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现代性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中国后现代性文化实践策略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一个问题论文,后现代论文,中国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文化现象是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实践的结果。但在中国，并不是先有一种后现代实践的过程，才造成那种文化现实，而是先从国外的文献了解到后现代理论，才注意到这一话题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国外的后现代实践通过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运动，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状，使我们被动但不可避免地面临后现代性社会文化现实。这就是中国“后现代性”话题的特殊性。
笔者旨在通过考察这一话题的特殊性，探讨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的策略。在此，需要提出“后现代性”讨论中应注意的两个前提：第一，“后现代现象”应当具有后现代性，即有后现代的价值取向和针对性，它通常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实践的伴生现象，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的相似性来作判断，也不能将后现代实践的某些诉求在抽去其针对性的情况下，当作社会文化现象的分类标准来使用，将不真实的后现代幻象当作后现代现象来确认；第二，应当注意到，后现代实践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并无必然的一致性，因而不能用某种领域的实践特征作为判断所有其他领域“后现代现象”的标尺，从而忽视后现代现象的他种形式的存在。注意这两个前提对考察中国当下文化的“后现代性”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在相关的讨论中，由于这方面的混淆而导致的误解和歧义很严重。
具体来说，笔者的问题是：可以用后现代性来解释最近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化吗？从事一种后现代实践，我们欠缺和需要些什么关键要素？中国当下文化需要何种实践？
一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和艺术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些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话语占有了市场。这些现象具有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特点，因而也是持中国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观点的人们通常用来作为例证的。因此，本文首先从考察这些现象入手。
首先，在艺术文化方面，通俗、大众化和所谓“拼贴”美学大量盛行。在1989年以前，随着启蒙思潮的发展，现代主义艺术实践也作为一个逻辑后果在美术、文学、音乐和舞蹈诸领域逐步展开。由于现代主义探索过于艰深、寂寞，过于专业化，且因为意识形态风险方面的原因，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渗透，自20世纪90年代起，通俗文艺实践占据了文化市场主流。文学中兴盛的“痞子”文学（王朔）、“新写实”，以及武侠、言情作品质疑和嘲弄“崇高”，专写市民琐碎生活，或纵情于传奇的虚构游戏，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并介入了大众媒介的因素。音乐方面，在出色的经典音乐家纷纷出国及古典音乐不景气的同时，流行歌星及其演唱会层出不穷，流行歌星的魅力建立在歌唱、做派、发型、服饰、包装等综合基础上，由各种不同要素拼凑而成。而在作为西方后现代艺术实践发源地的建筑方面，在业主意向、资金限度、长官意志、大众艺术品味及艺术家美术涵养诸方面折中委曲的建筑师们实践的所谓“欧陆风情”或“现代民族风格”，也是典型的各种要素的拼凑。
其次，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理论方面，近二十年最具“后现代”色彩的征兆就是整体性、统一性的解体和对合法化论证的推迟。真理是无法证明的、达不到的，这一后现代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活跃了被追求真理的目标所苦恼的思想文化界。既然真理被证明是无法（通过现有思想工具，如概念、语言等）证明的，既然理性主义是一种虚妄的误会，那么，最终的统一性根据就无需费力去寻找，各种观念的关联也就不必加以关照。而在实践优先、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推动下，只要是有哪怕暂时性实利效果的制度、准则、政策或规定，都会加以实施，得到张扬；各种不同动机和目的的思潮更替出现，往往是出现与消失都未得到认真对待。所以，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实际上也缺乏统一性基础，具有拼装的特点：有点人道主义，有点强调法制；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对舆论作导向和监督，对娱乐商业化；兼有儒家的入世功利主义和佛道的悟性修炼。并且，由于担心讨论和争议延缓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在“不争论”的决定主导下，对各项政策、决议、标准、制度以及社会发展总目标的合法化论证往往被无限期推迟了。
第三，被伊格尔顿视为后现代物质条件的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在中国逐渐形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引进，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运行，对信息的需求和重视超出了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的范围，扩展到经济金融体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各种运作机制以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讯、资讯、娱乐、交流，以至办公和商业交易，成为人们经常性的生活行为。
二
但是，上述种种现象真的都具有“后现代性”吗？笔者对此表示强烈怀疑。因为除了第三种现象能算是后现代的一种条件外，其他几种情形并不是主动的后现代实践的结果，而是抽去了实质性目标的理论套用的结果，是一种后现代性幻象（指不确切的、因表面相似而遭误认的现象）。理由如下：
首先，它们与后现代理论家所描述的后现代文化状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例如拼贴，后现代主义为打破现代性界限分明的专业壁垒以及与大众生活隔绝而作的拼贴，是有实践理念和目标的，因而具有可理解性。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所分析的波特曼大酒店，它在处理建筑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关系时包含了文化方向上的选择，通过“构造一个整体的空间，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小型的都市”[1]（p.491），模糊这一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入口处），将居住、购物、娱乐、通道、观光等各不相干的功能集合在一起，来中止现代主义建筑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理想，从而产生新的建筑美学。但在上文提到的例如当代某些所谓“欧陆风情”或“现代民族风格”建筑中的“拼贴”现象，是左右建筑的各种力量（商业、行政、官员个人爱好以及建筑师审美选择等）妥协平衡的结果，没有方向感。所以，国内一些建筑师和评论家干脆称之为“混乱”，而不是什么“拼贴”。又如对理论争论与合法性论证的冷漠和回避。这是因担心妨碍经济发展，为强调效率而采取的姿态，与后现代因发现建立于语言（或叙事）的“真理”本身并不具有如它自称的那种合法性，而反对这种“真理”的神话，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所表现出来的独断论（如“不争论”的决定）实际上是前现代的思想方法。效率优先虽然是后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逻辑后果，但它并不是必然的后现代性原则。利奥塔指出，效率优先的合法性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即假定社会系统是稳定的，决定性能的输入输出的比率是确定的、可控制的。利奥塔用当代科学的诸多例子证明了这种假设的虚妄，指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语用学本身和追求性能没有多少相似性”[2]（p.116）。后现代理论认为不存在普遍真理，但局部的合法性论证仍属必需，因此，利奥塔就把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建诸“误构”（paralogy，或译“谬误推理”）之上。
其次，上述现象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是自身发展的结果。理由如下：其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理论和信仰方面存在真空，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由于未能在理论上找到经过充分合法性论证的新基点，因而，像意识形态上的拼凑这一类权宜之计就出现了，而效率优先成了填补这一真空的主导观念。其二，作为对理论和信仰方面的真空状态的一种补充，当社会面临理论抉择，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拒绝“西方式”的思路时，人们往往设想用中国古典思想智慧，如释、道、儒来解决问题。而儒家的入世及功名观念，道家的反“言道”思想，本身都有厌恶思辨、厌恶理论的倾向。其三，有些现象是商业优先的现代化发展理念膨胀的结果。商业优先是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对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带来的一些后果类似后现代现象。例如，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倾向，就直接与商业操作模式对艺术的介入有关。由于缺乏批判，它的积极面（纠正现代主义艺术实践脱离对生活的介入，反对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被掩盖，并遭到商业化的大肆利用。由此可见，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及社会发展所实践的既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后现代性，甚至不是全面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主要是现代化。
第三，语境的误置。中国没有实践地遭遇到现代性危机，因此，后现代的每一个话题，在中国的语境中看来，都像是放错了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用后现代来解释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是似是而非的、不恰当的。例如，“真理”在西方后现代知识中遭到强烈质疑的情况（理查德·罗蒂宣称要用小写的“真理”，即关于句子或行为、状况的性质，取代大写的“真理”，即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对象），其前提是，在现代性西方语境中，获得思辨论证的“真理”一直是不容置疑的，人们对真理及其秩序中的各种体制制度和伦理信条极为执著。在这种情况下宣布“真理”的不可靠，其严重性、挑战性以及给整个思想界及社会带来的震动，外人很难体会。而在中国，现代性意义上的“真理”概念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权威和荣耀，在个人崇拜结束之后，真理本来就遭到怀疑（但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怀疑），在这种时候宣布“真理”的不可靠，其意义更像是一种对已有经验的玩世不恭的肯定。相似的情况还有“上帝死了”这一断语。在并未有过基督教一神论传统的中国，说“上帝死了”，多少有点滑稽和装腔作势的味道，并无那种被抽去了生存根基、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三
把上述现象看作是后现代性的表现，从而宣称中国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是缺乏根据的，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也是有害的。它们的表面化说明其中欠缺了一些关键的东西，但那是什么？一种后现代性实践需要哪些实质性内容的支持？
毫无疑问，首先需要的是批判精神。霍尔·福斯特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种是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反动型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称之为“软弱无能的现代性批判派”）[3]（p.16），骨子里称颂和维护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繁荣现状；另一种是反抗型（或译“抵制型”）后现代主义，它不仅批判合法化了的现代主义，而且批判现状，它也关注传统，但那是为了解构和批判源头，而不是为了回归[4]（pp.252—261）。显然，后者才体现一种积极的后现代精神。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来源于批判，它是对现代主义本身作批判反思的产物，它的使命也是批判。因此，如果拼贴的出现仅仅是由于各种势力妥协的无奈结果，而不是对封闭的界限的抗争；如果反对理论论争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而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反抗；如果宣称真理的不可靠，是为了给虚无主义的玩世不恭提供借口，而不是为了揭露那种借真理之名，扼杀差异、窒息思想的行径的实质，那所谓的后现代就是表皮上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所谓“大众文化”的讨论中，缺乏批判性的问题就暴露得很明显。有两个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一个是作为对精英文化挑战的大众文化，讲大众文化怎么挑战精英文化的权威，结论是要张扬大众文化，欢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对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加以揭示，从而显出作为话语体制的大众文化是如何制造作品、作者和受众的，是如何使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隐藏在轻松愉快外表后面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前一个话题攻击目标明确，它选择最终肯定和倒向其中的一极来结束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后一个则较为复杂，它更具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但人们对此鲜有触及。试想，如果批判对象是有选择的，如果大众文化本身是可以不受批判的，那怎么能保证它不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它的这种特权的合法性又何在？
思辨理性的有效运作是我们欠缺和需要的另一种东西。作为启蒙理性主要内容之一的思辨理性，在后现代理论中似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但在后现代理论的实际运作中，思辨理性却一直在起作用。在划界和有限的前提下，它仍是各种小叙事的必备环节。事实上，每一种后现代学说，虽然都不再扮演整体性、总括性角色，但仍然使用细致的推证，甚至更丰富的逻辑工具来论证其合法性。它们真正抨击的是启蒙思辨理性中被视为必然的形而上学目标，对这一目标的扬弃和非必然性论证，有助于思辨理性在小叙事范围内更恰当有效地发挥作用。后现代不应、也没有将形而上学的洗澡水与思辨理性的论证力量这一婴儿一起倒掉。但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充分理解启蒙思辨理性的真正力量，并进行这方面严格训练的情况下，就把它置于被怀疑的地位，是会并且实际上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各领域层出不穷的“新潮流”、“新学说”，由于论证的疏漏，学理上的不可靠，而成为无效的言说，成为过眼烟云；缺乏论证的社会发展理论颇多互相矛盾之处，各部分不能彼此协调，成为散乱而缺乏合理目标的拼凑，这就是代价账单上并不完全的项目。
专业性的深入发展和探索，是后现代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前提，这个前提条件在当下中国也是急需完善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各行业的专业化进程，由于专家和精英们的努力，由于社会对这种努力的认可，成效相当大。例如，今天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对画面、音响、对话的使用，普遍都更具专业水准了，增强了这种语言的有效性，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更有影响力。但在很多行业中，专业性还没有得到深入开掘，甚至还未受到重视。而后现代反对专业性的声音似乎起了某种反作用。它使得“混乱”的拼凑，缺乏品味的制作找到了口实。著名建筑师张永和与美术批评家栗宪庭在一次对话中[4]，就表达了他们对北京现在的建筑和城市整体设计的共同担忧：混乱的理念，肤浅的色彩，误置的艺术语言（不是出于向现代主义挑战，而是因为缺乏建筑语言训练）。可以想见，缺乏基本的专业性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乍看起来，专业化是一个现代性进程，它导致了精英主义与日常生活的隔阂。但与上述思辨理性一样，后现代主义真正做的应是一种扬弃，即对专业化的消极后果作出反省，同时保留它所取得的宝贵成就。打通界限可以体现在专门语言上，例如后现代建筑艺术家高登·克拉克就通过给建筑打洞来取消封闭的体量界限。在文学上，姚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是重建读者与文学联系的一种努力，但他的方案并不是使文学通俗化（他认为像费多的《法妮》那样的通俗化，必然付出被人遗忘的代价），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叙事美学（例如在福楼拜那里，他发现了“自由间接引语”的叙事语式对读者带来的震撼），引发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
批判性、思辨理性、专业性——在此提到的中国走向后现代之途所欠缺和需要的，都是带有现代性色彩的要件，这反映了中国的现代性，尤其是思想、艺术和哲学方面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
四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必须回过头去走完现代主义阶段，才能进入后现代性实践？这确实是一些学者的见解。这些学者主要担心，按社会发展阶段的逻辑，在现代化尚未充分发展之际，倡导后现代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注：张友渔即持此种观点。参看王宾《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的附录：“澳门对话录”。）。因而，应当先把现代化走完，才有可能谈后现代。这种担心和提议可以理解，但并不具有现实性。按梁燕城的说法，后现代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后工业时代资讯（信息）社会的社会特点，其二是指思想艺术及哲学上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和解构[5]（p.7）。如果把这两个层面看作两个领域，再加上政治，就构成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现代社会的三个领域。丹尼尔·贝尔指出，技术—经济、政治及文化这三个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决定性关系，它们是分裂的，“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6]（p.56）。具体到后现代性的表现，可以认为，在技术—经济领域，变化是由新技术（如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引起的，其中支配性的原则是利奥塔所说的“性能优化”，而它的推行是强制的，通过编制的程序和运作系统迅速铺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在文化领域，变化通常是从思想的、美学的理论开始，支配性的原则是批判，而且只有对这种理论加以溶解或变异，才能实施文化方面的后现代性实践。因此，技术—经济领域的后现代事实可以在不经意间强加到我们头上，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准备，而且还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逻辑不能适用于此。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虽然主动的后现代性文化实践并未形成气候，但技术—经济中的后现代要素已成为现实，而在文化方面，我们也已与后现代性产生了无法剥离的联系。
其一，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后现代性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本身现代化的进展，中国在迅速进入信息化时代，在此意义上的后现代性必然在中国展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西方引进的不只是投资、技术和设备，还有包含在其中的管理模式、设计思想、运作机制以及各种理念，这里就有各种后现代性因素。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扩展，有力地影响着社会各方面。互联网在任何国家的界面都是一样的，它直接与所有人见面，它不只是一种技术，还包含后现代性的理念。例如，多媒体运作方式给人们传递的信息如音像、文字、照片、动画等等，都不过是用来创作的各种要素，可以随意组合，无需顾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这与过去工业技术的严谨恰好相反。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打破国界、行业界限的后现代性进程。
其二，在文化领域，我们也已无法脱离与后现代性的干系。首先，随着全方位对外交流的进行，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回应这种全球性的文化思想环境（也就是全球化的语境），以成为国际文化社会的一部分。其次，虽然在技术—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决定性关系，但“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6]（p.56），而这种冲突的实质就是对对方的存在作出反应，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最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和解构，将作为思想的成果和资源现实地影响我们的思想过程。当我们进行文化批评时，已不可能无视被揭示的现代性文化策略的某些失误。即使在汲取我们尚未获得的现代主义艺术成果时，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也会因已有的批判而自我遏制。当我们探讨“真理”时，已不再拥有现代或前现代的庄严和神圣的语境了。
其三，在中国，局部的后现代主义实践在小范围里也是存在过的。例如绘画和雕塑，由于有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先锋派绘画、雕塑的较具规模的实践，所以，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突破先锋局限的动力，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在采用装置或波普等后现代艺术形式方面，就不存在障碍，显得自然，符合实践逻辑。在这之后，以方力均等为代表的“圆明园艺术村”画家的大量被称作“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的作品，积极将现代主义的表现理念与夸张的具象风格结合，在语言的通俗和意义的平面化方面都作了成功的探索，很有生命力，是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实践，并达到了很好的国际国内市场销售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艺术家对像“上海双年展”这样的国际展览制度下的艺术活动的组织和积极参与，也对后现代艺术实践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五
讨论后现代性的话题，目的不在于判断和定性，而在于实践。今天，我们必须摆脱那种因现代化发展而被动遭遇全球化后现代性的局面，我们必须在抵制或积极面对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前面的分析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虽不存在普遍范围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动实践，甚至在现代性实践中尚有大量未加充分展开之处，但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后现代性进程中，技术—经济和文化思想的背景已迥异于工业社会现代主义盛行期的状况。我们既不能重复那不可逆的历史，将现代主义阶段重走一遍，也不能忽视现代性实践不足的缺陷。所以，结论是：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含有现代性实践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在一种后现代性实践中完成或展开现代性。
我们需要的文化实践只能是后现代性的。除了上述现实理由外，还因为只有这种实践才能使艺术的、哲学的文化成为与技术—经济的强行过程相抗争的力量。如果我们认同利奥塔的分析，就会发现，在后现代背景下，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实践原则：性能优化原则和误构原则。前者可以说是对后工业化技术—经济自发力量的一种确认，用效率和性能的标尺统一对所有领域的要求；后者则是从思想文化中引发出来的一种批评性抵抗力量，力图通过语言游戏和新招数的不断推出，保存差异，导致不同文化要素的并行不悖。两者标志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互相争执，并且互相有针对性。必须在后现代的层次上演示文化性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同性能优先的技术理性相抗衡。
我们需要的后现代性文化实践应当包含现代性使命，因为这符合中国实际，而且在理论上也完全能站住脚。但我们在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话题时，常常把它们对立起来。而当代关注这一问题的理论家都是从两者的涵盖关系来谈的。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后现代是现代性展开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一个后续阶段（例如，杰姆逊认为现代和后现代都是资本主义大过程中相继出现的文化征候；利奥塔虽然描述了后现代状况的不同之处，但仍把它置于随着现代性而起的合法性要求的产物，他将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视为“接替”，而非断裂[7]（p.143））；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认为两者有本质差别，或认为现在仍处于现代性阶段中（吉登斯认为现在只不过是现代性后果更为剧烈和普遍的状态，后现代阶段尚未到来[8]；哈贝马斯认为，迄今为止，现代性的宏大工程并未完成）。这至少意味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些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模糊，共谋关系或共同的主题在前文中提到的诸如批判性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基本的批判性主导被某些人视作否定性的或根本不同的一种特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只是批判性展开中的一个环节。批判性的主题延伸到后现代发展进程之中。因此，一种吸收了现代性某些主题的后现代实践是完全可能的。
在此，关键的出发点是实践。我们在进入实践的情况下，会遭遇真正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既会暴露现代性实践中欠缺的环节，又会显示后现代策略的某些恰适性。因而，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固守意识形态性的（例如坚持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而应实践地展开为涵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