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劳动力论文,交易成本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5.01.27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基础上的,这种数量扩张型的粗放增长模式必然并且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协调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在目前经济日益复杂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随着分工的日益深化,经济增长已从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中的优化配置和结构协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服务化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推动因素。 我国自1992年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就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更是出台了诸多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和政策。但迄今为止,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服务业比重偏低、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等。那么,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诸多的产业结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将从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视角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层次动因,并利用我国各区域的数据做实证检验,结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践,为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方向和路径。 二、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产业结构问题历来也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到开放条件下的雁形形态论、价值链理论等,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和变化趋势,但在上述理论研究中,关注的焦点都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和配置,从劳动力成本变化的视角探讨不同区域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较少关注交易成本的影响。自制度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交易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诺斯指出,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从而使交易费用增加;而交易费用的增加引起了经济组织的变迁,反过来又降低了技术变化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1]41-44。Ng和Tuan指出,一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和体制改革能够增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而引导产业结构演变[2]。Bevan等研究了俄罗斯的制度发展与FDI流入的关系,发现FDI与产权和银行业改革、国际交流、贸易自由化和立法等有关[3]。Bitzenis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对资本流入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4]。 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中,也有很多学者关注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如刘明宇和芮明杰建立了一个价值网络分工深化模型,认为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注重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组建立自主发展型的价值网络,推进分工深化,摆脱价值链被俘获的处境,掌握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权[5]。王战营指出,产业集群是建立在降低交易费用基础上的网络组织,降低交易费用及发挥网络协同效应是其重要功能,而且这些功能的强化最终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6]。另外,也有学者同时关注到了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统称为商务成本)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如江静和刘志彪指出,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异影响了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内协同定位,最终形成地区内产业分布格局,即中心城市集聚大量的生产者服务业,而外围则集聚大量的制造业[7]。钱运春认为,我国不同城市的功能与发展定位不同,带来了外资集聚与扩散差异,进而带来商务成本上升程度的差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市群的产业结构[8]。潘飞和张川比较了北京、上海与国际中心城市的商务成本,指出除劳动力外,我国城市的商务成本较高,尤其是交易成本,影响了产业投资和发展[9]。 上述文献对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但比较分散,特别是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基本上处于制度层面的一般描述,没有对交易成本的作用进行系统研究。而且多数研究是一般的定性分析,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拓展:(1)探讨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2)利用我国各区域数据,量化分析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并对两者做进一步的比较。 三、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一)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投入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都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雁形形态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从动态的角度对产业结构和产业转移进行了解释。在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区域会利用其丰裕要素进行产业发展。但随着丰裕要素的逐步利用,不同要素的价格和成本会发生变化,进而诱导产业结构升级。世界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各地区要素价格的变化基本一致。自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先后经历了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息息相关。在工业革命初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资本和技术比较稀缺,劳动力价格低,资本和技术价格高,因此,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导;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更多地使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减少,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增加,产业结构也逐步演变为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为主导;随着技术和知识的进一步积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在全球分工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产业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不断把一些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为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空间。在实践中,这种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把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联邦德国,转而发展通讯、电子、计算机等产业;70-80年代,日本又把纺织、钢铁等产业先后转移到东亚“四小龙”,进而转移到中国大陆,转而发展汽车、电子等产业。目前,这种产业转移又表现为价值链生产环节的转移,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的不再是某一产业或产品,而是某产业或产品中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加工环节和工序。在这种国际分工下,不同国家通过承接不同产品生产环节实现价值增值。对某个产业或产品来说,其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附加价值,因此,目前的国际分工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国家在不同附加价值环节的分工。一般来说,当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产业为主导。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地区;另一方面,本地企业将更多利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业结构层次会提升。 (二)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从本质上说,产业结构的出现缘于分工。在完全自给自足的原始生产系统中,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单个个体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生产系统的范围就是个体本身。随着分工的出现,生产系统也随之分化并日益复杂化,形成了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也是分工逐步深化的过程。分工可以从多个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10]7-12,但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交易成本。因为分工产生了协作的要求,如果分工双方不能很好地协作,就必然会导致分工的失败。但生产者之间的协作会带来交易成本,而且随着分工的日益专业化,需要协作的数量越来越多,协作难度增大,协作失灵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加,这都带来了交易成本的提高,如果交易费用的增加大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则分工就难以实现。因此,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实践中,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表现为市场趋于完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政府效率和法治化水平提高等。不同产业或不同生产环节对交易成本的敏感程度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虽然交易成本也会提高其总成本,但如果低劳动力成本能够弥补其交易成本的额外增加,则把产业或生产环节布局在低劳动力成本、高交易成本的区域,有利于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因行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需要依靠低成本劳动要素的投入,因此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则更多依靠知识、信息等来提高竞争力,因此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则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因为对这些产业来说,影响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便利性、知识创新的产业配套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靠性等。相反,这些产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要低得多,因为低交易成本所带来的产业绩效提升使其能够支付较高的要素报酬。这也解释了实践中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主要布局在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大城市的现象。如日本东京圈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制造业不断撤退,居民纷纷外迁,但以金融业和信息传媒产业为首的第三产业与大公司的总部却看好东京[11]。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2: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产业结构层次会提升。 (三)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变化都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但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作用的机制和途径是不同的。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同时存在并不断发生变化的,那么,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如何共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示加以说明(见图1)。 图1 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图1中,横轴表示劳动力成本,纵轴表示交易成本,为经济约束线,无差异曲线表示产业结构层次,离原点越远,表示产业结构层次越高。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劳动力丰富,成本较低,但同时基础设施落后,交易规则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因而有较高的交易成本,此时产业结构的均衡点位于点。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但同时基础设施改善,交易规则和社会诚信体系进一步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带来了交易成本的降低,使经济约束线的斜率发生变化,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于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共同作用下,上述的假设1和假设2仍然成立。 四、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为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①2000-2011年的数据,构建如下回归方程进行计量: 方程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Y为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示②,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越高,表明产业结构层次越高。LC为劳动力成本,以各省市历年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工资越高,劳动力成本就越高。TC为交易成本,包括市场化程度、金融便利度、政府运作效率。由于我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期,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带来了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就越低。本文以工业行业非国有集体就业人数比重衡量市场化程度。在现代经济中,金融的发达程度会直接影响市场的一系列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便利度越高,市场的交易成本就越低。本文以境内上市公司数目来衡量金融便利度,上市公司数目越多,表示金融便利度越大。在我国经济转型中,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因此,政府运作效率会直接影响市场的交易成本,政府运作效率越高,市场交易成本就越低。本文以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运作效率,比重越低,表明政府运作效率越高。Z为理论上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除了上述各类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外,在目前的开放经济中,经济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影响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演变和升级,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地区GDP、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三个控制变量。其中对外贸易状况以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以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金额衡量。ε是标准误差项,表示未观测到的但会影响因变量的其他因素。考虑到存在不随时间改变但与因变量相关的不能观测到的个体特征,本文使用特定个体的固定效应来控制可能会产生的选择偏误,u表示特定个体效应的系数。上述变量的定义和衡量方法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值见表2。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1.计量方法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会对实证结果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采用CN(Condition Number)判断法来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CN值为11.65,远远小于临界值20,故可以判断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计算样本的残差并结合图示法来观测是否存在杠杆值,结果并未发现标准残差值超过平均水平的样本点(杠杆值)。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11.0。 本文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法进行计量分析,并综合利用F检验、B-P检验、Hausman检验来选择估计方法,利用Wald检验判断是否存在组间异方差,利用Wooldridge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更为有效,但存在时间序列和异方差问题,因此,借用Driscoll和Kraay的方法[12],将White/Newey估计拓展到面板数据的应用。另外,为解决自变量、控制变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里借鉴Baron和Kenny的处理方法[13],对各变量做离差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多重共线性导致的结果偏差问题。 2.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因变量,对一系列控制变量做回归分析,并构成基础模型(1),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成本变量,构成模型(2)并进行回归。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3)来看,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设定较好,不存在严重的设定偏误问题;模型(2)的拟合优度与模型(1)相比有了明显提升,表明劳动力成本变量的加入显著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同时,劳动力成本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而积极的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3.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这里同样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因变量,实证检验交易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衡量交易成本的市场化程度变量,构成模型(3)并进行回归。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见表4)来看,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设定较好,不存在严重的设定偏误问题;模型(3)的拟合优度与模型(1)相比有了明显提升,表明市场化程度变量的加入显著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同时,市场化程度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以市场化程度衡量的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而积极的作用,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交易成本会降低,并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金融便利度变量和政府运作效率变量,构成模型(4)和(5)并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与模型(1)相比,模型(4)和(5)的拟合优度均有明显提升,表明新变量的加入显著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同时金融便利程度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以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衡量的政府运作效率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由于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的降低意味着政府运作效率的提升,进而代表交易成本的降低,故模型(5)的结论表明政府运作效率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所以综合来看,假设2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4.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为考察在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共同作用下,假设1和2是否依然成立,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以工资水平衡量的劳动力成本变量和以金融便利程度衡量的交易成本变量构成模型(6),以检验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共同影响。从表5所呈现的实证结果来看,工资水平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以工资水平衡量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金融便利程度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且显著。由此可见,当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共同作用时,假设1和2依然是成立的。 五、结论与启示 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从不同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带来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外迁;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即使劳动力成本高企,较低的交易成本也会吸引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迁入。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易成本的降低则会诱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本文进一步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1年的数据做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政府运作效率提高等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启示意义。自改革开放后,我们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加入全球专业化分工,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随着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丰裕程度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是长期趋势。因此,必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弥补日益趋高的劳动力成本。在我国实践中,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部分最终产品价格已经完全实现了市场化,但要素价格还未能实现市场化,且显著地低于市场均衡价格[14]。要素价格的扭曲在降低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使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仍然保有利润,没有进行产业调整升级的压力[15]。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应逐步完善要素价格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分阶段、分层次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又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较低的交易成本。在我国,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交易成本难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这也是我国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和升级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社会诚信体系,构建统一、开放、有序、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o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05-2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收稿日期]2015-01-27 注释: ①本文的研究范围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②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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