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经济”的形成及“西南现象”的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南的基地型工业地区工业基础较差，普遍以国家为主要的投资主体，基本上依靠大量外部输血式的投资楔入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其结果是导致投资楔入地经济的“输血偏好”，对外在投资支撑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并由此形成与本地要素禀赋相对割裂的“输血经济”结构状态——笔者称之为“西南现象”，本文对以“输血经济”为典型特征的“西南现象”作详细考察，以期对我国西南基地型工业地区的发展提出浅见。
一、“输血经济”：一般理论与世界实践
“投资楔入”是“输血经济”的主要成因，而这种楔入式的输血投资方式理论上来源于发展经济学非均衡增长分析中“增长极”理论及其在各国政府政策中的运用。（五十年代佩鲁〈perroux 〉提出产业部门含义的增长极概念即“一个或一组推进型产业”， 六十年代罗德文〈L.roswin〉提出了空间含义的增长极概念， 以后学者进一步将增长极推广为经济地理概念。）所谓增长极战略，操作层面上是指政府通过倾斜投资政策有意识地培养某个产业（支配企业）或城市（地区）作为经济“增长极”，利用其“支配效应”、“关联效应”等聚集扩散的“极化”作用以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趋向于均衡态的整体发展。当然，这只是对增长极战略作了理想而积极的推导，与之相反，七十年代的柯拉基奥（coraggio）却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增长极理论在实践中可能的负面后果，他注意到了政策投资楔入形成“飞地”、“孤岛”经济的现实问题，着力研究了推进型产业（增长极）的“地方化”课题。这表明，国家“输血式”的投资楔入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即形成与本地经济相对割裂的“输血经济”结构。
增长极理论提出前后，中国和欧美一些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一思路指导本国的区域经济开发和国民经济规划，尤其在七十年代后，增长及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规划的流行工具，并在许多国家通过“投资楔入”的“输血政策”进入实践中。法国通过投资楔入巴黎周围地区，解决了巴黎地区过度膨胀的问题；英美等国投资楔入策略在解决落后萧条地区经济滞缓，开发西部地区等问题时，效果十分明显；泰国、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运用投资楔入策略，收到了推动城市化、现代化的良好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输血楔入地的基础较好，区域内能够形成楔入投资融合生长的产业链使输血投资滚动扩散开来。相反，意大利为解决南贫北富的问题，于六十年代在南部选择了四个增长极典型地区楔入投资，兴建了一批钢铁、机械加工等“推进型”产业，但效果并不明显，至今意大利仍是区域差距很大的国家；与之相仿，中国五、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大量楔入投资在大西南兴建了“推进型”重工业基地，至今这些老工业基地成为国有企业中亏损最严重、问题最突出的部分，这些老工业基地极少成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输血楔入的投资未取得应有的效果。
输血投资的一般理论及世界实践表明：国家大量输血式楔入投资并不必然导致“增长极”战略的实现，尤其是当国家投资脱离了一个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忽略了区域内经济网络与经济通道的构造时，就无法形成区域内关联产业滚动融合的经济空间，国家的输血式投资楔入只能导致类似于“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的“输血经济”的恶果，形成一种与本地经济相对割裂的“输血经济”结构。
二、“西南现象”：“输血经济”的历史必然
基地型重工业省份大多分布于东北三省和大西南地区，其中，东北三省的基地式工业是建立于一定的工业基础之上的，其在产业结构及企业体制方面的共同性和面临的问题，学人概括为“东北现象”。大西南的基地型工业是在历史上“大三线”建设时期由政治军事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生成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可言，在自然环境、国家政策、产业布局等诸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性，姑且称之为“西南现象”。这些基地型工业区多是在“一五”和“三线”时期国家重点输血投资而形成的重工业型城市，在产业布局上遵循了特定的“山、散、洞”方针。历史上国家的这种输血投资政策已在大西南沉淀下来了。“输血经济”的恶果，表现在：
1.形成“重重轻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工业的区域关联和经济带动作用弱，城乡工农二元反差强烈。西南地区因国家楔入投资形成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钢铁工业等，与本地区传统产业没有紧密的投入产出联系，投资楔入的产业企业与本地资源要素和基础产业联系组合环节较少，难以形成区域内的产业链，故而投资的乘数效应远末发挥出来。国家大量投资沉淀于某一部门或产业企业中，如同奶粉注入凉水中形成溶不开的死疙瘩，根本无法对周围相关产业和地区发挥一种“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和扩散作用。以重庆为例，重庆至今已经沉淀了近700 多亿元的国有资产，而资金盈利率仅为1.12%，只相当于上海（16.29%）7%的水平；重庆的工业企业只能解决8.3%的就业岗位； 重庆的工业企业只能提供8.3%的就业机会，85 %以上的就业岗位必须由重庆地区落后的农业来保障。重庆的重工业存量资产不断固化，难以激活，产业与产品结构已形成刚性，相对封闭而割裂的“输血”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反差和工农反差日益强烈。
2.形成“条块分割”的企业组织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城乡工农间的分割断裂。由于产权主体的一元性和投资“输血”渠道的单一性局限，国家的全程楔入投资必然是形成由中央部委条块管辖下的企业管理体制。这些国有企业国家投资密度大，企业资产存量大，智力也超常密集（尤其是军工等企业积聚全国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然而，这些国家重点“输血”而形成的企业之实力优势和能量级差因为条块管辖的企业组织体制而分割、锁定、耗散了，其应有的关联效应远未发挥出来。西南相当多的工业企业不是通过聚集本生产要素自我繁殖起来的，更多的却是依靠外生的国家投资楔入“异军深入”的结果，大部分工业企业的最初原料与最终产品与本地联系不紧密，无法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此外，国有企业的这种人事管理上的条块体制，限制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企业对本地区丰富的劳动力吸纳作用弱小，企业的人才和科技优势辐射能力弱，不能与周围地区广大农村形成水乳交融的经济联系。统计显示，重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仅为854.7万元，只相当于上海（ 2334.4万元）的36.5%。贵阳、南宁也存在相似的情况，这说明，由于条块分割的体制，西南地区企业规模小、数目多而效益低下，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企业竞争力弱。西南地区虽然有80多所高校，3000多个科研机构和150多万科技人员的实力，但西南广大地区农业技术之落后， 劳动力素质之粗劣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另一方面西南地区贫困县区不断增加、民工不断外流谋生，这种城乡分裂、工农分割状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非改不可的地步，而这种“输血”投资方式也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
3.形成“大大小小”的失衡城市结构体系，进而强化西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西南地区城市布局一个明显弱点就是城市结构过于单一，大城市特大，小城市特小，而中等城市发展不够，大中小城市比例严重失调，特大城市与众多城市间缺乏功能性过渡性的中等城市，造成两者之间漫长的空白地带，影响了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散辐射。除原重庆市、贵阳市、南宁市等规模超过100万人以外， 西南地区大部分都是小城镇，较大的城市也不过三、四十万人左右的规模。大多数城市只有一、二十万人口的规模，多数城镇城市水平低、基础设施弱、底子薄，甚至停留于手工作坊阶段，谈不上形成工业体系。这种失衡的城市结构体系是国家投资楔入方向和空间上的不可逆性造成的，不断的楔入投资形成了老工业基地的结构刚性，投资积聚起来的要素被锁定于特定的封闭地域内的循环，在大城市与大农村之间缺乏高效合理的梯度城市结构体系作为经济传导器，重庆周围地区交通运输等产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受到影响，经济通道与经济网络难以形成。国家长时间的投资楔入在重庆取得的工业增长成果未能被周围广大农村地区分享，大工业与大农业被割离开来，中心城市对周围农村地区资源要素的“聚集”、“扩散”作用无以发挥，城乡、工农间二元结构加深。
与沿海地区大举借债凭借地域优势自主发展本地经济不同，西南一大批老工业基地的“输血经济”更多的是由于历史上中央政府行为导致的，因而输血注入的资金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国家楔入的资金指向国防、钢铁、重化工业等特定的产业行业，具有投入和运用上的固定性，即具“异军楔入”的色彩，地方政府一般不能轻易改变，这就很容易人为地将这些产业行业从当地经济背景中割离开来，并使这些产业行业形成对国家输血式投资的“路径依赖”，甚至形成国家级的大工业与国家级的贫困区同时并存的格局。国家长期楔入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与当地资源要素严重割离的“输血经济”，导致资金沉淀、效益低下、城乡分离、工农割裂，较“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的恶性经济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从“楔入”到“滚动”：破解中国的“输血经济”
计划体制的“输血式”投资注入方式是西南基地型地区经济发展偏缓的主要原因，它使国家对西南基地型工业地区的投资不能发挥应有的投资乘数作用，却形成城乡割离、工农分裂的“输血经济”结构。破解中国“输血经济”最关键的是，努力使国家对工业基地型地区的大量“输血投资”由计划手段的刚性的“楔入”转向融合的市场化的“滚动”，从而使得国家输血楔入的投资在这些地区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滚动、融合、扩散开来，这需要从企业投资及管理体制、产业结构、城市规划等诸方面入手：
（一）加快企业投资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营造起现代化市场化的体制环境催生本区内多元化的现代工业
工业基地型地区经济的发展仅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投资渠道是摆脱不了“输血经济”困境的，必须寻求多元化市场化的投资融资渠道，而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与企业的产权改革和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又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西南基地型地区的工业作为非经济目的存在的理由不复存在，必须开始“军转民”或“国转非”尝试，应当大力通过内部的产权重组和管理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中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可以通过内部职工持股方式、国家控股方式，可以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资本组合联营等方式加以操作。与此同时，必须与企业的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相结合，彻底打破企业体制上的条块管理模式，能合则合，宜并则并，最大限度地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提高产出效率。工业基地型地区经济的发展，仅靠国有企业的一枝独秀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大力发展多元的经济成份，使这一地区的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发展，为国家输血投资在本地区内溢出扩散创建多元活跃的传导网络。在工业基地型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特别要破除传统的“国有老大哥”观念，特别注重发展乡村工业。发展乡村工业已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世纪难题的成功道路，乡村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老工业基地，能源、机械制造和科技基础雄厚，能保证大部分乡村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的生产，且本区内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比较丰富，兴办乡村企业在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方面具有特有的优势，乡村企业应该是重工业型省份经济发展中一个潜力巨大的增长点。现实中这些地区乡镇工业之所以落后，最主要在于传统观念和企业管理体制的束缚。要大力倡导工业下乡、科技下乡、以企兴村。要健全领导机构、加强规划指导、提供信息服务和政策保障、积极引资筹资，要通过企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以国有基地型工业企业为航母、市场化多元化的企业融合滚动发展的生动格局。
（二）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调整产业结构，构造起城乡滚动一体发展的产业链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输血投资”策略在西南基地型工业地区高效运作的必然要求。老工业基地调整产业结构，必须选择一批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集约化程度强、国际竞争力大的产业企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这对于突破“输血经济”结构、实现城乡滚动发展意义重大。从目前实际出发，以下思路可参考：
1.积极发展“反哺农业”的农资消耗工业，推动本区农业走产业化道路。在过去的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中，本区域内农业剩余无偿支援工业，但大部分工业如钢铁、军工、机械等远离农村，农业生产水平进展缓慢，使得城乡割裂的状况进一步凸现，增强了“输血”经济结构刚性，以致于工业基地的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生产水平提高极缓慢，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工业企业的产品结构也形成了刚性，不能生产适价适销的农资消费品，资金沉淀，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城乡工农业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以“反哺农业、工农互动”为导向的工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工业基地型地区结构调整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推动区域农业的产业化。我国大部分的重工业基地在山区，山区种养资源极为丰富，多种经营门路广阔，走产业化立体农业之路独具优势。在创造优质高效的产业化农业过程中，要大力提倡“科技下乡、工业下乡”，在着力开拓农村生产资料市场和为农业产业化提供配套保障中调整工业结构；要注重生产适合山地特点的轻小型适用农业机械；要生产多样的农产品初级加工设备改进落后的生产方式；要特别注重生产适价适销的山地作物化肥、农药及其他农技产品；工业结构调整还要立足把农业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工业生产品，积极推动山地农业走生态化、立体化、产业化之路。农村发展了，农民增产增收，农村市场对其他工业品的有效需求就会随之增加，工农互补、城乡滚动发展就可望实现。
2.积极发展城乡房地产业，通过深化城乡住宅制度改革，激活城乡居民的储蓄存量以推动城乡滚动发展。城乡房地产业及其相关的建筑、建材业在基地型工业城市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于构建城乡产业链也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居民手中有了相当的储蓄余额，特别是近年来欠发达地区外流务工人员已经吸纳了数量较多的外地资金回乡。在内地广大农村里，农民翻建房屋蔚然成风，同时大小城镇的住宅建设也大有潜力。但是，现实中这些地区城乡房地产业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平面扩建、低水平翻造及滥占土地等高费低效现象难以避免。为此，工业基地型地区政府应该充分评估城乡房地产市场的潜力、深化住房制度特别是农村住宅建设制度的改革创新，以住房商品化为导向，以健全推广住房公积金制度为龙头，把房地产开发商适时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通过加强规划管理，把城乡居民的自主房产投资与开发商的综合开发投资相结合，务使居民住宅尤其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高起点、低消耗，提高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城乡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驱动居民储蓄在本区城乡建筑业、运输业、装璜业等一系列行业中滚动扩散。
3.积极发展区域内的产业化旅游，在开拓国际化大旅游市场中推动本区经济滚动一体发展。国有工业基地所在省份多属山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名山大川景点密布，有的甚至已成为创汇的国际旅游名牌，应该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走开发联合的产业化大旅游之路，加强区域内旅游资源的融洽共生。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要立足于现代化、国际化，把国际潮流与高新科技适时溶入传统特色之中，以产业化大旅游业带动区域内生态农业、林木业、休闲业、工艺栽培业、食品加工业、交通服务业等一系列行业的连锁滚动发展，把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力与城乡新兴产业群结合成紧密高效的城乡产业链驱动城乡的滚动发展。
（三）搞好区域内城市发展规划，协调大中小城市的比例发展，促成科学合理的城市组织结构体系以构建起城乡绵密的物资辐射传导网络
1.要着重发展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在规模和设施基本具备后，对周围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在避免特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发挥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方面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大部分基地型工业城市同时兼有地区科技文化中心的功能，在城市规模上也达到了扩展的极限，而中等城市各方面的基础较好，发展余地大。将重工业城市功能适当向中等城市转移，不但可以减轻重工业型中心城市的工业职能，而且还能及时将中心城市的工业化效应逐步扩散开来，使国家输血楔入的投资驱动区域内经济要素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滚动融合扩张。因此，着重发展中等功能性城市应当是破解“输血经济”的战略重点。
2.加强小城市尤其是沿江河沿路小城镇建设，构建起绵密的商贸网点。大江大河是商贸伸延的天然骨架，小城镇正好是沟通城乡商贸的基本结合部。发展小城镇是改变输血经济留下的“飞地式”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可行之路。要通过政策引导和科学规划，激励农民建设小城镇、发展龙头企业带活小城镇、起用一批经济能人“引凤入巢”兴办小城镇。从实际出发，要通过配套合理的措施在较为成熟的集镇上大力改造，提高水平，健全功能，促使一大批起点高、标准高、区位作用强的小城镇迅速崛起成为推动城乡滚动发展的驱动器、转化器。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转移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国有基地型工业省份的工农比例向国家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一比二的平均水平迈进。
3.以科技金融和商贸运输为经纬编织中小城市之间物资集散的经济通道和经济网络。要使国家输血投入的大量资金在本地区滚动扩张开来，经济通道和经济网络的构造必须先行一步。但从现实看，大部分国有工业基地型城市周围地区的道路交通、通讯运输等基本建设并不发达，区域内商品化程度低、商贸网点稀少，为此，必须从发展交通通讯入手。老工业基于基地发展交通通讯要着眼本区特点，着重建立城乡立体多维通道，力争实现所在地区村村通公路和乡乡有电讯的目标，使信息封闭的状况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在交通通讯发展规划中，要与本区内商贸网络的构建和延伸结合起来，通盘考虑，使交通线路与商贸网络同步伸展，沿江沿河沿路沿线伸延形成绵密的商贸网络。在城乡经济通道和商贸网点的构建中，还要充分发挥金融的龙头作用，通过金融机构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把国家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农民投资集资有效地粘合成城乡经济通道中的血液，并及时地把国内外高新工程技术引入本地基本建设中，务使基本建设摆脱低水平重复翻建状况，推动本区多维立体通道走高起点、标准化、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