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意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3)06-26-30
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屠杀(Holocaust)专门指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屠犹暴行。大屠杀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承载着犹太民族在二战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灾难。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不仅毁灭了犹太人的肉体，还企图毁灭一种古老的文化；对犹太人的屠戮，也是对一种古老文化的摧残。诚然，大屠杀的发生有比较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后果和影响史无前例。纳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也在“犹太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当全人类思想界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悲剧时，有良知的艺术家、文学家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反映在文学创作层面，即是“大屠杀文学”、“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相继出现。
顾名思义，所谓“‘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指的是以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屠杀为题材、为写作主题或内容的小说。而且这些小说主人公都是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是字面和语义上的一般诠释。关于“大屠杀后意识”(Post Holocaust Consciousness)小说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外学术界对“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战后所有犹太文学都具有“大屠杀后意识”。无论其主题与形式怎样，大都直接描述大屠杀；从狭义上讲，只有那些运用了自己或他人的经历，并调动了丰富想像力，再现已经消失的欧洲大都市犹太人社区和乡村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关注幸存者命运的文学作品均包含着“大屠杀后意识”——作家和文学家一种特殊的理性自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创作的小说，则属于“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代表。“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作者属于新移民犹太作家，美国犹太“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又被称之为“新移民小说”，亦即“移居美国大屠杀幸存者”小说(Immigrant Survivors Fiction)。“新的犹太移民小说不再会是一种同化文学。相反地，它深刻涉及到犹太经验及其传统得以持续的重要性。这可以看作姗姗来迟的大屠杀后意识。”[2]也就是说，“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是在“迟到”的“大屠杀后意识”基础之上诞生的。“这种小说不同于第二、三代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学创作，它一反探讨美国同化的主题而转向追寻犹太的特性与过去，形成了在语言形式上趋同、在思想内涵上寻根的风格。”[3]就思想性来说，“大屠杀后意识”的提出和界定体现了作家一种深层次的反思文学。笔者认为，“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狭义界定更有可取之处。
一
“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与“大屠杀文学”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没有大屠杀文学的积累和铺垫，不可能有“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在整个希伯来文学创作中，“大屠杀文学”一直占居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犹太民族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则使这个民族的磨难达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悲剧，既是历史学家长期努力探索的课题，也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数百名作家创作过以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达三百余部，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4]。其中大多数为犹太作家和艺术家所创作，不但在犹太人中颇受欢迎，而且全世界各国范围内也反响强烈，深得各国公众喜爱，产生共鸣尽在情理之中，其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中国人对此类题材并不陌生，如《华沙一条街》、《马门医生》、《苦海余生》、《大屠杀》、《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等作品，在中国流传较广，深深感染和震撼了热爱和平、有良知的血肉心灵。这说明，大屠杀悲剧已成为犹太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界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这些作家不仅记述他们的经历，而且提供给我们他们对于那种经历的思考。”[5](p28)不仅作家、文学家对大屠杀进行反思，千千万万的读者、观众也不会对那段血腥的历史置若罔闻。这种共鸣已成为作家创作的原矾力和催化剂，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推出一部又一部艺术精品。辛格等人获得诺贝尔奖，是对这种创作题材的肯定与褒扬。
面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历史，人们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人会慷慨陈词，口诛笔伐；有人可能以集会、游行、示威、纪念会、发表各种宣言等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谴责那些丧尽人伦的屠杀暴行。然而，除了这些形式以外，文学艺术作品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必定会表达出更深层次的思想。意第绪诗人阿伦·蔡特林写道：“现在呐喊也是一种谎言，甚至眼泪也是纯粹的文学，甚至祈褥也是虚伪。”[6](p570)犹太学者们耐心地搜集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资料，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驱使他们艰难地积累着每一次最新的、难以忍受的事实。人们在文学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大多数在纯文学层面的努力均注定要失败——尽管雅各布·格拉斯坦(Jacob Glatstein，意第绪现代派诗人，内省主义者。引者注)的意第绪诗歌暗地里探讨了他们的主题，讲出了大屠杀后的心境与感受：剧烈、屈从和沉默。
“大屠杀后意识”小说能够在美国走向繁荣，与美国犹太文学和大屠杀文学的发达有直接关系。应当说“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是借助美国犹太文学、移民文学的土壤发展起来的。然而，“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发展过程中，在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美国，这一文学创作形式却曾经有过滞后、发展迟缓的经历。当战后欧洲文学界大屠杀文学出现创作热潮时，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学界，包括美国文学界中的犹太文学家，尚未有主题鲜明的大屠杀文学作品面世。“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富有想像力的大屠杀后意识文学作品，……。”[3]与欧洲的热潮相比，美国文学界的反应不免有些冷清，甚至淡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美国文学界后来居上，创作出了风格、手法、思想内涵均迥然不同于欧洲文学界的、大量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等文学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超过了欧洲。辛格等人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足能说明一定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属于犹太文学、大屠杀文学的一部分，但彼此之间并不是等同的，更不存在替代关系。比较而言，犹太文学涵盖内容更宽泛，而“大屠杀后意识”小说表现和突出的主题更集中、更具体于对大屠杀及其影响、后果的反思与追问。所以，“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内涵指向比犹太文学更具体、更清晰。“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也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屠杀文学，大屠杀文学的建构以大屠杀的过程、事件为基础，而“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则关怀幸存者的命运，以及大屠杀本身所造成的难以磨灭的影响，强调对犹太民族往昔的追忆。这种文学艺术风格的转型，使犹太文学、大屠杀文学表达的客体更丰富，更体现了对幸存者的人文关怀。
比之欧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屠杀文学作品，以辛格等著名作家作品为代表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虽起步较晚，但思想内容、创作手法、表现主题等方面，毫不逊色于战后初期的欧洲文学界。也许是欧洲文学界奠定的基础，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思想主题更加深沉，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有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更有对自己民族命运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这显然比对大屠杀事件、过程的一般性控诉更有意义。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为战后出生，对自己民族悲惨历史的淡漠、乃至“遗忘”是比较常见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问世与这种社会环境和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在犹太移民后代对自己民族悲惨历史和文化的淡漠，呼唤文学家以文学作品，表达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和战后初期的犹太文学相比，更具理性思索。比之战后初期的大屠杀文学作品，“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侧重表达了“大屠杀”后的犹太民族的幸存者现实境域的关怀，突出了“后意识”，和从前的文学作品中简单的、直线条式的追忆、描述、直观的控诉相比，进步无疑是长足的。
二
毋庸置疑，大屠杀在犹太民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和极端痛苦的烙印，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普通犹太人，对既未作演讲又未写诗歌的移民后代，对那种“最近提高了自己生活，而且一边仍然相信自己注定生活在一种独特命运之中，一边努力寻找脆弱的安适的人，或对那种只要其子女一呀呀学语便想把关于那种命运的意识传输给他们的人而言，大屠杀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过多地谈论，他们知道的东西并不比诗人说的多。”[6](p570)“大屠杀后意识”的产生，与移民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有直接关系。他们注意到，美国犹太人正在忘记大屠杀。那些移民的后代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痛苦的往事，或将这些往事淡漠忘怀。时过境迁，光阴荏苒，在与传统犹太文化相异的美国文化的熏染、包围之中，尤其是战后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仅没有集中营的经历，连讲演、集会之类的经验也是间接的；对前辈遭受的磨难知之不多，关注无多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犹太人，忘掉大屠杀实在是不可能的。或许，他们把那段痛苦记忆掩藏在心灵深处；或许，出于善良的愿望，尽量对那段痛苦避而不谈，似乎没有勇气让自己的后代直面这种难以描述的恐怖。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大屠杀给整个犹太民族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仍懂得意第绪语的少数人，大概效仿一则古老的箴言，说他们希望犹太人能在被人怨恨的劫难中幸免。这也许等同于神学家埃米尔·法肯海姆提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即犹太人一定不要让希特勒在死后获得胜利。”[6](p570)假如我们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汉语解释这段话，那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再恰当也不过了。应当说，这种带有警示和提醒作用的告诫对当代犹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意义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既起到了这种作用，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成为思想性较强、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
大屠杀的记忆深深地嵌入犹太人的思想意识中，“所有或几乎所有一切均使他们感到，不管作为一名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它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尽量永久作犹太人。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情，进一步讲，是一种需要，而在更深层次作犹太人则是一种荣誉。此外，在不宜于言传的情况下，解释大屠杀的任何借口，关于其原因的任何理论都必定不符合逻辑，沦为纯粹的概念游戏。除了深深铭记之外，别无它事可做，而且最好是独自默默地牢记。”[6](p571)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中，人们开始审视、追问，为何美国犹太作家不愿意涉猎关于“大屠杀”的作品?从美国自身这一大环境而言，地理位置上优越，使美国和美国人免于战火煎熬，大屠杀实在离他们太远了；而那些有幸逃离大屠杀劫难，或有幸躲过大屠杀的犹太人或“新移民”，则应当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所感慨。大量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说明了“大屠杀文学”是存在着一种“矛盾修饰法”；“需要我们用沉默来表现的尊严，由于言语而变得琐碎与浅薄”[7](p.150)。那么，美国犹太作家如何敢于或能够开始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内容呢?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这里，“沉默”只是一种消极的等待。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人等待着美国犹太作家对他们的沉默、滞后作出解释。正如罗伯特·奥特1966年在关于以色列大屠杀小说的评论中所说：“随着在犹太知识分子论坛中不断进行的对于大屠杀意义的探索，人们注意到美国犹太小说，对于这场欧洲灾难的探求的尝试是多么的少。”[7](p.150)奥特这些明显带有批评性的议论寓意深厚，大屠杀幸存者聚居地的美国文学界的确应从多方位、多视角对“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作出反映，理应走在世界文学界的前列。
自1966年起，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李丽安·克莱娜(S.Lillian Krener)在她的《想像的见证》(Witness through the Imagination)(1989年)中写道：“传统要求所有犹太人认为自己站在西奈山上接受《旧约》，而当代犹太人却越来越感到，撇开地理不谈，他们曾出现在奥斯威辛。美国犹太人承受着奥斯威辛、切尔诺(Chelmno,波兰境内的一座集中营。引者注)、Dachan.、卑尔根(Bergen，挪威第二大港口城市。引者注)、贝尔森(Belsen)和特莱勃林卡(Treblinka，波兰境内的一座集中营。引者注)所蒙受的种种灾难，以及在纳粹集中营死去的亲友给他们的心灵蒙上的阴影。”换句话说，“在大屠杀后的世界里，担负见证历史的人物，进入了新的空间并担负着更多的责任”[7](p.150)。正如辛西娅·奥吉克(Cynthia Ozick)试图解释她如何创作《披肩》(1980年)时所说：“故事描写了作家，而不是用其他方式。”“对于大屠杀的充满想像的思考已成为美国犹太文学的意义重大的新方向。”[7](p.150)回首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发展脉络，我们会认同辛西娅·奥吉克的观点。这种“意义重大的新方向”，实际上已经肯定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所在。李丽安·克莱娜和辛西娅·奥吉克等人的努力说明了“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在美国的一种转折。
犹太人登陆美国这块新大陆比较早。17世纪时，便有一些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但犹太文学的问世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美国的犹太人总数已经超过了200万。被人称为第一代移民中的作家创作了早期的文学作品，并逐步受到重视。但真正被美国文学界主流认同，则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事情。
美国犹太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尚未出现真正直面大屠杀的小说，这与战后的欧洲大屠杀文学的兴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批评家批评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匮乏滞后，是不足为怪的。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阿尔弗雷德·卡津的话：“没有人能够真正写出一部富有想像力的关于纳粹恐怖的作品。”[8](p.163)因为艺术创造的想像力很难与希特勒政权组织的毁灭等同起来。想像的能力可否将那种特殊的黑暗、残暴变成艺术?这是欧洲批评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把焚尸炉作为小说的创作对象，对于许多小说家来说无疑是对文学的亵渎。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屠杀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如伊利·威斯尔等一批欧洲犹太作家，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从个人经历出发，将幸存者所经受的恐怖诉诸于文学艺术。在欧洲，幸存者的回忆录和日记，以集中营内外的抵抗活动为焦点的小说，以及纪念性的诗歌等等大量相继出版。他们用“殉难者的话语”(希伯莱语与犹太人对话)来面对人数锐减的读者群。然而，必须指出，并非这些清楚地阐述了大屠杀的个体或群体的经验，公开地哀叹失去了读者和语言的作品构成了犹太文学的主流。美国犹太作家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逐步走出低谷，在美国文学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崛起，为美国文坛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对美国的犹太作家来说，是一种觉醒，并在日后成为了一种自觉；从文化角度来看，则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转型，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外来移民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
从广义上讲，战后许许多多犹太文学作品却浸淫着“大屠杀后意识”，不管这些文学建构方式差异如何，大多都在直接描述着大屠杀。但确切地说：“只有那些运用了自己或别人的经历，并调动丰富的想像力，再现了已经消失的战前欧洲大都市的犹太人区和乡村定居点的才是真正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代表”[3]。辛格的“大屠杀后意识”与其他类似小说相比，多有不同之处。如辛格本人对大屠杀并没有亲身的经验。我们似乎可以说，其他“大屠杀后意识”小说那样让人痛心、落泪、感伤，而辛格的作品则让人沉思、追问；其他作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过程的揭示、白描，对历史的再现，而辛格则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这段历史及其影响阐发自己的认识，并提升到了整个人类的高度。
三
“大屠杀后意识”在美国异军突起，备受世人瞩目，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缘何在美国崛起?我们以为，以下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需要我们关注：
第一，美国发达的文学为“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提供了土壤。关于美国文学的发达，我们只想举一个数据简单说明。到2001年为止，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世界各国98位作家，而美国获奖作家为9人，其中犹太裔作家为3人，占1/3。也许，诺贝尔文学奖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但至少告诉人们，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美国文学，尤其是战后美国文学的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为“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提供了生成的土壤。发达的美国文学、少有传统观念束缚、思想自由等外在因素，及其所形成的特殊氛围对“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产生的推动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应当说“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成就与成功借助了美国文学的土壤，也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为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两者相得益彰的关系，可以视为“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与美国文学的整体关系。
第二，犹太作家的生活经历及其为文学事业做出的种种努力。“大屠杀后意识”小说能够在美国文学界乃至在整个世界文学界获得重视，与美国犹太文学的发达，以及一个相对庞大的、成就斐然的犹太移民作家群体密切相关。辛西娅·察齐克、贝娄、辛格、科恩、汉伦特、谢芙等在世界文坛颇有影响和实力的犹太文学作家，多少年来辛勤笔耕，推出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思想主题鲜明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一作家群体丰富的想象力。用“群星璀璨”形容这批作家为之不过。人们评论说：“在当代美国小说众多流派中，影响最大实力最强，渊源最为深远的一支队伍则首推犹太小说，这不仅是因为包括贝娄、辛格、菲利普、罗斯、马拉默德在内的一大批当代美国著名作家都是犹太人……。”[9]
第三，移民文学的发达，特别的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出现，实际上为“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产生奠定了客观基础。美国是当今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正因如此，美国形成了发达的“移民文学”及其为此作出种种努力的移民作家群体。是他们天才的劳动创造了“移民文学”的繁荣。属于“犹太文学”、“移民文学”、“新移民小说”范畴，而与“移民”主题相关的文学，之所以在美国发达昌盛与美国本身即是移民国家不无关系。美国是一个民族包容性比较强的国度。然而，“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又与传统上的“犹太文学”、“大屠杀文学”有所不同。在创作手法上，“大屠杀后意识”小说表现的思想更加凝重。尽管在“大屠杀后意识”小说人们看不到那种“控诉”式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腥场景的描述，但辛格小说那种“讲故事”的风格和手法，所反映的思索与内涵决不亚于在此之前的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这是辛格及其“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最为成功之处。
第四，多元文化为美国人接受为犹太文学、“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创造了条件。历史并不悠久且以移民为主的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但文学和社会文化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却是20世纪40-50年代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犹太移民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生活在同化意识形态的阴影之下，他们不是主动地寻求同化，便是被迫放弃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以获得美国主流文化的接纳。……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多元文化观念开始为社会所接受……”[10]。所以，多元文化为“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生成提供了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客观条件。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移民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