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思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思路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各地经济得到空前的快速发展。但长期以来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日趋加剧，条块分割、相互封销、自成体系、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等经济现象和行为也日益严重，从而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效率效益低下。如何加速实现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大力推进地区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一、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财政“分灶吃饭”和地区承包等改革措施，各地区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投资与外贸等权利，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然而由于体制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宏观调控乏力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缓慢。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效益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据统计，1979－1994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GNP平均增长速度在9.8%以上，各省GNP增长率在6－15%之间变动，其中许多省份GNP增长率超过10%。
虽然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但从各项经济效益指标看，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投入多、产出少、效益低下的特征：（1）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1994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10.21%，其中19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老工业基地天津和辽宁只有9.27%和8.07%；我国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为9.61%，其中有12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利税全国平均为28.3元，有11个省低于30元。1993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41023元／人、年，其中有19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科技进步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低。1979－1990年期间我国科技进步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为33.22%，其中有9个省份低于30%，与发达国家目前50－70%还有相当的差距。
2.市场分割与地区封锁。
80年代以来，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地区垄断、自给自足和自成体系等经济现象和行为日趋严重，诸如禁止本区紧俏资源“外流”，防止外区竞争性产品“入境”，强令当地企业经营和推销本地产品等，各地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原材料展开了激烈的区际贸易大战，如近年来的“羊毛大战、棉花大战、蚕茧大战”。一些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与其省区的关系，特别是农产品供应、商品流通、人才流动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矛盾，严重地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3.低水平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
长期以来，各地区为追求局部近期利益，片面追求高速度，争项目与争投资，重复建设与重复引进，“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现象时有发生。重复生产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目前各类车型的重复生产，重型车生产厂家有济汽、川汽、陕汽、东风和兵器公司所属企业等；微型车生产的企业有天津、长安、柳微、哈飞、昌河、吉林、淮海、陕飞等；生产轿车有国家布点的8个基地共11家企业。
各地区技术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问题也十分突出，造成我国工业布局分散和生产能力闲置。重引进轻消化，许多生产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据分析，日本技术消化吸收费用是技术引进的10倍多，我国消化吸收的项目仅占引进技术的10%。1995年我国汽车生产企业有122家，分布在28个省市区，共生产汽车150万辆，其中9个省不足5000辆，低于5万辆的有11个省。钢铁企业1700多家，分布于29个省市区，其中16个省份年产钢不足200万吨。家电生产线和装配线引进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此外，近年来“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开发区、高级度假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各地区都存在“一哄而上”的现象。
4.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
（1）全国各地部门产业结构日趋相似。
我国地区产业结构不仅层次低，而且趋同化日趋加剧。据测算，我国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7.9%。不仅如此，省内地市间产业趋同化也在加重，如湖南省各地市与全省工业部门结构的相似系数在0.8以上的有10个地市，占地市总数的72%。同样江苏、山东等绝大多数省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2）各地区支柱产业选择雷同。
九五时期，汽车、电子、机械、石化等已被大多数省市区列为支柱产业。据统计，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区有22个，而且整车成为绝大多数省份发展的重点；将机械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区有16个，将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区有16个，其中又以石化为重点。有24个省份将电子列为支柱产业，其中又将电子工业中的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声像等作为发展的重点；14个省份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这意味着我国“九五”时期又可能出现新一轮区域支柱产业结构的趋同化。
（3）区域工业产品结构日趋相似。
8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为了要产值、要利润、要税收入，纷纷上马了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家电项目，小纺织、小酒厂、小塑料、小炼油等许多小加工项目“遍地开花”，区域轻加工业结构趋同化加据。目前不少地区不顾本地实际条件与可能，争相发展化工原料、石油加工、钢铁、乙烯等生产和建设，导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波及的产业越来越多，并出现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区域结构趋同起源于初级产品的加工，进而伸展到以家电为代表的机电产品，目前开始进入基础工业产品，据统计，1978年有2个省生产洗衣机，目前扩大到23个省；1978年有26个省市区生产电视机，1995年扩大到29个省；电冰箱生产由1978年的18个省扩大到23个省；目前纺织、塑料、氨肥、自行车、钢铁，摩托车，轿车、石油加工汽车、化学纤维等许多工业产品分别由20多个省甚至30个省同时生产。
（4）经济区内部缺乏合理专业化分工
长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区内部缺乏分工，矛盾重重。如京津唐地区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省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如北京燕化公司已有30万吨乙烯，然而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各自又争建一个14万吨的乙烯项目，这样小的规模，成本很高，很不经济。再如钢铁布局也不合理，本区的铁矿资源及辅助材料主要集中在唐山附近地区，但唐山钢铁工业发展缓慢，以致造成缺矿少煤。相反，北京是全国的首都，虽然资源短缺，但钢铁工业发展迅速，所需矿石和煤炭主要来自唐山地区；天津缺矿少铁，但轧钢能力很大，为了满足生铁供应，又在数百公里外的河北涉县建了炼铁基地，造成资源浪费。同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中南地区、脐济沿线等许多核心经济区也都存在类似的现象。
5.行业发展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分割。
长期以来，原料生产部门盲目发展下游加工，而下游加工部门为稳定原料来源和追求自我配套，也独自发展不具优势的上游原料生产，使得加工行业加工能力利用率下降，造成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如在石化行业中，除具有比较优势的石化总公司继续发展大型炼油和石化装置外，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油气产区、化工部门、纺织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等也纷纷争建自己的石化企业，致使石化行业小型化、分散化和能力过剩现象加剧。
据调查，“八五”期间，我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由12882万吨增加到20487万吨，年均增长6.6%，而以大炼厂为主的石化总公司系统年均增长只有5.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发展中小炼厂为主的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年均增长15.7%，纳入地方年报的地方小炼厂年均增长6.9%，未纳入年报的地方小炼厂年均增长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部门和地区严重的重复建设，导致原油加工能力增长远远快于原油实际加工量的增长，致使全国炼厂加工负荷率持续下滑，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八五”期间，炼厂原油加工负荷率由1990年的75.9%下降到1995年的67.7%，全国炼油能力每年闲置放空达6000多万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如南京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化工基地，设有金陵公司、扬子公司、南化公司、仪征化纤公司等四大化工企业，这些企业彼此相距不远，在生产上应相互衔接，彼此供应原料、半成品、成品，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工业生产体系，但由于这四大企业分属于中石化、纺织协会和南京化工局等不同部门管理，隶属关系错综复杂，致使彼此之间应有的经济联系和协作难以深入，生产经营不协调，协作配合不密切，矛盾重重，资源利用很不充分。如仪征化纤与扬子乙烯问题，石化公司的扬子公司生产聚酯化纤原料（PTA等）供应纺织总会的仪征化纤公司，扬子已有45万吨／年生产能力并计划改造到60万吨／年，仪征也向上游原料生产扩展。“八五”期间新建了25万吨／年PTA生产装置，“九五”又提出再新建35万吨／年PTA生产装置，并要求配套新建50万吨／年PX项目，扬子则提出要向下游加工延伸，要求新上10万吨／年瓶用聚酯切片。如果扬子与仪征充分发挥两公司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整体优势，可节省上百亿元资金。同样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基地、茂名与广州乙烯、宝钢与上钢等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二、区划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缓慢的主要原因
为加快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需要深刻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对此，需要从经济体制、管理与政策、技术进步等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缓慢的主要原因。
1.地方政府观念落后，职能转变缓慢。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小生产”自然经济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片面追求门类齐全、自成体系的封闭思想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区承包，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各地政府为追逐局部和近期利益，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观念，在指导思想上缺乏紧迫性和自觉性，从而造成各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缓慢。
目前政企不分和地方政府保护主义严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加剧了地区经济的粗放经营。虽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分离，但企业仍具有复杂的隶属关系。政府部门具体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很自然地将抽象的国家利益划分为由中央各部管理系统形成的利益群体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系统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正是这些利益群体的各自向心力，强化这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对划定在自己范围的企业的行政管理，使企业无法摆脱对原有行政管理系统的依附，使一部分企业行为趋向不得不脱离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生产经营受到行政管理层次条块分割的反面刺激，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尚未消除，各种摊派多，中央赋予企业的权利，有不少被各级地方政府截留，投资的主要推动者依然是政府而不是企业，企业难以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这是造成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原因。
2.经济管理不健全，政策不配套。
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政策和强有力的经济管理手段。首先，国家缺乏有效的区域产业政策引导。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水平和资源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难以通过单一的国家产业政策来解决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许多地区大都简单地按国家产业政策一个模式套用在本地区，甚至许多地区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时，按照自己的地方局部利益和判断“找号入座”，作为本地区产业发展的标准，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其结果只会造成各地区重复建设与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丧失区际分工应有的利益和区际产业联系效应，破坏国家产业政策整体效果的实现。其次，国家产业政策既有具体目标的失误，又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和配套措施，计划、经贸、金融、财政以及各个部门缺乏相互配合，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没有提出统一的具体要求、明确的信息导向和政策支持。现有的各项区域政策政出多门，甚至互不协调和相互掣肘。第三，现行的项目审批制度不合理，造成投资分散化。目前项目审批不仅单纯按项目大小和投资额多少划分审批权限，而且很少考虑按区域来考虑配套和布局选点。国家“管大不管小”，导致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甚至禁止发展的项目得以建设。由于地方政府投资目标取向是利益短期化，小项目由地方政府审批，最终形成一个个小项目，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造成资源浪费。第四，国家对区域经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以传统直接行政调控为主的体系已大为削弱，以经济杠杆调节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尚未健全，加之地方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使得宏观调控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地方片面追求高速度，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业，加剧地区加工工业结构趋同化。第五，国家对地区经济调控乏力。国家将很大一部分权利下放给地方，形成社会财富高度分散的格局，中央可支配财力的份额急剧下降，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能力大为削弱。1981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左右，到1992年下降到38.6%，11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中央在向地方分权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却没有相应地建立强有力的约束系统来调节地区经济活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从而导致地方粗放经营的局面。
3.体制不完善，市场发展程度低下。
（1）经济体制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体制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一种明显的条块分割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人为地割断了部门、地区及其企业之间固有的内在经济联系，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分工与协作的发展，难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承包，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赋予地方自主安排地方财政支出的权利，激发了各地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引导下，地方政府对价大利高的产业一哄而上，出现了“投资饥渴”、“经济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片面追求数量和高产值等特点。为争得超包干以外的收益，各地仍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目标，想方设法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2）财税体制不健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了财政资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格局，大大加强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消除了地方减免税权限，限制地方为追逐局部利益而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增值税采取属地原则，中央与地方收入按比例分享，改变了过去产品税在生产加工环节重复征税，企业内部专业化协作可征一次税，而企业外部专业化协作需征两次税。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中央企业上交中央，地方企业上交地方，必然使得企业跨地区联合、兼并难度很大，不利于地区经济联合。从金融体制看，我国专业银行分支机构按“块块”设计，中央银行实行信贷规模按地区进行切块分配的方式，专业银行很难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造成资金跨地区流动十分困难，增加了中央企业贷款与地方银行之间的矛盾。
（3）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我国目前发育程度低而又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仍处于条块分割之中，使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难以形成，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发挥，企业难以成为市场的主体，除消费品市场外，其它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从要素市场来看，资金市场主要限于短期资金拆借，劳动力市场主要表现为局部的劳务市场，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远未形成规模。同时，市场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出现了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的现象，许多企业部分生产要素的来源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行政系统，这不仅使企业间的联合、合并、兼并受到限制，而且严重地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与效益的提高，难以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促进资源合理流动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4）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长期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主要侧重于产值、税收、利润等少数几个经济数量指标，这无疑将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和争当经济主体的冲动以及短期行为。
（5）价格体制不合理。主要表现，资源配置的信号价格严重扭曲，下游产品与上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上游产品因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而价格低，下游产品价格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经济主体地位的强化，价格高低也就通过对地方政府经济利益和资金投向的影响而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以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地区，为减少因低价输出能源、原材料和高价输入加工品而造成的双重价值损失，纷纷发展加工业，并采用行政手段建立各种非关税壁垒，阻止本地资源的流出和外地加工品的流入。而以加工业为主的地区，则因低价输入能源、原材料和高价输出加工品而获得双重价差，从而进一步低水平的扩大一般加工工业的规模，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科技水平低和交通运输落后也阻碍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三、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对策
1.各级地方政府要转变职能，转变观念，树立全局意识。
解决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任务。为此，各级地方政府，要深刻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意义的“两个转变”上来，真正转变观念，树立起效益观念和规模经济观念。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尽快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首先要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要实现政企分开，地方政府截留企业的权利，应还权于企业。适当增加中央政府集中控制的财力，使地方政府无力盲目发展加工业和保护落后企业。同时，要尽快实现专业银行商品化和银行系统的垂直管理，使专业银行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堵塞地方政府利用银行贷款盲目发展加工业和保护落后企业的渠道。要坚决取缔地区间人为的封锁。
2.国家要尽快完善产业政策，并制定系统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并纳入法制化轨道。
（1）国家产业政策必须明确鼓励、支持、限制、禁止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充分利用税收、信贷、利率、财政、价格、折旧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产业政策的法制化，限制粗放经营，鼓励保障集约经营，严格限制和禁止盲目布点与重复建设，提高规模经济效益。首先，要完善和实施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堵住各地区低水平、低效益企业组织形式延续再生的后路。要根据各产业不同生产技术特征，通过立法、财政税制等配套保障政策实现各地企业规模经济。在行业发展中，对那些不符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向的企业，尤其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产品质量低劣、社会效益不佳的小企业，要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兼并或令其转产或破产；对那些符合产业调整方向的企业要积极扶植，促其加快发展。同时，新增固定资产必须按照经济规模和技术进步的要求进行建设，限制经济规模以下的投资建设，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运用税收、价格、金融、行政、法律的手段，严禁和限制各地长线产品和超市场需求产品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和乱铺摊子现象的再度发生。其次，要加强宏观调控职能，改进项目审批办法，投资审批权的下放不能“一刀切”，而应按行业来划分标准。改革投资限额，使各级地方政府在限额管理中，要么无权审批项目，要么有权审批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项目，集中投资形成规模经济。
（2）国家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要实行分类、分层次加以指导，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明确不同地区的产业政策，将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政策结合起来，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地区应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要求，促进地区间合理分工。发达地区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就要求更高的标准，应主要发展能耗小、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和高精尖新产品，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将生产技术向落后地区扩散，而落后地区不能同于发达地区，其典型特征是经营方式的粗放和效率的低下，应通过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应主要要求逐步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加速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3）在经济社会与科技的中长期规划中，特别应突出把区域经济切实引向集约发展的轨道。国家应从宏观全局上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进行指导、协调、扶持和推广，要明确不同类型地区经济增长转换的目标和突破口，并对地区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研究战略性的区域规划，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法规，进行地区规划和管理，制定各具体产业部门和具体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方向、速度、规模，并统一纳入到国家产业政策中加以实施。要对关键的核心经济区增长方式转换战略推进设立统一的权威性协调机构，统一管理，审批项目，制定统一的有利于经济区产业规划和行业规划以及与产业、行业规划相配套的地区规划，打破部门壁垒、地区封锁，统一建立地区间科技信息网络系统。
（4）要鼓励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从财政、税收、就业、利润分配、投资等多方面制定可行的政策，促进跨地区的横向联合。要尽快打破条块分割的格局，加强多种形式跨地区联合投资和企业跨地区兼并、合并及控股活动，建立跨部门、跨所有制、跨地区乃至跨国的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以此推动地区经济集约发展。通过制定跨地区联合配套政策，要打破地区、部门分割界限，积极开展地区横向经济联合，促进地区间资源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企业可进行分期分批的改造改组，培植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支柱企业集团，建立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中心的产业组织结构。打破“所有制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财政上缴渠道不变”的三不变格局，促进地区间专业化协作和兼并活动；鼓励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和合并、兼并、相互持股等方式，自主进行联合改组；鼓励高效率企业跨地区兼并和联合低效率的企业，通过关停并转，促进地区资源和生产要素重新优化组合方式，使资源向消耗低、成本低的地区转移。
3.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1）加快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地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为消耗型增长模式，即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推动经济增长。地区粗放经营根源于传统的计划、银行和企业制度，因此，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必须加快培育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打破地区垄断，规范要素市场，形成地区间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要开放一切可能开放的市场，打破条块分割的壁垒，促进地区横向经济联合，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地区间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使资金、物资、劳动力和产品能够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完善市场体系不仅要健全生产资料市场，而且要健全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既要完善现货市场，又要完善期货市场。
（2）必须加快企业改革，努力构造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注重制度创新，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近期应将国有企业改革与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增强企业活力。搞活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要实行抓大放小的办法，把优化国有资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负债结构等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抓好各项配套改革，重点是尽快建立责权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促进政企分开，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企业的顺利发展。
（3）理顺价格体制，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中的作用。应不失时机地深化价格体制改革，理顺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的比价关系，改变价格既不反映产品结构，更不反映产业结构的状况，使资源省区的资源生产与开发能够有利可图，从而自动放弃对脱离本地资源优势的加工业的追求。当然，深化价格改革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不同产品的需求状况及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区别对待。对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在价格放开后供求关系不会出现逆转的产品，价格要完全放开，由市场进行调节；对供不应求，或在目前虽供求平衡但价格放开后很可能出现严重短缺的产品，价格变动要慎重，可先有控制地进行调整，待条件成熟时再完全放开。
（4）建立从计划、产业政策、金融、财政、价格、税收、外贸、投资等相互协调配套的区域经济调控体系。国家区域产业政策要切实得到贯彻和实施，金融、财政、税收、价格、投资、进出口等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配套实施，国家宏观调控不能只进行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宏观和总量既是相对于整个行业部门，也是相对于各个区域和省市的。目前，主要环节是强化横向区域经济调控的力度。中央对区域经济的计划调控，要以指导性计划为主，主要通过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指导各地区的经济活动，通过投资、财政、信贷、外汇等计划，调节和协调各地区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活动。中央对区域经济的财政调控，近期主要通过调整地方包干基数，严格税收征管，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使目前过于分散的财力集中一些，以增强中央的调控能力。要尽快改变现行片面强化投资调控，着眼于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合理引导地方和企业的资金流向。中央对地区的金融调控，近期主要是继续实行差别利率调节各地区产业的发展。对能源、原材料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继续实行分档次差别利率政策，超过基本建设拨改贷利率。中央对地区经济的税收调控，对资源产区和源材料基地，可考虑一定时间内免征所得税，对沿海地区发展一般性加工业，要征收特别的投资税。
（5）在干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各地政府新的考核指标体系。
地方经济指标体系和评价、干部考核标准，必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改进计划、统计工作，实行与市场经济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经济指标和评价、考核标准。一是要坚决取消地方那些助长盲目追求规模扩张、数量增长、攀比产值速度的指标，强化和增加有助于提高质量、优化结构的经济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金创税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等；二是评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成绩大小，考核干部的政绩，应该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只看数量、产值，奖励、提拔干部都要与抓经济质量和效益挂钩，不能以争到了多少投资和上了多少项目为标准，对乱上项目，造成严重损失和浪费的，要追究责任。
4.以加快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目标，大力推动地区产业技术进步。
（1）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目标，大力推进地区产业技术进步，必须把地产业技术进步政策及措施真正落实到企业，使国家产业技术进步规划与地区相衔接。国家要依产业政策的要求，从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出发，通过管理项目，进一步落实到扶植若干大型企业集团的成长，依此推动地区产业技术进步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高效增长。国家通过立项工作，指导企业集团搞好规划，把国家总体规划与产业规划，地区规划与大型企业集团的规划相衔接，规定大型企业集团的技术进步目标与方向，使之到本世纪末能在规模上、技术上、效益上具有国际竞争力。
（2）要建立地区技术进步运行机制，建立各地区联合研究开发中心，使地区真正具备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使地区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追求技术进步相一致。在税收上对符合技术进步方向的地区，给予减免税、退税和低税率优惠；对不符合技术进步要求的，实行重税，迫使其停产、转产甚至破产。在利率上对地区符合技术进步方向的项目、产品，实行低息贷款，可使投资效益高于银行利息。反之，实行高利息。在产品定价方面，也要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将技术价格纳入产品成本，实行优质优价。要尽快设立产业技术进步基金、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强化地方技术进步的行为。此外，要促进地区技术开发的横向联合，要鼓励高校、科研单位和地方之间开展技术“联姻”，促进地区经济科技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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