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世纪中后期的法兰西王统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王论文,法兰论文,试论论文,后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政体而言，在封建时代，除极少数国家采用共和政体而外（此类国家多为规模狭小的城市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以王（皇）位世袭的君主制作为其政体形式。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统治能够长治久安，封建王朝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为君主本人及其王朝血统制造舆论，从而使之蒙上一层神秘且神圣的外衣。封建时代的法国亦不例外，在这里，封建君主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徒”，封建王朝则被描绘成承命于天的永不枯竭的长流之水。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史学界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种简单化倾向，即在论及法兰西王权问题时，往往将王权神圣化全过程均包括在绝对君主制时期（15世纪中叶—18世纪末），有的甚至将王权神圣化问题视为路易十四（1643-1715年）1661年亲政以后方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注：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有关著述中较为普遍。例如：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124页；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页；刘祚昌、王觉非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6、165页；等等。）。应当承认，在绝对君主制时期特别是在路易十四亲政以后，围绕法兰西君主及其王朝而出现的各种政治神学理论开始日益增多，法兰西王朝血统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认识到，绝对君主制时期法兰西王统的神圣与权威并非是空穴来风，它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期表现出强劲之势，除了新旧势力处于动态平衡这一我们所熟知的因素以外，还得益于此前数百年间法国政治思想领域丰富且大胆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说，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统理论是绝对君主制得以产生并确立的重要前提之一，它为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提供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先导。因此，本文试图对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统理论的形成及其内涵作一梳理，以期对全面认识法国王权尤其是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历程有所裨益。
一、法兰西王统的延续性
一般来说，一个封建王朝在取得政权以后，往往都要为本王朝制造“传诸万世”、“永不断绝”等诸如此类的政治神话，其基本特点是“放眼未来”；至于本王朝与前王朝（尤其是前异姓王朝）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血统关系、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等，则很少去苦思冥想或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注：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异姓王朝取代前王朝（如宋代后周、元代宋、明代元以及清代明等）以后，它并未去搜寻或人为地制造本王朝与前王朝的“渊源关系”，反而往往是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运行规律的角度去论证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合理性；至于同姓王朝的更替（如东汉代西汉、东晋代古晋、南宋代北宋等），其王统本身即有明确的延续性，世人对此则少有疑议。）然而，封建时代的法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在这里，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不仅要为本朝王位的世代相袭制造理论依据（注：关于王朝世系永恒性理论，法国与其他封建国家基本类似，本文不拟详述。但有一点需说明，法国的王统永恒论不仅指王位的父子相袭，在一定情况下（如国王无嗣），它还指王位可以传给旁系亲属（但必须是父系亲属），且不论他与先王的关系远近，只要他的静脉里拥有哪怕仅仅一滴王统的血液即算合法。例如，1498年，查理八世（1483-1498年）死后无嗣，在向前追溯了四代以后，才在王室旁系亲属中遴选出新的国王路易十二（1498-1515年）。参见科莱物·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中世纪后期法兰西的民族神话与民族象征》(Colet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Myths and Symbols of Nationin Late Medieval France)，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90页。），而且还要竭力将本王朝与此前的历朝历代紧密联系起来；尽管说这一“建构”过程显得颇为艰难，有时甚至是极为荒唐，但经过封建王朝的世代努力，终究在一定程度上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法兰西王朝“万世一统”之概念，即自法兰西（包括早期的法兰克王国）立国以后，其王统便是一脉相承的，王朝的更替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它并不影响王朝血统的延续。对此我们可作一具体分析。
从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建国到18世纪末大革命爆发时为止，法国共经历了5个王朝，即墨洛温王朝（481-751年）、加洛林王朝（751-987年）、卡佩王朝（987-1328年）、瓦洛亚王朝（1328-1589年）和波旁王朝（1589-1792年）；其中瓦洛亚王朝取代卡佩王朝和波旁王朝取代瓦洛亚王朝，都是在王室绝嗣（无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而将王位转由其旁系或近亲家族继承的，它们与前王朝的亲属关系尚属有稽可循，因而对王朝血统的延续并未构成原则性的威胁；而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和卡佩王朝取代加洛林王朝，其情形则完全不同，它们都是在前王朝实力衰微的情况下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它们与前王朝之间并无什么血统上的联系，这对于讲求“王统永续”和深受中世纪“无根不稳”观念熏陶的法国封建王朝来说显然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为了弥合血统上的这一裂缝，法国王室及其御用文人曾为之苦苦挣扎了数个世纪之久。
关于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早在9世纪时，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们便声称自己与墨洛温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统关系，因为他们是贵妇布里蒂尔德(Blitild)的传人，而这位女子正是墨洛温国王达格贝尔一世（Dagobert I,623-639年在位）的妹妹。尽管后世研究证明布里蒂尔德是加洛林君主们凭空杜撰出来的一位虚人（注：参见戴斯：《达格贝尔》(L.Theis,Dagobert)，巴黎1982年版，第79-80页。），但在当时却并未有人去深究，因而这位子虚乌有的“王妹”便作为加洛林王朝与墨洛温王朝之间的纽带而长期受到信奉。
关于卡佩王朝取代加洛林王朝：在论证这一历史变革之合理性方面，法国封建王朝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因而其进程也显得更为艰难曲折。按照时间顺序以及论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我们可将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1-13世纪中叶：王朝回归。11世纪，当卡佩王朝尚未表现出任何衰败迹象时，法国却出现一些对王统延续颇为不利的拉丁传奇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预言，卡佩王朝只能有七代国王，其后将告终结。尽管说当时的一些国王廷臣力图证明传奇文学中的“七”字(septem)乃是“永恒”(sempitemae)一词的误用，但关于卡佩王统的传承性和合法性却仍无合情合理的解释。1180年，卡佩王朝第七代国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继位，而此间有关“七代而终”的传言并未消失，但腓力二世的婚姻及时（也是暂时）化解了王统危机，因为他娶了埃诺的伊萨贝拉（Isabelle de Hainaut,1190年死）为后，而伊萨贝拉据称是加洛林王朝最伟大的君主查理大帝的后裔。卡佩王朝的君主由此开始宣称：法兰西王统在经过约两个世纪的迂回后，如今又成功地实现了向加洛林王朝的回归（注：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182页。）。在此后一段时期里，王朝回归观念曾颇为流行，当时的一些史学著作对此多有述及。
第二，13世纪后期：母系溯源。“王朝回归”观念并非无懈可击，因为这一观念的存在是以承认卡佩王朝最初七任国王不属于加洛林王朝血统为前提的，因此，它很容易使人对卡佩王朝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产生怀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3世纪后期，卡佩王朝的一些文人开始通过贵妇阿维兹(Havise)而将卡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联系起来。阿维兹是卡佩王朝开国君主于格·卡佩的母亲，据说（仅仅是据说）她是加洛林王朝末年具有王室血统的加洛林公爵查理（975—约992年）之女，而且她还是腓力二世之妻伊萨贝拉的远祖（注：详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抄本5286号，第195卷；3826号，第77卷；4918号，第315卷。）。这样，通过对母系血统的“追本溯源”，卡佩王朝的所有成员均顺理成章地变为加洛林世系的传宗接代者。法国封建王朝血统的延续性问题至此似乎已顺利解决，然而，随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却使这一本已不成问题的问题又变成了问题。
第三，14-15世纪：父系溯源。如前所述，在13世纪下半叶，人们是通过母方世系而将卡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联为一体的，在女子未被排除出王位继承权之前，这一技法尚属名正言顺。1328年，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查理四世（1322-1328年）死后无嗣，其旁支瓦洛亚家族的腓力凭借血统关系和政治实力而取得王位，此即瓦洛亚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腓力六世（1328-1350年）。与此同时，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又以法王查理四世外甥之资格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为了从理论上挫败英方的要求，瓦洛亚王朝从古代的《撒利克法典》中寻找出有关“女子不得继承任何土地遗产”等条文并对之加以适当的修改，从而证明英方的要求是违法的和非分的。虽然说这一论证方法满足了瓦洛亚王朝的一时之需，但按追溯既往之原则，它却使得刚刚平息下来的卡佩王朝立国之合法性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疑点。不过，对于一批善于附会的中世纪法兰西文人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并无太大的困难，他们开始回避卡佩王朝的母系血统问题，转而从父系方面来寻找（或者说制造）它的立国依据。15世纪初，法国早期人文主义作家让·德·蒙特罗伊(Jean de Montreil)即写道：“直至今日，三大王朝一直是法兰西的君主。第一个是墨洛温王朝；第二个是查理曼之父丕平的王朝；第三个是于格·卡佩的王朝，有人认为它出自地位卑劣之世系。（注：14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曾将卡佩王朝的建立者于格·卡佩视为屠夫之子。参见德拉格朗热：《于格·卡佩之歌》(E.de Lagrange,Lagrage,LaChanson d'Hugues Capet)，巴黎1864年版。）……（实际上，于格·卡佩的）父亲是查理曼的后裔，其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注：在中世纪法国，关于于格·卡佩之母阿维兹的血统问题有多种传说，蒙特罗伊在此所取的是与本文前述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参见蒙特罗伊：《史论集》(Mo'ntreil,L'Oeuvre historique et polémique)第2卷，都灵1975年版，第89页。）至于说于格·卡佩是如何变为查理曼后裔的，蒙特罗伊并未作进一步的佐证，中世纪中后期的其他编年史作家也未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到了15世纪中后期以后，法国文人干脆回避了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对之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即不再转弯抹角地去人为制造什么血统关系，而是将两个王朝之间的联系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而一笔带过，例如有人这样写道：“然后，卡佩家族——与加洛林家族有亲属关系——取得了王位。”（注：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抄本5971A号，第27卷。）
可以看出，法国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注重王朝血统的延续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自身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种天经地义的“正统”形象，它为法兰西王权在以后的岁月中向绝对君主制方向的演化创造了一个基本要素。
二、法兰西王统的纯洁性
王统的延续性理论只是为法兰西王统的存在和发展奠立了一个“根基”，但若要使王权获得更深层次的权威性，还必须强化王权的神秘色彩，还必须从生理构造上发掘王朝血统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在中世纪中后期又出现了法兰西王统的纯洁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兰西王室成员的血液是纯净、清澈、透明和发光的，而普通人的血液则是暗红色的（注：阿兰·夏蒂埃：《拉丁文集》(Alain Chartier,Les Oeuvres latines)，巴黎1977年版，第177页。至于王公贵族拥有蓝色血液的说法则是在中世纪末至近代初期才出现的。参见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183页。）；而且，王室的这种血统是高度“封闭”的，其他任何人均不得染指其间，这是王统纯洁性最为有力的保证。然而，令法国王室时常陷入尴尬之境的是，它越是喋喋不休地论证王室血统的纯洁性，有关王室成员乃至君主本人的“桃色新闻”就越是甚嚣尘上，有关“私生子”的种种传言也因此屡屡不绝，结果使得一些王位继承人的合法性问题长期成为世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对于社会上出现的针对王室血统纯洁性而发出的“挑衅行为”，法国王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对策，或从舆论上进行压制，或从武力上进行镇压，有时还会借助“神灵”的力量来消除人们的疑虑。总体来说，这一论证过程是颇费周折的，法国王室常常为此而处于一种疲于应付的局面。
王统纯洁性理论与法国封建王权的强化历程是紧密相联的，它最初出现于割据君主制向等级君主制转变时期（即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在此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里，法国社会上即曾流传许多有关法国王室的绯闻。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1285-1314年），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那些已经作古的国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私生活丑闻，现实生活中的王室也是人们热衷的论题之一。此后，王室血统的纯洁性愈益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国王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更为坚决、更为残酷。1314年，即腓力四世在世的最后一年，在远嫁给英王爱德华二世为后的、人称“法国母老虎”的女儿伊萨贝拉（约1295-1358年）的唆使下，年迈昏聩的国王亲自指控自己的三位儿媳与两位骑士之间犯有通奸罪，据说其私通时间长达三年之久（注：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这一事件的曝光使得法兰西朝野一片哗然，当时的编年史家们对此亦颇为热心。为了挽回王室的面子和确保王统的纯洁，两名骑士被处以死刑，三位王妃中有两人从历史舞台上永远消失：一人被冻死，另一人被勒死。王室的这一“艳闻”对其后一段时期里法国王位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314年，腓力四世去世，其长子路易十世（1314-1316年）即位，路易十世在位三年而终，王位传至他与第二任王后所生之子约翰一世（1316年），但约翰当年便告夭亡。按照正常的程序，王位本有可能传给路易十世与其前妻玛格丽特（1315年被处死）所生之女约安娜（当时女子尚未明确被排除出王位继承权），但由于其母的生活劣迹，约安娜的出生问题被罩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约安娜的支持者一再声称路易十世“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和继承人，但其反对者却拒绝接受先王的这种“承认”，结果使得约安娜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最终化为乌有。
时隔30余年之后，即14世纪中叶，法国宫廷私生活领域再起波澜，法国著名将领拉乌尔伯爵(Raoul)被怀疑与王太子约翰（即未来的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位）之妻波纳（Bonne,1349年突然死亡）有暧昧关系。1346年，拉乌尔在克勒西战役中被英军掳往英国；1350年，约翰二世用重金将之赎回后，立即以“叛国罪”将之斩首示众。当时的一些编年史家并不认为拉乌尔有什么“叛国”行为，他们认为，拉乌尔之所以遭此厄运，其直接原因在于他和波纳之间的关系：拉乌尔在英期间，与波纳仍有书信秘密传递，但终被王太子发觉（注：美男子让：《编年史》(Jean le Bel,Chronique)第2卷，巴黎1904-1905年版，第198-200页。）。虽然说这一丑闻有损王室的形象，但对王室血统的纯洁性尚未造成不可收拾的影响，因为约翰二世的四个儿子生于1337-1341年间，据说这均在那种暧昧关系开始之前；如果二人确有不正常关系，那么作为私通的结晶只能是私生女，即生于1345年的阿涅斯（Agnes，早死）和生于1347年初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后被送进修道院）。因此，法兰西王统的纯洁和王位的继承仍然得到了保证。
15世纪初，英法百年战争的烽火重新燃起，在这一动荡不宁的环境中，法国王室对自身血统的纯洁性更加珍视，御用文人们更是为此而奔走呼号。然而，让王室防不胜防的是，恰恰就是在此时期，法国社会上又开始流传有关查理六世（1380-1422年）之妻伊萨贝拉（Isabelle，巴伐利亚公爵斯提芬三世之女，1435年死）的私生活丑闻，后来有人将之称为“大娼妓”。伊萨贝拉的恶名使得王太子查理（即未来的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的合法性大受影响。正因如此，在1420年英法双方签订《特鲁瓦条约》之时，王太子为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唯恐其父将之视为私生子而不予承认。后来的事实证明，查理六世的确抛弃了他，而约定将王位转归英方。1422年查理六世死后，尽管说王太子凭借实力而占据了南部法国的半壁江山，但在随后几年中，出生问题仍是其魂牵梦绕的苦衷。1429年，带有神秘色彩的圣女贞德的出现为王太子摆脱困境助了一臂之力，据说她从天国带回了有关王太子出生问题的具体内情，其后又以上帝的名义为王太子在兰斯加冕即位。对于王太子来说，这一系列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是自己血统纯洁性和王位合法性最为有力的证明，这是因为上帝站在他的一边，而上帝的所作所为总是正义无私的。在此之后，有关王太子出生问题的议论虽未完全断绝，但随着他的登基及其政治实力的增强，这一风波也就渐渐平息下来。
由此可见，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中世纪法国对王统的纯洁性表现出更为浓烈的热情。（注：在英国，人们虽然也比较重视王朝血统，但它并不是某人是否能够成为国王的唯一条件。例如，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是位臭名昭著的同性恋者，其妻伊萨贝拉与情夫公开参与国政，但似乎从未有人去探究她的儿子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血统问题，因而也无人去怀疑其继承王位的合法性问题。在英国王位继承方面，国王遗嘱和贵族会议的决定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威。参见伍德：《王后、娼妇与王位》(Wood,Queens,Queans,and Kingship)，载《中世纪的秩序与创新》(Order and Innovation in the Middle Ages)，普林斯顿1976年版，第385-400页。）尽管它常常为此而不得不在“纯洁”的漩涡里艰难地挣扎并为此而付出颇为沉重的代价，但它毕竟在法国人心目中树立起“血统权利”观念。虽然说这一观念在酝酿和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相当棘手的问题，但它对以后法国王位的更替与延续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世纪中后期，国王即使是体弱多病的废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他仍能依据王朝血统权利对全国行使统治权。王统纯洁性理论以及血统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出王权“绝对”的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是王统纯洁性理论的逻辑结果。
三、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性
王统延续性理论与王统纯洁性理论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了法兰西封建王权发展的需要。要想使王权真正成为一种威力无比的慑服力量，还必须对王统理论作进一步的升华，从而使王朝血统成为一种“禁忌”或“戒律”。正因如此，在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朝血统又被蒙上一层凛然不可侵犯的光环，此即王统的神圣性理论。
加洛林帝国瓦解后，法兰西国家初具雏形。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即9世纪中叶—13世纪），法国处于割据君主制时期，王权较为软弱；尽管如此，国王毕竟仍是公认的领袖，国王头衔毕竟具有其他任何势力都不能比拟的精神魅力，因此，随着王权的渐趋加强，国王也就自然地成为一切向心力量的归向所在，围绕王朝血统而出现的神圣性理论也就有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12世纪上半叶，法国王权稍有增强，路易六世（1108-1137年）的挚友苏热尔（Suger，1122-1151年间任素有“王家档案馆”之称的圣丹尼修道院院长）即为王权以及王权的扩张制造理论依据，他认为，国王是至诚至信的基督徒，因而他必然具有类似于上帝的那种神圣性和正义性，而国王的敌人则是魔鬼撒旦的子孙。进入13世纪以后，法兰西王朝血统的神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路易八世（1223-1226年）及其以后的国王大都被奉为“圣徒”，而那些对国王有非礼之举或微词之人则往往被指控犯有渎圣罪。到了等级君主制时期，王权进一步加强，王统神圣性理论亦随之升温。14世纪初，腓力四世的大法官吉约姆·德·诺加莱(Guillaume de Nogaret)以及托钵僧吉约姆·德·索克维耶(Guillaume de Sauqueville)等一大批政客文人对法兰西王统均颂以顶礼之词。1429年，圣女贞德在查理七世加冕时曾言：“不论是谁，只要是反对神圣的法兰西王国的，就是在与国王耶稣作对。……他们终将一无所获。”在1484年全国三级会议上，大法官让·德·莱里(Jean de Rely)再次强调：“世界上最为出色、最为虔诚、最为可信的血统就是法兰西王室那一最为高贵的血统。”（注：参见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190-192页。）另外，从腓力二世（1180-1223年）至路易十一（1461-1483年）期间，法国王室曾颁布大量立法，将渎圣罪的适用范围由宗教领域扩及到政治领域，即对神圣的国王以及王室成员的亵渎行为不仅是一种宗教罪愆，而且也是一种不容宽宥的政治犯罪；在这里，诅咒国王就如同诅咒上帝一样，它是对王统神圣性的挑战，而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在中世纪中后期的几个世纪中，王朝血统的神圣性氛围已颇为浓重，它为以后法兰西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奠定了一个精神基础，这一点应当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从表面上看，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性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基督教会似乎是其神圣性得以存在的中流砥柱。但如果对这一宗教色彩作一分解，我们就会发现，王统的神圣性理论的确少不了教会的支持，但教会并不是王统神圣性得以产生的决定条件。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政治宣传中，法兰西国王被视为（或自视为）世界上最为虔诚的基督教国王，其虔信程度超越了尘世上的一切俗人乃至一切教会机构，他们的信仰是通过与上帝直接交流而获得的，因而其王统的神圣性也直接来自上帝的恩典，而不需经过什么中介环节。因此，如果我们撇除上帝这一极为抽象的因素而单纯从尘世这一角度来看，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性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为”的，这与中世纪西欧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封建王权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法兰西王统神圣性的“自为”性质对王权在中世纪中后期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较大程度上排除了基督教会对王权的精神和政治羁绊。王统神圣性对教会的这种“排斥”是多方位的，但是最能反映神圣的法兰西王统独立发展走势的或许当数对王位加冕礼之重要性的逐渐淡化。具体来说，法兰西王统这种独立的神圣特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法兰西王统的神圣权力与教会的加冕礼无关。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统理论认为，教会的加冕礼对于“创造”一位国王来说不能说毫无用处，但它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起根本作用的仍是王朝血统；流淌在王室成员血液中的神圣性已一步一步地向外界表明，即使没有外在力量赋之以什么额外的神圣因素，法兰西王统凭借自身已经拥有的神圣性就足以取得一切胜利。因此，教会加冕礼的神圣色彩逐渐黯淡下来。腓力二世在其统治时期一改往日的传统，他没有于在世期间为自己的继承人举行加冕礼，这在卡佩王朝的历史上还是一个创举。路易九世（1226-1270年）以后，每位君主统治的起始时间开始从先王驾崩时算起，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从其加冕时间算起，王权的教会色彩进一步削弱。到了15世纪前期查理七世统治时期，许多人已将教会加冕礼视为无关大局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例如，著名文人、王权至上论的坚定信奉者皮埃尔·杜布瓦(Pierre Dubois)即认为，在父王秉政时，王太子就已分享了国王的权力和地位，任何人也夺不去属于他的那份血统权；“许多人都是在加冕之前就已成了国王，而并未需要教会的参与”（注：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抄本193号，第18卷。）。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人们已经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加冕礼仅仅是一种祝福，一种庆典，一种庄严的仪式，它的功能只是将既定事实公之于众，此外别无他用。
第二，法兰西国王创造奇迹的神圣威力亦与教会加冕礼无关。在中世纪观念中，法兰西国王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治疗淋巴结核病等疑难病症方面）具有特异功能，他们能够创造出常人不可企及的奇迹。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说法尽管极为荒诞离奇，但在当时，人们却对此深信不疑。关于法王创造奇迹之能力的缘由，在中世纪中前期，人们（尤其是教会人士）往往将之归功于教会的恩典，其中教会加冕礼的意义尤为重大。在王权软弱时期，教会的这种特殊地位，并未受到多大挑战，但随着王权的增强，从14世纪前后起，人们开始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王权的追随者们认为，如果说法国君主创造奇迹的能力果真是来自教会加冕礼的话，那么其他国家中所有接受教会加冕的国王都应有能力创造奇异的功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而法王创造奇迹之能力与教会加冕礼并无渊源关系，这一能力的根本原因只能归诸于法兰西王室那一神圣的血统。早在1300年，就已有人认为，“在创造奇迹的能力方面，有一种世袭性氛围”；1376年出现的一本名曰《乐园之梦》的著作则更为明确地将法兰西君主所具有的那种魔术般的力量归因于他的神圣血统。进入绝对君主制时期以后，“神圣血统→创造奇迹”已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而得到普遍承认，甚至在王室颁发的各种法律文书中也将之作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予以大肆渲染。在此背景下，法国文人曾以轻松且习以为常的笔调描述道：“法兰西的所有国王均有能力创造奇迹”；而且，“创造奇迹的能力是由国王长子承袭的”（注：详见马克·布洛赫：《能够创造奇迹的国王：王权超自然特征之研究》(M.Bloch,Les Rois tha-umaturges:étudesur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de lapuissance ro-yale)，巴黎1961年版，第110-120页。）。由此可见，法兰西王统神圣观念至此已相当牢固，教会对“神圣”王统的干预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可以看出，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王权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与此相伴，法兰西王统理论也经历了一个由零散向系统的演化历程，其中延续性理论和纯洁性理论是王统理论的基础，而神圣性理论则是王统理论的高级表现形式。在法兰西王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颇具约束力或影响力的原则，如王位世袭原则、长子继承原则、女性及母系亲属不得为王原则和王权独立性原则（即王权不受制于外部力量特别是不受制于教会）等等。可以说，这些原则的付诸实施，为绝对君主制时期法兰西王权的进一步强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它不仅使得法国王位的传承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绵延下去而不至于出现纷争或断裂，而且也使得法国封建王朝在维护王权独立乃至国家独立方面能够拥有较为锐利的理论武器，同时它还为法国王权的继续发展创设了神秘且神圣的氛围和情境。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中世纪中后期王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才使得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能够较为顺利地得以确立；如果抛开这一理论基础，绝对君主制的发展道路或许就会变得艰难许多，崎岖许多，至少说就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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