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钩沉:打造最美的人间天堂
口述| 施奠东
整理| 肖婷 张莉彬 林军
宋代杭州知府苏东坡曾说:西湖对于杭州,尤如人之有眉目。西湖是杭州人家门口的花园,也是杭州人的精神家园。保护和建设西湖,是历代杭州人的不懈追求。进入21 世纪以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开展了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西湖南线整治、湖滨地区改造、湖西水域扩展和景点建设、雷峰塔和万松书院及钱王祠重建,掀开了西湖历史崭新的一页。
施奠东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在他看来,西湖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山光湖塞”到如今的“湖光山色”,是几代人经过长期努力、不断保护建设后才有的成果,是充分保护、尊重西湖的自然和历史文化,科学处理保护和建设的关系的必然结果。
陈章太、李如龙[9]描写的宁德城关方言韵母表中辅音韵尾 7 个[m、n、ŋ、p、t、k、ʔ],其中鼻音韵尾 3个[m、n、ŋ](笔者问询过李如龙先生,附录中对宁德话音系的调查是1981-1882年在宁德城关做的实地调查),显然记录的是宁德城关方言老派发音。
十多年的环湖拆迁、绿化工程为西湖免费开放和成功申遗打下了基础
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任职期间,我参与了西湖的保护、建设与规划工作。西湖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又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对于西湖的建设,我的宗旨是坚持“科学发展,保护为主”的原则。因此对于西湖而言,不宜使用“开发”二字:“开发”意味着存在破坏,重点更应该是“保护”,只有做好了西湖的保护工作,才能永续利用,归还给子孙后代一个美好的资源。西湖是杭州的“金字招牌”“名片”,没有西湖,杭州旅游就失去了基石,只有保护好、建设好西湖,才能给杭州留下最宝贵的旅游资源。因此,我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时,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就是怎样保护好西湖,怎样在建设的时候不去破坏西湖,做到科学发展西湖。
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一起搞杭州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过这样一个理念:环湖路以内都要建公园,原来的有碍于风景的建筑要拆除,并且不得兴建新的风景园林以外的建筑。此设想于20 世纪50年代提出,具体实施开始于1983年。以往的西湖环湖路以内,有一部分建筑是被单位或居民占用,到了湖边不见湖,严重影响了西湖景观。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实施环湖绿地建设工程,把它作为杭州市建设的主要工作。市政府制定了“谁家孩子谁家管”的工作原则,省级单位归省里负责,市级单位归市里负责,动迁工作就此展开,一些单位、居民分批迁了出去。当然,动迁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如当时的杭州铁路局在北山的一个单位开始有些顾虑,不太愿意搬出风水宝地,于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厉德馨把杭州铁路局党委书记请来商谈,做通了铁路局的工作,顺利搬迁。又如,西湖苏堤南端的苏东坡纪念馆处,原来是省军区一位领导的住处。1987年,当我得知这位领导去世后,军区有一个单位新搬了进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厉书记。厉书记打电话到省军区商量要回这块地,军区很支持风景区的建设,无条件地同意搬出,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建起了苏东坡纪念馆。再如,北山镜湖厅这一块地,原来是省直机关幼儿园,当时也是不太愿意搬迁,最后由市领导出面解决。
我除了主持和参与过西湖风景名胜的保护、建设和规划外,还主持和参与了西湖周边的文化建设项目,如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医药博物馆,这四个博物馆与杭州旅游密切相关。
1998年8月28日,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向上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10多亿美元的血本,反之港府之前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等于扔进了大海。上午10点交易开始后,成交额开始大幅上升,无论有多少抛售,香港政府都照单全收。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和790亿三个数字上,创下了香港市场单日最高交易纪录。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这一系列环湖拆迁、绿化工程是很艰难的。从1983年到1998年,除汪庄、刘庄以外,环湖的单位及居民基本都迁出去了,还建设成了对外开放公园。这是后来西湖免费开放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公园绿化建设,也是保护西湖的重大举措,它改善了西湖环湖景观面貌,使得西湖与城市更好地融为一体,为西湖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做了铺垫。
历经十八载,排除万难,雷峰塔重见天日
我在2015年某策划案中写过:“逆都市化大潮”。即在中国还远没来得及完成都市化进程、真实的“城市化率”仅仅不过42%(官方数据的55%是大大夸大了的,连财政部的权威专家都对之不以为然)的时候,大量大量的都市人开始假期性或阶段性地,向乡村、荒野、远方,蜂涌如潮坚定不移百折不悔“反向流动”,从近郊、远郊到边疆,到处皆是。
1984年,“纪念雷峰塔倒塌60周年”时,很多专家通过《风景园林》杂志撰文,提出要重建雷峰塔。后来三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两次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都建议重建雷峰塔。但是,由于雷峰塔所在的汪庄是个重要的接待处,出于安全考虑,一直未能实施。直到1999年,省警卫局终于同意与我局合建雷峰塔。这样,经过长达15年的曲折历程,对于杭州、西湖意义都十分重大的事件一一雷峰塔重建工作,终于有了眉目。重建雷峰塔碰到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建什么样的雷峰塔”。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恢复五代时原始的“从”角形雷峰塔,另一种是恢复明代被烧毁后保留塔心的雷峰塔。1999年,市政府通过《杭州日报》征集公众意见,结果,老百姓大多主张恢复明代被烧毁后的雷峰塔。到征求专家意见阶段,专家们认为,还是以恢复五代时的形式为宜。我个人认为专家的意见是对的,因为要恢复火烧以后的雷峰塔是很难的,即使建得再完美,都还原不了当时的那种沧桑感、历史感,搞不好建成了假古董。因此,最后的方案集中于恢复五代时期的雷峰塔。再后来就进入方案投标和评审阶段,也就是第三个问题:如何建?建在什么位置?
▲ 西湖公园 吴勇韬/摄
▲ 雷锋塔夜景 林之江/摄
▲ 中国茶叶博物馆
1987年,为了争取国家的旅游开发款项,充分利用西湖特色资源:杭州的丝绸、西湖的龙井、南宋的官窑瓷器(1985年已经挖出了南宋的官窑瓷器)、胡庆余堂中医药,我们提出了建设四大特色博物馆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国家旅游局韩克华局长的赞许,他说:“其他城市的旅游项目我可以不去看,但杭州的旅游项目一定要亲自来看。”看过之后,他认为建茶叶博物馆、丝绸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对南宋官窑不熟悉,因此他请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老馆长来杭州,老馆长看完后对南宋官窑瓷器非常欣赏,提议国家出资兴建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的经费出资情况是“四三三”原则,即国家出40%,浙江省、杭州市各出30%,于是就建了四个博物馆。
当时,西湖已经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请哈佛大学几位专家一起来做西湖申遗规划。我趁机向几位专家请教哪个重建方案更好,他们说清华大学的方案(在原址上建雷峰塔)更好。于是后来我向市领导汇报:“哈佛大学的权威专家说在原址保护这个方案更好,而且符合世界遗址保护原则。”这样就解决了最后一个难题——雷峰塔建在什么位置。
在世界上,像雷峰塔这样的露天历史遗址是没有办法一直保护下去的,因为它的砖结构体遗物的黏结物是黄泥,经不起风吹雨打,很快就会被侵蚀,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特殊保护措施。我请教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保护权威——罗哲文先生,目前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措施保护像雷峰塔这样的露天遗址。罗先生说“没有办法”。那我说这就意味着几年以后遗物就毁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必须在原遗址上加保护盖,这就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如果在上面建一个保护遗址的建筑,体量同样很大,旁边再建一个新的雷峰塔,这样的场面会非常局促,因为山上的场地不大,容纳不了两个大体量建筑,游客的活动余地都没有,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第二,在旁边建雷峰塔就必须砍伐大量的树木,为了新建雷峰塔而破坏生态环境,这代价太大了。第三,在雷峰塔的选址上,古人是非常讲究的,陈从周先生说过:“雷峰塔一倒,西湖就失去了重心。”东南大学的方案是塔建在南坡上,从西湖看过去仅能看到塔的上面两层多一点,而不是完整的塔,影响到西湖整体景观。因此,与其这样另选位置重建,还不如在遗址上面建新塔。上面看现代的雷峰塔,下面看历史的雷峰塔。我认为这样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不仅可以保护遗址,还可以恢复雷峰塔景观。
2002年雷峰塔的建成开放,对杭州的旅游有着重大的影响,改变了原来西湖北边游客多、南边游客少的局面,现在南北两边几乎平衡了。
建立和完善实验室的各项档案,使其规范化和科学化,正确、全面反应实验室建设的历史,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要维持完整的档案是非常困难的,而确认管理体系是否正常、有效和持续的运行,最终的考核都体现在档案(证据) 中。因此可以认定“实验室管理体系的建立”必须完善档案的完整[2]。
兴建四大博物馆,打造杭州特色品牌
船端各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和各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主要通过有线和无线局域网的方式实现;船舶近岸时采用无线局域网、无线电和3G/4G接入互联网等方式通信;远洋船舶与岸基主要依靠海事卫星通信系统通信,经过船端应用服务器的分析和处理,将数据包通过Web服务器、船舶海事卫星通信设备和海事通信卫星发送到卫星地面站,由卫星地面站中转,经Internet传输到岸端数据网络平台。
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名存实亡。此后,雷峰塔的重建工作备受世人关注。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杭州城市规划中有重建雷峰塔的内容,但各方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同志和部门不同意重建雷峰塔,有的同志搬出鲁迅的旧文“雷峰塔倒,妇女解放”,但社会上更多的意见是希望重建。
当时,重建项目入选了七个方案,评审组请了全国20 多位专家来讨论,我是评审组组长。最后,专家的意见集中到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方案上。这两个方案在塔的外形上大同小异,但在具体建在哪个位置上,两者有不同的意见:东南大学的方案主张保护原来的遗址,新的雷峰塔建在遗址的后面(即南侧山坡上);清华大学的方案主张在遗址上面建新塔。
四个博物馆的筹建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建中国茶叶博物馆时,因为在“茶叶”前加上“中国”二字非常难,要得到外界的认可和有关部门的同意。1987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有场90 岁生日庆祝活动,我们就央请吴老同意把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一事提上议题,我起草了一个建议书——“在杭州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建议书”,前来参加庆祝会的全国茶叶界专家也都在建议书上签字表示同意。中国茶叶博物馆这个名字就此基本敲定。1991年开馆后,江泽民总书记来馆参观考察,我们请江总书记题写了馆名。
关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选址,一开始是选在龙井,后来我认为龙井这个地方太局促,没那么大的位置,最后选在了双峰村。这个地方背靠吉庆山,面对五老峰,周围是一片开阔的茶叶地。一期工程建设了30 亩地,二期工程扩大到60 亩地,一期工程于1990年建成,1991年开馆。王家扬同志很支持,并在茶博馆成立了中国茶文化研究会,当时王老任理事长,我任秘书长。后来考虑到与日本茶道的密切联系,王老、我与日本的丹下明月女士商量建“茶和平馆”,丹下明月女士将自己在东京的房子卖掉,出资200 万人民币来资助中国茶叶博物馆的二期工程。中国茶叶博物馆一期工程花了不到1000 万元,二期花了大概2000 多万元,于是就形成了如今的茶叶博物馆的面貌。中国茶叶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认为是全国最好的专业博物馆,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过。
西湖的保护和建设,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我经手的西湖建设中,我们还建了一些景点,如太子湾、灵峰探梅、章太炎纪念馆、弘一法师纪念馆等等,这些景点的建设得到了游客和专家的好评,其中郭庄、太子湾公园还荣获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总而言之,这些年我经手西湖的建设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尊重前辈的经验和成果,这是建设西湖的关键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湖水只有0.55米深,到夏天几乎都是干枯的。从1952年第—次清淤到1958年,共挖出淤泥720 万立方米,这相当于70 条苏堤。现在的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黄龙饭店等都是西湖淤泥堆出来的。后来西湖又逐渐淤积,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去研究清出的淤泥到底往哪放的问题。2002年开始,我后任的同志继续专注于此,西湖清淤又挖出淤泥200 多万立方米,在江洋畈堆土区,开辟了新的公园。
西湖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山光湖塞”到如今的“湖光山色”,是几代人经过长期努力、不断保护建设后的成果,并且已经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我觉得,就是充分保护、尊重西湖的自然和历史文化,科学合理处理保护和建设的关系。以保护西湖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为原则,循序渐进。总体来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杭州市民对西湖的总体环境是满意的,西湖的总体设计规划也得到了业界的好评,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现在的西湖已经不仅仅是杭州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施奠东系著名风景园林专家、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总工程师,稿件素材由市政协文史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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