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进程、不对称互动与体系变化——中国、东盟与东亚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东亚论文,互动论文,中国论文,不对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东盟成立以来，中国—东盟伙伴关系经历了“从对立、猜疑到以平等、睦邻和互信为基础的对话、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① 正是在1991年中国与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建立后，中国开始参与以东盟为制度核心的东亚地区合作，此后东亚合作进入了以“10＋3”为主体的强劲发展阶段，确立了“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东盟关系从“对立”到“战略合作”的重大变化？中国—东盟身份变化与东亚合作的正向相关关系，能否使我们在国际体系文化转型方面得到一些启示？笔者认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是东亚乃至国际体系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这一进程与中国—东盟身份变化和东亚文化转型基本吻合。本文试图从中国的国内进程入手，分析地区大国、地区制度与地区体系文化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次国际体系——地区——的文化转型模型，并以中国、东盟与东亚合作为案例进行验证。
国内因素与体系文化转型研究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单位和体系层次的因素是如何起作用、又是如何互动的？这些研究能否有效解释国际体系的文化转型问题？以下将从国内因素、体系转型和经验研究三个方面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从中获得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或者得到一些启示。
（一）国内因素研究：三种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以及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观念”、“互动”等概念的日益倚重，学者们发现仅凭国际体系因素不能有效解释国家行为结果，因此国内因素和国内进程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② 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国际政治中的国内因素问题。第一，研究国内决策过程和官僚政治，如艾利森的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③ 这类研究局限于国内决策过程本身，而且主要是以工具理性的视角分析互动过程与结果，不涉及国家身份和文化问题。第二，研究国内社会规范因素对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政策行为的影响，如卡赞斯坦的日本安全文化研究和江忆恩的中国战略文化研究。④ 这一类研究基本属于单位建构主义，集中于国家层次的文化、规范与行为，几乎没有涉及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第三，从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联系入手，研究国家身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侧重于作为规范环境的国际体系以及作为制度模式的国际制度是怎样改变国家身份、建构国家制度的，⑤ 因此互动的结果放在国家层面，基本不涉及国际体系文化转型。事实上，上述三种研究视角都没有从国内因素或国内进程去推导国际体系文化转型问题。
（二）国际体系转型：结构与过程
那么，已有的体系研究能否解释中国崛起、中国—东盟战略伙伴以及东亚合作文化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从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的体系理论分别进行考察。按照新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塑造国家行为的论点，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应该在东亚次体系中追求单极霸权、中日均势或中美均势，支持东盟制度中心不符合中国利益。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国际制度可以促成基于规则的国家间合作，⑦ 但是东亚合作并不存在高度制度化的基础，尤其是缺乏约束性条约和惩罚机制。结构建构主义强调文化和规范对于建构国家身份和行为、推动国家间合作的作用，⑧ 但是东亚的“共同体”文化还只是一个远景目标，也并不存在先于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伙伴文化。因此，结构理论无法解释本文提出的问题。
在过程理论方面，阿德勒等研究了国际政治中的共同体建构过程，提出了交往、制度与习得三种建构路径，以及促发、互动与认同三个建构阶段。⑨ 但是，这种理论基本没有考虑国家层面的因素。而中国崛起是20～21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大现象，研究东亚国际体系转型不可能不考虑中国国家层面的因素。秦亚青教授曾提出东亚合作的过程建构模式，但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东盟互动与东亚体系文化，没有涉及中国国内进程。⑩
（三）经验研究：中国、东盟与东亚
关于中国—东盟关系的学术研究大致有两种方向，即理性研究和社会建构研究。理性主义认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与改善是东盟倡议、外部力量推动的，是权力和利益变化的结果。(11) 建构主义认为，中国—东盟关系的改善得益于中国安全观的变化和对国际制度看法的变化，中国—东盟合作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成功范例，这个成功实践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国多边外交的政策倾向。(12) 关于中国、东盟与东亚地区合作和体系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历史的“朝贡体系”与“儒家文化圈”，认为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基于其对自身社会、文化和理念的优越感，是中国国内官僚制度和原则的对外延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构成了鲜明的东亚特性。(13) 第二类研究强调“大中华圈”，即华人家族商业网络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作用。(14) 第三类，也是最新的解释，是东亚合作文化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被一群中小国家建构的地区制度社会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维持合作成为中国参与东亚进程的动力和结果。(15)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中国国内因素的研究和分析不足，尤其没有从中国国内社会进程的发展变化去分析中国—东盟关系的重大变化，也没有由此延伸分析东亚国际体系文化的变化；第二，关于中国、东盟与东亚的经验性研究居多，对于地区大国、地区制度与地区体系文化的理论研究不足，尤其是上升性地区大国对于地区制度、秩序和文化的影响和塑造方面，更是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16)
体系文化转型：国内进程与不对称互动
本文从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东亚次体系文化的经验性问题出发，尝试建立一个地区体系文化的理论模型。本文提出，推动地区文化转型的重要过程有两个：一是地区大国的国内进程，尤其是其国内观念和规范层面的变化；二是地区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互动，包括互动内容和互动方式。笔者假设，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变化导致地区大国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改变对外交往中与他者的互动方式和互主身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地区大国与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的关系发生变化。如果大国在上升过程中能够与该行为体进行不对称互动，让其主导互动过程，并使互动的物质和规范收益向其倾斜，就能够与之实现相互认同，进而在此过程中被地区制度社会化，从而推动建设和平与合作的地区体系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互动过程中的作用力总是双向的，地区体系文化和地区制度也可以沿着相反的路径对大国外交政策、甚至大国国内进程产生影响。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大国国内进程对地区制度和地区体系文化的单向作用（见下图）。
国内进程、不对称互动与体系文化转型模型
地区大国主要是以一个国家相对于地区其他国家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来定义的。大国的国内进程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国内进程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不同时期里这几个层面对国家外交决策发挥的作用强弱有别。真正促使大国外交发生变化的是国内观念层面的变化，即世界观、原则信念和因果信念等，(17) 具体而言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战略思考，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知。观念层面的变化导致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议程的变化。身份是由内外两种观念结构建构的。源于国内的观念变化使得国家身份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类属身份也会发生变化。类属身份内生于行为体，是由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定义的，而且这些规则具有行动指向。(18) 比如，在经济体制方面，国家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进程中形成的，它构成国家类属身份的一部分，而且在国家的对外交往中起重要作用。
在国家重建类属身份的同时，它与反向行为体互动时的角色身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互动内容与方式对互动结果（即互主身份）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温特的文化转型和集体身份建构以及阿德勒的共同体建设中，最根本的也是互主身份的问题。互动内容包括阿德勒所说的交往、交流和社会学习。制度主导行为体是指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护者、规范制定者或议程设定者，如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制度主导行为体，东盟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制度中心和制度主导行为体，后加入的国家都必须要学习、接受并社会化已有的规范。在地区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是与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的互动中，互动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地区制度相关的：正向互动的内容主要是制度合作与规范习得，反向互动的内容是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冲突，进而导致制度挑战、规则重塑、制度与秩序重建。正向互动是建构合作与和谐的地区体系文化的必要条件。
互动是具有主体间意义的交流和回应，互动方式决定了互动过程的走向。一方的交流行为可以促使对方作出积极回应，从而推动互主进程朝着友好的方向发展；同样，一方的交流行为也可能使对方产生误判、误解和不信任，并导致互动朝着冲突的方向恶性循环。因此，互动能否加强相互信任是这个过程的关键。由于地区大国并不是地区制度的主导国，而且与地区其他国家在物质实力上不对等，因此，在地区次体系中尤其缺乏战略互信这个构建相互认同和集体身份的要素。温特提出解决信任问题的办法是国家的自我约束，并提出了制度内化、国内压力和自我束缚三种方式。(19) “自我约束”虽然意在对方，但是从行动指向上来说是单向的，而“信任”是主体间产生和蕴含的意义，因此，“自我约束”不能准确反映这种互动关系与过程的实质。
本文借鉴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不对称”理念，(20) 提出“不对称互动”模式。“不对称互动”是在不对称关系中发生的。不对称关系是指关系双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对称，其中实力强的一方在这组关系中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要相对小一些，而实力弱的一方面临的风险和机遇则要大一些。风险与机遇的不对称导致双方对这组关系的敏感度不同，实力弱的一方往往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并因此倾向于在认知方面进一步夸大风险和机遇；实力强的一方对于这组关系的敏感度则要低一些，而低敏感度反过来又会加剧弱方的担心和恐慌，甚至会导致双方的冲突。因此，在不对称关系中，强弱双方对于关系的认知是不同的，实力差距导致了敏感度、重视度和视角的不同，从而可能导致不对称错误知觉并造成关系恶化。(21)
地区国家要取得地区国际体系的认同，就必须进入该体系的主要制度中，因此，它需要与该体系的制度主导行为体互动并建构相互认同。而不对称关系导致了地区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在安全认知和认同上的反向不对称，也就是说，地区其他国家对大国的不信任、疑虑和担心要高于大国对他们的安全担忧，地区其他国家更容易形成与地区大国的反向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大国要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并推动正向认同进程，必须采取不对称互动模式。“不对称互动”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作为互动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实力较强的一方要考虑到弱方的敏感度，表现出充分尊重，承认并照顾其合理关切；其次，在互动过程中，应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照顾到弱方的舒适度，尽量由实力较弱的一方主导互动过程与互动节奏；第三，在互动的收益上，应向实力较弱的一方倾斜；收益包括制度和规范方面的软性收益，也包括物质性收益。也就是说，实力较弱的一方成为互动中制度和规范的创建者和扩散者，以及互动议程的设定者，实力较强一方成为制度和规范的接受者和被社会化的对象，而且实力较弱一方的相对物质收益更大。因此，“不对称互动”表现为互动双方的实力与互动主导权和收益的不对称。在此情况下，实力较弱的一方才能相对放心并在互动中对实力较强方逐渐产生信任，互动过程才能逐步向着正向认同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地区大国与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的不对称互动起初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那么在维持互动的过程中，地区大国就会被这个过程社会化，调整并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与身份，逐步构建起与制度主导行为体的认同。(22) 与此同时，地区大国还会逐步接受并社会化相关地区制度和规范，并将地区制度与规范的建构和维护逐步认同为国家利益和国家身份的应有之义。随着地区大国与地区现有制度以及制度主导国家群体的逐渐认同，崛起大国被现有地区制度社会化，一种合作的地区次体系文化得以逐渐形成，从而化解了大国崛起过程中因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的制度、规范或秩序乱局。这种体系制度参与、融合和再建构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国崛起和现有国际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大国崛起模式。
案例研究：中国、东盟与东亚合作
下文以中国、东盟与东亚为案例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验证。首先，本文将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次级国际体系进行考察。这里的东亚地区是指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十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就是“10＋3”机制所覆盖的地区范围，这是地区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23) 其次，本文将中国视为崛起中的地区大国。从地理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和文化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使得中国崛起成为20世纪后半期乃至21世纪国际体系的重大现象。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儒家思想、中央集权和陆上文明为标志的中国都是一个内向型、半封闭、自给自足的文明国家，国内因素和国内议程是统治者和政治领导人的首要考虑，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往往是超越一切的重大任务，对外战略和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因此，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大多也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变化中孕育产生的。最后，本文将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1967年东盟成立以后，东亚制度架构以东盟为中心逐步建立起来，东亚地区合作规范也主要是“东盟方式”扩散的结果，而且首先由东盟内部协商达成一致再与其他国家协商已经成为重要的地区社会规范。
本文主要选取1991年后的中国、东盟与东亚国际体系为案例对假设进行验证。因为在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前，中国主要是以双边方式与东盟各国打交道，缺乏与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和制度主导行为体的东盟进行互动的经验。中国从1991年开始在东亚地区接受、接触和全面参与多边主义，因此，1991年具有标志性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实力快速上升阶段，因此，研究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与地区制度和地区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的意义。
（一）中国国内进程与对东盟外交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的国际环境趋向恶化。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相对孤立。另一方面，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如腐败、贫富差距等诸多社会问题，国内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省份的时候，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还特别指出，把改革开放看作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危险归咎于经济领域是左倾主义的表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4)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会议还将GDP年均增长目标从6％提高到了8％～9％。(25) 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保证了中国国内政治进程继续朝着1978年以来确定的和平与发展方向前进，并推动了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进程的加速。
随着国内改革和发展进程的延续和加速，中国“更加重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与周边邻国的关系”。(26) 新中国成立以后，打开对外交往的局面往往都是从周边开始的，其中，东南亚被视为建设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一环。1978年的对外开放就是首先从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学习东南亚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吸引东南亚华人回国投资开始的。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指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中国应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27) 在此情况下，东南亚再一次成为中国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的突破口，中国的东南亚外交以双边方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198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和泰国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友谊与合作的典范。(28) 1990年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与新加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90年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了柬埔寨问题框架协议，中国停止了对柬埔寨三方的物质援助，此后遵守1991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承认1993年柬民选政府。(29) 截至1991年底，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建立或者恢复了外交关系，甚至包括当时尚未正式加入东盟的国家，中国与东盟建立政治关系的障碍被清除。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强调，中国应继续坚持睦邻友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30) 2001年，江泽民强调“周边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加强睦邻友好、进一步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31)2002年，中国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之相应的对外政策被确定为“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的伙伴关系”。2002～2003年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升级，几项大的举措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中国—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建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
（二）中国—东盟不对称互动
1991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实现了从对抗、敌意和猜疑到对话合作的根本性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开始学习利用多边机制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1990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老挝。在访问期间，马哈蒂尔提出，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1991年7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应邀参加第24次东盟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举行了与东盟各国外长的非正式会晤。钱其琛表达了中国与东盟发展友好关系的强烈意愿，他强调中国愿意同东盟进行磋商和对话，愿意听取东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32) 1993年9月东盟秘书长辛格访问北京，就加强双方经贸关系与科技合作进行探讨。中国事实上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33)
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的建立开启了中国与东亚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化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较低姿态，甚至调整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坚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以保持进程活力，增加进程动力，使双方合作能够不断向前发展。这三项原则是：尊重东盟及其在地区的制度中心地位，通过经济合作给予东盟国家实实在在的利益，以及通过政治安全合作降低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和担忧。
“东盟主导”和“东盟制度中心”地位经历的一次严峻考验是2005年的东亚峰会。根据最初的设想，东亚峰会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各自独立参与，逐步取代“10＋3”领导人会议，成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最高机制。(34)但是这个设想于2002年正式提出后，东盟国家担心东盟力量一旦分散就会被地区进程边缘化，失去主导地位；另外也有一些国家担心，实力快速上升的中国会因此主导东亚峰会和地区进程，认为只有把其他大国包含进来、平衡大国的力量才符合东盟的最大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显然东亚峰会的最初方案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但是为了维护东盟主导地位、维护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维持地区合作进程，中国对自身的利益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同意东盟整体参与、同意由东盟把握东亚峰会门槛，并同意东亚峰会与“10＋3”并行发展。(35) 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东盟主导原则和东盟制度中心地位是难以真正实现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东亚未来架构的各种设想纷纷出台，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国方案，但是中国始终坚持尊重东盟主导的立场。(36)
在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为了给予东盟实惠，采取不对称模式与之互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措施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且为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为印尼提供了2亿美元出口信贷。(37) 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使东盟确信，“中国经济对东南亚至关重要，中国愿意在关键时刻向东盟伸出援助之手”。(38) 1997年成为双方关系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当年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保证东盟国家尽早受益，2004年，中国对东盟启动“早期收获”计划。(39)
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的不对称互动体现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安全机制上。1994年，中国作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参加了首次“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地区论坛是由东盟发起，以东盟及其对话伙伴为基础成员的一个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该论坛的成立有着重要的中国因素。一方面，东盟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领土纠纷、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当代的输出革命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经济实力，东盟各国仍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抱有疑虑和担心。中国从一开始就对东盟地区论坛表示支持，参加了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成立晚宴，表达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作贡献的政治意愿。1997年，正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理念，强调通过对话和磋商实现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此外，为降低有关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疑虑和担心，中国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中国始终保持低姿态，照顾东盟关切，谋求与东盟的协商共识，使得中国—东盟关系进程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2003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使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也使东盟成为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地区组织。(40)
（三）中国崛起、东盟中心与东亚合作
东盟成立四十多年来，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一体化水平，保证了各成员国之间的总体和平与合作；另一方面，通过机制建设，使自己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制度和规范中心，为东亚乃至更大地区范围的和平与合作做出了贡献。
东盟自身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飞跃。从1967年到1992年，东盟主要是一个政治论坛，对外保证自身免受冷战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对内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领土等纠纷。1971年东盟签署《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1976年通过《巴厘宣言Ⅰ》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三项基本原则：即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不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但是东盟并没有建立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不是集体安全安排。(41) 从1992年起东盟开始了成员和功能上的扩张。首先，在成员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先后加入东盟，意味着东南亚地区的主导规范由意识形态对抗变为了合作。其次，东盟还扩展功能合作，加强经济一体化建设。随着自贸区的建成，东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地区经济力量。(42) 2007年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2009年《东盟宪章》被各成员国批准生效，东盟获得法人地位，东盟共同体正式进入制度化建设时代。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形成了以不干涉、非正式性、协商一致和舒适度为特点的“东盟方式”，对于维持最大限度的和平与合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东盟的地区制度和规范中心地位主要是通过机制建设配合地区合作的几次重大进展完成的。东亚是一个大国利益错综复杂的地区，由中小国家构成的东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要平衡好各大国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东盟开始以对话伙伴的方式构建与大国的制度合作。1991年中国—东盟缔结伙伴关系，对地区和平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地区最大的国家和最大的地区组织从根本上改变了敌视和对抗的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启动，东盟通过“10＋1”与“10＋3”机制，通过“东盟内部首先协商一致，然后再与中日韩协商”的规范，掌握着地区合作制度的中心和议程主导。2005年，东盟不仅改变了东亚峰会最初设想的以国家身份参与的方式，而且还把握了东亚峰会成员资格门槛，再次加强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制度主导地位。借此，东盟逐步构建了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制度架构，不仅使东盟方式通过制度合作扩散开来成为“东亚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东盟主导”或者“东盟制度中心”本身成为东亚合作的最重要规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合作也获得了动力和活力。随着东亚地区的整体崛起，世界政治的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个崛起的地区大国，被一个中小国家群体建构的地区制度社会化，实现了与制度和地区体系的正向认同。在这个现象背后，东盟对于地区一体化的规范和制度主导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其作用主要是允容性的；大国的观念、行为模式和政策选择具有更大影响，是促成地区体系文化从对抗到合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中国走近东盟、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进入东亚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的观念转变引起的。中国国内政治领导和精英阶层对于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观念和信念变化，导致对于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义，即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由此，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国家利益的要求。这个认识要求中国必须建构与周边国家的友好感情和相互认同。在方式选择上，历史和实践证明，朝贡体系、大中华圈、输出革命等都只能引起周边或其他大国的不安、猜疑或对抗，因此，不对称互动、接受并社会化东盟规范成为中国启动并维持合作的现实选择。
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对于推动东亚朝着和平、繁荣和进步的一体化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东亚合作进程的启动就是在中国发挥负责任作用的前提下实现的。此后，在东亚合作的政治安全领域，2003年中国成为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第一个东盟对话伙伴；此后，日本和韩国也很快签署了这一条约。2005年，东盟将该条约正式列为东亚峰会成员资格条件，鉴于此，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也纷纷签署了该条约，由此从规范和制度上将东南亚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总体和平延伸到了更大范围的东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在经济一体化领域，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定被称为中国对东盟外交的“先手棋”。正是在该协定签署后，才有了日本—东盟自贸区和韩国—东盟自贸区协定，才有了后来的东亚自贸区和东亚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可行性研究。可以说，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决策也在客观上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催化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并逐步社会化东盟规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东亚地区的不信任、甚至对抗文化，而且为推动地区体系文化朝着合作与友谊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语
本文从中国、东盟与东亚的互动与文化转变出发，提出了地区次体系文化转型的理论模型。笔者假设，地区大国的国内进程，以及地区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地区制度主导行为体的互动，是塑造地区体系文化的重要过程力量。如果地区大国的国内进程要求并使之为推动稳定、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而努力，如果地区大国能够与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地区制度主导国实现不对称互动，让对方发挥更多主动，把握互动过程和节奏，在议程设定、规范建构和物质收益方面占优，则有利于地区次体系文化朝着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减少地区大国的崛起压力以及由此对地区体系造成的冲击，从而实现地区秩序的平稳转型。本文以1991年以来的中国—东盟关系与东亚地区进程为案例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
本文同时引入了国内进程和地区互动两个层面上的因素，并提出了“不对称互动”概念，是体系文化转型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本文的研究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无论是国内进程还是地区互动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研究。比如，进一步的条件化和概念化，更具体的案例分析等，尤其是要关注国内进程，因为国内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成为对外交往的第一推动力。而就崛起中的大国而言，国内进程对于国家与地区或者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对于国际体系秩序结果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仍需进一步从理论和政策方面加以研究。
本文选取的中国、东盟与东亚的案例具有现实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进入了国际体系的制度核心，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与此同时，东亚成为各大国关注的地区，地区秩序和架构问题成为热点，东盟的制度中心地位既受到追捧又遭遇挑战，东亚地区化的政治安全议题逐渐凸显其紧迫性，一体化前景不明朗。东亚将是直接感受中国实力、影响力和大国责任的地区，也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最前沿。中国国内进程、东亚地区制度和东亚体系文化将如何进一步互动和发展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地区层面的经验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均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 《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② 曲博：《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65页。
③ 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3,1969,pp.689-718;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1971.
④ Peter J.Katzenstein,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⑤ See 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⑥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
⑦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⑧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⑨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8-43.
⑩ Qin Yaqing,“East Asian Regionalism:A Process-focused Model”,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Beijing,China,November 3-4,2005.
(11) 参见陈乔之主编：《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光厚：《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薛小芃：《中国对东亚地区主义观念的转变》，载朱立群、王帆主编：《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2～92页；薛力：《身份变化与中国的东南亚外交》，载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223页。
(13)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in Community and Nation:China，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Allen & Unwin Pty Ltd,1992,pp.78-102; Wang Gungwu,China and Southeast Asia:Myths,Threats and Cultu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99,p.32；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载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14)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下的亚洲和欧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1页。
(15)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15页。
(16) 卡赞斯坦在《地区构成的世界》一书中曾经研究了地区大国、地区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问题，提出美国帝权秩序的建构模式是在主要地区确立一个与之相认同的核心国家，通过地区核心国家实现美国帝权与各主要地区的联系与认同，从而建立美国的全球秩序。这个模式虽然包括了国际体系、次国际（地区）体系和国家三个层次，但是其建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实质上讨论的是对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秩序和体系文化的维护。
(17)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4页。
(1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6～451页。
(20) 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1) 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Asymmetry”,in Quansheng Zhao,ed.,Future Trends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ank Cass Publishers,2002,pp.125-126.
(22) 关于过程建构主义，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第7～15页。
(23) Cha-am Hua Hin,“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2th ASEAN PIus Three Summit”,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conference/ascan3/state0910－1.pdf
(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26) 《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第24页。
(27)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241～242页。
(28) 《人民日报》1989年10月27日，转引自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
(29) 曲星：《中国外交五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7页。
(30)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31) 同上，第313页。
(32) 王光厚：《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33) 《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第24页。
(34) East Asia Study Group,“Final Report of the East Asia Study Group”,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pmv0211/report.pdf.
(35) 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第7～15页。
(36) 参见魏玲：《规范·制度·共同体——东亚合作的架构与方向》，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67～81页。
(37) 王光厚：《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第146页。
(38) 《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第14页。
(39) 同上，第24～28页。
(40) 《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第25页。
(41) Etel Solingen,“East Asian Regional Institutions:Characteristics,Sources,Distinctiveness”,in T.J.Pempel,ed.,Remapping East Asia: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33.
(42) 《光荣、梦想、挑战、机遇——东盟成立40年之回顾与展望》，http://www.gov.cn/jrzg/2007－08/07/content_709113.htm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