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借款协定》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美论文,协定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美《借款协定》是“珍珠港事变”后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政治性贷款协定。美国出自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不得不给中国5 亿美元贷款。在商谈借贷期间，中国敢于对美国企图控制中国军队的“建议”说“不”，敢于对美方的协定草案中某些有损中国主权的措词说“不”。美国高层人士在言谈中钦佩和尊重中国，美国需要中国继续战斗，美国又害怕“失去”中国。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和物力，赢得了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尊敬，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
关键词 中美5亿美元《借款协定》 政治性贷款 蒋介石
孔祥熙 宋子文 罗斯福 赫尔 摩根索
1942年3月21日12:30，中美双方代表在美国财政部长的办公室签订了《借款协定》〔1〕，其实质内容是美国贷给中国5亿美元。作者在阅读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在商谈借贷期间中国敢于拒绝美国“酬报”中国军队的“建议”，敢于对美方协定草案的某些有损中国主权的措词说“不”；美国官方人士对中国表示钦佩和尊重。本文拟侧重介绍这一历史事实。
一 中美《借款协定》的签订
自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后，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中国国民政府为增强物质力量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自1939年2月8日起，与美国签订了几项商业性借款合约。根据1941年4月25 日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而成立的“中国稳定基金委员会”，于8月13日开始运转。 同年11月5日，总数7000万美元的稳定基金，只用去1100万美元〔2〕。时身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中正（字介石）仍感经济吃紧。1941年11月9 日下午7:30，蒋介石在与来访的美国财政部专员柯克朗（H.M.Cochran）谈话中，称“中国经济状况俨如一染有第三期肺病之病人，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他“希望美对华经济援助……有整个的、固定的、具体的方案，否则中国经济危机，恐难补救”〔3〕。柯克朗应允转达〔4〕。
随后，国民政府当局拟订了向美国求援的《经济援助方案说帖》。《说帖》以悲观的基调、灰暗的走笔描绘了中国的经济窘况，“切盼友邦美国……贷与我国以大宗币制借款”。《说帖》进而提出了美国贷款的三种方式：“直接贷款”5亿美元；“透支”5亿美元；中国在美“发行公债”5亿美元。此三种方式同时施行“固所企望”，不行， 则任何一种方式只要能付诸实施，“均足以表示美国对中国援助之真切”〔5〕。 此时“珍珠港事变”还未爆发。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 美国自身已着大火。从此，中国顺理成为美国的“天然盟友”。12月25日，在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受到日本进攻、马尼拉被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之后，美国更不如以往隔岸观火那么轻松了。蒋介石抓住了这一时机。 12 月29日，他令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1941年12月27日特任，1942年10 月30日就职）从速与美国商谈借款一事。蒋介石一反昔日对美国的恭谨态度，望美国“承允”借出5亿美元，“不能有任何担保之条件”， “用度与办法当再容后共同详商”。蒋介石在指示中的另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尤其在日本初次胜利之时，敌伪以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之理由，竭力鼓吹与煽惑作用发生影响之时，更不能不有此一借款急速成功以挽救国人心理与提高抗战精神也”〔6〕。 这无疑是在告诉美国（包括英国）：如不借钱与我，你们将失去东亚和太平洋的利益。蒋介石点到了要害。
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E.Gauss），明确提出要美国借给5亿美元。此前一天， 蒋介石已向英国提出借款1亿英镑的要求。蒋要求高斯大使向其政府转达。同日， 蒋介石又电告宋子文：“今午见高斯大使商谈借款，如昨电所述者。……请兄即向其政府正式提议，以期速成。”〔7〕12月31日， 宋子文电呈蒋介石，报告他已于当日（美国时间）同美国财政部司长怀特（H.D.White ）非正式密谈借款一事。1942年1月2日，宋子文又电呈蒋介石，说他已与罗斯福的助理之一居里（Lanchlin Currie）提到借款一事。借款5亿美元的商谈拉开了序幕。
美国政府一些官员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1941年12月30日高斯大使发电报至美国国务院， 表示“出自政治理由”支持这项贷款〔8 〕。 1942年1月2日，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开会，与会国务院官员基于“政治和军事背景”，支持贷款给中国。1月3日，美国派驻“中国稳定基金委员会”的官员（美方“委员”）福克斯（A.M.Fox ）至电财政部长摩根索，支持“拟议中的贷款”。1月8日上午11:00，居里、助理国务卿贝尔（A.A.Berle）、怀特等8名官员在财政部会商，与会者认为“形势严重，美国的援助是必要的”〔9〕。此等表态正如宋子文于1月8日、9日电呈蒋介石所说，它只是“外务、财政中下级人员之言论，空泛表示愿加援助而已”。此时宋子文还未见到罗斯福：“惟因总统无暇，尚未转陈钧座意旨。”〔10〕
1月9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孔祥熙致电摩根索，首先表述“目前中国经济及财政情势已临危险境地”，话锋一转就说“民主国家的生存是互相依靠的”，“现阶段的世界大战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必须把它们的经济与军事资源汇合起来”。这句话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第一条，含意相同。该宣言称：“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上的全部资源，以对抗与其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庸。”孔祥熙“名正言顺”地提出了“政治战时借款5亿美元”的要求，“坦白地讲，我向您磋商的理由首先是政治的。这种性质的借款比租借法案的取得更重要”〔11〕。
尽管此时宋子文面见罗斯福无门，如此重要的信息早已传送到罗斯福那里。1月9日，白宫发出的一份备忘录放在摩根索案头：“关于对中国贷款，我知道眼下中国几无法提供保证，但我急于要帮助蒋介石和他的货币。我希望你能冥想一些办法来做这件事。也许我们能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货币，即使这意味着日后我们有部分损失。”〔12〕1月10 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写信给摩根索，表示“作为一种战时政治行动，和阻止中国军事努力的减弱，……此时美国给予中国政府总数3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是极其明智的”〔13〕。至此， 美国高层人士的态度已经明朗。
罗斯福要摩根索冥想一些办法，那么摩根索的点子是什么呢？1 月12日下午摩根索与宋子文会谈。摩根索“建议”：“美国将在财政上为中国的军事花费提供资金，特别是为中国的士兵发饷和支付给养。”〔14〕宋子文表面敷衍，当日下午即急电禀报蒋介石。1月14日， 蒋介石写信给摩根索，绝口不谈摩根索的“建议”，只“诚恳希望贵国政府给我们以最迅速有效的援助”〔15〕。这封信宋子文于1月21 日才转给摩根索。而美方，借口要等福克斯回国述职后才能再谈借款问题。
拖延商谈时间对美国并不有利。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占领吉隆坡，占领太平洋一些岛屿，1月26日占领马来西亚要冲居銮， 进逼新加坡。1月19日美国军事部长史汀生（H.L.Stimson）惊呼“形势严峻，无论花多少代价我们都应支持（中国）继续抵抗”〔16〕。国务院高级政治关系顾问、“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S.K.Hornbeck）告诉怀特：向中国贷款的行动不应等福克斯回国之后。1月29日、30 日这两天是贷款行程中加速的两天。1月29日，摩根索召集财政部8名官员开会，认真讨论了援华的三种方案，回复到《说帖》所提的三种方式上来。当日，摩根索又书面请示罗斯福，可否不等福克斯返回，“立即讨论中国的贷款问题”〔17〕。1月30日10:30，摩根索与病中的赫尔讨论贷款问题。赫尔表示，“他本人对以何种方式援华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是，在当前严峻事态下要见到中国获得援助”〔18〕。会议决定代总统起草一份送国会的咨文、一份“联合决议”立法草案。在这一天的上午，宋子文拜见了罗斯福。罗斯福召开内阁会议。就在这天下午，罗斯福与赫尔、摩根索、商务部长琼斯简短商议后决定，由几位部长在下周一（2月1日）同去会见国会领导人。1月31日《联合决议》草案送至国会。
从1月31日至2月2日，摩根索连续忙了三天。他与有关部门官员、 国会有关负责人商议，布置起草并审阅与此有关的信件、立法草案等等。这些，在《摩根索日记》里都有详细记载。
2月3日，摩根索、琼斯、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F.Knox）、助理国务卿朗（B.Long，受赫尔委托，赫尔因病未去）〔19〕，面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回答了有关问题，该委员会同意“联合决议”。2月4日，众议院未经辩论一致赞成“联合决议”。2月5日，上述5 位大员又来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履行了同样的法律手续。当天，参议院以74:0票通过“联合决议”（Joint Resolution），“授权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20〕。2月12日，参众两院通过了“联合决议”。2月13日，罗斯福在国会对中国贷款5亿美元的拨款提议案上签字。
余下的问题是草拟协定和讨论协定。由于美方的协定草案有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条款和措词，直到3月21 日上午美国完全同意中国的修改稿后，《借款协定》才于3月21日由宋子文、摩根索签字。 两位部长还发表了包括“协定”在内的“联合声明”。
二 蒋介石拒绝美国“酬报”中国军队的“建议”
从1941年12月29日蒋介石令宋子文向美国提出借款事，到协定签定，这期间有两件事颇费了一些时日和周折。前已提及的美国“建议”，即是其中之一。以下就介绍这一问题。
有关借款问题的中美部长级会谈于1942年1月12日下午开始。 据宋子文说，摩根索表示：“借款五万万元无固定之计划提出议会，颇难启齿；且滇缅路交通困难，不能将美国物资输入中国，借外债之普通效果已失，是以再三研究之余，较好方法莫若借美金钞票为每月直接发给中国士兵饷项之用。”〔21〕宋子文答称此建议“值得探讨”。次日下午2:45，宋摩再次会谈。摩根索告诉宋子文，罗斯福总统已（于上午）授权他告诉宋子文：（1 ）总统对“酬报”中国军队的建议“极其热情”；（2）“我们将制订出两国政府互相同意的办法”；（3）“我们酬报（Compensate）100万士兵，……每月每人发饷5美元，每月每人的给养费5美元”；（4）“总统认为每位士兵5 美元的给养费将有助于稳定你们的货币，而给士兵每人发饷5美元，将提高他们的士气”〔22〕。 而在此的前一天，罗斯福与来访的邱吉尔已经共谋了此事，邱吉尔愿意仿效美国。摩根索在座。
如此重大的问题宋子文当然不敢贸然应允。1942年1月12、13、 14日三天，宋子文接连电呈蒋介石，“即乞裁决”。政治头脑稍逊一筹的宋子文在报告中有接受之意，称“英美可以无条件共同负担我军费每月美金二千万元。……或竟甚于一次借我十万万元”。宋子文进而说可“要求英、美担任三百万军队之军饷”〔23〕。糊涂的宋子文岂能戏言英美会“无条件”“负担我军费”？
蒋介石寻觅到“建议”包藏着的无形条件。1月15日， 蒋介石电复教训了宋子文：“毛财长所提每月发士兵军粮办法，理想似较简易，而于实际上诸多弊端：其一，此法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及社会经济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而且只有使我国经济、政治与法币之加速崩溃，不惟毫无补益而已；其二，我国今日军事与经济不能分离，而现在经济危急，故致军事不济，若拟增强军队，决非单纯军费之所能解决，必使经济与法币之信用提高与稳定，而后军事自能日起有功，此乃常理使然。况中（按：即蒋介石）所拟借之款全在友邦表示对我信任，所以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办法，否则乃非对我表示不信任，而等于普通借款必须有条件与监督用途，恐失盟邦互相之盛情也。”考虑到宋子文可能的尴尬，电文特示“此意兄或不便直说，将托福克斯君到美向毛面详一切”〔24〕。蒋介石拒绝了美方的“建议”，日后又与福克斯谈了一小时。由于福克斯在返美途中因交通困难直到1月底仍滞留印度，他自然未及时向摩根索“面详一切”。倒是宋子文在1月19日告诉摩根索：重庆方面认为美国的建议只强调军费， 而忽视了中国不得不应付的同等重要和极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他的上司要求美国无条件贷款。这是委婉的回绝。摩根索提议动手草拟协定，宋子文拒绝了〔25〕。
1月22日摩根索书面请示罗斯福：如何处理此事。1月26日，罗斯福便函复示：为中国军队每月支付美元总数在2000万至2500万之间〔26〕。然而国务院和军方迫于形势不赞成拖延贷款，主张立即讨论贷款5 亿美元给中国的问题。此如前述，罗斯福对“建议”只好作罢。
蒋介石为什么拒绝美方的建议？他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已吐露了几个重要问题。（1 ）美方的建议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对立或脱离关系，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就连史汀生也看到了这一点。史汀生于1月29日对摩根索指破迷津， 称此举实为以美国的钱“直接发给军队，而不是给蒋介石”，摩根索“犯了一大错误”。蒋介石抬出“国家政府”，堂堂正正。实质上，美国的“建议”把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的军权抛在一边，而军队、军权恰是他的“通灵宝玉”。这是摩根索“犯了一大错误”的症结所在。（2 ）蒋介石一向视军队为其政权的支柱和后盾，“军队”与“国家政府”脱离关系，“政治”只有“加速崩溃”，如此简单的常理，摩根索居然未加注意，难怪史汀生暗示并揶揄摩根索没有“东方经验”。（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向美国借钱，背景与往日相比，大有变化。此时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不能事先谈用途与办法。而“酬报”一词，更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这正如助理国务卿贝尔对摩根索所说，“以一个外国政府当军需官，用外国的钱为你的军队发饷，它真有点滑稽可笑”；贝尔还说，“你可能认为我们对那一设想冷漠，我有点不安”〔27〕。至于蒋介石所提到的经济理由，虽也成立，那也只是托词而已。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低估了蒋介石。此处姑且不评说国民政府的性质，它在当时的拒绝客观上坚持了主权立场，维护了民族尊严，值得称道。
三 商谈协定草案，中国又敢说“不”字
1942年2月21日，美方将协定草案送给中方。 协定草案除“前言”外只有正文四条。第一条谈的是贷款总额多少，第四条只说协定何日生效。关键是第二、第三两条。蒋介石阅读协定草案（译文）后颇为不满，指示宋子文据理交涉，修改草案。宋子文于3月3日、19日两次照会美国，送交中方修改文本。中美双方为此争论了一个月之久。
蒋介石要求美方删去第二条。美方第二条写道：“中国愿将本约中所列资金之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并愿对该项用途随时征询其意见，美国财政部长愿就此项资金之有效运用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技术上及其他适当之建议，以期完成本约中所述之目的。其因履行本约中所定财政协助而随时发生之技术问题，由美国财政部长及中国政府讨论之。”〔28〕宋子文受权于1942年3月3日回复美方：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支配自由”，且“它会使自愿的行为变成命令式的”。宋子文又于3月19日复照说，“蒋委员长”感到“他的士兵， 从总统与他交换的信件中所显示的慷慨且无条件的援助，而受到热烈的鼓舞，可是第二条列入在协定中，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协定的规定，不如他们所想像那样干脆了当”〔29〕。美国一些官员对此持强硬态度，不愿再作修改；一些官员适于形势主张修改而不同意取消。中方则坚持取消第二条。摩根索于3月10日给副国务卿威尔斯（Sumner Welles）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说道：“假若不是从压倒优势的政治、军事考虑，我将坚持保留原稿第二条，甚至包含更强硬的条款。但在国务院和财政部两部的会议上已取得共识：占支配因素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利益，是财政援助的目的”；“如财政部坚持保留协定的第二条而危害了此项财政援助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价值，我部不愿冒这个风险”〔30〕。3月21日上午， 宋子文与威尔斯会谈后，僵局才被打破：美国同意取消第二条；作为妥协（国际上常见妥协），宋子文同意在协定签字之日写一封信给摩根索。这封信于3 月21日送给了摩根索，但不供发表。此信说：“我愿意告知您，我的政府准备通过财政部长，把该项协定所规定的款项的用途，随时通知您。”〔31〕只将用途通知贷方，与如何用借款得征求贷方同意，两者大不相同。它是借方主权与受制于人之间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对协定草案说了第一个“不”字。
中方对协定草案第三条（正式文本为第二条），修改了三处。
原草案有“本财政援助应不计利息”一句。按照商人的观点，此种“无息贷款”求之不得。蒋介石不是商人。他不需要美国的此等“优惠”，这“优惠”是一笔政治债务。宋子文受权转达蒋介石的立场：“虽然深能领会美国放弃利息的好意，他认为如完全不提利息问题，把‘本财政援助应不计利息’一段删去，更能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合作之高尚意义。”〔32〕“合作”，意味着彼此是伙伴关系；“高尚”则指共同抗击“轴心国”。删去那“一段”不授人以柄；而白纸黑字抹不掉受人恩惠的痕迹。美国最后同意删掉那“一段”：“no interest charges shall be made for the financial aid herein provided”。
原稿中有“本财政援助之条件，包括对美国酬报的好处，其最后决定应待形势发展”字句〔33〕。蒋介石认为不妥。宋子文奉命向美方转达：“由于人民全副力量都是集中在取得战争胜利，他希望关于财政援助的条件的最后决定留待战后再说。他提议在第三条第一句中的‘形势发展’等字之后添入‘战后’字样”〔34〕。加上“战后”，堵塞了对方可能在“战时”找麻烦的漏洞。至于“战后”形势如何发展，就只能到时“再说”。添入二字，既合情理（中国正全力争取战争胜利），又维护了尊严，不能不说其言甚佳。美方又同意添入“after the war ”（战后）这一英文短语。
上述“决定”一词，英文原稿以“is deferred”表述。 由谁来决定？没有写明。宋子文受权改为“由签约双方决定”，英文则在“is deferred”之后加上了“by the two contracting parties”短语。美方同意加上。如此的严谨，并非仅是文章上的字斟句酌，它说明外交谈判的科学性；对于当时的中国，更涉及一个主权国家的立场与尊严：共同决定，而非由你摆布。
原稿中个别属于“纯技术性”、不涉及主权与尊严的措词，宋子文提出修改稿后，又自动放弃了。此不再赘述。
作者曾核对过，签字的最后英文本（注释[20]PP.539—540）， 与3月10日宋子文送给美方的英文本（注释[2]PP.772—773）， 完全一致，惟标点符号有所变动。协定草案内容之争，以美国的“让步”结束。国民政府当时所持的立场，当为国人肯定。
那么，美国为何要“让步”呢？
四 政治性贷款，美国需要中国
1942年3月21日签字的《借款协定》，由前言和正文三条组成， 译成中文约一千字。“前言”有四个“鉴于”。前三者为政治性内容，“反抗共同敌人”，依照《联合国家宣言》第一条行事，按照美国国会公共法（Public Law）442号的授权贷款。后一“鉴于”，谈“此项财政援助”在七个方面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作用。正文第一条规定“美国财政部长同意立即在美国财政部帐册上，用中国政府名义开立一贷款户，数额为美金五亿元”，只要中国财政部提出要求，即可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而提取款额。第二条主要内容即前述的第三条所指，强调“对美国酬报的好处”留待战后决定，而在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状况、中美双方的财政经济关系、以及是否有利于改善全世界的财政关系。第三条为“本约自本日起生效”。
此协定的内容与此前中美已签订的《桐油借款合约》、《华锡借款合约》、《钨砂借款合约》、《金属借款合约》等“贷物信用借款”性质的合约相比，与“货币信用借款”性质的《平准基金协定》相比，区别十分明显。它没有以中国的资源、物资抵付的条款，也无利息应付多少的规定，又无必须由中国政府或中国中央银行出据担保的歧视性附件。它是一项美国出自政治和军事需要而贷出的政治性借（贷）款协定。政治性贷款看重的是政治利益，即使这笔钱贷出之后不复回也暂不作计较。美国一些官员多次谈到了这一点。蒋介石则反复强调“无条件”借款，其所视焦点仍在政治上。
实际上，这一协定是有条件的。美国需要中国，就是条件。蒋介石敢于说“不”也缘于此。我们从美国官方的一些谈话中，不难发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那时已有了变化。
（一）美国需要中国首先在于它钦佩和尊重中国。
罗斯福在1942年2月27日至蒋介石的电报中表达得最充分：
我要求国会批准向中国提供总额五亿美元财政援助的建议已经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且成为法律，对此，合众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都感到十分高兴。
国会对这一措施以不寻常速度和一致予以审议以及这一措施在合众国全国所受到的热情支持，都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中国的衷心敬佩。这些情况还表明我们具体帮助为争取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中战友的真诚愿望和决心。
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人民的鼓舞。中国人民破坏自己劳动果实以免为日本掠夺性军队所用的巨大牺牲，树立了牺牲精神的崇高榜样……
谨致我个人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为了一定属于我们的共同福祉、共同目标和共同胜利，远隔重洋向您伸出同志的手。〔35〕
罗斯福的话不应完全视为外交辞令。蒋介石恰好利用了这封电报，指示宋子文在商谈协定草案时与美国讨价还价。
国务卿赫尔是一位老练和高傲的外交家，但他对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仍予充分肯定。他在1942年1月31 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坚决主张给予中国财政援助，因为“中国已经和正在进行卓越的抗击侵略的战斗，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予所能及的充分支持”〔36〕。
财政部长摩根索对这笔贷款反映迟钝，又出怪招。但他在国会、在其它场合也说了许多赞美中国的话：
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在过去四年所做的许多事情，全体中国人民在此时应接受帮助。〔37〕
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人已有四年半之久。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没有吝惜他们的生命、家园、农庄、工厂或财政资源。由于他们一直愿意作出这些牺牲，他们至今仍是自由的人民。中国人民而今在前线和后方不停地反击日本。中国军队不仅守住了他们的防线，而且在广袤分散的前方正在集中他们的人力和给养，以加强进攻。中国人民已向全世界证明：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是不可能被征服的。〔38〕
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处境中，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保卫了国家，抵抗侵略。……美国人民清楚地懂得，中国的不断抵抗，不仅会为自己取得自由与独立，并且在争取全世界自由人类胜利与和平中会担任一个主要角色。〔39〕
史汀生和诺克斯这两位军界大人物，都坚决支持贷款给中国，他们在给罗斯福的信中都一致赞颂中国人民和军队。
100多年来，饱受侵略和凌辱的中国人民，终于用自己的鲜血、 汗水和物力的奉献，赢得了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尊敬。这“主要角色”，表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提高。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
（二）美国更需要中国继续战斗，为美国分忧。
美国一些官员坦诚不讳地吐露了真言。“如果我们确保在最近和未来的军事形势中中国人民的士气不太低弱，就必须尽快对中国给予实质性的财政援助”；“无论花多少代价我们都应支持（中国）继续抵抗”〔40〕；“中国继续军事战斗的有效进行，这对于我们抗击轴心国是无法估量的”；“如我们的财政资源的一部分能用于援助中国，以使之在战斗中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我确信我们的人民要求那些资源用在这一事业上”〔41〕；“美国提供援助将使中国献给我们美国一个支撑点”〔42〕；“而今的军事形势是：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对我们（美国）是生死攸关的”〔43〕，等等。
（三）美国又害怕失去中国。
“在当前形势下，特别是日本企图引诱中国议和的情况下，采取所有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中国在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是极端重要的”〔44〕；“我们担心，如某些事发生（新加坡陷落），蒋介石可能停止战斗”〔45〕；“中国出现一支强大的日本第五纵队，他们正在利用我们和英国的失败。他们威胁中国何以不及时加入到日本的行列”，“拟议中的这笔贷款是对绥靖者集团最有效的抵销”〔46〕；“如仰光或新加坡陷落，那简直是火上加油，它有助于日本人在中国人中劝诱煽动：黄种人应粘贴一起，继续打败白种人”；“日本人正在向中国施压，要它接受日本的条件，在反对白种人统治的总体斗争中联合起来”〔47〕。
所有这一切汇集成一句话：“无论如何，美国的利益要求这笔贷款能办成。”〔48〕这是摩根索在1942年2月9日回答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们提问时的陈述。摩根索要求他的“陈述”不要记录在案。委员会同意了。
自美国国会通过“联合决议”后，亚太战场的形势愈来愈对英美不利。2月15日新加坡6万英军向日本投降；3月7日仰光被日军占领，英军向缅甸腹地退却；3月12日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几被日军完全控制（5月1日全境被占）；日军又先后在菲律宾的民都洛岛（2月27日）、棉兰老岛（3月2日）登陆，美军将领麦克阿瑟一行也只得于3月17 日退离该岛，菲律宾群岛被日军全部占领（5月7日）已为时不远。此时，美国更十分需要中国继续牵制、反击日本侵略者。“让步”，必须如此；签订“借款协定”，刻不容缓。
人们常说美利坚民族是“务实”的民族，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语表明他们已把“务实”变异为典型的实用主义。历史再一次说明：国际交往常以利害关系为行动准则。这，不容人们天真。
五 结束语
中国在1942年3月获得的这笔政治性无息贷款， 在商谈借款过程中敢于拒绝美国的建议，敢于对有损主权、国格的措词说“不”，又受到美国官方的尊重，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所结出的果实。如果说1943年秋中国确立了四大国地位〔49〕，“借款协定”的签订则是中国重新显示大国地位的征兆。
“我们应把中国当作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应当受到尊敬的国家”〔50〕。此话出自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之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几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然而这是在美国遭到偷袭，其殖民地受到进攻之后才被挤压出来的；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已经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多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员肯说类似的话。历史事实留给人们许多、许多的启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四大国中，中国的国力相对较弱。有的国家颇为势利，这种势利有时把当时中国的掌权者置于尴尬境地。星移斗转，中国欲保持不弱的大国地位，惟有自强不息矣。“自助人方助我”，“自强人方视我为强”，这就是人类社会无情的法则。
注释：
〔1〕“借款协定”是根据宋子文的“借款协约”用词而改动的。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称之为“中美贷款协定”（Sino- American
LoanAgreement）。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称它为“1942年3月21 日协定”。《美国外交文件》则以“美中协定”称之。国内学术界有“五亿美元借款协定”、“中美借款（五亿美元）协定”等说法。
〔2〕〔4〕〔8〕〔9〕〔12〕〔13〕〔14〕〔16〕〔17〕〔18〕〔22〕〔25〕〔26〕〔27〕〔30〕〔36〕〔37〕〔38〕〔40〕〔41 〕〔42〕〔42〕〔44〕〔45〕〔46〕〔47〕〔48〕〔50〕Morgenthau Diary(China),DA CAPO Press,New York,1947.P.508、1942年1月24 日柯克朗向摩根索送了一份书面报告pp.509—529、pp.547—548、p.565、 pp.566—567、p.568、p.578、p.633、pp.649—650、p.652、pp.596—597、p.796、p.683、pp.770—771、p.692、p.664、p.722、p.633、p.692、pp.721—722、p.706、p.624、p.628、p.720、p.652、和p.633、p.719、p627。
〔3〕〔5〕〔6〕〔7〕〔10〕〔21〕〔23〕〔24〕〔2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321 —322页、第323—325页、第325—326页、第326页、第328页、第329页、第329—331页、第332页、第340页。
〔11〕〔15〕〔29〕〔31〕〔32〕〔33〕〔34〕〔39〕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 —194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p.476、p.477、p.482和p.484而[2]p.771的日期为3月10日p.484、p.482、p.482、p.482、p.479。
〔19〕The Memoie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The MacmillanCo,1948,p.1174.
〔20〕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 (The Far East)(1939—1945),p.537:Public Law 442,77th Cong.,originated as H.J.Res.276 from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Report No.1739;Senate Report No.1016;又据pp.538—539,1942年2月12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关于对中国财政援助拨款的“联合决议”， Public Law452,77th Cong.,orginted as H.J.Res.278 form AppropriationsCommittee;House Report No.1759.“联合决议”以三条理由为作出贷款的依据：“中国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力侵犯”；“对中国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将增加她反抗侵略的能力”；“中国的国防处于极重要的地位”。
〔35〕同〔20〕pp.537—538， 译文从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5页。
〔49〕1943年6月11日， 中美英苏四国拟准《战后经济复协定》草案；7月29日，中美英苏四国表示“德意日必须无条件投降”；10 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通过《普遍安全宣言》。此似可被认为中国确立了四大国地位。不过，在1942年8月，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助理之一居里声称：“中国得为四强之一，实经总统一手促成。 ”此见注释[3] 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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