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退休职工的医疗选择与社区补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退休职工论文,医疗论文,企业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6)04-0039-07 [DOI]10.16783/j.cnki.nwnus.2016.04.005 一、现实问题及研究目标 我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自1994年开始试点施行，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深入推进，在保障职工医疗权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根本上打破了职工医疗费用完全由国家、用人单位包揽的格局，增强了职工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但是，因为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加上医药卫生体制因素的不利影响，低收入群体仍然面临着个人账户的有限金额难以承受高额医疗费用的困顿。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下，为了在制度缺失的前提下达到一种生存质量的平衡，一些民间的、基于文化传承的非制度安排往往在制度之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和政府制度性安排的补救渠道。 回顾国内学者关于医疗保健的研究，大多数都着眼于制度层面上的疾病与健康关系。比如，曹继安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问题和对策》[1]，方黎明、乔东平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居民就医经济负担的影响》[2]，罗元文、张视星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与对策》[3]，石建军的《城镇医疗制度改革模式研究》[4]，温桂珍的《我国城乡医疗保险均等化的障碍及其对策》[5]，姚秀珍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缺陷分析》[6]，张茂松的《试析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7]，赵邵阳的《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8]等。以上研究基本还是围绕医疗保健的制度、法律及对策等主题，对新时期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也有部分研究将目光聚焦于制度外层面，着眼草根社会医疗保健的研究。比如，段忠玉、李东红的《多元医疗模式共存的医学人类学分析——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为例》[9]，孟慧英的《人类学视阈下的医疗——基于萨满文化医疗的思考》[10]，卢成仁、徐慧娟的《文化背景与医疗行为：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1]，曲比阿果、陈雄飞的《当下凉山医疗体系的人类学解读》[12]，徐义强的《哈尼族多元医疗体系与行为健康的医学人类学讨论》[13]等。但是，以上非制度层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地区，还比较缺乏着眼于草根社会，关注城镇居民医疗健康生活的研究。 每一种文化中都蕴含着关于疾病的地方性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治疗手段。美国学者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指出，病痛是一种文化建构，作为一种心理—社会经验，这种建构包含复杂的心理与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影响疾病，并在治疗疾病与病患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4]。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认为，对于健康和疾病，所有文化都有自己的知识与信仰，并且代代相传[15](P83)。英国医学人类学家塞西尔·赫尔曼(Cecil Helman)也认为，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与疾病有关的信仰和实践是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征[16](P1)。还有像威廉·德雷斯勒对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小镇的研究，苏珊娜·厄尔坦-罗伯茨和埃弗兰·瑞森关于美国新奥尔良市黑人妇女健康理念的研究，保罗·法默对海地艾滋病的研究等，都是利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及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人群的医疗保健模式进行的探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疾病和治疗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及处理方式，各种本土的、地方性的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系统与西方医学的生物治疗系统一起在疾病治疗中发挥着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社区居民医疗保健过程的描述，来展示草根平民疾患、治疗及健康维护的观念和社会生活实践，尤其是国有企业退休职工这一特殊群体在面临高额医疗费用时维持生存平衡的实践状态。这种研究对深入理解地方民众的疾病认知模式以及“手段的层次(Hierarchy of resort)”是很有帮助的。同时，这种“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的多元分析方法能够丰富现有医疗人类学乃至认知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 本文以兰州万里厂①为例，整理分析在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后的低养老金水平下，企业退休职工面临疾患问题时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以及他们为了改善健康水平和调整心理状态，利用地方性知识所做出的医疗保健努力。这种积极的努力，不仅为退休职工维护健康提供了多样性选择，而且也对医疗保障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形成很好的补救，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著名的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乔治·福斯特曾指出：医疗体系应包括所有促进健康的信仰、活动、科学知识和该群体成员对这个体系所贡献的技能[17](P54)。可以说，疾病的治疗不仅仅是生物医学层面的临床诊疗，更多的是心理、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试图论证说明医学人类学及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共同命题，即人类关于健康医疗的观念和行为是高度复合性的，需要结合地方性民间医疗保健实践才能获取客观合理的认识。 二、万里厂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沿革及存在的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沿袭战争年代的物资配给制度并参照前苏联的经验，我国初步建立了一套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在国有企业和部分大集体企业实行劳保医疗政策。兰州老牌军工企业万里厂在改革开放之前，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在兰州市处于较高水平，工厂实行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特征的“全包型”的劳保医疗制度。万里厂有自己的职工医院，职工看病住院都由医院负担，遇到本院医治不了的疾病允许转院，转院后的所有费用由单位全额报销。 案例1 在这三十年中，职工生活安定，医疗需求容易得到满足。C②是这么说的：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们厂因为是央企，工资、福利待遇都比地方企业要好。比如我们厂的一级工是每月41元，周围兰州市机床厂、制配厂的一级工是38元。我们厂的二级工是48.42元，省属企业的是44元。 那时是公费医疗，厂子有医院，住院、吃药、看病一分钱都不花，职工医院住进去肯定不花钱，等于工厂全负担。那会儿无忧无虑的，想住院就住院，吊瓶子买药都可以。大病去外面医院，厂长签个字就可以，工厂给掏钱。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我国原有的劳保医疗制度的弊病日益显露。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军品任务减少，万里厂经济效益开始下滑，不仅影响到职工的工资福利水平，同时也影响到职工的医疗保障制度。企业开始进行医保改革，实行基本医疗保障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加强对职工医疗消费的有效制约。这种医疗模式一直持续到万里厂2004年加入兰州市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为止。 万里厂加入兰州市职工医疗保障体系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职工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但是，由于职工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金额是以职工缴费工资额计算，万里厂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刀切”内退制度，使得很多职工在内退时工资基数低，直接影响到正式退休后拿到的退休工资少。退休工资少又影响到每月医保卡4%的注资金额少③。这有限的医保卡金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们的医疗经济负担仍然很重。 案例2 在这个问题上，患有糖尿病的车工L是这么说的： 我身体不行，现在视力也不行，眼睛坏了都五年了。我每天早上吃饭前都打针，吃完早饭就出来锻炼。企业退休养老金少，像我糖尿病就得长期用药，对生活还是有影响的。企业效益不好，退休工资也就2000来块钱，一个月下来医保卡就百八十块钱，像我们慢性病的根本就不够，我一个月下来打针得好几百块钱，还得吃药，差不多得千把块钱。 问题的一方面是低水平的退休工资。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滞后，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原来的基数偏低，而低养老金决定了医保卡上返还个人账户的金额就少。每月扣除基本的生活费用外，进入年迈体弱时期的退休职工又需要支出各种医疗费用。这些费用虽不属于基本生活费用，却是必须支付的硬性消费。但是，这4%的注资金额远不足以保障基本的医疗支出，使得原本勉强维持生计的收入在遭遇疾病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而另一方面是高额的医疗费用。不仅门诊药品价格的虚高超过低收入患者的承受能力，而且住院起付线④的医疗费用也会超过其每月医保卡的收入。此外，还有不列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其他项目费用需要个人承担，再加上医药卫生体制因素的不利影响(如某些医院受经济利益驱动，存在乱收费、滥检查、开高价药的问题，以及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存在的虚高定价、吃回扣等问题)，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三、低工资水平下企业退休职工的医疗方式选择 在医疗服务逐步商业化以后，医院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疗支出费用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在这样的困局下，退休职工们运用自己的智慧积极调整，采取一些降低医疗费用的方法来增强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地方性知识的医疗保健措施化解问题，维护自身健康。 1.有病不去医院，尽量药店买药。笔者采取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万里社区20个退休职工进行访谈，以了解企业退休职工在面临疾患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以及社会生活实践。因为医保卡的注资金额少，低收入的退休职工在遇到感冒发烧等常见疾病时，出于经济因素考虑，大部分人不愿意去医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站看病，而是自行去药店买药自救(如表1所示)。
案例3 万里厂退休职工，万里小学的T老师是这么说的： 一般小感冒什么的我都是自己买药，有病了好多药自己都知道，去医院还不如自己买一些。去医院了，一年医保的钱根本不够，大夫开上两三天药五百多块，半年医保卡上的钱就没有了，再有个啥大夫让你打个点滴，一打点滴一年的钱都完了。我就是去药店，还得周围几个比较一下，看看哪个药店便宜就去哪里买，谁让我们穷呢。 对于收入微薄的退休职工而言，医院医疗费用的飞涨超出自身的支付能力，加剧了患者的生活负担，使得疾病与贫困如影相随。 案例4 退休电工Y讲了曾经在万里医院看病的经历： 我是1997年内退的，内退时拿个500来块钱，那一年我48岁。一直到现在看着退休工资涨了好几次了，可是我们因为退休时基数低，所以现在就拿着1900多块钱的工资。你看万里社区门口的菜市场，老头老太太都是买堆堆菜的，这个季节我就是买白菜、萝卜，十几块钱一斤的韭黄我哪敢买。生活都这样了，再别说看病了。我最近感冒去厂里医院打液体，刚开始我让医生开的青霉素，吊了三天不起作用，又换成头孢，三天的头孢就将近500块钱。三天还不一定好，再加上之前的青霉素，可不得1000来块钱了。我每年也就这季节生一次病，可这一次病能把攒了一年的医保钱花光。 2.广泛利用地方性的民间疗法。当高额的医疗费用超出低收入职工的支付能力时，人们还会利用土中医、中药偏方及民间土办法抵御风险和治疗疾病。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民间中医医疗机构正日益成为群众看病就医的备选对象，而其突出的中医药特色优势和显著的疗效吸引了无数患者。 案例5 保管员L年轻时得了类风湿，因为工资低，而慢性病住院花费又大，又恰逢是厂子最困难的时候，承受不起高额的住院费用，便开始在民间找寻中医机构进行调理。 我是八几年查出的类风湿，到2006年时就不行了，肿到大腿上，身体到了极限，觉得自己得住院去，不住院怎么办。但是家境不好，儿子又在上学，又觉得住院负担不起。这时候朋友就介绍桃树坪的一个气功老师，是收费治疗的，2007年的收费是十天600多块钱。我那会儿工资400多块钱，可是我想去医院花费更多，就去练了两个疗程，老师就是一边指导你练，一边给你开中药调理。 医学人类学者们推崇“多元医疗模式”，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解释系统或资源并行。例如，西医与中医并行，公立医院与民间中医机构并行。病人如何选择某种医疗话语或医疗模式往往是一种现实策略，这不仅只是经济思量，也有重要的文化因素。万里厂的退休职工们正是有效利用这种民间医疗途径进行疾病治疗，以期治愈疾病，改善健康状况。 四、社区补救的主要途径 疾病并不只是可以科学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我们不仅要探讨现代化建设中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卫生保健问题，还要研究人们面对疾患时采取的不同行为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在抵御疾病方面发挥的辅助性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探讨这些行为方式背后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研究基于文化产生的多元医疗体系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这对于制订合理的医疗卫生政策很有帮助。 1.进行体育锻炼。经济、有效、科学的体育锻炼，是改善身体健康水平，调整心理健康状态，抑制医疗费用过度支出的有效方法，也是在“未富先老”的老龄化背景下提高退休职工生存质量的途径之一。于是在“锻炼等于储蓄，不病就是省钱”的理念下，万里厂的退休职工们通过锻炼的方式强身健体，减少家庭医疗开支。 案例6 退休的化验员C是健身操队的队长。作为队长，她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严格要求队友，带动周围的同事们参与到体育锻炼的大家庭中。 现在不活动不行，不活动感觉有什么事没做一样，不舒服，一活动出出汗就好了。市医保发的那点钱根本不够，自己还跟别人说身体好也算是理财，理财不仅是拿钱买这个买那个，自己拿钱不往医院里送就是理财，钱也省下了，所以得认真锻炼身体。 少生病意味着少花钱，锻炼身体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却能帮助我们预防各种疾病。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下，体育锻炼成为保持健康、减少医疗开支的最简单易行的方式，是低收入退休职工找到生存平衡点的重要手段。 2.培养乐观心态。心理学研究与生活实践表明，积极的情绪有利于身体健康，而消极的情绪则对健康带来不良影响。退休职工的普遍心理特点是害怕生活单调和孤独，他们要求正常的人际交往，渴望与人谈心，以调节情感而开展的健身体育活动为退休职工们提供了集体活动的形式。在这种群体活动中进行体育锻炼，会感到生活充实，心情愉悦，这对于预防常见疾病也有良好的功效。 案例7 对于万里厂的退休职工而言，日常的体育锻炼除了强身健体的功效外，更重要的是联络感情、放松心情。装配工W是这么说的： 在家里都呆傻了，出来活动活动，和大家聊聊天挺好。我们单位穷，发的那点儿钱就够吃饭，哪有钱旅游。谁不想旅游？可是那得要钱，没钱旅游就自己找乐子呗。穷也得开心，也得过日子呀。我们就上午打打球，下午玩玩牌，一天就过去了，也挺有意思的。要不然再干什么，呆家里两口子大眼瞪小眼，净干仗。打球、玩牌、聊天心情好，我只要没事，都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保持心理健康的秘诀除了重视人际关系和交流以外，还要保持乐观心态。因为信念、心态的好坏也会左右着人体的免疫功能，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益于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案例8 退休车工C的爱人身体不好，两人自十几岁成家以后，家里的累活重活全是自己干。 我这人心态挺好的，我家老头子身体不好，一辈子都是我伺候的。好吃的给他吃，活不让他干，不让他生气，一天到晚(我)都在和他开玩笑。我觉得能干活能动，这就是幸福。我的目标就是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别人服务，伺候别人是一种幸福，说明你比别人强。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是“身体、精神和社会之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18]。可见，“健康”是一种人体良好的整体性功能状态，人体功能的协调也是身心的协调，这些都是人体生存和健康的根本条件，也是健康的根本标志。 3.主动学习养生知识。养生就是根据生命发展的规律，采取能够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手段。养生的精神实质是“防病于未然”，强调以预防为主，提高机体防御病邪、充沛正气的能力，学会必要的中医养生知识与技能，提高自我保健与疾病防治的能力，以改善、维护和促进个体的健康水平。 案例9 老J已经75岁了，说到他的养生之道，除了练气功外，提得最多的就是中医养生知识： 我十多年都没吃过西药，吃的都是中药。我觉得中医养生的观点和方法简单明了，容易操作。我早上起来喝豆浆，人家都是黄豆的，我喝黑豆的，黑豆补肾，再把黑芝麻、党参、枸杞、红枣加在一起打成豆浆。我自己还买中医学的书看，前一段时间就买了两百多块钱的，一天没事的时候就翻翻书，增长些知识，自己给自己治病。 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随着“健康”与“保健”其内涵与外延的深化和延伸，我们发现，真正体现出“健康”与“保健”的含义不再只是治疗疾病，而是在于促进人类健康，提高生命质量，预防疾病。人们在增强自我保健意识的同时，辅之中医养生之术，诸如汤药、食疗、气功等，合理地改善人们饮食营养结构，均能对改善调整人体亚健康状态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4.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当老年人身体机能开始衰退，表现出疾病频发、行动缓慢、死亡率高等多种健康问题，并面临退休适应、痛失亲人和死亡威胁等人生难题时，宗教适时地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情感性或工具性支持，发挥出平复情绪、增强信念和慰藉伤痛等多种强大的社会功能。 案例10 在这个问题上，信仰基督教的退休锻工Z这么说： 我觉得病是从心上得来的，是因为人心里不干净。心里有病，人迟早会生病。我原来认识的一块儿信教的一个人，之前身体特别虚弱，看病去也不行，就像个蜡烛，感觉随时都有可能不行了，有人就建议她，让她信教，带着她去听听，她还真的相信上了，觉得是上帝救了她的命，逐渐就好起来了。 经过逐步的改革与完善，宗教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宗教文化对心理疾病的影响逐渐被人们所关注。随着宗教活动的展开，退休工人们的社交范围也会扩大，还可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信徒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不仅可以发挥有益的精神安慰作用，而且还能帮助信徒们掌握摆脱压力和焦虑的办法，增强他们抵抗风险、挫折等险途逆境的心理承受能力。可以说，宗教信仰有助于退休职工们保持心理平衡和情绪安定，对治愈疾病、保持健康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五、讨论与思考 1.医保卡金额的有限与医疗费用飞涨的矛盾。由于职工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金额是以职工缴费工资额计算的，有限的医保基金无法抵御高额的医疗费用，这无形中加剧了低收入群体成员看病贵的问题。作为退休职工收入重要来源的养老金一般只包括吃饭的钱，不包括看病的钱。一旦生病只能用吃饭的钱来看病，结果是陷入更大的贫困。疾病与贫困往往相伴而生，存在天然的联系。低收入群体一旦生病，尤其是慢性病、特殊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直接面临吃饭还是吃药的二难选择问题。许多患者无钱就医，结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而且，由于社会问题的联动效应，低收入群体就医问题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将会引发一些更为严重的现实与潜在的社会问题。 2.工人健身热情的高涨与健身条件滞后的矛盾。科学有效的体育锻炼对降低疾病发生率、减少医疗需求、节约医疗费用支出等方面效果显著，而且也是人们改善心理状态、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过程。对于万里厂的退休职工而言，体育锻炼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却能帮助他们预防各种疾病，而且在体育锻炼中，退休职工们还能增进人际交往，减少因退休带来的孤独感和低收入带来的落差感，找到生存的平衡点。 但是，万里社区却没有提供相应配套的硬件设施。一个有着一万多人的社区没有专门的室外活动场所，只有2000多平方米的空地用做室外活动场所，再配以一些简单的健身设施。职工有锻炼的诉求，但是政府或企业却提供不了基本的健身条件来满足职工的诉求。这些落后的硬件设施不仅限制了职工活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影响了职工锻炼的热情。体育锻炼被职工们视为节约医疗支出的手段之一，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为职工提供更好的健身条件。对于政府而言，要把改善社区基础条件、完善社区基础设施作为一项硬性任务，加大投入，使社区具备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对于企业而言，要集中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职工社区公共活动场所及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职工生活带来便利，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3.制度内与制度外医疗保健结合的对策思考。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基本的医疗服务惠及每个公民，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国家从1994年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始，经过这些年的运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增强了职工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但是由于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许多患者因为就医看病而负债累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对于政府而言，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低收入退休职工的看病就医问题。 除了制度内的运作外，还需要考虑民间的、基于文化传承的非制度安排，这些社区补救方式往往在制度之外发挥作用。本文调查研究说明，兰州万里厂社区居民关于医保制度缺陷的补救方式灵活多样，在国家制度之外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非制度层面的医疗保健方式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人们的就医行为以及影响人类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并加以实施，更加有效地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目前形势下，国家医疗保障制度还存在许多漏洞和局限，社区居民自身的补救措施是维护国民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政府要鼓励民间的补救做法，在政策上予以倾斜，管理上予以支持。多关注、多投入，能使健康维护方面的民间智慧发扬光大，起到更大的补救作用。 4.健康、身体与文化之学术研究的启示。传统的生物医学更多关注病人的生理身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视病人的心理、社会、文化需求。但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生物生理障碍，它还要受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及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所以，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要研究疾病的临床生物诊疗，还要研究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解释患病的原因、他们所采取的疾病行为模式、以及在抵御疾病风险方面的防治措施。通过对草根阶层生活实践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性疾患观念对疾病行为模式有巨大影响。通过对这种高度复合性的疾患观念及医疗实践的分析，我们能够获得对健康与文化关系更客观合理的认识。 此外，考虑到当前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多与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将目光放得更远、更宽，利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人类的一切疾病观念和医疗行为。要看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医疗信仰和医疗选择，分析多元医疗选择的原因，用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理解多元医疗选择的合理性。换言之，不同的文化对健康有不同的理解，建立在不同健康观念上的地方性医疗保健行为也会有很大差异，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医疗体系。因此，无论何种医疗体系我们都应该合理加以利用，以期在人类抵御疾病、维持健康方面更加有效，从而推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①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名为航空工业万里机电总厂(国营135厂)，是我国“一五”期间与苏联签订的第二批援华项目之一。始建于1956年，1958年9月28日正式投产，2008年3月25日改制更名为“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兰航机电公司”)，现属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子公司。以下文中简称“万里厂”。 ②C为被访谈者的姓氏的首字母，本文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缩略编辑，下同。本文所有的访谈都是在2014年12月内完成的，访谈地点是万里厂社区活动场地、万里医院和兰州交通大学第八教学楼管理室。 ③在《兰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第五章“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的建立与支付”第十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职工个人缴纳的2%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额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不同年龄段计人个人账户：在职职工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为基数计算，45岁以下(含45岁)的按1%计入；46岁至退休的按1.5%计入；退休人员按上年度本人养老金的4%计入个人账户。 ④2013年，兰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策标准的通知》(兰政办发[2013]194号)，自2014年1月1日起，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再次进行了调整，包括调整综合性三级甲等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将起付标准由700元调整为1000元，其它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维持2011年调整后的标准，即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200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为400元，三级定点医疗机构700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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