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183:莱辛小说的后殖民语境_小说论文

多丽丝183:莱辛小说的后殖民语境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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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08)05—0050—03

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文论界引发了省悟与重构思潮。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译介和批评,对中国文论界的省悟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性话语,使大中华从边缘话语走向话语中心,成为当下国内文论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追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开创和影响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福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权力分析话语更是成为其当代思想资源,并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伴随后殖民理论评介视角的不断扩大,文学界后殖民批评话语也悄然出现。国内文论界对西方文学从后殖民语境下的解读研究,最早的是郭英剑从后殖民批评视角重读赛珍珠的作品(90年代初)。张中载的《〈印度之行〉不和谐的双声:反殖民主义话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一文也是学界较早的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对英国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论文(2000年)。近年来对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解读文章逐渐增多,但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对莱辛作品的研读,特别是莱辛代表作《金色笔记》的后殖民女性批评视角研读,国内评论很少触及。本文尝试从这一视角解读莱辛小说的代表作品。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英国著名女作家,对战后英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莱辛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尝试了不同的写作体裁:小说、短篇故事、散文、回忆录、诗歌甚至戏剧,在哈泼柯林斯重版书目上,她的作品多达54部。莱辛的早期小说(1950—1962)大多是以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为生活在边缘话语中挣扎的人们呐喊。这一时段,莱辛发表了24部作品,其中,《野草在歌唱》(1950)映射了非洲殖民地在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下黑人民族话语权的失语,是莱辛的处女作和成名作。《金色笔记》(1962)对女性从话语边缘走向话语中心予以超载的尝试,被视为西方现代女性的经典读物,是莱辛的代表作品。霍拉斯·恩道尔(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评价《金色笔记》:“此书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锋作品,属于少有的几本揭示20世纪男女关系的著作。”

莱辛以自己对生活客观而又理性的观察审视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探寻个人在现代社会如何寻求完整人生的道路,从种族、民族、男性与女性的矛盾、分裂心理的冲突、边缘与主体的差别,以超前意识对人类的命运苦苦思索,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和谐之路。

从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开始,以优秀人种的姿态,英国的海外旅行、探险小说都难免烙下种族歧视的印记。英国诗人威廉·亨雷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把英格兰称为“上帝亲选的女儿”,受到英国人的欢呼。白人优秀论和欧洲中心论影响“英国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文本参照传统中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帝国意识或殖民意识,并在众多的浸透着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的建构下,形成了一种有时连作家本人也未意识到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建构了无数殖民地意象,形成一种殖民国家的白人话语。”[2]

《野草在歌唱》出版于1950年,是莱辛以非洲黑人生活为素材的代表作。小说一经出版就蜚声于英国文坛,在五个月内重版了七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扬大英帝国殖民意识和种族优越感的小说占据主流市场,莱辛的《野草在歌唱》却将笔锋转向殖民统治下黑暗非洲的黑人民族话语权的失语,以普通白人少女玛丽在南非成长和生活的经历,黑人奴仆摩西无奈的生存境遇,为生活在边缘话语中挣扎的人们呐喊。莱辛毫不夸张地描述了贫困白人安娜的生活困境,同时也着意刻画了黑人角色摩西的正面形象。小说的悲剧性结局,暗喻西方强权话语必将遭遇消解而衰败。玛丽一家的遭遇,无疑让英国人从无法忘怀的昔日帝国美梦中惊醒,让人们看清了西方霸权话语的殖民掠夺和种族歧视的丑恶本质。

小说的开端是对一起血腥谋杀案的报道:白人女主人玛丽被她的黑人男仆摩西所杀。在白人话语中心,不能接受白人女人与黑人男仆发生感情纠葛。小说叙述了玛丽的邻居和殖民地官员对这起不太光彩事件的询问调查,从人们对待这起谋杀案的淡漠态度,莱辛试图以揭示西方文明思想基础的不文明之处来消解西方的逻各斯文明规约。

作为女性,玛丽在白人世界里处于边缘话语。在与摩西发生感情时,玛丽无法逃离西方的逻各斯文明规约,而甘愿以悲剧结束。作为白人,玛丽以白人话语身份压制虐待奴仆。她没完没了地挑剔佣人们的短处,用从父亲那学来的方式刻薄对待奴仆。摩西稍有怠慢,她的鞭子就抽打过去“她看见他漆黑的脸颊上有一条乌黑的伤痕,从那儿冒出了鲜血。血沿着脸颊流下来,溅在胸口上。”[3] 尽管心存种族偏见,可是在撞见沐浴的摩西的一瞬间,玛丽只感到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性吸引力。于是,玛丽让摩西给她梳头发,为她宽衣解带。不幸的是,玛丽和摩西的暧昧关系被刚从英国来接管迪克农场的年轻人托尼·马斯顿撞见。出于白人种族优越感,托尼怒斥摩西滚开。有托尼作后盾,玛丽也喝斥摩西走开。受了莫大的侮辱,尤其是玛丽对他的辱骂,摩西离开了,一场人生的悲剧由此开始。

莱辛以正面、有力的形象塑造摩西具备的高尚品质,脱离了白人中心的西方语境,为处于边缘话语的摩西所代表的非洲黑人民族遭遇的不公呐喊。但莱辛的呐喊又有局限性,摩西最终没能摆脱以博取白人中心同情的边缘话语。如同莱辛在非洲加入共产党组织而后又脱离党一样,摩西争取话语权的抗争也仅仅停留在鲁莽的个人行为阶段。法农曾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明确地号召黑人组织起来反抗:“我决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诉诸理性和尊重人的尊严可以改变现实,对于那些在甘蔗园里苦苦劳作的黑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起来战斗。”[4] 觉醒的非洲,才能完成民族解放,改变民族命运。只有以民族大团结,民族自强、自立为后盾,非洲黑人民族所代表的第三世界才能摆脱白人话语中心的抑制,从世界话语边缘进入世界话语中心。

弗洛依德曾把妇女比作“黑暗的大陆”,表明在自人男性心目中至少是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西方话语中心,女性处于被言说的话语边缘。这一线条拓宽了后殖民批评视角,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女性话语权的关注,已远远不只是那些直接反映第三世界妇女生活、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她们同时致力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文本,对这些早有定评的文本提出全新的解释。[5] 斯皮瓦克重读《简·爱》,指出作者为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合法家庭和“非法”家庭的对立、人与兽的对立、人间与地狱的对立,而小说正是在这些对立关系的演进中展开的。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区分,为简与罗彻斯特关系的合法性,为简从一个反家庭的位置到拥有一个合法家庭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区分无疑是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按后殖民地域界定,从后殖民批评视角解读《金色笔记》难免有牵强的嫌疑,但莱辛的生活经历又界定了她西方和非洲双重“他”者的身份。莱辛出生于(1919年)殖民地时期伊朗的一个英国家庭,青少年时期(1925—1949年)的生活在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度过,1949年独自移居伦敦。在接受乔纳·拉斯金访谈时莱辛说:“在我到达伦敦之前性格已经成形了”,“现在我会说塑造我的主要有三样:中非、一次大战的遗产以及文学,特别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莱辛早期小说大多是反西方话语中心的非洲题材作品,从侧面给予了佐证(《金色笔记》中的黑色笔记的场景也在非洲)。

《金色笔记》(1962)是莱辛奠定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声望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莱辛充分实践并集中展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对于小说传统的发展沿革、社会问题、政治与哲学思潮、人类生存危机,以及妇女的生存状态、两性关系等作出发问与思考。作品在1962年出版后,引起了英美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莱辛在这部小说中剖析了一位叫安娜·伍尔夫的女作家的创作障碍和这位女主人公的内心孤寂。这部小说实际上揭示了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思想和精神领域的状况。无论是主题还是结构。这部小说都是对传统小说逻各斯的一大挑战。

1.对传统小说的逻各斯结构中心的消解

《金色笔记》打破传统小说的逻各斯结构,将一部六万字左右的《自由女性》手稿分割成五部分,中间插入内容庞杂的五个笔记:黑色笔记写的是作家安娜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一个爱情故事,题名为《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了安娜精神危机的轨迹,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直接从《政治家》、《快讯》等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些时事新闻报道;最后的金色笔记是安娜对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期望和总结。莱辛曾声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载的尝试。”[6] 这部几十万言小说的结构布局对西方小说的逻各斯结构中心予以消解。在西方男性话语中心时代,是女性作家从话语边缘走向话语中心的宣言。

2.女性成为话语中心的主题

《金色笔记》从女性经验视角,用第一人称让女性自己叙说自己的故事。小说中无论叙说者还是叙说对象,都是女性居于话语中心。在安娜的五本笔记组成的次文本中,小说以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展开叙述。这一视角的采用,首先是剥离了男性话语中心,男性被放逐到被言说的边缘,女主人公安娜获得了自我言说的机会,她充分运用手中操纵语言符号的本领去拥抱自己认识到、体验到的人类情感,从而达到后殖民意义上的女性进入话语中心。小说中安娜摒弃了《战争边缘》这部传统模式小说的创作,她认为这类小说有着“拙劣的、僵化的、陈腐的写作手法”,并写道“我为自己在《战争边缘》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而惭愧,如果这种情感将一直影响我的写作,我决定从此永远搁笔”。[7] 莱辛试图通过文本的叙述形式、叙述结构、叙述人物及叙述技巧等方面打破男性话语中心,以女性进入话语中心给予语言符号多元的解释,为女性从话语边缘走向话语中心予以超载的尝试。

3.从裂变到整合的寓意

莱辛不赞同女性主义的两性对抗的话语权主张,尝试通过深层次的沟通(对话),使女性从话语边缘走向话语中心。

面对50年代刚刚经过裂变的世界,此起彼伏的战争风云、政治风云带给整个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莱辛的视野投向了比两性话语权更高的层面,她在《金色笔记》1971年再版序言中指出:“相对于我们所经历的大动荡、大变革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新格局来说,妇女解放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问题。”《金色笔记》用超过全书四分之三篇幅来记录五个不同颜色的笔记,黑色笔记的场景在非洲,其他几种笔记的主舞台在英国,但通过粘贴剪报的形式,作者早已将视野扩大到美、法、俄、中等许多国家,企图图解整个世界。而黑红黄蓝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指向外部世界,它的另一端同时又瞄准人的主观世界。安娜是个理想主义者,曾经在非洲参加过共产党组织,回到欧洲后,又加入英国共产党。小说通过一系列政治风云变换触及安娜原本空虚的精神世界,将安娜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四本笔记成了灵丹妙药,通过它们,安娜可以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从而消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强大的破坏力。最终,金色笔记,通过一种哲理的表述和一种生活的总结,生存的威胁与爱的呼唤使安娜迎来了新的秩序观,重新开始创作。

莱辛用安娜重新找回爱情、重塑世界观,开始新生活的结局,隐喻女性从面临崩溃的分解(边缘话语)——对来自话语中心压迫的消解(剥离男性话语中心)——深层次的沟通(与男性话语中心对话),最终使女性从话语边缘进入话语中心。从作品的外部世界能指,人类整体经历分裂与统一的大动荡、大变革后,最终走向东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第三世界从边缘话语进入话语中心的寓意。

“有一座黑暗的高山,那便是人类的愚昧。一群人正在推一块大圆石上山。当他们刚往上推了几尺,却爆发了战争,或是荒唐的革命,石头便滚落下来——不是滚到底,总能停在比原先高几寸的地方。于是那群人用肩膀顶住石头,又开始往上推……当世上不再有仇恨恐惧和谋杀,人们都很高尚的时候,这世界会是个什么模样。”[8] 莱辛套用西绪弗斯的神话来遥望人类文明的美好明天。预示路途的艰辛和遥远。小说结尾安娜愿自己成为推大圆石的人,表达莱辛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将为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种种不和谐因素不懈努力的决心。

收稿日期:200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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