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重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写现代性”（rewriting modernity）这个题目是“20 世纪研究中心”的K.伍德沃德和C.坦尼森向我提出的。我感谢他们的这个提法，它似乎比目前这类反思文章通常使用的标题，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更加适宜。“重写现代性”的优越性在于两种替代形式：从词汇上讲，将前缀post（后）换成了re（重），从句法运用上讲，用前缀去修饰动词“写”，而不是修饰名词“现代性”。
这两种替代形式代表了两种主要方向。首先，它表明了用“前”“后”“以前”“以后”来划分文化历史时期是毫无意义的，理由只有一个：它将“现在”的位置置之不理，而人们正是应该着眼于现在才能对年代的延续得出合理的见解。对于我这样一个旧“大陆”的哲学家来说，这种结果不能不使人们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五册中对时间的分析。他所论述的本质是，如果不着眼于一个“现在”而给不断发生的事件一个位置，那么要决定已经发生的（以往的、以前的）和将要发生事件（将来的、将要的）的差异便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抓住这样的“现在”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总是被我们所谓的意识流、生命、事物和事件过程等等甩在后面，总在不断地消失。因而要以一个确定的方式抓住一个类似于“现在”的东西，不是太早就是太迟。“太迟”意味着早已消失，“太早”则意味着过于提前。
当这一论点用于现代性时，其结果是，无论是现代性还是所谓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确认和界定为一个范围清晰的历史实体，在这些实体中，“后来者”总是在“先来者”之后出现。相反，我们不能不说后现代永远被包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在暂存性本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我而变成非我的冲动，而且不仅要超越自我，而且要将自我融入一种终极的稳定状态。现代性从本质上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
在这里，与现代性相对的最恰当的不是后现代，而是古典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了一个时间状态，将未到来的与消逝的、未来与过去聚合在一起，在同样的意义的统一体中构成了生命的全部。例如，神话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排和分配时间的，创造出一个它所描绘的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的节律，其目的就是让首尾相呼应。
从同样的观点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时期的划分是将事件置于一个历时分析当中，而历时分析又受着革命原则的制约。同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必须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由于一个人刚刚开始一个时期时都是全新的，因而要将时钟调到一个新的时间，要从零重新开始。在基督教、笛卡儿或雅各宾时代，都要做一个相同的举动，即标识出元年，一方面表示默示和赎罪，另一方面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获自由。
“重”的这三种特性显示了重写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重写”这一词汇的模糊之处也同样萦绕在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上。重写可以是我刚提到的那种举动，即将时钟回拨至零重新开始，将往事一笔钩销，从而揭开新年代和新时期的序幕。使用“重”意味着回归到起点，回归到应该没有任何偏见的开端，因为人们相信，偏见只能由大量曾经被当作真理而未经重新思考的判断的传统所产生的，因而在“前”（pre）和“重”（re，取其“回归”之意）之间展开的游戏就是要抹去至少在某些这类陈旧判断中所包含的“前”。举例来说，这也就是我们何以必须对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任何社会都冠之以马克思所命名的“前历史”（prehistory）的原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马克思所期望并为之做出准备的。
现在我们可以澄清“重”的第二个和极其不同的含义。“重”在这一意义上与“写”有着本质的联系，它丝毫没有重归到起点的含义，而是弗洛伊德所称的“彻底研究”（Durcharbeitung）的意思，例如研究一种被事件或事件的意义所掩盖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被以往的偏见所掩盖，而且还会被未来的方方面面所掩盖，例如规划、方案、期望，甚至是主张和对心理分析的建议。
在一段有关心理分析“技巧”的简洁而值得注意的文字里，弗洛伊德对重复、回忆和彻底研究做了区分。重复与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失常相关联，是一种“定势”的结果，可以使无意识的愿望得以完成，主体的整个存在可以象戏剧那样加以组织。于是，耽于这种“定势”欲望的病人的生命就是宿命的或命定的。俄狄浦斯的故事为弗洛伊德的这一论点提供了例证。在冥冥之中，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交相呼应，这就是我所称的在时间安排上属于“古典的”，因为在故事中，一切都是由诸神——即赫尔德林所说的上帝操纵的。由阿波罗的预言所决定的欲望的“定势”早在主要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安排好了，俄狄浦斯在故事的发展中都将会一一遇到。国王的生活可以说是模式化的，他的未来永远被打上了过去的烙印，对于命运他是无知的，因而他在不断重复。
但事情并不象我所说的那样简单。无论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还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或病人都试图恢复知觉，找出他（她）正在或一生中都在遭受的麻烦的“理由”或“根源”。他（她）想要回忆和聚拢起已经忘却的瞬间。人们忘却的时光往往是童年，因而俄狄浦斯王开始寻找邪恶的根源，寻找最初使整个城市陷入痛苦的罪恶。长椅上的病人似乎就处于这样一个完全相似的探寻中。如同在侦探小说中一样，需要调查案件，传讯证人，收集信息。因而我所谓的第二顺序情节是相互交织的，它是在情节之上展开自己的故事，情节中有设定好的命运，而情节的目的是为了补救那种命运。
通常，“重写现代性”被理解为回忆，就如同辨认由现代“定势”而引起的罪犯、罪恶和灾祸——归根结蒂，要揭示出在现代性开始之初圣言已经为我们的历史准备并完成了的命运。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样理解重写会有怎样的误解。下列事实中存在着一个陷井：探求命运根源本身即是那种命运的一部分，情节开头出现的问题在情节的末尾仍被提出来，因为这就是它的结尾。随着侦探揭开英雄的真面目，英雄变成了罪犯。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完美的犯罪”的原因，因为凡是罪犯总要被揭露出来，假如无人知晓这个秘密，秘密也就不成其为秘密。罪犯之所以十全十美，是因为人们知道他是完美的，正因为如此，他也就不再完美了。换一个角度讲，J.凯奇认为没有听不见的寂静，于是就产生了声音。从根本上讲，同样的情节在寂静与声音、罪犯与警察、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编织着一种亲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重写现代性”，如同寻求、查明和说明那些人们认为是疾病和罪恶根源的隐匿的事实，那么人们不能不使犯罪永远存在下去，让犯罪常新而不是停止犯罪。假如重写是可能的，这还远不是真正重写，人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重新书写现代性本身并使之真实。关键在于，写永远是重写。现代性是在一种永恒的重写中被书写，并将自己镌刻在自身当中。
让我用两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陷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运作的秘密，他将劳动力的反异化放在了解放进程和即将到来的觉醒的中心位置，他相信，他已经找到和谴责了导致现代性不幸的原罪：对工人的剥削。他象一个侦探，通过揭露充满欺诈的现实来幻想他使得人们逃脱了资本主义的深重苦难。现在我们明白了，十月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功，任何革命再次面对同样的创伤只能而且必将取得成功。在这种重写中，地点和特征也许不同，但同样的弊病会重新出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将人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但人的异化以替代的形式不断地重复着。
现在，尼采试图从哲学上将思想，即思维方式从他所谓的形而上学（例如，从柏拉图到叔本华一直盛行的原则，即宣称人类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要发现使人们说符合真理的话、做符合善和公正的事的理由）中解放出来。尼采思想的中心内容是认为不存在“符合”二字，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或本源的原则。每一段论述，无论是科学论述还是哲学论述，都只是一种观点。
但正是在那点上，尼采还是禁不住要指出意志发挥作用的理由。这样他的哲学重申了形而上学过程，甚至固执地再三触及到了其本质，因为他探究的结尾所涉及的意志的形而上学正是海德格尔所表明的，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一切哲学体系中所持有的那种形而上学。
尼采的重写不由自主地重复了同样的错误或缺点，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什么样的重写可以尽量避免重写中的重复。回忆过程的主要动力很可能仍是意志本身。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将回忆从彻底研究中分离开时就隐约觉察到了。
人们象俄狄浦斯那样渴望找到一个客观的首要原因，于是人们忘记了辩明罪恶根源的意志正是欲望使然。欲望的本质也是思想从自我中解脱自我，因为欲望是不可抵抗的。因而人们相信人们可以停止欲望，而且人们达到了这一目的。人们试图去回忆，这可能不失为再次忘记的一个好办法。
如果历史知识真的要求其对象必须与历史学家所做的利比多（欲望）调查相隔离或脱离，那么用这种方法“编写”历史的唯一结果无疑会是“压制”历史。我在这里同时引用了拉丁语redigere 和英语puttingdown的两个含义：写下和压制。这类重写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中随处可见，而这正是尼采在《最后的沉思》中在对历史研究的陷井产生疑问时所针对的。
无疑，对这种陷井的认识使得弗洛伊德最终放弃了关于神经官能症根源的假设。他最初将其归因于他所谓的“原始场景”——即儿童受到成年人诱惑的场景。弗洛伊德放弃了早年的现实主义，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治疗的过程可以而且必须是无休止的。与回忆相反，彻底研究可以认为是没有目的的工作，因而也就没有意志：说它没有目的，是说它不受一个目的概念的指导，而不是说它没有终结。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重写的最贴切的概念就在于这种前进和后退的双重姿态。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特别强调分析家在观察病人时所谓的“自由流动的注意力”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对接受精神分析者提供的每一句话中的每一个要素都给予同样的注意，尽管这些话也许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
该规则的基本含义是：不要先入为主，不要进行判断，按照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同样的关注。对于病人来说，病人必须遵守对称的原则：让（大家）畅所欲言，给“思想”、图形、景象、名称、话语以充分的自由，还它们以本来面目，而不加以筛选和压抑。
这样一种规则从一种新的意义上讲使思想变成了“病人”：不再那样被动地和重复地承受同样古老和真实的情感，而是将其自身的情感冲动应用于头脑中的一切事物，给自己开辟一条通往由“某事”引起事件的通道。弗洛伊德将这种方法称作“自由联系”。它的全部就是一种将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联系起来而不考虑这种联系的逻辑、伦理或美学价值的方式。
你会问，这种做法与重写现代性能有什么关系。我在谈“彻底研究”时就回顾道，人们自主决定的唯一一条主导思路存在于情感或聆听情感之中。片断的语句、东鳞西爪的信息、一个词汇一起出现，它们立刻与另一个“单元”联系在一起。没有推理、没有争论、没有调停。通过这样的处理，人们慢慢地接近了一个场景，一个有关某物的场景。人们描述它，人们并不知道它为何物，人们唯一明确的是，它是指某个过去，某个早已过去或刚刚过去的过去。这逝去的时光并不象一幅画中所表现的，它甚至根本不能被表现。它代表着一幅不可能存在的画中的各种要素。重写意味着表现这些要素。
很清楚，这种重写没有提供有关过去的任何知识。弗洛伊德也正是这么认为的。分析并不依靠知识，而依靠“技巧”，依靠艺术。其结果不是为一个过去的要素下定义，而是相反，要假定过去本身就是行为者，给思想以营造场景的要素。
有三种观点（无法用结论二字概言之）。第一，即便弗洛伊德真的认为这种“技巧”如希腊语teche所指是一种艺术， 他仍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它被刻划成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因如此，其关键在于解构无意识的辞令，解构表示者预先组织好的套路，这些套路构成了神经官能症或精神失常的“定式”或将主体的生活安排成一种命运。对于我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假设。在我极为简洁地用重写来描述我的意思时，我脑子里就有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不能在这里展开。我将简单地指出这种对重写的描述与康德对想象过程的分析何其相似。两者都给予自由以同样的重视，都坚持认为在游戏中，在纯粹的美学愉悦或在自由的联系和聆听中，形式都应尽可能地独立于任何经验和认知兴趣。现象的美是与其流动性、灵活性和消散性相称的，康德用两个比喻对此做了阐述：一个是炉旁闪烁的无法抓到的火焰，另一个是小溪流水聚散的痕迹。于是康德得出结论：想象赋予大脑“很多去思考的问题”，这要比理解的概念作用所赋予的多得多。你看，这个话题与我开头提出的时间问题有联系——只有人们放弃一切虚伪，掌握时间，美学上对形式的理解才是可能的。这里正在探讨的不是康德所说的已知的“认知”，而是让事物展现其本来面目的能力。遵循了这种态度，任何时刻、任何现在都是“自由的”。为支持这一论点，援引了阿多尔诺或E.布洛赫的观点，特别是后者在《Spuren》中的观点。在《消极辩证法》的结尾处，在未完成之作《美学理论》中，阿多尔诺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确实必须重写现代性，而且现代性本身正在重写，但是人们只能用他所谓的“大逻辑”的形式来重写。
我刚才已经强调了与美学想象的自由发挥、与在分析关系中的自由联合相同的特征。当然，我们必须还要指出异质性。我将简单地列举出基本的不同之处。
首先，由美而产生的愉悦不是研究的对象，不管是它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即便是艺术家正在致力于得到这种愉悦。艺术家从未得到过这种效果。美学的愉悦如灵感般降临在头脑中。与此相对，病人的谈话或分析家的聆听是研究，是彻底的研究，没有手段，但由一个目的唤起。这种目的当然不是知识，而是向真理或是一个无可抓住的“真实”的接近。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第二，这意味着分析工作是由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引发的，这种痛苦使主体与其自身处于分离状态，这种状态又以一种不断重复的方式延续着同样的痛苦。幻想着治疗能够随着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而终止是错误的，治疗是无休止的，因为对主体的剥夺，即主体对他治的屈从是它的基本构成。美的愉悦，诚如斯汤达和阿多尔诺所描述的，是一种“幸福的承诺”，或如康德所形容的是对情感世界的承诺。
最后，正如存在着崇高的美一样，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必须使第二压抑（引起梦境、前兆、心动倒错等出现在意识边缘的所有无意识表现）从拉康所称的“事”（Thing）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效应中分离开来。第一压抑与这个“事”密切相关，它与第二压抑的关系就是崇高与美的关系。
我第二个结论性的观点极其简单。我这里所说的重写显然与当代思想界所谓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无关。它也与在建筑、绘画或剧作中出现的对现代或现代主义作品的模仿或引语毫无关系，同时也与回归到最传统的“叙事”手法的文学运动关系不大。我使用了“后现代”一词。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特别是现代性宣称通过科学和技术来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正如我已提到的，重写很长时间以来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开始了。
我最后的观点是与将所谓的新技术大量引入文化商品的生产、传播、分配和消费有关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在此提及这一事实？因为它们正在将文化变成一种产业。这是老生常谈。人们也可以将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重写。（重写）这个词是新闻术语，是指抹掉一切在课本上不期望出现的痕迹的一种古老工艺。各种新技术给予了那种工艺以巨大的推动力，因为它们对任何载体（视听影像、讲话、音符、书写）上的每一个记号都有着精确的计算。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不是如博德里拉所认为的是影像的巨大网络构成；在我看来似乎是，真正的麻烦比“比特”（信息的单位）概念所假设的更重大。当我们与“比特”打交道时，就不存在着情感和想象在此时此地被赋予自由形式的问题了。相反，它们是计算机工程构想出来的信息单位，可用一切语言层次——词汇的、句法的、修辞的和其他的来界定。它们被编排到一个系统中，在编程人员的控制之下，照接一系列的可能性（菜单）运作。因而新技术对重写提出的疑问在此可以表述为：如果承认“彻底研究”首先应是自由想象，它要求在“尚未”、“不再”和“现在”之间调度时间，那么新技术保留或保存它的意义何在？它如何才能脱离概念、认知和预测的规律？目前，我只能做这样的回答：重写意味着抵抗那种想象中的后现代性的写法。
（阿黛译：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