进入仕途并于宣和年间升任宰相的李邦彦，是银匠李浦的儿子。李浦死后，北宋朝廷还追封他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宣简”。在宋仁宗郭皇后被废后，京城一名经营茶货而发家的大茶商陈子城，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作为皇后的候选人，并居然得到杨太后的允许。这些事例也许有些极端，但它本身很能说明宋代工商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明显提高[4](P13)。
二、市民阶层兴起 城市生活新变
宋代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大城市的增加、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新型城市格局和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化的增加、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等一系列新变化，在一定地区和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自然经济的统治，社会面貌和城市生活都大为改观。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城市人口的增多，宋代将城市户口单独定等列籍，称为坊廓户。谢桃坊先生认为：“我国市民阶层的兴起是以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坊廓户单独列籍定等为标志的。”[4](P500)坊廓户的出现，说明宋代市民阶层已登上历史舞台。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产所有者、仆役走卒、闲汉食客、倡优浪子以及落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主体。
在都市生活新变下，这个新兴的富有朝气的市民群体，产生了满足情感与精神娱乐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刺激着一种新的娱乐方式的产生，适应市民趣味的种种文娱活动，也从农村分散的小规模的演出形式，走向城市，形成有固定演出场所、专业性的、规模大小不等的文艺团体。北宋中期形成的规模不等的各种瓦子勾栏，就是这种需求的产物。瓦子，又叫瓦肆、瓦舍、瓦市，它是宋代市民文化娱乐之场所。瓦子之义，据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瓦舍》条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其称瓦肆、瓦舍，是以其建筑乃公共场所，游人进出无碍。其称瓦市，是因其地为娱乐兼营商业之市场。据宋《燕翼贻谋录》记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瓦市的生意之兴隆可见一斑。
在瓦子中，有许多用栏杆之类东西组成的演出场所，称为勾栏。当时东京著名的桑家瓦子有大小50余座。勾栏的具体情况早已杏不可知，据元人在元杂剧中的记载，勾栏内部主要分三部分：一、戏台；二、看席；三、戏房。
瓦子勾栏起于何时？宋人自身也不得而知。根据北宋东京的情况看，大概自北宋中期，这种瓦子勾栏已相当盛行，全国各地的一些名艺人，纷纷到东京演出，以为谋生之路。至北宋末期，东京的瓦子勾栏已热闹非凡了，《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多有瓦子的记载。
北宋汴京城里的瓦子，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瓦子、中瓦、里瓦、州西瓦子、保康瓦子、州北瓦子共八座，这当然不是完全统计的结果。据同书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50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仙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亦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卖旧衣服）、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是知瓦子乃一大型娱乐基地，其特点是：一、每个瓦子内均有几座甚至十几座勾栏，每座勾栏内又有几个看棚，大的看棚可容纳数千人；二、名伶名角常在此作固定演出，演出的种类及内容丰富多彩；三、瓦子里有商品饮食的买卖活动；四、常来之顾客为市民以及一些贵家“浪荡”子弟，他们的趣味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留连破坏之地”[6]。
宋都南迁临安以后，杭州之勾栏瓦子发展特别快，城市娱乐规模远超北宋时的东京。有关瓦子勾栏情况的记载，以杭州最典型。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瓦舍”、《梦梁录》卷十九“舍”、《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等记载，临安就有大小瓦子二十三座，它们是：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便门瓦、候潮门瓦、小堰门瓦、新门瓦、荐桥瓦、菜市瓦、钱塘门瓦、北关门瓦、艮山门瓦、羊坊桥瓦、王家瓦、龙山瓦。其中北瓦在诸瓦中最大，北瓦一处就有勾栏十三座。杭州瓦子众多，其原因之一是驻守杭州的军队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7]但基本因素乃是杭州作为国都之后，城市经济、人口发展的结果。
宋代除汴京与临安瓦市为人所熟知以外，其他如明州（今宁波）有旧瓦子和新瓦子，丹徒（今镇江）有南瓦子与北瓦子，建康（今南京）有新瓦子，乌程（今湖州）有北瓦子，真定县（今河北正定）有南门瓦子[8](P272)。
瓦子勾栏成为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中心，每个大型的瓦子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场所，各种文艺团体为市民进行多种类的文艺演出，从而将我国民间百戏、说唱曲艺活动推向一个高峰。当时的演员或演出团体，只有少数长期固定在一个瓦子或勾栏表演，绝大部分演出者是进出于诸勾栏瓦子中，轮回演出。从众多瓦子网点来看，可以说宋代的城市文娱生活是相当普及的。
宋代是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市民阶层正式产生的年代。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悄然发生着深刻而广博的变化，富裕闲暇的市民阶层对娱乐休闲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情，安逸享乐的心理诉求席卷了整个社会，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都市中酒楼茶房林立，瓦子勾栏密集，棋牌游艺花样百出，倍受市民欢迎。凡此种种，都奠定了宋代市民生活娱情乐性的基调。“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的夜市和多种类型的文化娱乐活动，无不增添了宋代社会的绚丽多姿和市民生活的灵气与朝气，为后人展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