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现状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心理健康论文,现状及论文,自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2-00-07 作为当前影响最为深远的自我结构(self-structure)理论，Linville的自我复杂性模型[1-2]从社会认知的角度阐释了自我概念的结构影响心理适应的潜在机制，为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被广泛应用于抑郁[2-3]、创伤[4]、自我逃避[5]、自恋[6]等领域中。由于自我结构的复杂性，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至今尚无定论，存在着自我复杂性对心理健康到底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作用的争论。本文将对自我复杂性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以厘清其机制，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自我复杂性概述 Linville[1-2]提出，自我概念是一个多维度的认知结构，以自我维度为单元而构成。自我维度(self-aspects)是个体根据对自身有意义的方式对自我知识进行组织的结果，包括角色、特质、关系、目标、能力等方面，每个维度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命题、情感。个体自我复杂性(self-complexity)水平的差异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构成自我概念的自我维度数量(quantity of self-aspects)，另一方面是各个自我维度间的关联(或区别)程度(the relatedness or distinction among self-aspects)，即一个自我维度中是否包含其他维度的成分，关联程度越低，则自我复杂性越高。根据定义，较高的自我复杂性表现为拥有大量彼此独立的自我维度。 Linville[1]指出，这种自我表征的结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对抑郁等心理疾病的易感性，并以情绪扩散(affect spill-over)机制解释自我复杂性与心理调节间的关系。这一扩散机制以两个假设为基础：(1)当人们体验到消极事件时，与情境最密切的自我维度被激活，并且与该维度相关的消极思维和情绪也同时被激活；(2)由此引起的情绪反应会从最初被激活的自我维度扩散到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自我维度上。换句话说，两个自我维度间的联系越紧密，情绪和想法越有可能由其中一个扩散到另一个。据此，可以将自我复杂性与心理调节间的关系理解为，对自我复杂性低的人而言，消极事件造成的情绪影响会导致个体产生强烈的消极思维和消极情绪，进而出现较低的自我评价及其他相关的消极生理反应，这些消极结果可能会导致内分泌或免疫系统失调，从而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而自我维度的高数量和低关联(即高自我复杂性)能通过限制受影响的自我范围来缓冲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 Linville采用自我复杂性分类任务(self-complexity sorting task)测量被试的自我复杂性[1]。测验材料为33张描述自我属性的卡片，每张卡片上记有一个特质形容词，要求被试按照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维度进行分类，同一张卡片可以使用多次，也可以一次都不用。最后根据被试归类的组数和各组卡片中重复使用的卡片数量来计算H值。H=log[，2]n-(∑n[，i]log[，2]n[，i])/n)。其中，n为特质形容词的总数量，n[，i]是在某个具体自我维度中特质形容词的数量。Linville将H值同时视为个体自我维度的数量及其关联程度的指标。个体分出的特质组越多且组间的关联度越低，其自我复杂性分数(SC-D)也就越高。 二、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当前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自我复杂性的压力缓冲假设和“分裂自我”假说。 (一)自我复杂性的压力缓冲假设与心理健康 自我复杂性的压力缓冲假设的理论依据来自于自我概念的高分化水平，是一种应对的有效资源，有益于心理健康[7-8]。 1.自我复杂性的压力缓冲假设的基本观点 Linville[2]自我复杂性的压力缓冲假设(self-complexity buffering hypothesis)将自我复杂性等同于自我概念分化(differentiation)。自我概念的分化程度随着年龄、角色关系、情境体验的增加而增加[1，9]。就个体发展而言，这一分化过程是必要的：较高的自我分化使得个体能更有效地加工不同情境下的自我信息，同时各个自我维度间的区分能使个体更迅速地对不同情境做出适当的反应[10-12]。因此，该假设提出，当高自我复杂性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因为自我维度数量多且维度间关联较低，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被限制在自我中的一小部分，不会扩散到其他自我维度上，从而缓冲了压力事件对个体的消极影响[g]。 2.来自实验的证据 自我复杂性作为心理健康保护因子的最初证据来自于Linville的研究[1]。实验一在完成自我复杂性分类任务后，被试按要求完成一项假定的智力测验，并根据自身任务完成情况接受成功或失败的随机反馈。Linville测量了反馈前后被试的情绪和自我评价，发现自我复杂性较低的人情绪波动更加剧烈(即，成功反馈下的情绪和自我评价更积极，失败反馈下的情绪和自我评价更消极)。实验二采用心境日记法，记录过去两周自然情境被试每日的心境状态，发现高自我复杂性者报告了更稳定的心境。后续研究[2]显示，高自我复杂性不仅缓冲了被试两周前遭遇压力事件在抑郁和躯体症状上的影响，同时也能预测两周后被试对压力相关疾病的体验。因为自我复杂性越低，单个的自我维度在整体自我概念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若其中某一个自我维度受到当前事件影响，其产生的特定情绪由于在总体情绪中比例较大，使得总体情绪也受到较大的感染。反之，对高自我复杂性来说，某个自我维度引起的特定情绪被限制在一小部分自我概念中，不会扩散到其他自我维度上，使当前事件的影响降低。据此，Linville[2-3]得出结论，高自我复杂性能调节压力事件对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McConnell等[13]通过一系列实验重复验证了这一结论，并着重分析了扩散效应。结果发现，无论是积极反馈或消极反馈，在改变了个体对目标自我的评价之后，的确导致了与目标自我有较高重叠的自我维度的评价变化(即产生扩散效应)，使得自我复杂性较低的个体情感起伏尤为强烈。一些相关研究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14-17]。 Renaud和McConnell[16]使用类似的成就动机任务范式发现，在收到与学业有关的消极反馈后，自我复杂性较低的人表现出更强烈的消极情绪，且更难以抑制与反馈有关的消极思想。Yip[17]的研究结果同样显示，能同时凸显美国和中国双重身份的人(较高的自我复杂性)与凸显单一身份(中国或美国，即较低的自我复杂性)的人相比，在多重情境要求下具有更多积极情绪的体验。一些研究结果也显示[18-19]，自我复杂性较高的人具有更好的心理适应，更少地体验到抑郁和头痛等身心症状，并对挫折有更高的承受力。 自我复杂性的调节效应不仅体现在心理调节方面，同样影响着个体的外在行为。Brown和McConnell[20]在被试接受了任务失败的反馈后，为其提供了一个通过练习降低失败率的机会。结果发现，高自我复杂性者更积极地选择增加练习的机会，而不考虑情感体验与练习效益；自我复杂性低的个体，只在体验到消极情感并相信练习能改善操作成绩时，才会选择增加练习机会。这一结果表明，自我复杂性低的人受到消极反馈时，为了尽快消除负性情绪的影响，更容易采取自我逃避策略，而不是主动寻求解决[5，21]。相反，在消极情绪状态下，自我复杂性较高的人能唤起更多的积极回忆(即心境不一致效应)以帮助情绪的调节[22]，因而与自我复杂性较低的人相比，复杂性较高的人较不易体验到情绪波动[13]。 综合以上研究的发现，无论是在实验情境下还是自然情境下的研究结果都证实，高自我复杂性的人具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从而支持了复杂的自我结构有利于心理健康的观点。 (二)“分裂自我”假说与心理健康 “分裂自我”假说强调自我概念的高整合(integration)意味着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与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23-24]。 1.“分裂自我”假说概述 “分裂自我”假说[25]认为，未分化的自我(即低自我复杂性)是刻板的、缺乏灵活性的，这限制了个体对不同情境的适应性。而分裂的自我(即高自我复杂性)，缺乏一个整合的核心自我，反映了自我的分裂感。依据Erikson的自我同一性理论，自我的分裂(fragmentation)被看作是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标志之一，与一些精神病理症候，如焦虑[26]、抑郁[27]、精神分裂[28]存在程度不等的相关。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境下，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都呈负相关。 2.来自实证的证据 尽管不少研究都支持高自我复杂性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而一些研究在对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间关系的验证中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同样是自我复杂性与抑郁的研究，Linville的结果[1]显示，高自我复杂性能缓冲压力情境产生的相关身心症状与抑郁。但Woolfolk等[29]的研究报告了自我复杂性与抑郁之间存在正相关，即使在控制社会赞许效应、积极和消极情绪后，抑郁组被试的自我复杂性分数比控制组高出近4.5倍。McConnell及其同事[30]的调查结果发现，高自我复杂性与抑郁、身体疾病和消极生活事件存在正相关；并且心理健康最糟糕的报告者正是那些拥有较消极人格特征且自我复杂性较高的人。 以上由正常人群得出的研究结果使得研究者对早期提出的自我复杂性的缓冲效应提出质疑。来自临床被试的调查结果则给该模型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Taylor等人[31]在探索缓解期的躁郁症患者、康复的抑郁症患者与健康被试这三类群体的自我结构特征时发现，自我维度的数量在三类样本中并没有差异；而在自我维度间的重叠方面，抑郁症患者与健康组、躁郁症患者组没有差别，躁郁症患者组的维度间重叠比健康组更少，也就是说躁郁症患者组的自我复杂性更高，这与Linville提出高自我复杂性是情绪波动的保护因子的理论假设不符。随后Alatiq等人[32]扩大了被试样本量，使用相同类型的样本组重新验证Taylor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自我维度的数量在三类样本中没有差异，但躁郁症患者躁狂症的发作时间与自我维度的重叠程度呈正相关。具体而言，随着患者报告躁狂症发作的时间越早，他们越倾向于报告更高的重叠，即低自我复杂性。而抑郁症患者则显示出自我复杂性与自我维度的数量间的正相关。随着患者抑郁症发作的时间越早，他们越倾向于报告更多数量的自我维度，即较高自我复杂性。据此有研究者提出，高复杂性也许意味着要应对多重角色间的冲突，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暗示个体可能存在一个分裂的自我结构[25]。 三、小结与展望 (一)有待解决的两个理论问题 当前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间关系到底如何，尚难统一。除了理论争议之外，仍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研究者对自我复杂性操作定义及研究取向的不一致。首先，H值是信息论中用来计算称名量表中信息变异性的量。通过这种复杂地数学计算能否准确体现出心理量的本质还值得探讨[33-35]。不少研究者认为不同研究结果间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差异在于H值是一个单一的测量值，并不能有效地反映自我复杂性的两个成分。一些验证研究显示，H值既与自我维度的数量正相关，也与维度间的重叠正相关[35-37]。这与Linville假定的较高的H值表明个体具有较高数量的维度及较低的维度重叠的假定矛盾，证实H值并没有反映自我复杂性的内部机制。更有趣地是，采用的研究取向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如，Rafeali-Mor和Steinberg[33]的元分析表明，在横断研究中，消极特质形容词与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变量呈负相关；而在预期研究(prospective study)中，消极自我复杂性同时缓冲了积极与消极事件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自我复杂性与心理健康变量是同时施测还是延迟分开施测，压力因素是自然体验还是实验室引发，心理健康变量是选用情绪、心境还是自尊、抑郁等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 二是需要对自我复杂性的结构和内容做细致分析。理论上自我概念的结构与内容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自我复杂性作为自我概念的结构属性应与内容无关。但有研究显示，特质分类任务中使用的特质形容词(自我概念的内容)确实影响到自我复杂性的测量结果[36-39]。并且自我复杂性的得分会随着特质词中积极与消极形容词比例的不同而改变[40]。据此有研究者认为将自我复杂性分为积极自我复杂性和消极复杂性可能更合适[41]。但这一划分可能使问题更复杂了。如，Abela和Veronneau-McArdle[11]发现整体复杂性和积极复杂性都不能为当前压力事件提供缓冲作用，只有高消极复杂性与当前压力事件的交互作用预测了抑郁。而Woolfolk等人[29]却发现不论是整体复杂性还是积极复杂性或消极复杂性，都与抑郁正相关。这不禁使人要问，如此划分是否真的测得了个体自我积极或消极的复杂性，或者仅仅是个体对特质词积极性或消极性的认可度[40]。此外，Higgins[42]提出自我有实际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应该自我(ought self)三个方面。在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实际自我与应该自我间存在的差异将分别导致抑郁与焦虑情绪。而Linville的研究只涉及现实自我的复杂性。王垒[34]发现，理想自我复杂性与抑郁、应该自我复杂性与觉知到的压力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具体来讲，理想自我越复杂，人所希望的未来的自我方面就较多。无论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压力事件，总有希望和理想支持他，使其对自己现实处境更乐观，抑郁水平就可能更低。同样的，应该自我越复杂，人认为自己应该会有更多的发展方向，因此就算现实中遇到各种压力，总有许多方面使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实现，所感到的压力就可能更小。由此可见，Linville的自我复杂性模型理论还有待补充。 (二)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究其本质而言，高自我复杂性有益于心理健康的观点强调的是自我分化，而低自我复杂性有益于心理健康的观点强调的是自我整合。从系统的观点来看，无论是自我分化还是自我整合，都只是自我概念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自我概念是分化与整合的统合体，只是在个体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化与整合交替成为个体的主要任务[43]。一个良好发展的自我意味着个体形成分化与整合统一的自我[35]，由于自我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如何理解自我复杂性在心理调节中的作用？导致研究结果分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不同文化背景中自我结构的构念化可能是不同的，这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后可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进展： 首先，自我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然Evans[10]、Rafaeli-Mor等人[37]以及Luo等人[39]将自我复杂性的数量和重叠成分分开测量，对自我复杂性的成分测量法进行了探索，但当前的研究仍主要采用H统计。如前所述，鉴于H统计作为自我复杂性指标的种种弊端，研究者应该谨慎使用。以特质分类任务测量自我复杂性的结果高度依赖于任务中所用的材料。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平衡积极词与消极词的比例，在特质形容词的挑选上还要考虑到被试群体的特性。例如，要理解抑郁症者的自我结构，需要提供足够数量能用来描述抑郁特征的特质形容词[44]。除了采用横断研究外，还需补充预期研究和纵向研究，慎重探讨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并应着重关注应激发生的时机、应激的性质及自我复杂性成分的各自作用。 第二，自我复杂性的影响因素与其潜在机制间关系有待探究。Linville[1]早已指出，自我复杂性仅仅是作为压力事件与心理调节中的调节变量，暗示可能存在其他影响这一关系的潜在因素。目前已知自我维度的控制力[45]、自我的真实性[46]、应对效力[47]及对当前激活自我维度的评价[13]等因素影响到自我复杂性对心理适应的调节作用。既然这些因素影响自我复杂性的运作与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其潜在机制的某些侧面，能够为揭示其机制提供启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彼此孤立，各变量间的动态交互到底如何有必要进行系统探索。 第三，自我复杂性的群体差异和文化差异问题应被列入研究的考虑范围之内。男性与女性的自我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定义[47]，并且伴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48]。为了明确自我复杂性的普遍性，需要检验不同群体的被试样本的自我特性。更重要的是，自我是一个集文化与个体于一体的构念，是反映文化与个体相互影响的指标[49]。杨国枢与彭迈克[50]发现，中国人的“自我”界定必须依靠具体的情境或与之正在交往中的他人来决定。这种对个体与情境要求一致性强调可能导致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的自我呈现，因为不同情境下的社会规范与要求是不同的。当个人将行事重心放在外界情境对他的要求时，“自己”是在反应，而非表达。这要求在东方文化下个体的自我体系必须具有相对延展性及与对情境的高敏感性以应对各种情境要求。基于此，中国人的“自己”组织可能会比较散漫及缺乏整体性。如此，怎样才能准确地测量与理解中国人的自我复杂性，对自我复杂性构念的不同理解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如何，都有待进一步地探索。 最后，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外在行为的宏观描述上，理论和行为研究无法触及神经层面。通过自传体记忆的分析理解个体自我复杂性的特性也许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突破口[51]。Sakaki[52]发现，在消极心境下，高自我复杂性者比低自我复杂性者回忆了更多的积极事件。Cooney等[53]运用fMRI探测心境不一致效应的神经机制时发现，心境不一致回忆与背外侧前额叶及背内侧前额叶有关。如此，是否意味着自我复杂性水平不同的个体在心境不一致回忆时，背内、外侧前额叶的激活水平存在个体差异？这有待于将来实证研究的论证。总之，如何使用生理心理学或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考察自我知识结构在心理调节中的作用，将是未来研究的一大挑战。标签：心理健康论文; 自我概念论文; 人格特质理论论文; 情绪和情感论文; 抑郁发作论文; 情绪理论论文; 消极情绪论文; 抑郁状态论文; 维度理论论文; 抑郁情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