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色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民族特色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3)07-0004-07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P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括，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断地加以丰富与发展。
所谓实践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坚持实践第一，不断探索，勇于和善于实践。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实践标准，科学总结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大胆探索实践，得以开创与发展的。
第一，坚持实践标准，科学总结历史。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10年内乱造成的困难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当时的党中央并没有抓住时机，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辟创造条件，相反，却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
由于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两个凡是”的提法对于当时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对毛泽东同志忠诚的一种表现，是可以信赖的一种标志。然而，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立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P38)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为背景应运而生。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旗帜鲜明，直指“两个凡是”。文章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坚决拥护，认为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一步也前进不了。但是，这篇文章也被一些人视为“砍旗”，“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深知这是一个触及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应该以此为契机，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讨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科学地总结历史。因此，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了这场大讨论。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2](P113)而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2](P114)他批评某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引述毛泽东同志从建党初期到1963年反复阐述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理论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等一系列观点，有力地批驳了所谓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的谬论。[2](P114-117)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同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3](P72-73)
1978年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P143)事实表明，没有实践标准的广泛深入人心，恢复实践的权威，就不会有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也不会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一句话，就不会有历史新时期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大胆探索实践，谱写当代新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使命不仅要科学总结历史经验，而且必须通过大胆探索实践，去谱写当代新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拓展，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伟业的继承与发展。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P300)这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场触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艰巨性，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大家所认识。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站得高、看得远，他意味深长地把这场变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的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本本都不会有现成的答案，马克思的本本上没有，列宁的本本上也没有。甚至，毛泽东的本本上也没有。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4](P382)
毛泽东同志当年曾说过一句很幽默的话：“钓鱼台无鱼可钓。”这就是说，真理深藏于实践之中，群众之中。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探求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他所倡导的尊重群众实践的思想，却为邓小平同志的继续探索提供了思想珍品。依靠它，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科学地总结历史，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邓小平同志在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送审稿之后，写道：“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5](P30-31)尊重群众的伟大实践的态度，溢于言表。江泽民同志认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6](P16)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7](P492)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强调指出：“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8](P11)
所谓理论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回应和解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作出新概括，开辟新境界，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8](P8)
第一，回应和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出现了许多失误，甚至出现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失误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有一个思想认识和理论根源。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揭示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的经验教训，破除前进中遇到的困惑，归根到底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正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邓小平理论才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要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
第二，回应和解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就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之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好自身建设，必须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即进一步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不懈探索，先后提出改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改进党的作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创造性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三，回应和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我国这样一个发展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能够领导中国实现民富国强、振兴中华。从邓小平理论中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再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不断深化。应该说，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巨大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就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高度吻合。科学发展观以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促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系统的理论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上提出和解决发展问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实践空间。
事实充分表明，我们的理论只有同现实实际保持密切联系，只有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才能变得鲜活，变得生机勃勃，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才会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所谓民族特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华民族风格、气派、形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坚持与民族特征相结合，批判地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而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孕育着中华儿女的茁壮成长与艰苦奋斗。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问题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联系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P2-3)邓小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十分注重从民族传统中吸取文化养料，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老百姓所接受。诸如，“小康”这个概念，它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为之不断努力与奋斗的理想目标，对国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对“小康”这个传统文化概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内容。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P237)后来，他又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不仅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目标的一个合乎中国人表述习惯的描述，而且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范畴。
江泽民同志在阐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非常重视“民族性”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只有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9](P400)在这里“民族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江泽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应包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且还必须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等方面，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9](P400)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应时应运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无不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提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继承，同时又赋予传统思想在当代的新形式与新内容。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表述，而且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的科学凝炼与提升。将以人为本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地位，这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弘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既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保民爱民”的内容，同时又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赋予“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意义和当代科学形式。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能够在实践上带有十分鲜明而又朴实自然的中国风貌与中国气派。这种优势就使得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能够根据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自如地援引中国百姓熟悉的警句、名言、典故，深入浅出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能较好地体现民族特色，有浓郁的民族气息，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被群众所理解、所掌握，不仅具有旺盛的勃勃生机，而且能够迅速转化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客观物质力量，产生出巨大的实际效果。
所谓时代特色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与时俱进，着眼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把握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发展大势，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战略谋划。
第一，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既是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中国人民愿望的集中体现，同时又是对世界现状、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作出新的判断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在紧张动荡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相对和平的形势下，尽管世界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和局部性的动荡，但发展问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成为世界的潮流，开放成为世界的必然，这是我们党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邓小平通过对世界与中国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通过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实分析，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4](P328)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格局越来越朝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6](P39)为此，江泽民同志明确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6](P40)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9](P566)这不仅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也表明了这一外交政策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在新旧格局转换的关键时期，遵循着邓小平的思路，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创新性思想与阐述，不仅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推进。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党中央面对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而提出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冷静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战略举措。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用一节的篇幅专门阐述“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向世界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举什么旗帜、奉行什么政策、坚持什么战略、主张建设一个什么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政策宣示，是向世界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立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正确分析国情得出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基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谋划，才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尽管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在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事关实现中国现代化大局的战略抉择。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论述和有关机遇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有关机遇重要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共性，即具有长远的战略思考，这就是中国能否抓住历史机遇，不仅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同志认为，抓住机遇可以加快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所以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4](P375)反之，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发展好自己，“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4](P375)邓小平同志有关机遇重要性的论述，直接启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后来明确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9](P542)的论断。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21世纪的头20年，虽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在21世纪的头10年，我们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完成了“十五”、“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现在，我们正处于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后半程，如何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促进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当前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勇于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善于应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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