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周年论文,同志论文,纪念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直接引发我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是由于看到北京某理论刊物上一位学者论述党的三大理论成果的文章中提出的命题：“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建设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命题似是而非，其所作的界定不甚确切，似乎是把革命与建设、把三大理论成果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因而觉得有商榷的必要。这里，先谈谈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问题。
提出“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命题，意在说明毛泽东思想只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狭隘化和简单化了。
从毛泽东思想酝酿、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囊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两大历史时期。其起点如果从《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即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算起，到1942年延安整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和基本成熟，历时十六年。这期间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所使然，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在往后到新中国建立的七年中，毛泽东的著述已开始涉及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问题，也就是说，已有了若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萌芽。建国以后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历时则长达二十七年。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是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国家的一切重要活动的最后决策者。他通过大量的报告、文章、讲话、谈话、电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原则、策略，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思想、理论、原则、策略中，有的因主要是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在中国奠定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虽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然而它们的理论意义和文献价值却与世长存。有的因主要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中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直至今天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它们集中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时代内容。例如：关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关于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思想；等等。另外，在思想文化工作方面提出的关于思想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关于要实行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观点，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等等，在当前和今后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上列举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理论原则。它们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新丰富新发展之集大成者。既然如此，怎能把它们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而将毛泽东思想仅仅归结为“革命的理论”呢？
还有一些同志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正处》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其价值并不否认，但认为此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并无建树，唯有失误。其实，尽管上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步入晚年，逐渐陷于“左”的迷雾，但他一定程度上仍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清醒，在反思总结“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时，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又发表了大量言论，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和有价值的观点，继续丰富充实了社会主义理论。例如：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1959年2月14日在同外宾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的原则。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深刻地阐述了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情况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尤其赞赏教科书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肯定“这个提法好”。1961年1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搞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的教训，批评有些人害怕甚至想消灭商品生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他说在建国初期，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团结了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而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1959年3月，他在一个批注中强调要尊重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① 的著名论断。
关于学习外国的问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谈到学习苏联和其他外国的长处时，明确提出了“学习与独创结合”的方针。同年6月17日，他为印发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中说：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60年3月18日，他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又强调：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并提出“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的辩证口号。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规律性的问题。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批评了那种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的偏向，指出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应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观点，并且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进而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全党知识都非常不够，因此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统观这些论述，再联系《正处》中的相关论断，说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已形成了比较明确和正确的观点。
晚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观点远不止这些，以上不过是举其荦荦大者而已。由此可见晚年毛泽东在理论上也决非像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一事无成、一无可取。相反，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还是有着不少真知灼见、独到见解和重要建树。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必须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这两大历史时期来考察。从时间上看，前者为十六年，后者为二十七年，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理论生涯，甚至主要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疑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指出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次年十二大党章在表述这个定义时，却在“关于中国革命”后面加上“和建设”，并为此后党的一切文献所坚持，雄辩地说明这一点，而且足见“和建设”三个字的意义和分量。
其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量论述表明，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奠基人。这些论述，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邃思考和勇敢探索的理论成果。这种思考和探索早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时就开始了，虽然主要由于“左”的倾向的滋长和发展，不久偏离了科学的轨道，但是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过。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等等运动都是探索，甚至“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探索，只是不成功的探索罢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拨正航向，带领全党继续进行探索，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式的、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先驱，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始者。薄一波曾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这是非常客观和很有见地的。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直接引发我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是由于若干年来许多报刊文章以至党政机关文件在论及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时，往往离开十六大党章的权威表述，不仅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提毛泽东思想。严格说来，这是不科学、不恰当的，至少在客观上给人以已经把毛泽东思想淡化、淡出、淡忘，甚至已经把它排除于党的指导思想之外的错觉。所以似有必要重新思考党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在其中的地位问题。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特指毛泽东思想在三大理论成果中的地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就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过大量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即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把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作为核心问题处理的，并且对它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准确、科学的评价。因此，无论今天和将来，我们论述、践行党的指导思想，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不要离开这些评价，都不要忽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首先，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和全面的继承。它不仅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不仅坚持了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两部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之作中的所有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而且坚持了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正确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原则。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有“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在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邓小平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谈到市场的时候，也是坚持把它与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并且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科学概念。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邓小平指出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认为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邓小平作出了“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的论断，并指出至少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等等。可见，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正确理论观点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或相同，或相通，或相近，或相似，或相辅相成。这清楚地展示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
当然，邓小平理论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它的杰出贡献，在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使之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从而大大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但是不管怎么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它的主要和直接的根和源。
其次，关于“三个代表”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由“三个代表”三句话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科学体系，但是它的基础、核心和灵魂还是“三个代表”，因此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代表”，最终归结为“三个代表”。它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发展了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和全面的继承，然而其理论源头，还是在毛泽东思想之中。
“三个代表”的第一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个新的理论概括，而它的根和源却来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就生产力的问题提出过一系列重要而精辟的观点，例如：消灭生产力落后状态，才能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经济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决定社会变化的东西；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冲破反动力量的压迫以解放生产力；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要看它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为了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等。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生产力问题上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从争取我国民族独立的首要前提和革命的根本任务、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根本目的、社会得以进步的根本动因等角度，深刻阐发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紧迫性，并由此有力地论证了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和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提出了检验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客观标准和党是否能得到人民拥护的先决条件。“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体系的坚持和发展。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是一个新的理论概括，而其根和源也来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就思想文化建设特别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问题，发表过大量鞭辟入里并具有原则的和长远指导意义的见解。我们从《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处》等代表作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也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它的立论基础，是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和文化事业在党的整个事业中的作用的正确定位；它的核心内容，是对作为先进文化的必备特征和条件的全面阐释，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内涵的明确界定；它的灵魂和精髓，是关于发展文化事业的“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思想。“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体系的坚持和发展。
“三个代表”的第三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它的根和源。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突出亮点。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一系列闪烁历史唯物主义璀璨光辉的思想和论断，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他把科学的群众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而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以毛泽东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同样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不仅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体系的坚持和发展。
总之，党的三大理论成果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其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处于“老祖宗”的位置。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三大理论成果中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批判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② 也正如邓小平所说：老祖宗不能丢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③ 2003年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又庄严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因此，我们学习党的指导思想，一定不要忘记学习毛泽东著作；高举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一定不要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三、关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失误
直接引发我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是由于近年来读到很多文章表示不赞成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否认毛泽东晚年有理论上的失误，认为5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左”的错误，恰恰是没有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的结果。这就有必要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观点作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分析，在充分肯定其正确方面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确有失误的方面。我认为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有过精当的阐述。特别是列宁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④ 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新中国建立，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党的根本任务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八大曾就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出正确的论断。但是，毛泽东对八大的论断始则赞同，继则否定，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理论上的不彻底不坚定，与他对1957年上半年国内和国际共运斗争形势的估计过分严重有关。这种唯心的估量，直接导致他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而把全党的视线引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后来，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愈来愈脱离实际，在6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一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党在长达二十年中未能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始终没有提到首要议事日程。应当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一般政治哲学命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的，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它被赋予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这样的大革命既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基础，于是走向反面，在实践上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理论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和解决途径的问题上。1957年，毛泽东的《正处》在肯定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指出它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主要表现是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还有剥削，就所有制来说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等等，并据此作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论断，要求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去解决它们的矛盾。应当说，这些分析在方法论上是辩证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论断也是科学的，但是有明显的不足：他列举种种矛盾时没有抓准主要的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体制中存在着与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也就是说，未能正确指明矛盾的实质性表现；与此相联系，未能从中得出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的结论，相反却引出了需要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结论。结果是：一方面，使我们党在一个长时间中，对于基本矛盾一直停留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笼统抽象的认识和理解上，而没有把它们、尤其是“又相矛盾”的东西加以深化和具体化，从而始终未能把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另一方面，老是在改变和拔高生产关系上打主意、做文章，希图以此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当这种想法和做法在实践中受挫时，则又从阶级斗争中找原因、谋出路，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在所有制上急于求纯，结果反而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理论上的原因。
三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上。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其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他进而指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虽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⑤ 应当说，这些论述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第一，过分强调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易于导致对这两者关系在认识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事实上，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在较长期内使之保持平衡即稳定，才能为它发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它刚刚建立，还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时就急于加以改变(实质是拔高)，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即是明证。第二，提出上述的所谓“一般规律”，似乎忽视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和建立后这样两种背景和条件之间的根本区别，实践上就会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搞夺权式的政治大革命从而导致生产力大破坏的悲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即是明证。无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认为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是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论。他在晚年之所以热衷于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去解决经济和生产力发展问题，与这一理论上的缺失也不无关系。
以上这些理论失误，其症结所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认识根源是未能始终坚持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客观作用是为长时间的“左”的政策和做法提供理论依据。
出现这些理论失误并不奇怪，因为一则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再则把握客观规律决非易事，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长过程；三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的思想和认识也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承认这些失误，旨在尊重事实，吸取教训，而不是苛求他的话“句句是真理”。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失误涉及的实际上并非个别论断和结论，而是属于带根本性的理论原则和观点，但是丝毫无损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的真理性、科学性。
注释：
①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P34；132页
②邓小平年谱(上).人民出版社，2004.P222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P298
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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