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先秦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09)03-0045-04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共同规范和价值缺位，社会结构动荡不稳，社会关系严重失调，社会冲突日趋激烈，整个社会陷于严重的失范状态。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各诸侯国莫不着力于富国强兵之业。应此形势，儒家学派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整合主张，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当世乃至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均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以及对当今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略作探讨。
一、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社会整合既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保持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先秦儒家诸子对政府如何实现对社会的组织与控制做了大量阐述。
1.礼乐教化论。礼乐教化是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先秦儒家诸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战乱频仍，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社会处于尊卑不分、贵贱无序的混乱状态。造成这一切的总根源是“礼崩乐坏”，而解决这一社会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恢复西周时期的礼制秩序。因此，他们从社会、政治、伦理诸方面规定了礼乐的意义和作用，极力倡导以礼乐教化为手段建设社会的认同。这里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强调用礼来引导民众，认为“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要求社会成员“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社勿动”；二是重视“乐”的情感教化功用，将“乐”视为“道”、“仁”与“礼”的联结纽带。从相关典籍看，先秦儒家诸子不仅把礼作为社会群体外在的固定行为规范，而且力图进入精神层面，用礼乐激发和表达人类的感情，引导人们形成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先秦儒家诸子对礼乐教化思想的推崇，表明礼乐的政治化至战国时期已十分明显。
2.为民制产论。通过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协调的手段，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是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儒家非常强调义，在义与利的权衡中，认为义应被放在首位，但这并不是说先秦儒家诸子就不重视利。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要求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认为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原则。孟子也要求统治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认为替民制产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要义。而战国后期的荀子更进一步指出，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统治者应设法让民众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以满足生活的需求。先秦儒家诸子为民制产的主张，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在于让社会秩序得到大家自觉的维持，是儒家人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3.仁义道德论。先秦儒家诸子几乎不约而同地主张以德化民，希望通过道德教化以实现社会的祥和与安定。先秦儒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可以获取民心。孟子云：“富以养民情，教以理民性”，“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认为善政的意义远不如善教来得直接而重要。二是可以淳厚民风。孔子说：善教使人“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这些都是道德教化的结果，道德教化可使“人间有秩序”，民风变得淳厚。三是可以遏止奸邪。所谓“教化立而奸邪止，教化废而奸邪出”，“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说的就是道德教化对黜止奸邪的作用。先秦儒家倡导仁义道德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安民，是期望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实现提升民德、纯化风尚、文明社会、安定国家的目标。
4.与民同乐论。这是先秦儒家诸子处理君民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在儒家经典《孟子》中有一段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话：“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社会产生罪恶与不公正的根本原因是一些人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他人。因此，他们提出了“与民同乐”的社会整合方案。强调统治者只有推己及人，谋大众之福利，才是符合仁义之道的行为，才能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5.修身克己论。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由内而外的个人修为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倡导“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之道，遇到问题往往先从个体的内心修为中查找原因，所谓“行有不得，乃反求诸己”，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稍后的孟子更提出了“养心”、“寡欲”的内心修养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成员人人均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之心源于人的本性，并非由外铄之。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修养是社会整合的第一步。倘若整个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道德内化的意义，修身克己，进而“修己以安人”，那么，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也就可以建立起来，社会整合的目标也就可以实现。
6.信用整合论。先秦儒家诸子极其重视信用对于整合社会的价值，认为“信”是维系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能生存，就在于有社会群体生活，只有社会群体成员之间都讲求信义，这个社会群体才能成立，否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群体崩溃的结局，而社会个体也将难以存续。孔子这一社会整合观，成为其后两千多年儒家社会整合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主要特点
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是先秦诸子社会思想共同的价值目标，但各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其他学术流派相较，先秦儒家的社会整合思想有以下显著特点。
1.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偏重于社会整体利益。先秦儒家强调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发展，但当个人与社会发生关系时，则倡导个体服从于整体。例如，孔子十分注重诚信在人生、社会中的意义，提倡世人要“主忠信，行笃敬”。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宗教性私德，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从。但孔子同时也强调，从社会公德的角度出发，追求诚信不能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如果使用不诚实的手段可以使天下安宁、家国昌盛，这个选择并非必须摒弃。任何道德规范都必须服务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诚实守信也不例外。另外，我们从先秦儒家诸子“克己复礼”的主张，也可看出孔孟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选择社会价值的倾向。而同时代其他派别学者的主张则未必如此。如法家的韩非子，在个人与社会发生关系时，就比较强调个体利益的保障，主张通过充分满足个人利益来建立社会秩序。把个体合理的利益诉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下，这是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2.注重通过内在途径重新构建社会秩序。我国古代社会在前11世纪到春秋开端约400年的时间内，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社会运转基本正常。但进入春秋中叶尤其是战国以后，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变迁因素不断冲击这一社会结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人与人、国与国、诸侯与诸侯等角色，以及君主与臣子、地主与雇佣之间的关系，都已呈现无序的状态。如何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成为当时思想家们竞相思考的问题。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学术流派其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目标一致，但主张各异。墨家的墨翟、法家的韩非子等主张通过外在途径建构社会秩序，主张人们“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倡导以刑法、社会舆论和宗教迷信等外在途径来控制人们的社会行为。与此相反，先秦儒家诸子重视通过内在途径以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其中尤以孔孟学说最为典型。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应从“养心”出发，进而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强调“反求诸己”、“修身克己”，是先秦儒家诸子社会整合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3.诸子之间社会整合思想有细微差异。儒家是先秦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流派，学者众多，但社会影响大而深远者当推孔子、孟子、荀子三人。仔细比较，他们对社会整合方案的设计并非完全一致。比如，“礼”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但孔子终生所推崇的是“周礼”。他在《论语》卷二《为政》中说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礼”看作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依据，认为“上好礼，则民莫不敬”。儒家的亚圣孟子系统完善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同时又有所创新，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政治上的“仁政”，主张君主要把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善发挥出来，并以之来治理国家，通过“推恩”、行“仁政”的手段，获取民众对君王的敬爱，并最终达到无刑以自治、无法以自通的目的。而荀子所说的“礼”已不是孔子提倡的“礼”那么简单了。从《荀子》所述“礼”的内涵看，荀子主张的“礼”已不仅仅着眼于个体的仁义孝悌，而是更强调整体的立法纲纪。不仅要求朝廷“神鬼箭、重官秩、明职分、尽其职”，而且要求士大夫们“敬节死制”、百吏“畏法而遵绳”。这种所谓的“礼”，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和依据。其他如对待仁、义、智、信的看法，孔孟与荀子也不尽相同。
4.强调社会整合要以民为本。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的最基本的标准是孟子所说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认为这才是王道政冶的开始。所以儒家诸子提出的社会整合方案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以民为本，希望通过修“仁义”的政治手段实现社会的整合。他们提出的“为民制产”、“与民同乐”等社会整合方案，正是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一点上，先秦儒家与法家的社会整合理论差异颇大。法家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以法制为手段，以封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社会，他们强调的主要是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提出的社会整合方案更多的是偏重于法和威，注重的是外在控制的有效性，根本否认内在控制的作用。
5.主张以积极有为的方式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如果说儒法两派社会整合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待民众的态度，那么，儒家跟道家的社会整合思想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积极入世与否。概括地看，道家整合社会的操作性方案主要有三：一是自愚且愚民，让民众回归混沌未开的淳朴状态。二是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三是少思寡欲，让百姓“不见可欲”而知足常乐。意图通过抛弃现有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做法来整合当代社会。这无疑是一套消极的社会整合方案设计。与此相反，儒家主张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不要求社会个体具备积极有为的心态。
三、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现代意义
毋庸置疑，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设计的社会整合方案都有其可资借鉴之处。但从整体上看，先秦儒家的社会整合思想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1.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公平合理的制度建设。纵观体现先秦儒家学者智慧的社会整合思想，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在于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天下进行拨乱反正，并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动乱的源头。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先秦儒家诸子通过建立礼乐制度以整合社会的方案设计，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有序化与和谐化。可以说，包括礼乐教化等在内的儒家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数千年的基石。虽然先秦儒家的社会理想与现代的社会理想有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面对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智慧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哲理：一是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寻找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二是要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必须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三是制度设计必须尊重人的情感和尊严，任何不顾人情、人道的制度设计，不仅无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反而会适得其反。在当今经济急遽发展与社会转轨过程中，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与否，决定着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臧否成败。
2.社会个体正确义利观的形成是整个社会存续的基础。社会存在与发展以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前提条件。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利与义的选择问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使然，这也正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会风气与人们的追求目标，取决于生存竞争的价值取向与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体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利”的追求。那么，人们该怎样取“利”？在利益面前如何对待“义”？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先秦儒家强调生财有道、“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为重的价值取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利己又利人，至少是利己不损人，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个体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把追求自身利益与贡献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把追求利益与弘扬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感结合起来，应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共识。
3.修身克己是社会秩序重建的必要条件。先秦儒家社会整合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修身克己，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从本质上看，“修己”与“安人”所体现的是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先秦儒家个体修养理论表明，任何人都只有逐步实现了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也即真正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并最终达到“安人”的目的。客观地看，当今我国社会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秩序问题。诸如社会分层机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利益关系失衡、社会控制能力弱化、法制建设不理想、道德滑坡、极端利己主义沉渣泛起、权力腐败等不正之风蔓延、社会秩序多元等。整个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如何建立，引人深思。我们认为，先秦儒家修身克己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秩序的重建颇具借鉴意义。任何社会个体都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无数优良个体出现之日，也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理想秩序建立之时。
4.政府施政必须恪守诚信原则。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国家政权前途和命运的决定力量。他们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任何一个政府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其所管辖的区域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都必须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一个政权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只有讲究诚信，重视信誉，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以及民风的改善，从而为国家的治理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诚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些政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地方有的政策难以推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诚信对于政府行政的深层次意义。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的信用整合思想，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不无裨益。
5.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才能达到理想社会建设的目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意义显而易见。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所倡导的是以义驭利、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荀子，都莫不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强调要为民制产，期望统治者与民众整体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平衡。先秦儒家“替民制产”的社会整合理论告诉我们，唯有满足民众基本的生存条件，才有可能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任何脱离民众根本利益的举措，都是不切实际的，也势必难以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