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骕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据学论文,清代论文,史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马骕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关键词 通经致史 新的综合史体 《绎史》
马骕以其卓尔不群的史才和史识，成为影响清代史学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对马骕的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史学史尤其是清代史学史的探讨，有助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一、马骕的生平及著述
马骕字宛斯，一字
御，山东邹平县孙镇人，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享年五十四岁。其父献明公，以绩学补诸生，英年早丧。马骕自幼依祖父生活，因祖父推财乐善博得乡里称道，马家有“忠义门”之赞。马骕稍长，以事母孝顺闻名。
马骕生活在明末清初，虽早年历经战乱，但由于先世在有明一代并无荣耀的社会地位，加之其所见到的明朝又是吏治败坏，暴戾横行，内忧外患交并而至，万里江山残破不堪，因此在思想上很少有怀旧色彩。他与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相比，虽然也偶有“亡国之痛”的哀思，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结。当满清贵族初入中原开科取士之时，他便积极迎考，于顺治三年（1646年）中举人。其后十几年，因山东地区抗清斗争激烈，马骕无法安坐读书，曾一度出游南方，至杭州。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平定了云南，再行会试，马骕时年三十九岁，中二甲六十四名进士。此后，他曾一度“谒选居京邸，用才望与顺天乡试同考官”，但大部分时间是“需次家居，以编书为务”。直至康熙六年（1667年），他四十七岁时，才被“选授淮安府推官”。上任仅三个月，即平反冤狱数起，有廉能声。同年，清朝颁令裁撤推官，遂又赋闲在家。康熙八年，再补灵壁县知县。据《墓志铭》记载，马骕在任期间，“为灵壁蠲荒灾，除陋弊，刻石县门，岁省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善政之声闻于乡里。在职仅四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灵壁百姓感其德政，皆痛哭流涕，上书朝廷，愿世代供奉祭祀。朝廷为之所动，恩赐其祠名曰“宦祠”。
据《灵壁志》记载：马骕博极群书，著作宏富，“退即张灯升阁，手校心维，申旦不寐”。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亦称扬马骕“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他一生专意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尤精于夏、商、周三代史事，是清朝著名的史学大家，时有“马三代”之誉。
清顺治八年（1651年），马骕三十一岁时，依据《左氏春秋》，“以叙事易编年，引端竟绪，条贯如一传，谓之《左传事纬》，凡数万言。”[①]《左传事纬》正文十二卷，附录八卷，重编《左传》旧文为108目，记鲁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六年间的历史。各篇略以时序为次，归纳全面，叙事条理，于齐桓公霸业等重要史事记述最为详明，篇末旁及诸家之说，且杂采传记，以为论证。附录包括杜预、孔颖达《左传序》、马骕《左丘明小传》合一卷，辩例三卷，图说、览古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音各一卷，其中图说考证尤为精详。《左传事纬》与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各有所长。四库馆臣对马氏评价甚高：“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②]这一年，马骕携此书南游杭州，“西冷十子”之一的严沆阅后十分赏识。后来，严氏典试山东，与施润章共议捐资刻印，因故未成。《左传事纬》最早的刻本为康熙年间的家刻本，系全本，也是一部较好的刻本。其后又有《四库全书》本，澄怀堂刊本，嘉庆九年六桐书屋刻本，道光十二年马骕六世侄孙马文庆家刻本，同治七年汉阳朝宗书屋木活字本（此本乃承澄怀堂本而来），光绪四年苏州潘氏敏德堂刻本，光绪三十三年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底本为敏德堂本）。
马骕四十八岁时，又辑成《十三代瑰书》，“篇帙倍富”[③]。此书乃收录周、汉、魏、晋、宋、齐等十三代所珍藏的《周礼》、《仪礼》、《左传》、《国语》、三坟五典、诸子百家及各朝名家论集。书稿起初曾质于孙家镇曲肆中达二十余年，直至乾隆三十六年，当时的巡抚周元理始从监生李景周家购去，拟雕版付梓，因故未果。嘉庆八年，成启洸得其书目次，仅存其半，收书即达175部，可见其治学宏富之一斑[④]。
《绎史》一书的编写从马骕三十七岁开始，延续达十几年，直至五十岁时方完成，当年付梓，李清（字映碧）为其书作序。《绎史》是马骕的成名之作，系先秦史料总集性的著作。编纂体例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多有创新。全书一百六十卷，约一百八十万字。此书曾引起当时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四库馆臣给予高度评价，谓之“搜罗繁富，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成一家之体矣。”[⑤]《绎史》自康熙九年刊出，行世的版本很多，但大都是一个系统，差异不大，主要有《四库全书》抄本（无李清序），同治七年姑苏亦西斋刊本，光绪二十三年武林尚友斋石印巾箱本，光绪三十年浙江书局重刊本，杭州书局本，1937年上海商务《万有文库》本等。
马骕一生嗜书不衰，著书满家，做官五年，迄无长物。他死后，远近赴吊之人，都极赞其勤学好问。其弟端斯请当时著名学问家施润章为其作墓志铭，私谥“文介先生”，其铭曰：“有荼弗吐，君所自处，氓集于枯，煦以甘雨。仕矣弥学，手无废书，三皇百氏，以佃以渔。于乎其所志者永存，而所啬者万古之须臾！”[⑥]对其为学问而献身的一生极为称颂。
二、马骕的史学思想
马骕和前代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以“述而不作”为口实，以“考信于六艺”为目的，极力网罗旧闻，毕生致力于史料的编辑、整理与考证。他本着“为圣贤立言“的原则，就很多历史史实发表了大量的精辟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治史方式，代表着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主流。综观马骕一生的治史道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即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透露着不分章记、不随经，以经为史、通经以致史的史学思想信息。
马骕早期的著作《左传事纬》即是一部半经半史的著作。他显然是抱着发挥经传的目的来写作此书的，这从《左氏辩例》与正文之后的史论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左氏辩例》旨在为古文经争胜，其中也不乏独到之处。但其主要的目的，乃在于“春秋大义”的发掘和“春秋笔法”的考证，《四库全书》因之将其归于经部的春秋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左传事纬》一书的史学倾向，其一，马骕在编纂此书时，舍公羊、谷梁和胡传而不问，独赏《左传》，足以体现其史的态度；其二，马骕以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虽然有习经之目的，但他使用的却是治史的方法；其三，马骕在《左氏辩例》中并没有死守”一字褒贬”的义例，而是重视史法，强调《春秋》中史的意味，力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证孔子的“书法”义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史学因素的发展，才有了十余年后《绎史》这部史学巨著的产生。
如果说马骕在《绎史》之前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以经为史、通经以致史”的话，那么在《绎史》当中则纯粹是从“考史”、“证史”的角度来对待经学的。《绎史》以史事为中心罗列资料，“除列在学官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把六经之文与各类史料并列在一起，以史事载录经传，以经传发明史事。可以说，马骕以身体力行的精神，置身于以经为史、通经致史这一创新者的先列之中。清初的史学大家李清读过《绎史》后，曾评论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⑦]这虽从李清的笔下写出，但确实点出了马骕的史学思想。把六经同史书、子书乃至集部之书并列起来，不是从发扬圣贤义理的立场出发，而是将其作为史料看待，这正是“六经皆史”思想在马氏史学思想中的体现。
马氏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是符合学术发展的总趋势的。六经从其产生伊始，本身就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记载上古历史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它又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经典。因而在经学的研究上，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因六经为圣贤之言因而乃是永恒的治国之道，研究的目的是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多方予以引申，因而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欣赏和推崇。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原因，才使得经学从汉代起，很快罩上了一轮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另一种方法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六经，侧重于名物训诂和史实的考辩。虽然它也是以注释的方式出现，但并不着意发挥经传的“义蕴”，而是注重确定其内涵，用纯史学的方法来研治经学，其结论必然是“六经皆史”。这种方法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老子谓诸经乃“先王之陈迹也”。宋人则从理学的立场出发，疑经成风，提出了“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的口号，以此为其建构理学服务。明朝的学者则更明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声言“《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异非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⑧]。清代的经学表面上看是对明朝学术的反动，学者在主观意识上十分尊奉六经，所以其经学研究也多是从肯定的角度出发。但其中却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即再也不是为经学而研究经学，却是从“证史”、“考史”的目的出发，完全用史的方法来研究经学。从清朝初年起，经学就已开始向史学转变，这在清代的考据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柳诒征先生曾说：“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家之师法，于经义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此经师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集，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为研治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⑨]马骕由经学到史学的转折，正是处于这一蜕变过程之中。
马骕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尤其是转入对上古史的研究，自然同他早年对《左传》用功甚勤有关，同时更同清代初年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马骕生活的顺治、康熙年间，由于满清贵族刚刚入主中原，汉族士人的反抗还远远没有消除，于是清朝贵族一方面使用武力残酷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则在文化领域内实行残酷的文化箝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用以消弭汉族士人的反抗意识。如此严酷的政治现实，使清朝初年的学术空气变得非常紧张。士子们犹如惊弓之鸟，言谈论著格外小心，“尤不敢言近代事”。学术研究百般回避时事政治，转而趋向于习治应时之学。因此，清初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古史领域，尽量远离现实，以期逃避杀身灭门之祸。马骕在学术方面的这种倾向，只要将《左传事纬》与稍后的《绎史》作一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左传事纬》一书虽没有直接的议政目的，但其中却隐含了很多民族主义的成份。而《绎史》一书则更彻底地抹去政治色彩，代之以大量的繁琐考证。比如，《春秋》大义之一就是“夷夏”之防，这在《左传事纬》的史论中时有表露。在“晋楚弭兵”条中，马骕对宋倡导弭兵十分不满，以为“晋文公躬擐甲胄，经营中原，不辞黩武之名以御强楚者，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今则华夷并列，故书宋所以痛其始也。”卷十一“哀公逊越”条，论中又云：“哀公弗能自强，而托诸蛮夷。”此类语言读起来似乎平常，但在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下，当然另有一番寓意。《绎史》的史论虽大多抄自《左传事纬》，但以上过激的言词已全部不见了，即使稍有涉嫌的字眼，比如“夷氛”、“蛮夷”等，也已全部换成了“楚氛”、“荆蛮”。这种变化当然是清朝政府高压政策的结果。因而可以断定，马骕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与顾炎武由史学到经学的转变一样，都有其迫于时势的难言之隐。清末学者洪允祥曾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评价：“今日所谓清代之名儒者，皆不得已而托于破碎琐屑之考据训诂，以自藏其身者也。”[⑩]马骕当然不可能例外。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当然不能企望马骕完全冲破经学的范畴，而实现史学的独立。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就连后来有名的考史大家崔东壁也同样没有做到。他们仍然坚守着“考信于六艺”的古老信条，自觉不自觉地把六经当作考史的准则。何况，六经作为上古史料，较之其他诸子、谶纬而言，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得多，“考信于六艺”，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且易于为人接受。
三、马骕的史学成就及其对清代史学和考据学的影响
马骕以其卓越的史学成就，在清代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他的治学成果主要体现在《绎史》一书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研讨这部史学巨著。《绎史》在清朝初年被誉为三大奇书之一。它究竟奇在哪里呢？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三个方面：
1.《绎史》内容丰富详备，排比条理得当，是有关先秦史料总集性的巨著。
清朝初年，许多学者纷纷由史学转向经学，且把“比次”之书视之为“糟粕与粪土”。在这样的学术气氛笼罩下，马骕能萃毕生之精力，积思十余年，完成洋洋一百八十多万言的先秦史料总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绎史》不仅整理、保存了非常完备的先秦史料，且为整个清朝乃至尔后的先秦史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绎史·征言》开宗明义地阐述了编书宗旨：“书不欲其醇乎纯，但求至其所欲至”。由此可见，他编纂此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总汇先秦史料。为此，马骕作了大量工作，仅在《绎史·征言》中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便有二百多种。如果把注引书目也算在内，当有三百种之多，除四书之外，经史子集“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以至类书之言，笺注之语，亦无不网罗。同时，马骕在收集上古史史料的过程中，对上古神话传说也进行了有选择的摘录，并注明：“《山海经》所有怪物，太史公以为不经，不敢言之。然其书奇古，上世遗文，略存数则，以备一家。”事实证明，有些关于上古的神话传说，的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代学术界对于史前历史的认识，很多是借助于神话传说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诸如克里特文明的最终发现，就是如此。马骕在引用史料过程中，还进行了谨慎的取舍，并且一改明朝人常常改动原文、多不注明出处的弊病。他引用资料，文前均标明书名，部头较大的书如《礼记》、《仪礼》等，文后又都注明章节。同时，对引用书籍还进行了一番校勘，以便择善而从之。《绎史·征言》将引用之书分成六类，对不同的史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第一，对于比较可信的经传子史，采取“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录”的态度。第二，对于“传疑而文极高古者”，如《山海经》、《神农本草》、《越绝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诸书，其所载虽“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则采取“亦复弗遗”、存以待考的态度。第三，对于后人补窜、真赝错杂之书，如《尉缭子》、《鬼谷子》等，“则取其强半”，存其可信者。第四，对于“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论，肤浅不伦”的伪书，则故存一二而已。第五，对于“汉魏以前称述古事者”，如《史记》、《汉书》、《说文》、《方言》等，“以其去古未远，间有所闻，则兼为采缀，以观异同”；隋朝以后，大多沿袭旧说，例概不收。第六，对于“全书阙佚，其名仅见”之书，则“取诸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由此可见，马骕在编纂《绎史》过程中，对史料鉴别十分认真，其方法也基本上是科学的。同时，《绎史》基本上以纪事本末体组织史料。其先后又以年代为次，卷各一题，风俗习惯、名物制度等置于“附录”，再参之以图表，条理清楚，充分体现了史书的秩序之美。《绎史》断限甚长，所取事题也较大。在史事较多的大题之下，一般将其分为上、下或一、二、三篇，稍复杂的题目之下且分出细目，史事较少的则列为附目。这样条理非常清楚，便于人们参考检索。正是由于《绎史》的上述优点，所以此书一出，很受时人的欢迎和重视。清代史学家李清曾言：“至于万千百国，十有二代之间，大而洪荒剖判之由，小而名物训诂之撰，与夫贞元运会之乘除，皇帝王霸之兴废，阴阳淑慝之消失，礼乐兵刑之因革，以迄日食星陨、水流山峙之篇，金生粟死、仰骄伏替之说，若内若外，或事或文，莫不网罗囊括于一百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摘抉搜狝，使茫茫坠绪，灿然复著于斯也，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12）
由于《绎史》这样一部大型资料性、工具性著作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清代对上古史的研究。最为明显的是李锴的《尚史》，其中所用资料几乎全录自《绎史》，只是稍加联络剪贴，改为纪传体而已。我们有理由说，马骕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开一代学风。对此，现代学术大师钱穆先生评论曰：“清代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着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13）由此可知，马氏及其《绎史》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研究上古先秦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史料，同时也在研究方法的改进上作出巨大贡献，并由此而开创了乾嘉史学的先风。
2.在编纂体例上，对固有的纪事本末体进行了改进，实现了转折性的突破。
我国传统的历史学主要是历史编纂学。初期的编年体，与其说是历史编纂体，毋宁说是历史记注体，其主要目的是保存史料，详细记载历史事实。逐次产生的纪传体，是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史料的写作方法。随着历史书籍的逐渐增多，人们已不再可能遍记所有的历史细节，而只能把握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于是产生了纪事本末体。但纪事本末体的宗旨只是求得比编年体史书更加简括翔明而已，因而开始给人的印象仅是“抄书得体”。事实上，初期的纪事本末体并没有增添任何资料。继宋代袁枢创立此体之后，虽经宋杨仲良、明陈邦瞻、谷应泰的不断努力而有所发展，取材范围也扩大到了纪传体史书，但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编纂格局。严格说来，若谓纪事本末体是一种编纂体裁，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或形式。它要求以事命题，以审视的眼光看待历史，并向历史提问，而不只是平淡地叙述历史或排列史料。它还要求提取历史事件的本末，旨在追查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事件始末，与其说是客观历史过程，还不如说是历史认识过程。但是，纪事本末体的这种历史研究功用却长期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发展，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编纂体裁来使用。直到马骕的《绎史》出现之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绎史》略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一卷叙一事始末，同时又兼采编年、纪传、学案诸体之长，其征引旧文，融会贯通，事类依先后排列，又保持自己的独特体例。《绎史》事迹皆博引古籍，所录资料均排比先后，并各冠本书之名于首；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对于有异同讹舛或者依托附会的记述，则于条下加以疏通辨证，篇末自加论断，予以评述。这比此前以事类为中心，辑抄史书原文，因事立题，排纂年月，编年纪事，而为叙述的体例，显然又有独特创新。它虽也以编为主，有资料的排比，但是却以历史研究为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编述。如果说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主要功用是便于初学，那么《绎史》的主要意义却是便于研究。大体上说，以《绎史》为界，其后的类似史著均受其影响而增加了考史的内容，使得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即由一种单纯的历史编纂体例，进而变成历史研究的方法或形式。它不再是单纯地抄书，而是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比如，稍后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就增加“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项目；张鉴、李有棠的《西夏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带有明显的考史倾向。由此可见，在清代史学史上，马骕的《绎史》具有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3.进行了综合体通史编纂体例的探索。
《绎史》载记时代之长，收录内容之丰富，以及对各种史学体裁的综合利用，无疑已具备了先秦通史的雏形。作者以记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根据需要兼采各种史学体裁，对史事融会贯通，把人物事件综合起来，不仅记载全面，而且随条加以考证，并于每一篇末加以论断，综述全篇，或予或夺，从而形成了一部体例全新的综合体通史。在马骕之前，虽有数家关于上古史的史著，如谯周的《古史考》、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等，但他们或编年、或纪传、或考史、或补史，各有所偏而不能兼容，在体例上都不能与《绎史》相比。因此，四库馆臣确认《绎史》在史料排比上“卓然独创，自成一家之体。”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对于《绎史》新颖的编纂体例也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其体例之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14）
在《绎史》中，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如“齐桓公霸业”、“三桓弱鲁”等，采用的是明显的纪事本末体。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则采取纪传体，如“孔子类记”、“屈原放逐”等。记述学术思想时，则采用学案体，如“老子道教”、“列庄之学”、“韩非刑名之学”等。考证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和风俗时，则采用典制体，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天官书”、“地理志”等。在更多的章节中，则采用综合体裁，如“晏子相齐”、“吕不韦相秦”等。除正常记事外，《绎史》还采用人表、年表，逐年记大事，并以世系图、地理图、天象图、分野图、器物图、律吕图、月令图以及世系谱、诗谱等各种形式，来安排所涉内容。
马骕对史学体例的创新，代表了十七世纪以后我国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新趋势。它体现了史学的发展要求突破原有的体裁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历史演进大趋势、更能反映社会发展史丰富内容的新编纂体裁。马骕率先进行了这一探索，尔后的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则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虽然《绎史》并非真正的通史，但这并不妨碍马骕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其后，史学评论大家章学诚论及史书编纂体例，曾云：“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度，或述人事始终，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别，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以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15）由此不难看出，章氏所推崇的新体例与马骕《绎史》之体例相比较，除《绎史》无本纪外，我们几乎可以把上述设想看作是章氏对《绎史》的赞语。其实，在章氏纪、传、图、表四体相配的设想中，“本纪”只是起到纲的作用；在实践中，“本纪”或者成为纲目体的“纲”，或者流为“大事纪”，并无多大意义。
《绎史》的刊行，立刻引起社会上的密切关注，连最高统治者也极为重视。康熙皇帝于四十四年南巡至苏州，问起马骕所著《绎史》，专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原版，并于第二年四月令人赍白金二百金至马骕故乡邹平，购版藏于内府。学者更是争相研读，推崇有加。顾炎武赞此书为“必传之作”，李清在《〈译史〉序》中盛称：“《绎史》一编，当与《七略》、《四部》、《杜典》、郑卷《志》诸书争胜而有加，殆前此所未有也。”又说此书有四大独胜古人之处：一、体制之别创；二、牒谱之咸具；三、记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虽然其言难免有偏爱溢美之处，但确实指出了《绎史》在融会贯通、保存史料和创新史体上的功绩。
注释：
① （11）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
③ ⑥《碑传集》卷九一，施润章：《灵壁县知县马公骕墓志铭》。
④《邹平县志》。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
⑦李清：《〈绎史〉序》。
⑧李贽：《焚书》卷五。
⑨柳诒征：《中国文化史》第十章“考证学派”。
⑩《读史随笔》，载《国风》第三卷第十一期。
（12）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下》。
（1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
（1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15）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