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建构路径
——从“最初的人”与“最后的人”谈起
姜昊良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弗朗西斯·福山以黑格尔和尼采这两大思想家为主要思想来源，系统地建构了其“历史终结论”。福山以黑格尔的承认机制为理论依据，指出“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从而，历史之所以终结在于“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他提出以尼采语境中的“无边的精神之战”来尽可能使“最后的人”保有“最初的人”的尊严，并以此消解历史之终结所附加的消极影响。从“最初的人”与“最后的人”谈起，试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终结论 最初的人 最后的人
自弗朗西斯·福山出版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以来，针对其“历史终结论”的争议声便不绝于耳。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更迭的最后一站和人类政体演进的最后样式；当历史处于终结之处时，具有奠基意义的原则和制度不再发展，因为关涉人类重大权益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而当我们以黑格尔和尼采这两位思想家对福山的重要影响为线索来考察其“历史终结论”的建构时，不难发现，“最初的人”和“最后的人”是其建构的两大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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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从黑格尔“最初的人”的概念出发，在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能给人类历史提供有效发展导向的基础上，引入黑格尔的承认机制。与此同时，他还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当作“历史的终结”，把尼采语境中的“没有胸膛的人”亦即“最后的人”当作了“历史终结”之物，并以“最后的人”来圆说普遍同质国家的可能问题。
由表4说明，土样2土壤中没有添加化学修复剂时，其中锌含量最高的是阔小麦天，最高值为500.3mg/L，最低的是马铃薯，最低值为411.7mg/L。铅含量最高的是油菜，最高值为100.3mg/L，最低的是狼尾草，最低值为70.2mg/L。铬含量最高的是马铃薯，最高值为30.2mg/L，最低的是刺儿菜，最低值为25.2mg/L。铜含量最高的是狼尾草，最高值为29.7mg/L，最低的是刺儿菜，最低值为24.3mg/L。砷含量最高的是油菜，最高值为7.7mg/L，最低的是狼尾草，最低值为5.7mg/L。镉含量最高的是油菜，最高值为2.2mg/L，最低的是狼尾草，最低值为1.5mg/L。
一、补足“缺失的链条”：引入黑格尔的“承认”机制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观点主要基于两方面：“一个与经济学有关，另一个与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有关”。[1]11这后一个依据，就是他对黑格尔有关“欲望”“承认”和“斗争”等观点的引用与扩展。当福山把现代自然科学当作一个“有益的起点”，对历史变化的诸多特征特别是对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趋同性加以解释之后，他发现：“从经济学来看，没有理由表明先进的工业化必然产生政治自由”。[1]13他认为，“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因此，“历史的经济解释并不完备，而且不能令人满意”[1]14，“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之间“缺失的链条”应该被补足。
通过偏振成像光谱仪对外景目标物质进行拍摄,外景选取为学术交流中心,对AOTF工作频率60 MHz～200 MHz范围内进行扫频,在80 MHz、100 MHz、120 MHz采样频率点下,理论阻抗下图像发暗,不清晰,模糊。在优化超声换能器输入阻抗条件下,成像结果如图12所示,在相同采样频率点下,其图像清晰,提高了偏振成像光谱仪的性能。
1.“最初的人”
接着，福山指出，普遍同质的自由国家的合理性在于公民仅仅作为人而达成彼此承认；从而，自由国家必定是普遍的。并且，现代的自由民主通过赋予并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使所有公民的普遍承认得到保障。这是因为，“当国家和人民相互承认时，即当国家赋予公民权利，而公民也同意遵守国家的法律时，承认就成了相互的”。[1]216人与人之间相互普遍地承认——这便是历史终结处出现的国家的普遍同质所在。
在这种自由社会中，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之间的普遍承认，解决了存在于以往各种奴隶社会及其变种中严重的承认缺陷问题。每一个通过劳动这一物化活动找回了自我意识的奴隶，此时广泛地得到了彼此之间关乎人之为人的至上荣誉般的承认。在这一普遍承认下，人可以自由地获取生存资料，“更重要而且最终更令人满足的是”，人还可以自由地获取作为人的尊严。
在福山看来，与承认机制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承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遍同质”的国家。黑格尔“自然状态”下的“最初的人”导致了主奴关系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主人（得不到平等的承认）和奴隶（体会不到作为人的尊严）关于寻求承认的欲望实际上没有得到最终满足，并由此构成了深刻的社会矛盾推动历史持续向前。而在后续意识形态完成后，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意识形态之后，“最初的人”消解了，人们（奴隶们）迎来了彼此相互承认的自由社会。
作为历史终点的普遍同质国家是否就毫无缺陷了呢？为解决这一问题，福山诉诸一种“超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民主社会，认为需要从“人之为人”的概念出发挖掘自由民主社会潜在的缺陷。他以尼采语境中的“最后的人”来对“最初的人”达成的普遍承认加以补充。
2.“普遍同质”的国家
选取2016年2月～2018年2月在桦甸市桦郊乡卫生院接受治疗及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9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5例。其中，观察组男25例，女20例，年龄60～77岁，平均年龄（68.2±3.5）岁，病程5～18年，平均（10.1±2.7）年；对照组男26例，女19例，年龄60.5～76岁，平均年龄（68.5±3.4）岁，病程6～20年，平均（10.2±2.5）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有意义（P＞0.05）。
生活在历史开端处的“最初的人”是这一自我创造历史运动的起点。“这个‘最初的人’是一个原型人，拥有公民社会和历史过程开始前就已具有的基本人类属性”。[1]162而“最初的人”所具有的“基本人类属性”就是“寻求承认的欲望”。
引入“寻求承认的斗争”的机制以期补足这一“缺失的链条”，是福山构建起自己“历史终结论”的关键一招。在福山看来，“把历史当作‘寻求承认的斗争’，实际上是非常有效且非常有启发性的看待当代世界的方式”。[1]161他认为，黑格尔相比霍布斯、洛克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自由主义，对人的理解更为深刻。传统的那种自由社会孕育出的人是典型的自私的布尔乔亚；而黑格尔指明的则是人之个性中非自私部分，是一种“自由社会的自我理解”，他把人看成自由的亦即未确定的，认为人的本性能够在历史的文明进程中得到更新。
二、唤起“无边之战”：诉诸尼采的“没有胸膛的人”
在承认机制的驱动下，“最初的人”存在着关乎生死的“斗争”。福山认为，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在于除了具有诸如吃穿住等基本的自我欲望之外，人还要欲求“完全非物质的对象”。他引用科耶夫的例子说道：“唯有人能够欲求‘一种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完全无用的对象（比如一枚奖章或敌军的军旗）’”。[1]163此时，“这个人不仅需要他人的承认，而且要他人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承认”，并进而“引入了一场为了纯粹名誉的暴力决斗”。[1]163因此，最为切中人本质的那个关系，是人与人之间超越欲望层面的关乎激情的承认，这使人可以得到动物所得不到的那种高等满足。
1.“最后的人”
在尼采看来，此前，奴隶关系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主奴斗争的消解，普遍承认的社会实际上是新型奴隶之间的相互承认。此时，“民主社会中没有谁在真正地统治”，因为“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绝对胜利”；也因此，“在贵族社会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人之卓越、伟大或高贵”。[1]310—313也就是说，在“弱者的队伍日益壮大”的背景下，本就缺少主人荣耀的奴隶们，越来越散失其优越意识，忘记当初面临死亡的真正恐惧带来的至上尊严。从而，在与别人平等的基础上满足的激情，远不是真正人之为人的那种激情了。概言之，“最后的人”是“没有胸膛的人”，而这种“没有胸膛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主奴意义上所谓的“不平等”，因此并不妨碍彼此之间取得“平等的承认”。
福山关注并试图说明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平等的承认给予不平等的人”的合理性。他认为，“最后的人”是历史终结处出现的造物，是“不平等的人”相互之间得以“平等的承认”的关键。有关“最后的人”的论述主要引证尼采的观点——“最后的人本质上就是得胜的奴隶”。[1]310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3.7%）低于对照组患者（1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所示。
2.“最后的人”的问题及其解决
而此时“最后的人”越来越和开端处的奴隶相像，似乎将要退回到“最初的人”。福山指出，在民主社会中，最后的人往往把自我保存放在首位，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个人健康和安全。并且，生活在“人类老年时代”的最后的人，“已经对历史经验感到厌倦，并且放弃了直接体验价值的可能性”[1]315，不愿意再为某项事业而无谓流血牺牲。
为了避免“最后的人”的完全退化，也为了相对地保存“不平等的人”的“平等的承认”，福山认为需要唤起“无边的精神之战”。他指出，随着“退化”的日益加剧，人们并不会完全满足于现状，而是会寻找相对合理的“积极有序的发疏渠道”来释放优越意识的激情。然而，优越意识的疏解在现代已经不再适用于流血斗争了，人们往往通过“隐喻意义上的战争”来重拾昔日主人的雄心壮志。这种毫无目的的战争，或者说唯一目的就是“肯定战争本身”的战争，是“导向精神的‘无边之战’”。因此，“现代的自由民主政权没有哪个是仅仅建立在平等意识之上的”，它们往往通过诸如“强有力的工作伦理”等个别非理性要素的补充，“容许某种程度安全的、驯化了的优越意识的存在”。[1]345
因此，福山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与其说消除了寻求承认的欲望，不如说把这种欲望转别成了一种更加理性的形式”[1]345，并通过“无边的精神之战”极力满足仍然好胜求荣的优越意识的激情，以防止“那些感到不满的人”“重启历史”。
三、结语
综上，福山紧紧抓住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的抽象部分，引入“承认机制”与“最初的人”，并进而引入“最初的人”的“欲望”“激情”和“荣誉”，等等。与此同时，他还把这一先验元素通过尼采“最后的”“没有胸膛的人”进行“加工”，并以此“嫁接”到经济社会的现实的既成的发展中，来为所谓“自由民主社会”——这一作为历史终点的经济史发展的社会形态之合理性进行圆说。简而言之，他将黑格尔的承认机制与现实的经济发展同等地作为历史前进的两大推动支柱之一，并使得黑格尔的抽象元素在尼采的“帮助”下成功地政治化、实证化，以实证主义的态度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终结点”。[2]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如是说[M].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17—0249—02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101832018C109）。
[作者简介] 姜昊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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