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学校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5)05-0077-07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经历了百余年的洗礼与构建，在反复学习、模仿、借鉴的基础上试图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但时至今日学校体育发展仍然饱受着社会诟病，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学校体育发展的思考。反观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至今，它们的学校体育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为此，本研究试图从哲学视角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进行反思，从而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开展提供思想层面的指导。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本研究以“学校体育思想”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字资源检索到了1986年至今的相关文献444篇，其中硕博论文17篇；以“哲学反思”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到了2000年至今的相关硕博论文85篇；在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沈阳体育学院图书馆等查阅了关于学校体育思想、哲学反思等方面的重要图书资料12部。所涉文献资料不仅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全面、正确了解掌握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提供了学术佐证。 1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哲学反思 1.1 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哲学反思的内涵 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已经历了百余年的洗礼，其间每一次更迭都是在某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因此，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进行哲学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百余年来那些指导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思想的思考。正如黑格尔的经典名言：“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是一种“对思想的思想”。这表明，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所构成的“思想”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的关系。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对学校体育思想进行哲学反思就是既要解决对学校体育发展认识的问题，也要解决学校体育发展的实践问题，并使二者有机统一。 1.2 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哲学反思的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没有形成一种稳定持续的指导思想并且这种思想能够内化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精髓之中并成为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纵观鸦片战争至今，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经历了军国民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国民体质健康指导思想、体质教育思想、“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指导与推动作用，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功不可没。然而，这些思想更多的是移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而我国本土化的教育思想鲜有体现或仅昙花一现。尽管“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在20世纪末开始逐步引领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其越来越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但时至今日，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依旧是全社会关注、关心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以身为本，直面身体危机的现实，打破既有根深蒂固的思想藩篱和束缚，重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现代学校体育思想体系”是关键。[2]这就不得不令我们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进行反思，只有理清了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根本问题”，才能真正破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困境。 2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所遵循的思想轨迹 自1904年清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开始，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形式与逻辑的变更之路，即对学校体育内容的变化更多采取修修补补之策，致使我国学校体育发展难以有质的飞跃，更多的是量的变化和形式的更迭。 2.1 鸦片战争之后，遵循军国民教育思想 鸦片战争的炮火洞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从而也打开了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之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3]成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的第一理念，但这种理念只局限于西洋人的长技，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没有延伸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即使是学习西方的长技，也仅限于表面，诸如，“器物上感觉到不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等是当时洋务派典型的思想认识，这样造成，当时社会只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不仅如此，还有一批这种思想的忠实拥趸者，他们的言论在当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冯桂芬所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主张的中学为立国之本，而西学起着巩固根本，促使富强的辅助作用。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改革旧制，发展教育成为一致的呼声，诸如，“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4]。于是在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新教育学制，即《癸卯学制》，首次在它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级各类学堂须设体操科和兵式体操，其中普通体操是从日本传入我国的。但令人深思的是，我们之所以学习日本的普通体操，主要是基于当时各阶层人士都提出要富国强兵、雪耻救国，强兵就要提倡尚武精神、全民皆兵。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人士都提出了全民皆兵和军国民教育思想。而当时的清政府在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也明确提出了“所谓尚武者何也？东西各国，全国皆兵。”当时清政府仿效西方和日本实行军国民教育，目的是为了扩充兵源，培养军事文官。这种拿来主义的学校体育发展模式，虽然在当时开辟了学校体育发展之先河，但却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囫囵吞枣”式的发展模式。 2.2 “五四”运动之后，遵循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新篇章。就在当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5次会议上，于会人士认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于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加剧了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的衰落，恰逢此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教育思想伴随着杜威等人士的到来，开始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儿童是中心”“做中学”等口号是当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最好诠释。为了强调教育的实用性、生活性。于是全国教育联合会于1920年决议废弃“尚武”教育宗旨，并于1922年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制”。“壬戌学制”的制订是以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依照美国学制为蓝本而成的。至此，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无论1922年公布的7条新学制标准、新学制采用的“六三三制”、《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课程设置、课程目标、教材还是教法无不体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而我国自己关于学校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改革措施却很少表现在学校体育的发展之中。我们的学习对象虽然从清末学习日本、德国，转为仿照美国；我们的学习内容虽然从兵操转向田径、体操、球类和游戏等。但我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从内容到形式又属于一种拿来主义的发展逻辑，较少呈现出实质的改革。 2.3 新中国成立之初，遵循国民体质健康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扭转国民体质羸弱的现状，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国民的体质健康问题，毛泽东曾先后发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全面学习苏联成为上下一致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于是前苏联的教育模式遂成为了我国教育领域学习的榜样，前苏联行之有效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即“劳卫制”也成为了我们学习典范。而“劳卫制”中所蕴涵的国民体质健康指导思想也一并成为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于是，依据“劳卫制”我国颁发制定了相关的体育发展标准。例如，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将其体育教学目标明确为：“培养儿童健康技能、健美体格，以打好为人民、为祖国的建设战斗而服务的体力基础……”[5]；1951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实施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到了后来，我国对“劳卫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例如，1954年《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的制定干脆就使用了“劳卫制”之名；1956年3月和5月的全国统一通用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和《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也是以前苏联体育教学大纲为蓝本先后颁布的。从《体育课程标准》到《体育教学大纲》的改变不仅体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国民体质健康指导思想的加强而且也表明了我们对前苏联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学习的逐步加深。“锻炼身体、增进健康、促进生长发育；教授体育的知识、技能；培养体育锻炼与卫生习惯；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品德培育等。”[6]成为了当时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的任务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的洗礼，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学校体育肩负着迅速增强学生体质的重任，要求从实际出发，认真上好体育课，抓好每天1 h的锻炼，建立、健全业余训练制度，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7]。此时，学校体育不仅处于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时期，也就是恢复建国17年所做的各项工作，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完善一系列体育教学计划、工作条例等，而此时，1978年制定并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体育教育大纲(试行草案)》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1978年的体育教学大纲其教材体系基本上仍然是沿用了过去的模式，即前苏联体育教学模式。这样看来，虽然新中国成立，我们有权主张学校体育的发展道路，但囿于形势限制，我国仍然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发展逻辑，甚至照搬前苏联学校体育教育思想。 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遵循“健康第一”指导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面临着如何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虽然此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已明确指出：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程度不同地脱离实际的问题。但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改革的力度还是不大。为了进一步明确学校体育发展方向，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至此，“健康第一”指导思想才真正成为21世纪学校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然而，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学校体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虽然在课程标准等方面取得了成就，例如：2001年7月，教育部制订颁布了《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2011年8月底教育部又组织专家对《全日制义务教育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了修订完善，最终完成《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稿。而且经过国务院批准于2012年秋季已开始在全国正式执行。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仍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尤其在应试教育的笼罩下，《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实施举步维艰。一方面国家要增强青少年体质，另一方面各学校、家长以及相关部门需要升学率。学校教育中的德、智、体似乎成了相互排斥的异体，追其根源，受历史拿来主义的发展逻辑影响，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缺乏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思想作支撑，学校体育的发展更是如此。这也正如有研究者所讲，“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思想体系构建与实施，并未达到最佳回报于现实的状态，理论之间由于视角异同产生的间性张力，始终干扰着学校体育的顺畅运转，学校体育思想多元散置状态，分散着学校体育效力发挥的集中。”[8] 3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孱弱根源的哲学反思 3.1 从发展走势上看，西方教育思想的引进脱离了哲学思想的根基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国门的还有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它们通过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留学生群体的传播、学术团体的研究、报纸杂志的宣传、教会学校的示范等途径开始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例如，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实行西式教育，传播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由于当时西方思想文化相对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具有其优越性，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又如，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并先后译书400多种传播西方教育思想。再如，美国教育家杜威受邀来华讲学，对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是一次大变革，尤其其信奉者和学生胡适、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等及一些教育界人士对其学说也是极力宣扬。美国体育专业干事麦克乐也对杜威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留学生也对西方教育思想进行了大力宣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曾提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西方。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9]这样一来，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思想得以迅速在我国传播开来，而我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却被忽视。 3.2 从历史根源上看，本土哲学之上教育思想的抵触 中国自古以来不缺少教育思想，早在西周时期，教育的内容就包括射、御、礼、乐。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即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6种基本才能。这期间的教育虽有“文武分途”之势，但尚未出现“重文轻武”的思想。然而，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重文轻武”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对体育的看法，并在人们的思想上刻上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烙印，乃至后来又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现象。学校教育体制与社会风俗随之也发生改变，读书做官的“仕途”替代了“为政尚武”的人格模式。这种畸形教育思想的直接后果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整个教育都镶嵌在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之中，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体育就连教育自身的规范性、系统性、全面性都难以在学校中体现，整个教育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残缺特征。这不得不说，我国本土哲学之上教育思想对体育的抵触情绪，使学校体育千年来没有得到正式开展。直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才掀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序幕，才突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教育不设体育课的历史。 3.3 从社会环境上看，对待西方教育思想功利主义的泛滥 俄国哲学家别林斯基曾说过，大自然创造了人，但发展和形成人的是社会。由此可见，作为人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环境。这里所指的社会环境包括国家的政治状况、社会形态乃至国际形势等等。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而且也震醒了沉睡千年之久的国人美梦。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的洗礼、经历了农民战争风暴的摧残、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欺辱、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洗劫，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强敌压境、民族濒危，国将不国的境地。“救国救民”、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是当时社会的首要任务。于是当时的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教育思想并进行所谓的“自强”“求实”“复兴”的改革运动。他们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各国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增添“西学”内容，包括当时称之为“体操科”的体育课程。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主张用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来改造封建主义的“旧学”，并认为学校是政治的本原，办学须仿西制，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认为西欧各国及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实行尚武政策，实行了军国民教育。于是在当时学习日本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不仅仅是人为使然更是社会发展环境客观的驱使。这种情况对于后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国民体质健康指导思想等也具有相同的情理。它们都是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来利用，也就是说体育之所以能够在学校教育中得以开展，是因为它具有培养“强身救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等人才的属性[10]，而这种属性恰恰迎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 3.4 从思想认识上看，否定本土教育思想缺乏辩证主义思考 鸦片战争以来，预“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3]不仅代表着当时社会发展的心态，也体现着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看重的是西洋人的长技，学习的只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先是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后是有人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才。从中不难发现，在弥补本土教育思想不足的历程中，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先是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明确主张中学为立国之本，而西学起着巩固根本；接着是维新派从“制度上感到不足”，号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再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开始转向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逐渐由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向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学贯中西的新派思想家们几乎都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怀有急切心态来改良旧有思想文化，但他们在我国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例如，胡适、陶行知等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前学习军国民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窥见一斑而且也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类似情形。例如，1949年10月，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的讲话中正式提出：“要学习苏联体育方面的好经验”；[11]冯文彬在筹委会议讲话中也提出新体育的建设必须“特别是学习苏联体育方面成功的经验”。[12]这些事实揭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在学校体育发展方面所依赖的教育思想几乎都源自西方，我国本土教育思想在西方强大的教育思想攻势下显得孱弱无力，这是一种典型的缺乏对本土教育思想进行辩证主义思考的结果。 4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特征反思 4.1 在学习态度上，主体意识的淡漠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天朝上国”，这种思想认识使其把西方世界及其居民视为“蛮夷小邦”与“化外之民”，为此，鸦片战争后这种思维还一直左右着当时朝政的执政行为与人们的思想认识。学者郝侠君研究认为，当时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盲目排外，闭眼不看世界，拒绝了解西方，更谈不上学习借鉴。[13]而对于那些较早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却对西学表现出纠结的心态，即对先进的西学既流露出钦羡，又深怀疑虑，又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这又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无论从政府角度讲还是从国人的角度看，传承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文化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当国人把传统文化视为“圣经贤传”，已成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时，则会把先进的西学贬为异端邪说，进而成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另一方面，当国人崇拜西学，食洋不化，片面移植，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时，则会完全否定传统文化时，进而采取民族虚无主义。从崇拜传统文化到接受西方教育思想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过程中主体意识严重缺乏，往往是被动接受改造的客体，学校体育教育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 4.2 在学习内容上，理性批判的匮乏 由于中国近代以前的教育多镶嵌在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之中，学校是科举的附庸。因此，整个教育的发展是出于一种畸形态势，当各种教育思想席卷中国大地之时，无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个人层面尚无传统可以借鉴的教育经验也无现今可以使用教育内容。于是，在接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关乎体育的教育内容一并照搬过来，一时间“拿来主义”成为主流，缺乏理性的批判。例如，王华倬在《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14]研究中，对《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中学堂体操课程与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中学校教授要目》中所规定的体操课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体操课程与同期日本中小学校的体操课程几乎完全一致，在体操课程目标的表述、体操课程内容、开设年限以及学科设置等几乎是全盘照抄了日本的体操课程。又如，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教学方法采用“设计教学法”等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尤为明显。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部体育指导处翻译了苏联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供各地区参考使用。中国1952年国内实行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的有关标准也是参照苏联1946年标准制定的。 4.3 在实施落实上，“形而上”精神的缺失 在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反思中发现，虽然我国学习了西方教育思想并以颁布学制的方式在学校中加以实施，但真正落实到位反响良好的较少，更多的体现为形式的改变而少于本质的革新，缺乏“形而上”的精神，缺少对本源问题的解决。例如，《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由于大量新学堂的开设和学生数量的急增，使得体操课变成了以兵式体操代替整个体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成了日常练习的内容，无法适应儿童青少年的身心特点甚至是对学生身心的严重摧残。又如，毛泽东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是这样描述的：“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再如，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对过去体育课程进行改革，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遇到体育师资缺乏的状况，不得已新的体育课也只好仍由原来的体操教师任教，而教学内容仍然以兵式体操、普通体操和游戏为主。由此，学校体育发展只不过从形式上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废除了学校兵操而已。再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教育的实施情况，当时的体育教育理论完全移植前苏联的教育理论，致使体育教育出现“过于强调课程的计划性、统一性，忽视多样性、灵活性”“过分强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等现象，这无疑严重影响着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 5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启示 5.1 改变学习态度，发挥积极的主体意识 自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受西方各类教育思想影响颇深，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军国民体育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基”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等都与西方教育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代表着不同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人们对体育教育本质、价值、功能及其实现途径和操作手段的思想认识。虽然，西方教育思想对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影响不具有强制色彩，也不是我国政府通过教育的法规、政策来统一指导与实施。但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给其国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国富民强的益处，着实让贫穷落后的中国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救国图存”“强国强民”的门路。然而，根深蒂固传统思想文化优势的作祟以及对西方教育思想的质疑，我国在学习西方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而较少采取主动出击的举措。尤其当前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变被动为主动，主动接受和改造西方各国先进教育思想、教育理念，采取积极的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方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5.2 创新学习内容，坚持理性批判的态度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由于受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体操课程与同期日本中小学校的体操课程几乎完全一致；1949-1957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前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在改造旧的体育课程教材基础上，引进了苏联的体育课程教材体系；1977-1985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国民体质教育思想影响，体育课程内容和结构基本上还是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主，围绕竞技运动编定的，较少从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出发；1985-2003年这一时期，在素质教育思想影响下，在体育课程教学内容安排上虽然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体育教师长期缺乏课程意识，无法独立进行课程设计和选择组合教材。总而言之，从近代的完全移植的拿来主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盘“苏化”再到后来的学习日、美教育模式，我国的学校体育思想经历了数次的历史演练，学校体育教育的学习内容也是一变再变，但真正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设计的学习内容较少，更多体现出的是照搬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这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此，当前学校体育发展要摒弃单一的“拿来主义”，做到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创新现代，既要学习西方又要立足本土，但创新的标准要以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准则，体现哲学理性批判的态度。 5.3 抓住实施落实，贯彻哲学“形而上”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发展既经历了若干教育思想的指导，也经历了时代变迁的洗礼，之所以取得的成效不是十分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扎实的学习、落实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战后的日本所采取的措施中得到启示，二战后日本的教育由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转向民主主义教育[15]，不仅引进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而且在实践中踏踏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并进行了许多基础性、实验性的研究，且先后经历了新体育或者生活体育、运动文化论和增强体质并存、娱乐体育论、体育的新学力观、生存、生活能力的体育等不同阶段，不仅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有自己特色的学校体育教育模式，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前，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仍旧是各界关心的话题，我们的学校体育一直为各界所诟病。追根溯源，我们学习了西方先进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但我们没有深挖其精髓、没有做到踏踏实实地落实，缺乏形式之上本源的探究，缺乏的是贯彻哲学“形而上”的精神。只有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才能彻底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 6 结论 1)对学校体育思想进行哲学反思就是解决对学校体育发展认识的问题，这是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只有理清了才能真正破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困境。 2)自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经历了数次形式与逻辑的变更，但学校体育发展很少有质的飞跃，更多的是量的变化和形式的更迭。追其原因，是缺少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思想作支撑。 3)在并不缺少孕育本土教育思想土壤的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却是如此孱弱，对其进行哲学反思，会发现一方面西方教育思想的强势涌入，但更主要的是我国本身缺少强有力的思想作指导，缺少理性的批判与接受精神。 4)要想解决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必须改变目前对学校体育发展的思维模式，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又要进行理性批判的接受；我们既要注意发挥积极的主体意识又要在实践中贯彻哲学“形而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