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理想人格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内容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想人格历来为中国哲学所关注。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尤显突出和紧迫。从千年帝国春梦中觉醒的仁人志士，看到的是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西方列强，虎视耽耽；茫茫神州，积贫积弱。出路何在？许多有识者将目光投向改天换地的新人。哲学家、思想家们纷纷提出了各自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型以满足时代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为中国找到了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并且站在崭新的基础上，荡涤一切陈旧和腐朽的精神渣滓。在造就一批英才的同时，提出了全新的理想人格理论，代表人物首推毛泽东，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实践型的理想人格观。这方面的思想浸透于他的大量著作，集中体现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纪念白求恩》、《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篇章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在革命斗争中处理实际问题的行动上。
一、毛泽东理想人格观的形成
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正处在东西方文化在中国交汇碰撞之际，古老的东方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新派人物的救国治民画策都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震动，最终，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博采众家之长，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中国传统儒学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并因其立足点是人，而对毛泽东理想人格观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
尽管毛泽东不喜读孔夫子的书，但孔孟之道还是深深影响了他。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深得杨昌济先生的教诲，而杨是一个尊崇传统儒学但较开明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经由杨而接触的宋明理学的薰陶，使得青年毛泽东思想中唯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倚重精神力量，并形成了圣人史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圣人型的理想人格观，这些思想散见于他的《讲堂录》和《伦理学批注》及与同学友人的通信中。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欲求根本解决应从“改变人的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就需要“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改换全国之思想。”所谓“大气量人”，也就是“圣人”，即“既得大本大源者”，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圣人“通达天地，明参过去、现在、未来，洞彻三界现象。”圣人立于天下，即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参见毛泽东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这种圣人观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似乎已成了中华文化的积淀之一，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它，但它却象一抹若有若无的迷雾，直至毛泽东的晚年仍在他的脑海中游荡。
传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完全消极的，尤其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毛泽东影响的积极之处较为明显。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就常去听刘人熙等讲船山哲学，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学风，颜元、李塨的习行哲学，尤为向慕。
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转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21页）曾文正虽崇奉宋明理学，但不拘泥，他将宋明理学由内圣引向外王，鼓吹调和汉宋之学，中西之学，将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格物即理相贯通，把理学从道学家的书斋迁至经邦治国的实践中来。
当然，这里的“习行”与毛泽东的“实践”，以及汉学的“实事求是”与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是迥然异趣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哲学思想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实践哲学的创立勘定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而这两者也构成了毛泽东理想人格观的重要内容。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习行”精神就使毛泽东没有成为一个在书斋里研读经书的儒者，而将其理想与理论投射于身外的实际活动中，在实际活动中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1917年冬，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筹备建立新民学会，“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得出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终于在1918年4月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 改良人的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并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旅沪会友在上海半淞园开会，决议要形成“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学会态度，新会友入会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新民学会的构想和实践是毛泽东理想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由对圣人型理想人格的憧憬而转身投入现实理想人格的积极追求和塑造，这种活动本身也就是对圣人型理想人格观的反动。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浪潮也冲击了毛泽东。他读了很多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读这些书的时间在1912年下半年，这些书中的思想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很新颖的。他很认真地读了这些书，后来他曾形容自己正象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拼命地吃菜一样，拼命而贪婪地读书，就是指此事。这些人、这些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理想人格观的形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若要一丝一缕地去分析这些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似乎是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的。
毛泽东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地还是通过中国人的介绍和倡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所持机械唯物论和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明显的。但西方资产阶级思潮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应数新康德主义。“维新变法”的人物中，毛泽东最为推崇梁启超，而梁是新康德主义的忠实信徒。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读书时，就读过梁在《新民丛报》上介绍康德的文章，对康德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一师读书时，杨昌济以康德派哲学家沧尔生《伦理学原理》作教本讲授伦理学，毛泽东通过悉心研读，写下了长达一万二千言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其中感想已不全在康德、沧尔生的轨道中了，在《批注》中，他主张“精神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以达“具足生活”；强调自然冲动和义务感情、天理和人欲的统一；肯定“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否定“圣贤豪杰”与“普通之人”的先天差别，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尤其是他所持二元论观点成为他的理想人格观的哲学基础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一个跳板。
1920年夏，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决定性因素是他“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参见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唯物史观成为他的理想人格观的新的哲学基础， 并促使他与圣人型理想人格观的决裂，共产主义实践型理想人格观崭露头角。
毛泽东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即已开始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第二次赴京期间及以后，通过学习和实践，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是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前进，他说，改造中国与世界是群众性的大业，非有依靠“民众的大联合”不可实现，而“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毛泽东还论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管理政治、制定法律。欲求自身解放的彻底，达改造中国与世界之正鹄，人民群众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自己起而抗争。他说：“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指其所信，向前奋斗，盖历史上世界各国民权人权之所得，未有不以积极之奋斗与运动而来者也。”（《湖南改造促进会发起宣言》）
关于圣人的神话破灭了，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和培养理想人格才是正途。在现实的斗争和运动中，毛泽东进而把眼光投向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精神中枢”——中国共产党的成员。这就使得他将建构理想人格的着眼点着重放在共产党员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上，这也成为毛泽东理想人格观的一大特色。对于理想人格的称谓也由传统的“君子”、“圣人”一变为对“好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要求。
二、毛泽东“理想人格”的丰富内涵
毛泽东对于理想人格的论述是极其丰富的，他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考察，而使其具有立体的结构。主要说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为人民服务是理想人格的核心
传统儒学塑造理想人格总讲内圣外王。为人民服务则是毛泽东理想人格观区别于以往的中心点。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通过为人民服务，内圣与外王统一了，内圣就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思考问题要从群众的立场出发，外王就是用实际行动为人民谋福利。在毛泽东这里，理想与人格是统一的，理想就体现在现实人格的活动中，现实人格的活动指向理想和理想的实现。
为人民服务在实际工作中，就演化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群众观点就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和一切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人民谋福利，不仅指的要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 页）为人民服务表现于实际工作的一切方面，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专门论述了文艺要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文艺工作也是为群众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3—864页，第864页）
为人民服务，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而不能只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一方面，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违背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在群众面前，我们要当好小学生，要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同上书，第790页）尾巴主义之所以错误， 是因为它害了慢性病，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这同样是要不得的。
为人民服务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者都是和为人民服务正相反对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曾突出批评过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各种倾向：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及离队思想。个人主义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应加强教育，从思想上根本纠正之。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强调要反对宗派主义，要处理好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以及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以利团结全党、全国人民战胜敌人。
但是，反对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抑制个性发展。传统儒家人文主义比较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而置独立人格于较末位置。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尤为重视个性自由，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对个性自由的执着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与个性自由背道而驰的，封建统治者需要的是无个性有奴性的奴才，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使人全面发展，充分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信念毛泽东维系一生，他认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抑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为人民服务在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赞扬白求恩，就是因为他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这个精神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2.既具远见卓识，又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强调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个统一的一方面就是理想对现实的范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理想就是远见卓识。远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认识到未来的世界是赤旗的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在革命斗争的不同阶段，要能预察事变的过程，察知事变发展的方向，在革命的低潮期，能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战烽火起，能知战争的大致过程及走向；内战爆发，能知时间长短。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楷模。卓识，实际上说的是要掌握理论。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我们要掌握、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的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当然，我们要把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能把马列理论当作教条。
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概念，毛泽东把它拿过来，对其作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对每一问题都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引出理论性的结论，再将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优良作风。
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是取得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因而，立足中国的实际最为重要，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他青年时代就力求“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 他提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际的调查及研究”。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的强音。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我们党内有两种表现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经验主义者“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情当政策。”他们都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作俘虏。”（《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坚执“本本”，照搬照抄，使中国革命到了毁灭的边缘。他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
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819页）这样， 就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了。
3.理想人格应有英勇的革命气概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讲究气节是中国儒家理想人格观的优良传统，孟子关于理想人格的浩然之气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一方面，它成为儒家学脉中极重要一流，大凡谈及理想人格，总要说到气节、情操。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本身就造就和孕育了许多垂训后世的正义之士、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
毛泽东是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的，他读私塾时，除规定的《四书》、《五经》外，尤喜读《岳飞传》、《西游记》、《三国志》、《隋唐演义》等传奇小说。在东山小学堂，学习了古代历史，对于尧、舜、秦皇、汉武等的政绩大为向往；曾从同学处借读《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于拿破仑、喀德林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兰斯顿等人物很感兴趣。他对这些英雄豪杰的崇拜无疑包含着对他们吞吐山河的气概、高踞常人的节操的认可和钦慕。尤其因为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是在血雨腥风的恐怖中、在戎马倥偬的战争中形成的，对英雄气概、高尚情操的要求就更为必要了。
首先，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要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气魄和责任感。他自取名“子任”，表达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决心，并曾与肖三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4页）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应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有了这样的责任感，就能不问代价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面对重重困难，面对流血牺牲，“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0页）
共产党员还需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选集》第3 卷， 第1005页）
真正的共产党员还要有高尚的革命情操，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
一般说来，一个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它来思考和处理现实中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化为现实的行动，并具有英勇的革命气概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名“好的共产党员”，一个成就了理想人格的人。
三、崭新的成人之道
成人之道是理想人格观的一个重要层面，讨论的是如何造就完善的人格，如何使理想人格不是作为仅供人憧憬的遥远目标。区别于以往，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成人之道，为理想人格化为现实人格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说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在延安整风期间达到成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他所倡导的成人之道，而且广泛地在现实中进行推行，并被实践证明为是行之有效的。毛泽东所倡导的成人之道，简单说来，就是在学习和实践中，放开包袱，开动脑筋，求得智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不断完善自身，成就理想人格。
1.在学习和实践中求进步
中国传统儒学讲成人之道，是有强调“学习”和“行”的传统的，但“学习”的是先贤、圣人的经书，“行”指的是道德践履，与毛泽东提出的学习和实践是不能混同的。
我们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要学习；要有远见卓识、要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学习；我们处于其中的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也需要学习。“学习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总之，学习一切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还有一个学习榜样的问题，我们党内曾经涌现出一大批模范人物，如张思德、雷锋等，他们在这方面那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学习的目的是要去实践，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实践也是学习。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学习，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通过实践，我们能够增长知识，并且能够变革现实，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因而这又不只是一个求知的过程，而能够获得智慧，使人格得到升华。
2.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提高觉悟，克服盲目性，这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可以通过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来达到。
所谓包袱，指的是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而这是应该抛弃的。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包袱。包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犯或未犯错误，工作有无成绩，斗争历史长短，各种业务专长，年龄大小等都有可能成为包袱。一旦成了包袱，就会阻碍我们的进步，所以我们必须经常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发现了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放。
所谓机器，指的是思想器官，开动机器就是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8页）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就是专门思想的，多想出智慧。要提高觉悟，去掉盲目性，就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事物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我们就会在革命的道路上和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
3.批评和自我批评
“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所以，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就很有必要。
毛泽东把错误比作灰尘，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打扫和洗涤，经常如此，就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把批评作为成人的一个途径，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集体的作用的问题。中国传统儒学只讲个人的静心修养，讲心斋，对集体帮助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触及过。这应当算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当然，批评也有一个尺度和态度的问题，简言之，批评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错误一定要不讲情面地揭发，目的是为了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更好些，这正如治病的目的是为了把病治好，而不是要把人整死，在党内开展批评，一定要反对王明他们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观，由于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巨大的感召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实际人格的形成和培养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造就了和造就着一大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从革命的领袖直至普通的无产者。可以预见，它今后仍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尚存许多缺陷。如过分强调自觉原则，而或多或少忽视自愿原则；对知性主体和审美主体的培养成为事实上的盲区，等等。这些还有待于今天的理论工作者们去完善、去改进、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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