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研究与社会学的学术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社会学论文,自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经历过从对其他优势学科方法论的模仿，到自身学术自觉性的觉醒过程，社会学也不例外。本文拟通过对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对象——乡镇企业的研究过程的观察，阐述社会学的学术自觉过程。
社会学在乡镇企业研究中经历了三次进入的过程，每一次退出既是一次无奈，又是一次对本学科的学术意识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它的下一次重新进入积聚了能量，也为社会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乡镇企业研究起始于小城镇研究。
1979年之后中国社会学最初的田野调查是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调查。这项调查把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小城镇推到了台前，费先生提出的小城镇不同“发展模式”的概念、“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小城镇经济腾飞之路、“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由于其很强的可操作性，很快成为小城镇发展理论的经典，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的社会学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文革前，社会学作为一门无用的学科惨遭废弃，现重获新生。社会学者们满怀报国之情，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社会学研究。但是，“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明确，相当多的社会学者认为他们应该研究的是“所有与社会有关的问题”。而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的权威人物，他的研究行为对于当时的社会学者们来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模仿性，因此，他们很快地投入到与费先生相同的研究领域——小城镇研究当中去，并且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结论等各个方面进行模仿。但是，他们当时也许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小城镇是费先生几十年研究生涯中重要的调查研究对象之一，此时的江村调查是他几十年前江村调查的后续调查，它是一种在一定调查基础之上具有一定高度的具有更多反观意义的调查，因此，它强调的更多的是它的反观性而不是它的学术性。而具有相当模仿性的社会学者们关于小城镇的研究报告不仅把它们的读者带入了误区，而且也把他们自己带入了误区。
还有另一个因素使得初入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困惑不已，那就是经济学。
在小城镇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对象就是乡镇企业（它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是小城镇经济腾飞的关键，研究小城镇就必须研究乡镇企业，这已是当时小城镇研究的固定模式。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来说，经济学对这一特例的研究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经济学者们与社会学者们一道投入了对乡镇企业的研究当中。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对乡镇企业理性的分析，一下子就显现了经济学的优异之处，社会学则处于毫无学科特色的逆境当中，并且慢慢地在此领域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失声是痛苦的。许多社会学者因此开始了对自己学术身份的反思。正像某些学者所言，中国社会学的“开禁”，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注：参见张琢《当代中国社会学》，26页。）甚至人才准备。许多学者坦陈自己从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转到社会学领域，在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情况下就抱着极大的研究热情踏上了乡镇企业的研究之路，其在此领域的失声是必然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时重新回到了哲学、经济学等自己原有的学科领域。
许多年之后，当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时，可以自豪地说社会学是考察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相互关系（注：参见张琢《当代中国社会学》，38页。），但当时它的研究方向性和目的性是不明确的。当乡镇企业可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强大功用性与重建之时急于表明本学科功用的社会学相遇时，乡镇企业也就成为了社会学急于要研究而又不知道该研究些什么的重大研究对象，以致社会学者们在经济学范式中迷失。
经济学由于具有充分的学术支援，因而比社会学有更多的研究优势。在当时的乡镇企业研究中，经济学典型的研究主题是：1.乡镇企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功能；2.乡镇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它的研究范式是：其一，假若农民是理性的，当其从事乡镇企业劳动的利益大于从事农业劳动的利益时，他们就必然会进入乡镇企业；其二，当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优势时，乡镇企业必须要寻找自己的资源配置空间，利用自己灵活的经营机制“钻入”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空间发展自己。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始终如一的“经济人假设”，它的逻辑推理前后如一，非常慎密和优美。
然而，乡镇企业终究是一个企业，当它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点的企业走向了现代企业时，也就失去了它作为经济学研究特例的价值。
乡镇企业研究在经济学上的终结实际上也是它的研究范式的终结，当乡镇企业和其他非乡镇企业一样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以及乡镇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拥有同样的资源配置空间时，经济学的乡镇企业研究范式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与社会学一样，经济学在缺乏自己研究范式的情况下也很自然地退出了乡镇企业的研究领域。
也许是因为没有了研究范式，乡镇企业又恢复了初始待研究状态，它对社会学又具有了重新的研究意义。社会学者们再次进入乡镇企业，首先切入的是乡镇企业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乡镇企业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是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强行进入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争取社会资源分配的强有力手段。如果乡镇企业没有农村社区的政府权威的支持，乡镇企业要争取社会资源的分配，得到社区贷款，进入国有企业的供销渠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农村中个体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速度始终在乡镇企业之后的原因。然而，产权不清的企业管理体制最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忌讳，产权不清就有可能造成责任不清，而责任不清最终就会造成效率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国有企业发展不快的后果归咎于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乡镇企业却利用这种“无效的”的体制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增长，因此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乡镇企业实践中出现了失效。
那么社会学者们从乡镇企业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中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了社区政府和乡镇企业这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带来了乡镇企业和社区的共同繁荣。这表明社会学在第二次进入乡镇企业研究领域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自觉性，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自己具有优势的研究领域。但是，他们当时进行的研究仍然未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他们的研究思路是：如果乡镇企业是理性的，那么它一定就会寻求社区政府的政策和行政力量的支援；如果社区政府是理性的，在国家大规模的发展经济的政治动员之下，它就一定会有偿或无偿地帮助乡镇企业，并从乡镇企业中得到社区应得的企业支持。这一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引入又把经济学家们重新引入了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的研究领域，他们运用自己早已熟稔的经济学范式重新把经济学的思想在管理体制中运用到了极致。这可谓是一次重创。不少社会学者又重新离开了乡镇企业研究领域。
社会学在乡镇企业研究中的第三次进入是从社会分层入手，此时的社会学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理论实力。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已经为一批高等院校的学者们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们所熟悉，而且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作为社会分层理论中的一种基本理论模式已经有了它新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此时已经初露端倪，它为社会学者进入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等人首次将中国农民分为十个阶层：
1.农村干部阶层。它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支部成员及村民小组主要负责人。2.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它包括集体企业的经理、厂长、会计、科室负责人和供销业务人员。3.私营企业主阶层。它包括由雇工8人以上、占有企业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所有者所组成的群体。4.个体劳动者阶层。它包括由拥有某种专门技艺或经营能力，使用自有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自主经营小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5.智力型职业阶层。它包括由具有一定的专门技能，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工作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6.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它包括乡村集体企业中的非管理人员所组成的社会群体。7.农业劳动者阶层。它包括由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8.雇工阶层。它包括由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9.外聘工人阶层。它包括由一些非农产业比较发达、人均产值比较高的村所招聘的外村农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10.无职业者阶层。 它包括由那些没有劳动能力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注：参见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转型时期农民的阶层分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4）。）
陆先生等人的研究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它将社会学研究引入了行动者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范畴，尽管他们的研究带有一定的经济学意味。
由于社会分层的逐渐清晰，显然社会学研究的下一个“问题意识”就是社会利益如何在各阶层中的分配（注：其代表文献见李培林《新时期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3）。 ）。而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中的分布状况，特别是资源不平等分布的量化特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等级差异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特征。因此这导致了社会学研究一个新的研究倾向，即研究原为同一社会群体的社会成员是如何因为自身的个人特征而导致了自己向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这里，进入乡镇企业的群体和担当乡镇企业领导人的群体从原有的农民群体中的分化成为社会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先赋性的社会关系、职业和后天的文化水平是农民群体向以上两个群体分化的根本原因。但研究中社会学者们很快发现，在中国农村，个人特征中的社会关系对行动者个体的行为方式起着决定作用。一个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很可能是因为该乡镇企业的厂长是他的亲戚或是他的老乡，而决不会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很高。一个农民担任某个乡镇企业的厂长很可能是因为他原来就是村干部或乡干部或是其他与该乡镇有关系的人员，总之，他与该乡镇的社区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既是一种普遍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社会学者们以此为切入点真正进入了乡镇企业体内。此时的代表作有李路路的《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7（2）。）。 他认为，私营企业主本人过去的社会地位对企业成功并不具有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占有较多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主，其体制资本包括家庭背景等，都对企业成功没有重要影响，而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性。与私营业主本人来往最密切的亲戚、朋友及其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其中相对更重要的变量是作为城镇干部的朋友、作为非国有单位管理人员的亲戚或配偶。在这里，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为导致私营企业成功的一种社会资本。
然而，对发展中的乡镇企业来说，社会学的研究是滞后的，它并不像经济学那样具有随时兑现的实际指导操作功能。当社会学者发现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时，而这种社会资本对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强势乡镇企业来说，却是一种过时的社会资本。在过去，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利用自己拥有的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通过自己拥有的特殊的关系资源，把乡镇企业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从“体制外”尽可能地钻入“体制内”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市场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越来越强，计划配置资源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已经完全置身在市场之中，市场会自动根据企业的能级进行资源配置，而过去可以引导乡镇企业进入计划资源配置空间的社会关系已经失去了自身的作用。
近20年的研究实践和研究实践反馈，使我国的社会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从而更明确了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特性，更心平气和地追求学科发展，更重视探讨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更重视学科的研究过程，而不是违反学科的基本特性将社会学作为一门操作性的学科将其暂时的还不成熟的研究结果急急忙忙地指导实践，总之，中国社会学已经在走向成熟。与乡镇企业有关的亲缘关系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几千年来，亲缘关系一直在农村社区中起着资源配置的作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源的公有化使得亲缘关系失去了资源配置的功能。农村家庭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概念已经由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分化为家庭中独立劳动力的人数。普通农民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威建立往往是依靠自己家庭中能够为集体组织贡献多个劳动力和自己由于拥有多个子孙而得以在社区中保持一种动用武力时的实力。许多年来，这种亲缘关系一直用于农村社区社会秩序的维持，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并未起过很大的作用。然而，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这种亲缘关系重新得到了充分利用，其作用被放大了。由社区政府给政策，港台亲属找市场、资金和技术，当地乡镇企业出劳动力，这就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三来一补”。由于深远的地缘和血缘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有潜在市场交易能力的双方的“不信任”程度，亲缘之间的合作使得乡镇企业节省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因此，这种合作在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农民要进入乡镇企业或要在乡镇企业担任管理工作都可以通过亲缘关系实现。当地的农民要到外地的乡镇企业打工也大多是通过亲缘关系的介绍，并且表现为一种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有组织的进入与退出。在沿海许多乡镇企业中的“河南帮”、“四川帮”等等人群就是这种地缘与亲缘关系的体现。
对此问题的研究，社会学者们以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为研究起点，他们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是：现代人际关系是由传统人际关系演变而来的，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形成（注：参见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6（5）。 ）。这种研究范式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学在某一时点对某一研究对象的经济理性假设，它很自然地将人际关系放大到历史的空间中来探寻它的发展规律，由此寻找出了资源配置方式这个对人际关系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通过对这个相关因素的分析，探讨在当前的社会资源配置形式下新的人际关系的形成方式和形态。研究结果表明，亲缘和地缘为主线的人际关系在乡镇企业中得到了应用，它既是传统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现代组织结构中的自然遗迹，也是社会成员有意识的选择结果。因为此时亲缘关系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配置工具。在此，社会学者们还发现了由亲缘关系衍化而成的“圈子”——准组织现象（注：参见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6（1）。）， 以及由不具备亲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以某一个具有资源配置权力或功能的人或单位为结点而形成的“拟亲缘化”圈子，并且这种圈子具有很强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这一发现表明，社会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意识，它可以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并从中寻找出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因而它表明了中国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成熟。
学术自觉是一个自为的行动，从不自觉到自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和学术意识，单纯的“问题意识”是不可能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出现的，它只能出现在学术的自觉过程中，从社会学进入乡镇企业研究的艰难历程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与此同时，由于乡镇企业是一定时期出现的具有一定意味的企业特例，因此，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失去了它的研究意义，而且它也很可能在中国社会学中也没有了研究意义，但由乡镇企业研究引发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学“问题意识”很可能还会在今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它将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增添光彩。因此，乡镇企业研究的终结并不表明社会学学术自觉过程的终结，它将是一个永远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永远将社会学带向更加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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