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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2)03-0016-008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今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如何根据我们的国情，为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作出各自努力和贡献是我们民族科研工作者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贵州民族调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种有益的实践。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提出：“我们要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进步，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服务的民族学”[1]。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基本的重要的手段。
贵州民族成份多、人口比重大、分布面广、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贵州各族人民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如何，我们知之不多，需要进行长期、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加强各族人民团结进步，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决策参考。我们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就是居于这样的背景和逐渐明确的思路下开展和坚持的。组织一年一度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就是基于上述认识而逐次进行的。尤其是近10年来的调查研究，这一认识更加明确、深化，成效亦较显著，现就此简述如下：
一、民族调查是民族学的基本手法
18世纪，欧美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为拓展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掠夺殖民地。对殖民地这一新的领域及生活在这一新领域的民族群体颇感陌生、奇异，引起许多学者、传教士或好奇者的关注，纷纷前往对其不同的社会文化进行实地了解、考察，获取大量实际资料，得出若干新的认识与结论，通过其论著不断地刊发出来，引起欧美社会的广泛瞩目，亦为殖民主义者所重视，有助于对殖民地的有效经营与统治。于是在19世纪中叶，民族学作为一门重要而独立的学科逐渐形成，民族学又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或称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应用性强的学科，其基本手段是实地调查，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结构、习俗状况的观察、走访获取第一手资料。20世纪初，民族学引入中国。30年代建立的中国民族学会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分别到西南及东北的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一批调查报告及相关著作。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政治、文化重心的西移，西南民族地区更成为民族学家们调查的热土，出现了《民族杂志》、《边疆服务》、《边疆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苗荒小记》等若干记录民族调查刊物论著。
民族调查是一种专业性、学科性的调查。而调查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形态，并探寻出这种形态的内部联系[2]。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3]。列宁说，“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4]。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他指出，“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属于主观主义作风。1941年党中央还专门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一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该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就是了解客观实际，掌握丰富的事实，获取全面、准确的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的正确形成，为政策方针的科学制定提供实事求是的可靠依据。解放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特别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带领众多的民族工作者、科研人员分别于1951年、1958年开展大面积、长时间的民族社会调查，为我国民族成份的划定，为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实而重要的决策依据。民族学为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服务的初始宗旨在新中国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为本土国事服务的一门重要学科。调查为研究提供素材、提供线索、提供思路。调查与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甚至可视为研究的初始，是低层次的研究。所谓研究，简而言之无外乎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发现了，才会考虑要解决它。问题尚未发现，就无从谈及解决。看一个人、一个群体研究能力的强弱，通常是以其是否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衡量的尺度。
二、民族调查应与时俱进
全国有5个民族自治区、3个民族省，合称为8个民族省区。贵州即属于民族省之一，在贵州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有97%是山地和丘陵，且其中73%又为岩溶地貌，山地比重之大、溶岩面积比重之高居全国之冠。贵州的民族成份高达49个，其中世居民族为18个，是苗、布依、侗、水、仡佬等5个民族的主体所在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大，80年代以来其人口在全省人口总数中占居1/3强。山多、民族多这一人与自然的构成，形成贵州最基本的省情。其地理位置，既非内地，亦非边疆，又不是沿海，居于西南地区内地与边疆、内地与沿海交通枢纽地带。
组织一年一度的调查都要安排一定的人力、财力和一月左右的时间，这就需要防止随意性、要求“有的放矢”。我们根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思想，自觉地、尽可能地围绕国家一定阶段或该年度的重大任务，结合本省实际组织调查，使调查的目的明确，主题突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布置全国各地新编地方志。《贵州省志·民族志》的编修任务由省民委主持领导，由民族研究工作者具体承担。民国及民国以前的地方志及一些文献中虽也有若干记述贵州民族的资料，但大多数简略且诸多缺谬，即使解放后的资料也显得零星、分散，要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一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是远远不敷需要的。1983-1992年期间，我们民族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为编修《贵州省志·民族志》搜集资料，作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调查。嗣后在此基础上，陆续编印出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民族志资料汇编》共10册，为贵州民族志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160万字的《贵州省志·民族志》这本政府主办的官书能顺利地完成并即将出版问世。
贵州自1978年就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历经10余年，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救济式扶贫，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未获根本改变，全省尚有贫困人口800万，占全国贫困人1/10，其中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人口。1993年，我们在有关老同志的建议下选择贫困人口较集中而连片且属于老少边穷的麻山地区进行全面调查。这次调查得到省民委及省政协民族宗教妇工青委员会的全面领导、大力支持，于同年秋季由60余人分为5组于黔西南自治州的望谟，黔南自治州惠水、长顺、罗甸，安顺地区的紫云等5县毗邻处的麻山地区开展为时20余天的调查。共深入走访20个乡镇的180个村民组、550余农户，召开有2000余干部和群众参加的270余次座谈会。通过调查，得知这20个乡镇的国土面积为2730余方公里，其中70%以上分布着裸露的岩山，地表干旱缺水，在5263户288635人口中，苗族占36.2%，布依族占21.6%。未脱贫之农户及人口分别占农户的60.7%、农业人口的60%。其中年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纯收入不足200元的极贫户和极贫人口分别为46.2%和41%。每年缺粮3个月以上的农户达农户总数的20.4%。80%以上农户住宅为四壁透风的篱笆茅草房。有474户无房，所住为窝棚，甚至有少数住在岩洞内。有15%的农户无棉衣棉被。280个村中，人畜饮水困难的占52.86%。90%的村不通公路，没有1个村可通电话。文盲半文盲人口占67.2%。1994年1月召开的省政协七届会议上9位委员作《麻山地区极贫状况亟待解决》的联合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震撼和共鸣。2月27日晚省委书记刘方仁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认真听取麻山地区贫困状况的调查汇报后，当即提出“动感情、动脑筋、动真格”地扎实打好扶贫攻坚战。3月全国“两会”期间，省政协、省民委有关领导赴京分别向国务委员陈俊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国家民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陈虹等同志作麻山调查汇报。听取汇报后，陈俊生同志很受感动地说，“我国解放近半个世纪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解决吃饭住房饮水问题，怎么向群众交待？”“我们下一步安排资金也好，项目也好，以工代赈也好，都会优先考虑贵州的，请贵州人民放心”。李德洙同志心情沉重地说，“它把我引向童年时代……我家住的地方很穷，很苦，但比起麻山这个地方要强得多！”“我们解放40多年了，民族地区还是这个样子？”表示要如实地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反映，要向社会呼吁支援这些地区，陈虹同志在给国家民委办公厅的批示中写道：“贵州省民委组织的麻山贫困状况的调查很好，不仅有点上的情况，而且进行面积深入、细致的调查，所以情况摸得清，问题研究的细，意见和建议也提得中肯。……这是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工作方法，也是唯物主义的方式。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贵州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省民委、省民政厅联名发出《倡议书》。向全省及贵阳市的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发出“向麻山、瑶山群众送温暖、献爱心”的捐赠活动。省委省政府决定将麻山列为扶贫开发区，成立麻山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领导、规划、开展麻山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
为了迎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我国北京的召开，1994年我们组织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调查，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组织专题调查，这在贵州尚属首次。参与该项调查者共20人。涉及黔南、黔东南、黔西南3个民族自治州及毕节、遵义、铜仁、贵阳等4个地市（贵州共有9个地、州、市）的苗、布依、水、侗、仫佬、仡佬、回、满、土家、羌、彝等11个民族。据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妇女政治上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解放初期，她们中的不少走出家门，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人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学习，一些人成了国家机关、企事业部门、学校及群众团体的职工、干部。在改革开放大潮的牵动下，她们积极投入“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涌现出一批生产致富能手。许多人还走出山寨，与男子们一道外出到城镇以致东南沿海打工。打米机、压面机等简单加工机械的进入农村，款式众多的男女成衣在各地农村集市大量出售，使各族妇女能从舂米、磨面、纺织、缝纫等繁杂费时的日常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在有条件的村户，她们还能于夜间饭后与男人一起坐在室内看电视。但女童入学率低、升学率更低，文盲率高，妇女干部比重小、营养差、患妇科疾病者多、缺乏婚前体检、登记结婚意识，边远山区妇女生育时多未采用新法接生，超生、多生的意识和现象还较严重，被人以谈婚、招工、合伙做生意等为名而遭拐卖到外省者为数不少，自强意识差。全省500多万少数民族女性人口这一巨大人类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以及她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还有哪些历程要走？从这次调查中摸了底，开始对少数民族妇女这一特殊而重要问题的重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我们组织了一次“贵州省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讨会”，应邀参加的省政协副主席蒙素芬同志（布依族）在发言时深情、激动地说，“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为我们少数民族妇女召开的第一次研讨会，我和白苓同志（省人大副主任、回族，带病出席）向你们表示十分诚挚的谢意！”然后含着热泪向大家一鞠躬。嗣后，我们以此次调查为基础，编辑《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一书公开出版，并由出席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带到北京与会。
1995年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50周年。我们组织27人进行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的调查，写出调查报告27篇。有反映忍辱负重、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明代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反对洋教、严厉打击骄横传教士的封疆大员田兴恕（苗族）；坚决制止日本使者绘制临江地图的临江知府王济辉（仡佬族）；反对帝制的彝族爱国诗人余达父、辛亥革命志士余建光（彝族）；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的席正铭（土家族）；参加武昌首义嗣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军将领王天培（侗族）；党的一大代表革命先烈邓恩铭（水族）。有都匀内外套苗族、水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有土家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黔东特区的革命活动。还有抗日战争期间贵州各地各民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踊跃参军开赴前方抗战以及抗战末期，日寇铁蹄3路侵入黔南时，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等各族人民坚决抵抗、奋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在调查基础上，我们还组织了一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讨论会。参与调查的同志们就自己调查中的所见所闻纷纷上台发言，以一件件铁的史实愤怒地控诉了日军的暴虐罪行，盛赞各族人民群众慷慨悲歌的爱国主义英雄壮举。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彻底解决我国8000万人绝对贫困的宏伟目标，从1994年起在我省已进行3年。在我省取得什么成就，还存在什么问题？对此我们特以《贵州民族地区脱贫之路》为题申报为96年度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年度课题，组织了33人分赴全省9个地州市作调查。事实表明，3年的扶贫开发成效显著，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又有171万已脱贫，荔波、独山、镇宁、岑巩、息烽、凤冈等6个贫困县已基本越过温饱线。涌现出罗甸县大关村，雷山县脚尧村等一批脱贫致富的典型。但贫困面还很大，尚有贫困人口629万，他们中的80%属于少数民族人口；贫困县42个，大部分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这些贫困人口和贫困县，大部分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闭塞，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教育落后地处边远的深山区、石山区，这些地区不仅贫困面广，且贫困程度深，如毕节地区216万贫困人口中，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极贫人口在50%以上。丹寨县杨武、排调、雅灰3乡10000余人口中，人均食粮137公斤，人均纯收入仅173元。课题组得出的共识是：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要彻底脱贫得以致富，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的生产格式。不能听天由命，不能以吃饱穿暖能够维持生存为满足，需有不断发展的强烈愿望和树立商品意识，因地制宜地走农业综合发展的道路，使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并提出3点建议给党和政府作决策时参考；一是扶贫开发工作要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村、贫困户，防止一哄而起、浅尝辄止、虚报指标、应付交差；二是要加大物力及财力的投入、实行政策倾斜（如扶贫贷款须匹配的政策需改革）、不能全以市场的价值观及功利观作为取舍，治穷须从治愚着手，方能变“输血”为“造血”，防止返贫，可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引导广大个体农民进入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这一矛盾和相关中介组织的建立与完善。省民委副主委严天华同志在其为我们《贵州民族地区脱贫之路》专辑所写序中说，这些“抓住了当前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政部门十分关注的问题，我省民族地区当前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投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战场，为党政领导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要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要提倡人人爱护公共财物，保护环境和资源，自行履行国家和社会的义务”。为了宏扬贵州各族人民传统的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组织26人到全省各地调查，共写出相关调查报告29篇。既记录了各族人民普遍尊老爱幼、扶困助贫、热心修桥补路、劳动互助等美德，“勤劳有吃有穿，懒惰吃穿皆无”，“会吃不算，要变穷光蛋”，“富不要忘贫，饱不要忘饥”，“歌养心，饭养身”，“会不要忘师，好不要忘祖”，“聪明的老人，和汉人交友，汉人亮槁；和苗族交友，苗族送麝香；和仡佬交友，仡佬送板子。有说又有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等勤俭持家、团结友爱、尊师敬祖、重视美育及民族和睦交往等优良传统意识和行为的准则。又展现了一些劳动致富或外出打工归来者建企业、搞运输、办教育，带动了乡亲脱贫、热心社会公益；一些受过学校教育的青年女子拒绝和反抗“指腹婚”、“娃娃亲”、姑舅表近亲婚姻等新的思想言行；建立“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对清真寺实行民主管理；邓恩铭（党的一大代表）烈士故居、红一方面军抢渡乌江遗址、肖国宝（剿匪英雄）烈士陵园之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立。从各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效。但民族地区偷牛盗马现象较盛、赌博之风较浓、妇女被拐卖者较多、敬老爱幼之习较淡、公益意识较弱等现象实堪忧虑。不少青年人处于“两头不到位”的境地，即传统精神文明较淡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未树立。
1999年是实施“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关键的一年。全省各族人民在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农村工作要一手抓脱贫、一手抓致富的指示精神中，涌现出一批小康村。为总结小康村建设的成功经验用以指导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我们组织27名科研人员赴安顺、铜仁、毕节、黔南、黔东南、黔西南、遵义等7个地市的小康村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26篇。调查的小康村基本上原是贫困村甚而是极贫村。他们大多具有地处城镇附近、交通沿线的区位的优势，只有少数在深山区。既有汉族村也有少数民族村。这些村能够脱贫奔小康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有一个廉洁务实的村党支部、村委会；能因地制宜地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业，找准发展突破点；依靠农村科技的推广运用；有带头致富的能人。务川县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泥高乡全烽村有207户849人。1987年均食粮120公斤、纯收入150元，95%的农户为贫困户，系座落于海拔1200米高山的极贫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召集党员、群众开会商讨，得出“一手抓常规农业，一手抓村办企业，以工补农，富裕金烽”的发展思路，先以小额贷款和集资方式，开办年产1.2万吨的煤厂，嗣又办起了百货商店、酒厂、饲料加工厂、养殖场、综合开发（以种植银杏、杜仲、黄柏等药材为主）。至1998年，全村人均粮食600公斤，纯收入2700元，实现了通水通电，修建了学校、村办公楼，95%人户装有闭路电视。富余劳动力就地入乡企就业，月工资人均400元，人人有事干，无闲逸游民，无外出打工者。村的集体固定资产达100余万元，存款14.7万元，对学龄儿童入学实行免费。小康村的涌现，成为贫困民族地区的榜样和希望。但地处边远的深山区、石山区的民族村寨如何更多更快更稳地脱贫致富奔小康，广大群众如何改变建房、结婚与办丧事等人生三件大事中耗费大量资财、影响扩大再生产的传统消费观等，还需认真重视与解决。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明确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建设作为西部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加之岸溶面积占省国土面积的73%，石漠化现象十分突出。具体状况怎样，如何防治？关系到西部大开发在贵州是否能顺利进行的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之年——2000年组织31人分赴全省各地州市作调查，共写出调查报告35篇。调查反映出贵州有着护林种村传统。官府在各地多立有“严禁采伐山林，开窑烧炭”之类石碑。各族民间亦有禁止偷砍盗伐林木的“乡规民约”和爱护村寨附近水山、护寨林的习俗。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更有女儿出生后特种杉树一片，称为“姑娘山”或“姑娘林”，作为女儿长大婚配时陪嫁之风。故昔日的黔省大地上虽然布满高山深箐，却显得箐深林密，郁郁葱葱。贵州山多耕地数量少、土层薄、土质差，随着人口的增长，不断向25度以上的山坡毁林垦荒。加之农村生活燃料多为柴薪，灌木林亦毁坏殆尽。森林是涵水、固土、调节气候的根本。经过大炼钢铁以来的多次滥伐，贵州各地的森林覆盖率剧减之。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解放初森林覆盖率为39%，1985年仅有8.7%，水土流失面积则剧增。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为100平方公里，60年代为4200平方公里，70年代4500平方公里，1984年水土流失面积达到全州国土面积的1/2。自然灾害频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原来无霜期长，50年代平均242天。后呈递减之势；60年代187天，70年代190天，80年代仅止180天；黔东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在1991-2000年的10年间，共发生暴雨造成灾害达31次，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制约着各族群众生活的改善、生产的发展，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忧思。安龙县德卧镇砂石厂是个有37户192人的苗寨。该寨地面乱石嶙峋，全无一块平地。人均仅有0.7亩耕地全由千万个乱石间零星的石窠积土构成，无法使用牛耕。80年代以前人年均食粮不足100公斤，年均收入不足50元，住宅全是茅屋或杈杈房，终年靠打猎、砍柴卖和政府救济维生。80年代中期以裸露的天然棚架将野生的金银花移植其间变作人工栽培。现金银花的藤蔓遍布、四季常绿、户均可收600余公斤，晒干后出售，年均可收入600余元。既改善了生活，又绿化了环境。近年来，乡、县及邻县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全省通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成绩显著，森林覆盖率总体上得到回升，水土流失面积有所缩小。贵州是我国南方林区之一，全省有10个林业县。其中8个集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林业产值比重大，农民收入、政府财税均有举足轻重作用。国家实行天然林禁伐、人工林限伐以来，木材生产与交易骤减，能替代的产业又难于在短期内形成，广大农民及国有林场职工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县财政亦巨减。贵州位于长江、珠江中上游，属于两江流域范围。贵州生态状况不唯直接影响本省经济社会，对下游相关各省市区的环境还起着生态屏障作用。贵州的农业基本属于山地农业，耕地面积中旱地多于水田，且多在大于25度的山坡上。为维护生态环境须退耕还林还草。但“退”、“还”之后耕地大量减少，农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燃料柴薪无着。调查者针对以上诸问题，结合具体实情，分别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下游受益省区提供相应补偿，大力推广节能灶、使用沼气等对策建议。
根据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参照80年代后期旅游为作为第三产为生力军的突起，结合我省自然环境奇特、民族文化资料丰厚的实际，省委、省政府决定将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来培育发展。为此，我们于去年组织民族文化景点的专题调查。随着去年我国顺利地加入世贸组织，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同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调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越来越显得重要与频繁。在此国内外交叉并存的大背景下，我们民族文化的现状及走势怎样？应如何看待？今年我们特以“贵州民族文化调查”为题，展开调查。
总之，我们的调查对象紧扣民族和民族地区，每次调查的主题，上围绕中央一定阶段提出的大政方针，下结合我省的相关实际。到基层、到民间作实地调查，了解基本情况，记录工作实绩，积累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汇集干部意见，听取群众呼声，尽可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提出相关的思路与对策，供党和政府作决策参考。
三、有关民族调查的几点思考
笔者从自己进行和参加组织的民族调查中得到锻炼、深受教育，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专业上均有所启迪与提高，也发现了自身的诸多不足以及尚需加强与改进之处。现将个人在民族调查实践中的几点粗浅认识与体会略述如下。
基础学科与为现实服务。任何学科的产生与形成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需要的产物。其理论和技能需运用于社会实际方能发挥其功能、显现其活力。个人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只有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任何社会事相，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制度以及精神的多种因素综合构成，且此一事相与彼一事相以至诸多事相之间又有着直接间接的复杂联系，需从多角度、多层次去观察、去认识，才能较为真实地把握与提示。基础学科不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实为“纸上谈兵”；不深入社会实际进行调查，仅凭一般性的所见所闻所感即发表意见，提出主张，那只是接触皮毛、“隔靴搔痒”。有的专家学者受聘为地方开发作设计，搞规划，雕塑、命名，非常热心尽力，但因对该地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结果社会影响欠佳，事与愿违。
典型与一般。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又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表现出来。我们又总是希求社会能于平衡、协调地发展，造成平衡因素只能从相关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找。社会越发展，自然环境对社会越发展的制约越小越弱，历史文化的制约、影响越大越强。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远离城镇交通沿线自然条件恶劣的较为封闭的山区，传统历史文化深远厚重，近、现代文明的影响、洗礼相对较少，故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进程较慢。但同在城镇附近或交通沿线，何以有的民族社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而有的发展却很慢呢？这就需要着重从该地区民族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去寻求答案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通常为自然环境差、经济基础薄弱，而非物质条件、非经济因素的潜在、隐形作用却广泛存在影响深刻，不应忽视。故在调查的地点、对象和内容的选择上需要注重典型，防止一般化。
静态与动态。作为田野调查时所见到、听到的事相，常常会感觉到此地与彼地有别，此民族与彼民族有异，甚至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也有所不同。当然相同或相似区域上的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内部，其生产、生活中表现的文化大多是大体相同或相似的。在调查中，我们既注意到相同或相似的共性，更注目其存在和表现不同或差异的个性。这一思路与作法是对的，但却是不够的。如果就此简单地作出某种结论，有可能与事实不符的失误。诸如某一民族在某一区域已住居了数百年甚而上千年、两千年，且至今仍连片而居，就认为文献所载该地或考古发掘出土的数百年或一二千年前的历史文化通统划归该族名下。如新娘迎娶至男家大门前要停轿或停步，待举行“回车马”仪式后再由人搀扶着跨过置于大门内的马鞍进入堂屋之婚礼，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依然存在，于是就以此认为是该某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固有的文化……。这类偏离事实的结论，往往缘于调查仅从该民族、该地区的横剖面入手，忽略了从纵深的视角。即注意了静态观察，忽略了动态探索。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前例的问题在于该民族现之所在地，原系其他民族长住区，该民族是后来移住的，原民族因故已他迁，或已非该地民族之主体，故不应将该族入居前这一时段内的历史文化视为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后例的问题在于源流混淆。新娘跨马鞍，意在“鞍”与“安”谐音，取平平安安的吉祥象征。原本为汉族婚俗之一，渐为有的少数民族吸纳，并非少数民族固有的文化成份。
微观与宏观。在田野调查中，对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生产、生活的事相个体作周全细微的描述是必要的，为我们正确认识把握事物提供坚实而准确的依据，同时，还需考察各个体事相直接、间接的联系，将其纳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观察比较。只有将微观描述与宏观勾勒两者有机地结合，即可避免见“木”不见“林”的错觉及但见远方隐约一片树林的模糊。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任何事物皆由一定的数量构成。事物的变化发展，无外乎都是该事物数量变化或数量变到一定程度时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事相的数量是反映事相性质的基础，事相性质是判断该事相取舍的标志，麻山地区的贫困状况，虽然在贵州的其他各地农村也不少见，但无论就其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皆不如麻山那样连片集中，且麻山还是老、少、边、穷的典型。故中央有关部委和贵州省的党政领导对麻山的扶贫开发尤为重视。
少数民族与汉族。孔夫子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统治思想，对少数民族是歧视的，有关历史文化的记录往往简略、疏漏及带有偏见。故解放后，我们的民族调查集中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正确的、必要的。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实际是为了实现我国民族的共同繁荣，为了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故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调研需要持续与加强，需要深化与拓展。汉族是我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先进民族，其分布遍及全国各地，与我国各少数民族血肉相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交融。民族调查是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对象的调查，汉民族理应属于民族调查对象之一。对汉民族展开调研，是我们对传统民族学在新时期中国的发展。既有助于汉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更全面、深刻的认识。1995年，我们组织10人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10篇，颇受学术界赞誉。“屯堡人”系对明代贵州普定卫、安庄卫、平坝卫卫所屯军后裔的专称。他们所在的屯堡社区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明代的种种军事设施和江南汉族的历史文化风貌，对与之相邻的布依族、仡佬族、苗族的历史文化有着较为深广的影响，这种“文化孤岛”现象在全国实属罕见，已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
我们虽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20年的民族调查，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限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条件，无论在调查的形式、内容及其成果的升化与转化等还有待改进与完善。正如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希望大家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作出科学理论回答。尤其要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收稿日期：2002-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